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双方既达成过“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也险些从“战略伙伴”蜕变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定位之所以不够稳定，与双方在认知和战略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两国关系中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不能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作简单的“标签化”定位。其次，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再次，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1月12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强调：“经过35年发展，中美关系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美应该合作，能够合作的领域更加广阔。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承前启后、开创未来，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更多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①]
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命题，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方兴未艾。根据一项文献研究，截至2014年6月，探讨相关主题的中文文献多达137篇（部），外文文献21篇（部）。国内外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特点、必要性、可行性、障碍因素、实现路径和未来前景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也存在理论供给不足、分析层次单一、研究方法传统、研究领域有限等问题。[②]
作为定位中美关系的新框架，“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是一个不久前才提出的概念，但“准确地说，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探索已历经了30多年而未止”。[③]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顺应时势、不断调整创新、不断开创未来的历史”。[④] 细读这部历史，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定位震荡起伏，甚至大起大落，十分发人深省。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考察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史，并试图为当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参考。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为什么中美关系的定位不够稳定，特别是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如今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一、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的演变

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间至少存在三种关系形态，分别对应三种无政府文化：敌人（霍布斯文化）、对手（洛克文化）和朋友（康德文化）。[⑤]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关系可以进一步定位为敌人、对手（竞争者）、伙伴、盟友、非敌非友等多种形态，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具体表述。国家间关系的定位不仅体现了双边关系的总体性质，而且为这种关系塑造了一个框架，规定了它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在中美建交之后到冷战结束之前，两国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基础上构建了某种程度上的“准盟友”关系。[⑥] 随着冷战走向终结，两国在一段时期内迟迟找不到新的稳定的关系定位。中美是敌人、朋友、非敌非友还是亦敌亦友？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美国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在对华政策的处理上经常处于一种临时应对和就事论事的状态，缺少长期的考虑和打算，难以从长远的眼光来发展中美关系”。[⑦] 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中美关系进入了“多事之秋”：从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到李登辉访美，再到台海危机，中美双方持续对抗，险象环生。双边关系陷入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直到台海危机使中美险些兵戎相见后，华盛顿的主政者才真正意识到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1996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访华，宣告中美恢复战略对话。同年11月，曾因首次访华大谈人权问题而与中方不欢而散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再次访问中国，这一次他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美国坚信，通过扩展我们在全球、地区、双边等每一个层次上的合作，将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⑧] 1997年开启第二任期的克林顿政府更是决心摆脱此前4年在对华政策上随波逐流的状态，转而追求一种“比较整合、比较一致、具有明确方向的政策”。[⑨]
1997年至1998年，中美元首实现冷战后的首次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7年7月，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致信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表示美国希望“使两国关系从单纯的接触和对话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政府发出的这一重要信号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响应。[⑩] 同月举行的中美外长会晤一致认为江泽民主席访美“对中美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1997年秋天，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陪同江主席访美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两国领导人就“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是此访最重要的成果。[11]
对于“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Susan Shirk）的评价是“为两国关系确定了一个全面定义和框架，从而为未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则从超越双边关系的层面作了解读：“这不是一种结盟关系。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国都希望建立相应的合作关系。……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现在中美要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为了发展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互利合作”。“我们希望所有大国都能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不互相敌对、不互相对抗的新型关系，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这可能也是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方式”。[12]
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向党外人士通报访美情况时也指出，建立中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主旨是不搞对抗，相互友好，加强合作。这种关系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两国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第二，这种伙伴关系是建立在战略全局上的，而不是局部的，是长期的，而不是权宜之计；第三，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更不是为了谋求霸权。[13] 国内知名的中美关系专家倪世雄在他的学术回忆录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美确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是一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14] 1998年夏天，克林顿总统应邀回访中国，两国领导人再次确认了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
然而，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在实践中并不成功。虽然两国领导人坚称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只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但美国国会和舆论的主流意见是不能接受这个新的定位，认为日本和韩国才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中美之间分歧非常严重，中国不但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还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15] 更重要的是，对于如何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政府并没有清晰的路径或者方案。因此，面对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挑战，“战略伙伴关系”显得毫无力量，几乎被架空。[16]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美国府会斗争、克林顿拒绝在朱镕基访美期间签署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考克斯报告”、北约空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在中美两国都“实质性地瓦解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概念。[17] 尽管在克林顿执政的最后一年中美关系有所恢复，但“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淡出了中美关系的话语体系。
2001年1月，新上台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正式否定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被提名为国务卿的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中美关系作了一个新的定位：“中国不是战略伙伴，但中国也不是我们无法回避和不可转变的仇敌。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性的潜在对手，但它也是贸易伙伴，愿意在我们两国都有战略利益的地区合作，如朝鲜半岛。中国具有所有上述这些特征。但中国不是敌人，我们的挑战就是要继续让中国保持这样”。[18] 然而，在合作解决撞机事件带来的危机后，小布什政府不再片面强调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是认识到“美中关系如此复杂，包括很多方面，所以简单地用一个词来涵盖是不准确的。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但也是一个将越来越建立在友谊和信任基础上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基础上的关系”。[19]
2001年10月，在美国发生“9·11”事件的特殊背景下，中美元首在上海举行会晤，确立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小布什明确地将中国称为全球反恐联盟的重要伙伴。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了一个关于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著名演讲，表明美国认识到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大国关系。虽然美国不认可中国是战略伙伴，但为了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中美在2005年和2006年先后启动了高层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两国元首确定了“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双边关系发展方向。2009年4月，胡锦涛主席与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回访，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除了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外，还对两国关系作出了新的定位：“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学者袁鹏认为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中美关系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40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20]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声明中写进了这样一段话：“两国领导人认识到，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中美已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积极合作关系的典范”。[21] 在此基础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的提出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22]
综上所述，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冷战结束之初，中美关系处于危机管理状态，根本谈不上稳定的关系定位。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逐步回到正轨，双方领导人还达成了“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然而，这一“超前”的定位并未经受住重重考验。进入21世纪，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一度有从“战略伙伴”滑向“战略竞争者”的态势。直到撞机事件特别是“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才峰回路转，并最终确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的稳定定位，从而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中美关系定位在冷战后经历了如此复杂且戏剧性的演变，确实耐人寻味。

二、为什么中美关系的定位不够稳定？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起伏不定，原因比较复杂。但作为长期拥有中美关系定位话语权的强势国家，美国的对华认知以及对华战略显然是关键变量。其中又牵涉美国国内政治的诸多因素，比如总统换届（政党轮替）后可能造成的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等。同时，双边关系的定位还受制于两国关系中的其他结构性因素。
在中美关系定位的波折中，尤以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挫折最引人瞩目。本文重点讨论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为什么没有成功。以下分别从认知、战略和结构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中美对“战略伙伴”的概念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据军事专家考证，“战略”（strategy）一词源自西方，是从战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战略”本身是一个标准的军事术语，指的是“在国家政策统领下为赢得战争和军事斗争胜利而谋划并指导未来实施的总体设计和构想。它是一项具有内在规律性的系统工程”。[23] 除个别例外，[24] 深谙“战略”本源内涵的美国学者和官员更倾向于认定美国与其盟国或者准盟国之间才是战略伙伴。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就指出：“真正的战略伙伴应该具有非常相近的世界观、战略利益、政治制度以及制度化的信息共享和军事关系。……而中国和美国却持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战略利益、对立的政治制度，更不存在什么信息共享，军事关系也是可有可无”。[25] 美国另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也认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美国与日本之间才是当然的战略伙伴关系。[26]
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实际处理中美关系时也竭力避免使外界产生中美是“战略伙伴”的印象。比如，1996年1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时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的原定题目是“美国与中国：建设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就在克里斯托弗到访之前数小时，美方突然通知中方将题目改为“美国与中国：21世纪的合作”。中国学者分析此举表明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与欧日盟国才是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尚未达到这一程度。[27]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更是公开抛弃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2005年3月，当中美高层决定启动战略对话机制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管的迈克尔·格林等人强烈反对使用“战略对话”（strategic dialogue）这一名称，理由是日本会担心中美战略对话以及“战略”一词带有军事意义，但中美并非盟国。于是美方改称“全球对话”（global dialogue）、“高层对话”（senior dialogue)，中方则继续称之为“战略对话”。[28]
相对于美国人的教条主义理解，中国对“战略伙伴”的认知已超出了狭义的军事或者安全范畴。借用“战略”的现代寓意，即从更广阔的视野、更宽泛的领域和更总体的层面来筹划两国关系的未来。[29] 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的权威辞书中，“战略”都有广义上的所指“长期和全面计划”，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因此，广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点在于长期和全局两个方面。[30] 2001年3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对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作出回应时就谈到：“美国新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认为，中美双方所确定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对的，应该改为竞争对手关系……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沟通，关键是怎么理解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所讲的战略，就是长期稳定的意思。”[31]
2004年5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解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时，也对“战略”作出了相似的理解：“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32] 2009年11月，温家宝在参加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又将“战略性”、“全面性”和“稳定性”作为一组范畴来阐释：“就是要扩大双方在关乎人类发展进步的重大问题上的共识，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排除疑虑和干扰，确保中欧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持续向前发展。”[33] 事实上，中国与现有战略伙伴之间即使有安全合作，大多也只是“增加军事交流、加强军事合作与增进安全互信，缺乏实质性的安全合作”。[34]
这里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中美两个社会总体上的认知差异也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产生影响。王缉思和李侃如就曾指出：“美国人普遍认为，信任应该建立在共同携手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并且以此来界定。在双边关系中，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在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之前，应该表现出更多的意愿，采取更主动的行动，合作解决诸如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知识产权、气候变化等问题。与此相应，中国人倾向于认为应该首先明确界定个人、机构或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双方至少应该先做出正式承诺，之后才可以更好地相互交往，相互配合。因此，中国的官员和外交官煞费苦心地说服他们的美国同行，要他们预先接受自己挑选的用以定义两国正在争取的关系的表达方式。”[35]
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苏廷格（Robert L. Suettinger）在他的书中也“证实”在起草1997年中美联合声明的过程中，中国得到了它想要的“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美国则相应得到了“致力于建立”（building toward）。[36] 表面上看，中美似乎确立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在具体措辞上也是各取所需，其实是埋下了分歧和冲突的种子。
（二）中美的伙伴关系战略存在明显差异
如果追根溯源，“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外交用语并非中国首创，它原本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用来概括和前苏联国家间的新型关系的。[37] 学者张煜从国际体系与“伙伴关系”外交的视角出发，从宏观层面对“伙伴关系”外交进行了学理上的分类：第一类是以“结盟”为特征的“联盟型伙伴关系”；第二类是以“不结盟”为原则的“普遍型伙伴关系”；第三类是以“制衡对手”为目的的“对手式伙伴关系”。[38] 冷战后，美国伙伴关系的应用范围扩大，不仅指与盟国、友邦的关系，而且有时用于非敌非友的国家乃至防范的对象。[39]
具体来说，中国（也包括俄罗斯）虽与美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美国从战略层面也需要保持与中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但中国“并不是美国希望的真正意义上的‘伙伴’和朋友，而更多带有‘对手’和‘竞争者’的含义”。[40] 因此，在美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中，中美关系既不属于“联盟型伙伴关系”，也与一般意义上的“普遍型伙伴关系”存在区别，而处于美国“伙伴关系”网络最外围的“对手式伙伴关系”。一言以蔽之，中国是在努力与美国结为真正的“伙伴关系”，但美国却一直很难把中国作为真正的“伙伴”。[41] 即使美国将中国视为伙伴，也只是以经济（包括双边经济合作以及区域和全球经济治理）为主题，以应对共同挑战为主要任务的“功能性”伙伴，有别于冷战时代以来美国的经济伙伴与政治安全伙伴高度重叠的传统伙伴关系模式。[42]
由于中国奉行的是无敌国的不结盟政策，因此“伙伴关系”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关系的主流定位。学者苏浩曾将中国已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细分为不同层次，其中与美国的关系属于最核心的战略层次的伙伴关系。由于中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因此双方必须通过共同努力，经过“建设性”的过程，才能最终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无论是什么样的伙伴关系，实质上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新型国家关系而不是军事结盟；（2）以协商和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存在的分歧和争端；（3）不针对第三国；（4）促进各自同第三国发展正常的关系；（5）着眼未来，面向21世纪。这种既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伙伴关系，无疑是对冷战时期结盟、敌视、对抗的国家关系的否定，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43]
由此可见，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以“普遍型伙伴关系”为主，但美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以“联盟型和对手式”为主，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伙伴关系”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充分保障其霸权地位。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无针对性的”、“无敌国的”、“聚合型的”。美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则是“有针对性的”、“有敌国的”、“扩张型的”。[44]
（三）结构性因素使中美关系更显错综复杂，进而长期处于“同床异梦”的纠结状态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曾写道：“经济和信息全球化、国际机制和多边国际组织的发展，使美中在同一张‘全球床’（global bed）上的距离越来越近。但是我们彼此殊异的国家制度、利益、领导、公众认知以及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又决定了我们两国的梦想在实质上是不同的。这不仅为冷战后第一个十年的美中关系提供了根本动能（underlying dynamic），而且会延续到21世纪”。[45]
所谓“结构性因素”，是指“在中美关系中持续稳定地存在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因素”。[46] 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既包含推动两国交流与合作的力量，也有触发双方竞争甚至对抗的力量，还有一些相互交织的因素。其中，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引人瞩目。[47] 它影响、干扰甚至破坏了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决定了发展中美关系的限度。同时，它与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复杂互动使中美关系呈现出人们常说的“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局面。[48] 就上世纪末的中美关系而言，虽然两国领导人决心使双边关系走出低谷，实现再正常化，并为21世纪的合作奠定基础，但中美关系显然还没有“好”到可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程度。
从最能体现“战略”本义的中美安全关系来看，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也是结构性的，双方在安全利益的界定、安全威胁的认知和安全手段的选择上存在“很多出入，甚至有相互排斥的地方”。[49] 这就导致中美安全关系缺乏牢固的战略合作基础，即使中美两国当年提出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构想，但这个构想基本上也是“有名无实”，“理想的成分远远大于现实的成分”，以至于这个术语后来成为了被嘲笑的对象。[50] 站在当前的视角回顾上个世纪末确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共识的那轮中美元首互访，可以发现彼时中美的军事关系和安全合作都十分有限，访问的象征意义恐怕不亚于实际意义。[51]
就“战略”的广义所指而言，中美关系也受制于结构性因素的作用。王缉思和李侃如在2012年解析了中美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的问题。按照他们的理解，所谓“战略互疑”指的是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即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是要以本国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为综合代价的。”[52] 根据两位作者的分析，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的第一个主要来源就是结构性和深层次的因素：两个政体之间截然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53] 即使在共同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蜜月期”，两国对对方的战略意图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苏廷格就曾援引中国学者秦亚青的话指出：“也许美国根本没有全球战略或总体战略，但在中国人看来肯定有。它的名称可能不叫大战略，但一定有一个对付中国的大的计划。由此观之，美国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战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旁观者看来是有的”。[54]

三、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启示

虽然1997至1998年的中美元首互访和两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没过两年就成了“家庭相册中的老照片”，[55]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定位的波折特别是由“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产生的经验教训，对于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具有启示作用。
第一，不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作简单的“标签化”处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表明，准确定位中美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难简单地用“朋友”、“伙伴”、“敌手”等传统概念来界定本身十分复杂的中美关系。[56] 加上中美对“战略伙伴”这个概念存在较大分歧，那么就更不必执著于某个特定的词汇。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本身就极具开放性、创造性和灵活性。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间关系定位的表述固然体现了彼此的战略认知和关系的紧密程度，但也不能仅仅拘泥于字面的含义。[57] 相比“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似乎是明显的倒退。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总体上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更稳定了，还是更动荡了？是更重要了，还是更边缘化了？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对于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定位，既要看“名”，也要看“实”。
第二，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方在中美关系定位中重新树立话语权的一项重要尝试。尽管“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领导人和官员的讲话中，但两国对这个新的定位中美关系的框架还存在认知差异。相比中方强调相互尊重，美方更强调规则意识，“希冀利用其规则主导权来约束和引导中国的行为”。[58]
比如，在2014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专访时尽管承认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好的概念”，但随即强调中国承认全球规范、商业标准和国际行为标准的重要性。[59] 在对话的开幕式上，克里进一步指出中美新型关系是由“行动”（中美的共同抉择）而不是“言辞”来定义的。[60] 言谈间颇有些美国要对中国“听其言，观其行”的意味。从近年来中美在钓鱼岛管辖权、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航行自由等问题上的激烈较量可知，美国对华认知具有高度连贯性。
第三，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起伏不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对此缺乏足够的共识，这个问题甚至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用苏廷格当年的话来说就是“除非中美能就双边关系中的‘战略’定义达成一致，并兜售给各自国内的听众，否则两国只能接受一个事实：中美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战略（伙伴）关系”。[61]
作为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目前在美国国内也还没有形成普遍共识。[62] “事实上，只有获得牢固深厚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才能拥有更多参与者和支持者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提供不竭动力，否则两国的努力很可能在激进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化为泡影”。[63] 中国应当认识到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可能一帆风顺，也要做到凡事作最坏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结 束 语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来华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时指出：“中美建交35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经验教训弥足珍贵、值得记取。”[64]
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的演变来看，至少有以下经验教训可以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参考：第一，中美关系“既成熟又复杂”，[65] 不能用简单的标签化方式来定位中美关系。第二，中美之间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两国加强全方位交流，尝试换位思考，开诚布公，从而逐步缩小认知差距，减少误判。第三，中美应努力照顾彼此核心关切，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对方，从而不断累积战略互信，夯实合作基础。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非中美关系的现实，而是一个两国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对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总之，我们要注意记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