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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外交的任务与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回顾与前瞻”研讨会
周士新,李彦良 2021-11-18

11月13日,“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外交的任务与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来自我院、外交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兰州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市委党校、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线下嘉宾合影

线上嘉宾合影

议题一: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陈东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把握好三对关系,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

围绕建党百年的纪念活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今年把党史学习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努力深化对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外交理论的研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提供了一份纲领性的政治文本。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建设,我们要把握好三对关系:第一,把握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中国外交理论的建设要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中进行把握。第二,把握好国内和世界的关系。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和外交理论要在国内和国际的互动当中找准坐标,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都是发生在特定时期的国际格局下展开的,要在同国际体系的互动中找准自己的方位。最后,把握好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关系。新时代、新格局下的外交理论建设一定要放在党100年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70多年外交进程的历史脉络中把握。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实现了历史使命和时代潮流、民族精神和国际主义、中国情怀和世界情怀的高度统一,是在以往理论积累、继承和飞跃的基础上完成的。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研究和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理论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建设时期。中国学界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正在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展开,催生和促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发展。中国学界的研究已从理论的引进向理论的创新方向迈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特别是以“三观一法”(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和辩证法)为基本框架,进行学术和学理的建构,实现政治理论和学术理论、中国理论和国际理论的“双重打通”,为当代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政治性和学术性需要进一步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不能简单地以国际关系研究替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需要在国际交流、交汇和交锋中与时俱进,在国际主流理论建设中拥有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当的话语权,为人类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帆,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创新与实践推动》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外交新的历史征程当中保持对外大政方针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这些新主张、新理念,既是对传统中国外交的弘扬,也有根据时代要求的发展,指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外交理念来自于丰富的外交实践,也在实践中得到了有效证明,同时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充分体现了思想与行为、原则与实践的结合与统一。总体上,我们要把握几个要点:一是基于先进性指导中国外交。二是基于主动性发挥建设性影响。三是基于互动性解决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强调全面、综合、联系、辩证、历史、立体地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家间关系,坚持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努力把握国家和人类的正确发展方向,以积极合理、协作务实、有效的方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大国外交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到中国走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论断,其中也包含外交领域的理论内涵。人类的现代化道路大致有四个标准,即是否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发展是否平衡,是不是通过对外扩张侵略和殖民实现的,是不是以牺牲别国为代价。西方关于现代化道路的阐述主要提国内发展层面的标准,而不多谈涉及外交和国际关系等对外标准的内容。中国的实践是通过内部的政策创新来消化,而不是向外部转嫁碰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现代化理论当中外交理论建设可以从政策基础和制度基础两方面看。政策基础方面,要研究把实现自身利益和别国追求自己合理正当关切的利益结合起来,包括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公共政策。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碰到问题挑战的时候是通过内部的政策创新来消化的,不是向外面转嫁。制度基础方面,需要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创新,需要有一个新的政府论,需要有一套人民政府理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在现代化新道路下思考可以和政治学、公管学以及其他学科合作,推进深化研究。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位置现实主义与中国的位置性目标》

不同国家所处的位置不同,采取的外交政策可能很不一样。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全面促进国家在各领域的具体利益,可以同时促进国家的安全、政治发展、经济利益。大国大致有霸权国、争霸国、潜在争霸国、非争霸国等四个类型。争霸国有两个标准,一是实力要达到霸权国综合实力的80%以上,二是必须要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当大国实力达不到霸权国的80%,即便它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也只是一个潜在争霸国。作为一个潜在的争霸国,中国要尽量达到美国实力的120%以上,重塑国际秩序的难度和风险才会大大下降。短期内中国还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欢迎美国一起建设亚太命运共同体,维持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王公龙,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创新》
世界大变局往往催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大变局的实践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历史契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成为推动世界大变局的理论指导。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背后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导致国际关系变成一种权力政治,而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西方国际关系模式的一种创新。继续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创新,就要在继承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创新,丰富哲学思维;在继承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科学判断;在中国外交实践基础上创新,提炼鲜活经验;在吸收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上创新,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在凝聚价值共识基础上创新,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

议题二: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建构与前瞻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构思中国特色的国际竞争理论》

党的百年经验中的重要内容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因此非常有必要在理论层面上将国际现实和国内话语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比较准确地界定竞争在大战略中的位置和作用。竞争就是自身与他者互动过程当中维系和拓展自我认同、自我存续的状态和方法。只要有自我和他人的差异,竞争就是一个自然的推论、引申。当前世界已经发展到一体化阶段,人类要更多强调合作而非竞争才能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国家间差异过大等等影响人类存续的很多全球性问题。基于此,中国特色的竞争观应该要服务大战略目标,不仅要重视竞争,特别是竞争的升级、转化逻辑,而且要努力调控竞争的方式,管理竞争的危害,实现对竞争叙事的超越。

仇华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中法战略关系》
新冠疫情的暴发使我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体现在制度与价值构建的维度上,就是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为先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布局和总路径。中国发展与法国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拓展和美国进行战略周旋的空间。中法双边关系虽出现过波折,但是每次都化危为机,反而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当前,双方正努力构建具有时代特征、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成为中国和西方大国建成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先例。为此,两国应推进国际秩序的创新,增加治理供给和新国际制度的供给,成为维护联合国生态秩序、贸易秩序、安全治理平台改革的坚定伙伴。

高程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研究员《当代亚太》编辑部主任《大国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

东亚地区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博弈的战略主场。印度把中国看成是南亚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博弈对中国进行战略勒索。南亚和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战略联动。美国试图整合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盟国,拉拢印度,打造以大国竞争为主导的印太地区的秩序,形成具有一定新冷战性质的地区秩序。中国应通过周边外交对冲美国打造的新冷战秩序的陷阱,构建在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的指导下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安全观和正确义利观;在东亚产业链重构过程占据更大份额及扮演终端市场的角色;日益成为地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提高周边国家对中国治理模式的信心,让世界更多国家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力进行重新评估,并避免陷入新冷战的陷阱。

张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从大国外交到强国外交:理论构建与能力建设》

外交强国应该成为中国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重要内容。在大国外交阶段,中国外交主要为了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双边关系在外交总体布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强国外交阶段,中国外交要把构建和维护世界秩序作为非常重要的战略目标,实现“以我为主”向“天下为公”的转变。中国要对以往的外交强国的治理经验和构建国际秩序的经验进行一个学习借鉴和扬弃、超越。中国在知识体系、解释体系、价值体系构建等方面距离强国外交还较远,特别是要避免重复西方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错误,借鉴世界大国的经验,完善外交部门驻外机构职能设置,构建整合国际组织网络,培养外交和全球治理专业人才,增强战略塑造能力。

吴莼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战略稳定在大国博弈中的运用及其限度》

当前,国际秩序进入动荡变革期,主要国家之间的互动能否继续维持和平已经引发高度关注,战略稳定的概念也日益重要。战略稳定概念是一个核时代的产物,引发了各国对维护国家安全、实施国家战略的很多新思考。战略稳定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军备竞赛的稳定,即不要大规模地增长军费,二是危机时期的稳定,危机发生时候任何一方都不要抢先发动攻击。战后初期美国基本处于核垄断的阶段,继而试图通过核军备竞赛应对来自苏联方面的核挑战,直到1962年导弹危机后美国决策者才最终接受战略稳定的概念。即便如此,核武器的现代化及反导系统的现代化并没有终止,战略稳定出现了瓦解的态势。因此,战略稳定并不是在各种条件下都成立的概念。

议题三:中国外交与多边主义的新发展

张贵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新世纪中国建设多边机构的若干思考》

21世纪以来中国通过创建多边机构、吸引国际机构入驻、设立国际组织二类机构、积极向多边机构捐助、提出中国理念倡议、培养多边机构高级官员和推动多边机构改革等举措,从积极参与走向引领建设多边机构。中国特色多边主义具有价值性和工具性的双重属性。价值性体现在民主、发展、责任三方面,即强调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协商、推动地区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充分履行大国责任。工具性则体现在规则、协商、开放三方面,即强调规则反对强权、主张协商反对胁迫、建立的多边机构不针对第三方并对非成员国开放。

牛仲君,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全球多层治理与复合型多边主义的构建》

21世纪的多边主义呈现出复合多元主义特点,表现为除主权国家外,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媒体等不同主体通过跨国网络、旋转门制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影响力竞争成为国际斗争的关键。中国的多边外交需要相应调整,一是加强对国际合作发展理念、议事规则、话语体系的研究,使中国理念、方案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二是拓展多边合作新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三是政府引领鼓励更多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多边外交;四是加强人才建设,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使更多中国人参与全球治理。

刘铁娃,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捍卫多边主义理念与实践,增强国际组织公平与效力》

国际秩序正进入加速变革期。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体系多极化特征逐渐加强。另一方面,在21世纪以来的反恐战争、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三大重要事件中,美国绕开联合国、挑起大国对抗,对联合国体系的和平、发展、人权三大支柱形成冲击,多边主义理念和实践受到严重挑战。从阿富汗战争引发人道主义灾难、中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治理、人权理事会通过《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决议》等案例可以看到,基于包容性多边主义的和平观、发展观、人权观应该是维护国际和平发展的基础。

周方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大国战略竞争与多边主义的走势》

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国际多边主义的发展将陷入低潮。多边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各国通过自愿协商促进多个国家的共同利益,而非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工具。但当前美国在大国竞争中试图摆脱国际规则的束缚,并利用国际规则制约中国,推动集团政治打造针对中国的联合阵线,修改国际规则限制中国及其他国家发展,对多边主义的发展形成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努力面临国家能力有限、文化差异性、美西方国家战略围堵等限制,如何应对多边主义低潮将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挑战。

龙静,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欧多边主义的交锋与交汇》

欧盟仍是倡导多边主义的重要力量。欧盟多边主义的特点表现在几方面:一是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具有稳定和长期性;二是支持多边主义具有凝聚内部团结和提升对外影响力的双向性;三是自视为规制性力量,通过多边主义推广自身环境、人权、民主等价值标准;四是在多边机制陷入困境后,通过与多国进行双边合作“连线成面”形成标准网络。中国与欧盟在人权、民主等价值观标准上存在分歧;在多元行为体参与、国际机构主导权等问题上的竞争存在一定兼容性;在坚持多边主义、强调联合国权威地位上则具有普遍共识。

江时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如何研究和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层面表现为其思想基础和渊源、意义;在现实层面表现为构建路径、推动效果、中国贡献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有其他国家的贡献,并在不同地域和领域呈现出差异性特征。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步骤中,特别是在建设五个世界的过程中,在许多方面仍缺乏比较明确的可量化指标。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强调推动构建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多讲中国的贡献,要正确拿捏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在中外文中的不同之处。因此,我们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对话,实事求是地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到实处,发现其中的规律性,将之构建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具体成果。

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目前倡导的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先行示范区,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键示范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构建,主要体现在区域合作形态、规范框架、组织制度、核心议题等四个方面。澜湄合作在议题开放性、推进度,制度框架及领导人会议等组织框架上已经相当完整,并打造了一系列专业合作平台。澜湄合作机制有可能成为一个规范性更强的国际组织。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在一些具体的务实的议题领域里有望构建一种话语,为实现发展、安全、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创造很好的区域经验。

陈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世界政治所所长、研究员《对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战略思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创举,更是在未来30年民族复兴新征程上中国外交的旗帜。中国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基础,应对现实危机和长远挑战,弘扬兼济天下、协和万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进全球治理取得进展,彰显了大国担当和智慧引领。中国需要坚持统筹兼顾、先易后难,构筑伙伴网络和统一战线,在全球治理重点领域发力,在地缘上注重周边优先邻国先行,合作与斗争两手并用、刚柔并济,依托“一带一路”,坚持共建共享,持续探索共建命运共同体。

曾向红,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亚研究所教授《‘健康丝绸之路’构建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

在建设健康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不应只有政府作为主体,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参与力量,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演进角度的结合态势。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应该充分考虑政府对政府、社会对社会,以及政府与社会相互对应等三组复合关系。当前,无论是体系层面、地区层面还是单元层面上,都出现了防控或应对疫情措施不足或无力的问题,促使我们需要思考采取有效措施,动员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健康丝绸之路的潜力。我们需要在政府层面上坚持整体性,奉行团结合作,秉持包容性,弱化分歧隔阂,掌握主动性;在社会层面上加强宣传,扩展各人文领域合作和相互配合,促进民心相通、理念认同、利益契合和共同身份。

蔡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简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关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的正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其价值关怀宛如一幢立体式的宏伟建筑,在战略构想上,体现了“大”与“新”的有机结合;在政治义理上,展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在政策方针上,实现了“义”与“利”的统筹兼顾。为此,中国首先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并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符合当今时代要求,更加灵活有效地推进国家之间、地区内外和专门领域的合作共赢,更加有力地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思想依据。
周士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外交经验与启示》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就提出要与东盟建立命运共同体,共同造福于地区和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外交在促进与东盟共同推进建构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要以双边主义和具体项目为基础,坚持与其他地区或国家共同塑造和促进共同体意识、共享利益、共同愿景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改善内循环效力,让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富强国家;增强外循环效益,让中国发展为世界舞台上的核心国家;拓展外交新效应,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建设性和负责任力量,以及提升理论新效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为新时代的普遍规范。

牛海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以学理性研究助力中国外交理论的国际化进程》

在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进程中,外交理论和外交实践呼唤着更具学理性的理论研究支撑。利用中国案例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是一项全球性的研究议程,国外理论界的同行在某种程度上从事着解读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工作。在这一具有开放性、富有竞争性的研究议程中,作为中国外交实践的近距离参与者和观察者,中国学者理应在其中努力扮演主力军的角色,从学理上帮助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与实践。每个大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特有的时代背景、条件、任务,需要有更具创新性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予以支撑,这也为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在中国的大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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