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被视为21世纪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直接影响着国际关系乃至世界和平。2017年底，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等一系列官方文件为标志，美国开始公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新一届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摈弃了特朗普“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积极重塑与盟国的关系，对华战略更具策略性。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2月20日在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再谈中美关系时表示，中方的态度一贯而且明确：要对话可以，但应当平等；要合作欢迎，但应当互惠；要竞争无妨，但应当良性；要对抗不惧，将奉陪到底。王毅称，中美正在探索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新范式。一年来的折冲和交锋再次说明，美方对中国和中美关系存在战略误判。
即将到来的2022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也是新中国与美国首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中美如何重拾“融冰初心”，推动双方关系稳健前行，为世界关切和期待。
此外，在中国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之年，外交战线还将持续作用，努力为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营造更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
值此关捩之际，12月20日，就中国的外交与战略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杨洁勉认为，拜登政府通过所谓专业和精细的政策举措，以期实现美国对华战略的重点和阶段性目标，中国的应对方式非常得体。中美关系结束了特朗普后期急剧下滑局面，并在中美长期战略博弈中取得了阶段性的缓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应有一定的历史担当。”杨洁勉总结称，我们首先要有“四个自信”，意识到与西方争夺话语权不在一朝一夕，同时努力向世界提供一种中国叙事。
中美元首多次通话后，中美关系达成初步一致
澎湃新闻：自特朗普时期起，中国就开始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积极推进所谓“印太战略”、举办“民主峰会”以拉拢盟友……外界认为美国正在集中力量对付中国。您如何看待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
杨洁勉：美国对中美关系提出了所谓竞争、对抗、合作的三分法政策，首先是竞争(competition)，其次对抗(confrontation)，第三合作(cooperation)。其实竞争又是由两个“c”组成，一个是竞争本身，另一个是围堵（containment）。前面两个是真的、主要的，最后一个合作是次要的，只有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才会这么做。我们要注意的是，竞争和对抗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所以它们可以被看作一个整体。
我们要看到，世界总的潮流是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但是在这个长周期里边，它有短周期，有回流，有逆流。美国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过程中，坚持它的错误理念，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和“主要安全威胁”。这个原则错了、大方向错了，所以不管是特朗普的单边主义、“退群”，还是拜登政府的“回群”和小团体式的多边主义，都与世界和平发展以及合作共赢的潮流相逆。
澎湃新闻：对于美国的这种不友好的策略，中国可以用什么样的战略去回应？
杨洁勉：我认为中国目前应对非常得体。引用王毅外长的讲话来说，就是该斗争的地方斗争，该合作的地方合作，特别是我们要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在对美关系上提出了我们自己的三个要点，第一是相互尊重，第二是和平共处，第三是合作共赢。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点对比“竞争、对抗、合作”，高下立判。我们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中国的对美政策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以及美国的共同的愿望和利益。所以在过去一年中，通过中美领导人之间的三次电话和视频对话，中美关系实现了达成初步一致。现在来看，有些小的方面已经有所体现，比如孟晚舟女士归国，中美联合工作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进行了合作，比如有限度的记者互相交流等等。
当然这个“球”在美国一边。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华盛顿难以摆脱冷战思维，这些都妨碍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迈出大的步伐。但应该说，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趋势得到了抑制。
中美俄欧，世界多极化的体现
澎湃新闻：您近期撰文称，中俄美欧互动关系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刚刚我们谈了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方面，德国新总理朔尔茨当选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时间发去了贺电。您如何评价中欧关系的走向？
杨洁勉：中美俄欧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四个大因素，这与美国提出的所谓美西方与中国、俄罗斯互相对立的集团性对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四种力量实际上是当前世界多极化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四方之间也在不断地进行相互组合。
现在欧洲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长期执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换成了朔尔茨，但后者一上台就表明，他还是会继续默克尔时代的对华政策，维护中德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关于中欧关系，欧洲至少有三点必须考虑到。第一，中国的崛起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崛起跟欧盟主要国家一直在提倡的多极化、多边主义是相吻合的。因此在政治战略上，我们要加强四大伙伴关系，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第二，西方国家是很现实的。中国是欧盟排名第一位的经贸伙伴，已经超过了美国，中欧关系对欧洲国家的民生、经济发展以及政府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一次，朔尔茨总理也讲了中国为什么对德国是重要的，法国、意大利同样有类似的想法。
此外，除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中欧还有其他许多议题，比如能源问题、气候变化等可以合作。所以应该说，默克尔离任了，她的影响还会在。但我们不能期待中德关系在默克尔时期与朔尔茨时期或以后会完全一样。
澎湃新闻：但欧盟是美国的盟友，拜登政府正致力于修复特朗普时期遭损坏的盟友关系，欧洲的对华政策是否将受到美国的影响？
杨洁勉：从大的方面来看，欧洲同美国是盟友，有着相同的理念和目标，所以它们的分歧是有一定限度的。
但我们也要看到，美国和欧洲有很大的区别。现在包括德国在内，欧盟提出欧洲在战略上要独立，不应受美国的垄断，这种声音并不鲜见。我这样的年龄（70岁），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就见识过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独立精神。一路过来，美国的控制和欧洲的反控制一直都在，双方总是在不断地斗争和妥协合作中摇摆。
现在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日益下降，美国和欧盟国家要求联合自强，这方面的愿望有增强趋势。总体来说，西方的战略自信和战略独立性正在增加，但处于量变的过程，没有到质变，这是基本态势。
澎湃新闻：四方互动的另一方面是中俄关系。中俄双方都表示，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上最高水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中俄关系发挥什么作用？
杨洁勉：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体现在双边层面的务实合作上，还体现在国际事务的沟通协调上。中俄友好是有基础的，特别是两国都面临着来自美西方的压力。其次，中俄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文化关系都有新的发展，两国正肩并肩成为当今世界乱象丛生的情况下的中流砥柱。
中俄之间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亲兄弟都会有问题，更何况它是我们的邻居。中俄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现实中间产生的，比如能源合作几起几落。在一些具体的外交政策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中俄的立场并不完全一样。但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中俄关系的次要方面。
刚才讲到西方外交策略的质变和量变，俄罗斯外交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某种了质变——从此前要与东西方搞好关系的所谓“双头鹰”政策，到“向东转”与中国搞好关系成为主流，这实际上已经是质的发展了。但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危机意识，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特别不能在关键问题上犯颠覆性的错误。中俄关系也是这样。目前看来，中俄关系正在正确的轨道上稳步向前发展。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叙事：观点、共识与交锋
澎湃新闻：长期关注国际关系，我们会发现很多国际问题的叙事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您作为中国的专家学者，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发出自己声音？中国能否给世界提供另外一种叙事？
杨洁勉：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权。西方对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的话语霸权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因此中国要取代，或者说树立我们自己的话语权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认为有几个关键点。
首先是亮出我们的观点，比如说从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会议”）的建立，这就是欧亚地区发展中国家自己提出来的。到了中国接任主席国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亚洲安全观，这个同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所谓的“民主对专制”等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因为有了新的旗帜，新的话语，世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次，我认为我们在语言、话语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利用现存的大家有共识的，也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话语。比如说《联合国宪章》、比如中国和许多国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现在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而全世界的受众也有一个过渡期，用他们已经比较熟悉的话语来注入新的内涵，会有更好的提高。
第三，世界是十分丰富多彩的，我们要不断地进行交流、交汇，同时还要进行交锋。对那些明显错误的、明显有违历史潮流和会引起世界混乱动荡的，我们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和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亚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都做得比较好，同时仍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应有一定的历史担当，我们首先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要讲什么话，就先去想西方有没有讲过，或者大量引用他们的所谓理论工具，而是要追求突出我们自己观点的同时又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所习惯的、能共情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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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澎湃新闻，1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