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态势更加明显。伴随亚洲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在总结共同体发展历史和亚洲国家区域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及亚洲地区的新变化所提出的制度和理念创新，应包括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三个支柱。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基本目标是在亚洲建立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和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秩序。

当前，亚洲在总体和平、发展、合作的态势下，面临着日益复杂严峻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如何进一步促进亚洲各国利益交融，汇聚各国关于发展、安全、合作的共识，构建并完善更加包容、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从而为实现“亚洲梦”提供制度保障，已经成为亚洲区域合作议程的中心内容。“亚洲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理念应运而生。
建设“命运共同体”[1]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新战略的重要内容。从提出和平发展战略，到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表明中国在外交战略上继往开来，不断开拓创新，努力为塑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和地区新秩序贡献更大力量。
一、时代、亚洲地区和中国自身发展的要求
当今的亚洲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呈现整体性崛起之势。[2]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态势更加明显。亚洲政治经济局势的变迁不仅决定着亚洲的未来，还将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当前，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观念日益成为时代潮流，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备了更多有利条件。同时，世界及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要求亚洲国家必须认真思考亚洲的未来。
首先，亚太地区面临世界经济环境不确定的影响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交叉重叠、相互竞争的困扰。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复苏较为明显，但欧日及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增长萎靡不振，许多亚洲国家出口受到影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常态”，此前的长期高速增长势头不再，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举步维艰，发达国家仍然掌握主要话语权。国际金融市场仍不稳定，美、日、欧相继推出货币宽松政策，包括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内的金融市场仍有陷入动荡的可能。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特征明显，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裹足不前，很多国家积极探索建立双边或多边投资和贸易安排。
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延伸及金融网络的扩大是东亚经济繁荣的关键。在亚洲，业已存在“10 3”、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正在协商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但由于政治原因，东亚经济一体化面临困难。而美国推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谈判，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高标准、排他性投资和贸易安排，很可能会对亚洲业已形成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构成冲击，并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其次，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发酵。地缘政治竞争使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并对区域经济合作形成制约。美欧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对欧亚大陆乃至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巩固旧有双边军事同盟的基础上，试图组建美日菲、美日澳、美日印等新的多边军事同盟。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和其他一些地区小国紧密配合，搅动东海、南海局势，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并对地区经济合作构成严重制约。美国希望继续在亚太地区维持传统的轴心——轮辐式军事同盟安全体系，并企图通过TPP建立一种新的中心——边缘式经济秩序，而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建构更加包容、民主、平等的地区安全架构，以及以平等的产业分工和完善的价值链、供应链和金融网络为特征的经济合作秩序，且并不排除美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应有地位。地缘政治竞争是造成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交叉重叠、相互竞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亚洲安全不仅涉及如何防止国家间领土、边界军事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与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在亚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西方国家仍与朝鲜和伊朗在核及导弹技术扩散问题上僵持不下。在中东地区，叙利亚危机已持续数载，至今难以解决。“伊斯兰国”（ISIS）极端组织趁乱而起，对地区稳定造成严重威胁。此外，由于一些亚洲国家经济落后，政府治理能力缺乏，毒品走私、跨国犯罪、海盗等非法活动猖獗。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剧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治理难度，助长了某些违法活动，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上述问题与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及亚洲国家认真应对、谋求共治。
再次，亚洲许多国家正在经历重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型。随着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贫穷落后走向发展振兴，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渐突出。不少国家贫富悬殊、社会分化、就业不足、环境恶化等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加深。有人希望通过政治化途径解决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问题，反而导致问题激化，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极端主义政治势力。在现代传播技术的冲击和美国“全球民主促进”战略的刺激下，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爆发“颜色革命”，使有关国家和地区落入内斗不已、民不聊生的困境。历史证明，亚洲社会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完全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在亚洲行不通。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只是取得成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亚洲国家需要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寻求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3]
最后，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和担忧同时上升。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和亚洲的利益联系已密不可分。中国已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同时也是亚洲区域安全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是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但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一些地区国家的心态悄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对中国的期待上升，希望更多地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由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担忧增加，害怕中国在亚洲“一家独大”，挤占别国发展空间，走国强必霸的老路。[4] 历史经验表明，强国之路始于周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寄于亚洲整体发展和共同安全之中。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从内部保证了中国发展的和平性。但要实现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把中国人民的梦想同亚洲人民的梦想连接在一起，通过制度建设分担国际责任，消除相互疑虑，进而得到亚洲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从外部保证中国发展的和平性，使中国发展与亚洲地区整体崛起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走出一条共赢之路。
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
共同体是一些国家为追求某方面利益而组成的集体组织，其建立出于联合自强，协同发展经济，追求集体安全，避免安全困境，确保经济、军事独立，促进地区稳定和人民福祉等目的。在共同体内部，成员地位平等，遵循民主原则。但共同体内需要有一些具备政治、经济和社会能力的“中枢国家”，如欧共体中的法国和德国，东盟中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5] 不过，如果成员国感到“中枢国家”有建立帝国的野心，共同体的发展则难遂人愿。共同体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渐进，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互信和认同不断加深的过程。欧共体及欧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共同体，其成功在于制度建设，它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之上，并且由美国领导的北约提供安全保障。
首先，亚洲各种共同体建设的尝试和努力为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基础。虽然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差异较大，但亚洲各国也曾有过建立共同体的设想及努力，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中亚国家联盟、东盟共同体和东亚共同体等。东盟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区域主义实践，是“发展中国家最近似的安全共同体”。冷战后，东盟主导并建立了一些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和多边安全机制，如“10 3”、“10 6”、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都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合作和地区安全对话。东盟的建立及其在冷战后的迅速发展，体现了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6]
在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的基础上，“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曾盛行一时。2004年，第八届“10 3”领导人会议正式宣布将“东亚共同体”建设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次年的首届东亚峰会予以确认，同时明确“将继续以东盟与中日韩进程为主渠道”。2009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大力提倡“东亚共同体”建设，得到了中韩两国的积极响应。在第二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承诺“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2012年，“东亚展望小组2”在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建议在2020年前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这一建议被同年召开的东盟领导人会议采纳。虽然“东亚共同体”构想得到了东亚主要国家的普遍认同，并已为地区国家所接受，但在鸠山下台之后，“东亚共同体”构想遭遇挫折。由于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日本加速“右倾化”，冷战期间建立的安全架构及其体现的冷战思维使得东亚地缘政治竞争激化，地区合作困难增多。此外，随着合作深化和挑战增多，东盟“小马拉大车”的局限性也开始显现，不管是在合作议题和议程的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方面，东盟都显得力不从心。东亚地区合作进程遇到的困难说明，“东亚共同体”建设亟需增加新的内涵，注入新的动力，探索新的路径。[7]
亚洲地区在“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原则基础上，[8] 还建立了其他一些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安全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不断深化防务安全合作，联合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朝核六方会谈机制为六国进行安全对话提供了有效平台。[9]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亚洲各国守望相助，展现出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推动了以双边货币互换及清迈协议等为主要内容的亚洲金融安全网的发展。
2014年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在上海举行，与会各国决定进一步推动亚信进程，继续落实信任措施，通过全面深入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与其他地区、国际组织和论坛建立和促进合作关系，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把亚洲建成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彻底摒弃强权政治的影响，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亚信上海峰会的成功召开表明，亚洲国家正在努力寻求整合各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超越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竞争，以建立一个崭新、包容的亚洲安全架构。
冷战后亚洲地区在共同体建设方面的实践，以及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安全合作机制的蓬勃发展表明，多数亚洲国家真切希望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并已取得相当成就。在推进亚洲区域合作过程中，亚洲国家逐步形成的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将为正确处理国家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作出历史性贡献。[10]虽然东亚共同体建设由于地缘政治竞争和引导动力不足等原因遇到挫折，但其经验、教训与亚洲其他一些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实践一道，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
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同呼吸、共命运”，“在安宁的时候共同发展、在危机的时候共同应对”的集体合作组织。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等亚洲国家在总结共同体发展和亚洲国家区域合作经验的基础上，在东亚地区合作同时面对挫折和期望、挑战和机遇的情况下，结合世界及亚洲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所提出的制度和理念创新。它要求各国在维护和追求本国安全和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的正当权益及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在追求本国安全时促进各国共同安全。它要求各国求同存异、休戚与共、利益共享、权责共担，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心态谋求共同发展，以和平对话与协调来促进相互间战略互信，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和新型安全伙伴关系，进而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实现。
中国之所以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首先是认识到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和亚洲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期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亚洲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利关系，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垂直供应链。这一供应链还在持续扩展中，将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创造更多经济发展机会。[11]亚洲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的任务艰巨，它们都希望把握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机会，特别是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民族和文明复兴。这不仅需要开展经济、贸易、金融、技术合作，建立统一开放的经济空间，而且要避免各种地区合作机制重叠交错导致的效率低下和恶性竞争。同时，亚洲各国作为泛亚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一环，利益休戚相关，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整个次地区甚至整个亚洲。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经历使亚洲国家认识到必须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和协调，以共同应对危机，确保经济安全，实现共同发展。
其次，亚洲国家希望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但不希望卷入地缘政治竞争。由于地理接近，人文和经济交流密切，亚洲国家面临各种共同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而现实矛盾和分歧却有扩大之势。多数亚洲国家认识到要实现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多数亚洲国家希望能够平等参与与己相关的地区问题的解决，希望共同应对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网络攻击、流行疾病、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威胁，但不希望看到任何域内或域外国家成为本地区的霸权，它们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为一己之私搞乱地区形势，这是亚洲国家发起东盟、上合组织、亚信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主要原因。亚洲国家希望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合作安全之路，建立一个平等、民主、包容、相互约束的亚洲地区安全架构。
最后，中国与亚洲多数国家有共同的希望和追求，愿意对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协调和引领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中国才是亚洲经济的核心，既是组装中心，也越来越成为最终需求的来源地。[12]中国的发展将促进亚洲的和平繁荣，中国的发展也有赖于亚洲的和平繁荣。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从内部保证了中国发展的和平性，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将从外部保证中国和平发展。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中亚洲唯一的常任理事国，中国有责任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有能力发挥“中枢国家”作用。中国已一再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希望超越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竞争，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管控地区国家的矛盾和分歧，防止热点问题的恶性发展，约束大国博弈，防止大国关系恶性互动，和亚洲国家一道建设平等、民主、包容的地区经济新秩序和地区政治及安全新秩序，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使亚洲国家在真正分享中国发展成果的同时，化解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对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亚洲新型发展伙伴关系和新型安全伙伴关系的历史担当。
三、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方向及原则
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所依托的是基于共同利益的相互合作与和平共处，其建设是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需要亚洲国家协同努力，不能因为这一理念是中国提出而由中国一家主导。如果那样，将与中国提出这一理念的初衷背道而驰。中国应努力发挥“中枢国家”作用，与美、俄、日、印、印尼等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针对亚洲面临的各种问题，从基础做起，为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物质类、安全类和思想文化类的公共产品。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应从如下三个方向努力前进：
（一）深化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建设利益共同体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基本目标。[13] 亚洲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任务艰巨，必须积极在亚洲资源、亚洲制造、亚洲储蓄、亚洲工厂的基础上，致力发展亚洲价值、亚洲创造、亚洲投资、亚洲市场；增强内生动力，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统一经济空间，便利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不断深化利益融合，实现共同发展，联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推动建设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区域合作新构架。
要建立这样的开放型经济格局，亚洲各国需要相互协调和合作，将各自发展计划对接，既要深化对内开放，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也要扩大对外开放，以更完善、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方位、多层次地发展国际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的利益汇合、互利共赢，把成员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潜力和动力；既要把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到新高度，也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将现有区域合作架构相互对接，防止陷入“碎片化漩涡”。
（二）增进战略互信，承担共同责任
建设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安全保障和长期目标。由于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及宗教文化差异，各国安全观存在差异，但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是所有亚洲国家的共同责任，亚洲各国应增强共同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今天的安全不再限于军事领域，还体现在经济、金融、能源、生态、信息和文化等方面。以大国争霸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已经过时，安全问题也不一定是零和博弈。在打击恐怖主义、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安全问题上，各国面临共赢或共输的局面，因此需要加强合作，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打造亚洲安全共同体，各国应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基础上，倡导和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14] 要摒弃冷战思维，既不能拼凑排他性军事政治联盟，或是搞远交近攻，挑拨事非；也不能划分势力范围，建立战略缓冲。亚洲国家应共同探讨制定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计划，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协力防止冲突和战争，使亚洲国家成为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好伙伴，最终建立公平有效的共同安全机制和区域安全新架构。
（三）加强人文交流，塑造共同意识
建设人文共同体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保障和必要动力。[15] 亚洲国家政治制度各异，发展模式不同，宗教文化多元，这是亚洲矛盾和冲突多发的原因之一，也是亚洲各国得以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前提和基础。亚洲文明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各国在漫长的历史交往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联系。由于近代的落后，亚洲文明及其价值观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的冲击。但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伊拉克战争、国际金融危机及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等事件表明，欧美文明存在诸多不足，而亚洲文明却有许多优势。亚洲各国应恢复历史上友好往来的传统，在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进步。人文共同体的建设将大大提高亚洲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亚洲国家将通过人文交流克服排斥性，扩大相互理解，构筑起共同的亚洲主体意识。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谐共生”，以及强调“通化”而非“同化”，是亚洲文明在长期友好交流中得出的宝贵历史经验。这要求亚洲各国在思想上营造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和谐氛围，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寻找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共同之处或相通相容之处，相互分享治国理政经验，淡化和搁置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等领域存在的矛盾与分歧，倡导和平对话，通过坦诚沟通，寻找共识，增信释疑，把亚洲建设成为和谐共生的大家庭。
四、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基本目标应是在亚洲建立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和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秩序。从欧盟的经验来看，建设亚洲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和新型经济秩序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而建成亚洲命运共同体则需要数代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奋斗。具体而言，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就是经济上建立统一开放的亚洲经济空间，安全上建立合作包容的区域安全新架构，在人文方面形成共同的亚洲观念和亚洲意识。
（一）积极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格局和区域合作新架构
亚洲国家必须提高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水平，应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基础上，以进取、包容的姿态提升和整合亚洲地区合作，探索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等机制之间整合发展的可能性，中国提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可以成为各方协商的基础。亚洲国家应继续推进各层次的次地区合作，如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东盟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并推动各次地区合作机制间的合作和整合。
亚洲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对区域经济贸易发展和合作形成严重制约，亚洲国家应提高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互联互通应成为地区合作重点。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其基础环节。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
同时，亚洲国家应加强地区金融合作和金融风险防范。可以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的建设，以及这些金融机制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合作，打造亚洲信用体系，为亚洲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贸易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为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政策，亚洲国家需要通过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加强清迈协议等地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巩固亚洲金融安全网络。此外，亚洲国家应建立和健全亚洲能源、粮食和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机制，保障能源和粮食安全，增强区域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为亚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积极探索以法律和制度手段保障地区安全和稳定
亚洲国家应联合探讨、推广和贯彻亚洲新安全观，把亚洲巨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促进和平与地区安全制度建设的推动力，主动塑造地区安全环境，妥善处理美国同盟体系与本地区安全机制的关系，约束其负面效应。区内外大国应加强防务与安全对话，增进军事透明，通过战略保证措施，消解相互之间的战略疑虑。充分发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探索亚洲地区各种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性互动，超越冷战安全架构，加强亚信、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安全机制的合作和衔接，构建地区安全新框架。在条件成熟时，亚洲国家应共同签订永久友好条约作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法律基础。
亚洲国家应重点加强海洋安全合作，扩大机遇，化解挑战。亚洲国家应加强在海洋互联互通、科研环保、执法安全、海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击海上犯罪活动，构建地区性灾害预警和应对机制，推动印度洋海军论坛和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的合作交流，探索集体提供公共安全物品的可能性，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和公海航行自由。
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亚洲国家应加强反恐合作，建立日常信息沟通渠道，严厉打击暴恐活动,从源头筑起反对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防波堤。推动中东多边安全机制的改革，与域外大国合作探索解决中东问题和阿富汗问题的有效途径。深化防灾救灾、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联合执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共同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
（三）积极推动亚洲国家间人文交流，构筑民心相通的桥梁
共同的亚洲意识和亚洲观念是亚洲人文共同体建设的目标，而民心相通则是形成共同观念和共同意识的基础。亚洲国家应提升对外文化开放水平，加强跨文化交流借鉴。各国政府应鼓励民间交往，通过旅游、贸易等手段扩展沟通渠道。推动地方省市加大对外交流力度，与其他亚洲国家建立友好省市或姐妹城市关系。中国等地区大国应积极提供公共资源，建立亚洲国际大学和国际性研究机构，扩大留学生交流计划，培养地区研究人才和文化学者，鼓励学者、媒体和志愿者深入各亚洲社会与当地民众交流，在文化比较的过程中展现亚洲各国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相同和共通共容之处。
亚洲国家应积极推动亚洲文明对话，消除不同文明间的隔阂。可以利用现有各种双边和多边交流对话平台，并以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宗教大会等机制化方式，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交流互鉴，找出一条化解宗教与文明冲突的道路。还应积极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通过影视、出版、艺术、体育等喜闻乐见的方式相互开展跨文化交流，加深了解，消除隔阂。
亚洲国家还应加强在治国理政、发展模式、国际规范重塑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中国等地区大国应积极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培训青年干部，增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同时亚洲国家应在全球治理改革、建设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和新型经济秩序方面扩大学术交流，共同制订国际规则，共同倡导符合时代精神和亚洲各国利益的新文明观和新价值观。

文献来源：《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