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通胀构成的内生和外生因素的综合影响，低通胀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常态化特征和重要发展趋势。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通缩”概念，低通胀主要体现价格信号功能，将对市场行为体产生如下方面影响：提升企业生产的资本/劳动构成；降低因名义价格增长形成的利润幻觉对低端产能扩张的刺激；推动形成合理的劳动力成本定价机制，避免产业结构调整“硬着陆”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低通胀常态下产业结构自发调整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表现，政府应充分遵循市场规律，注重稳定政策环境塑造，发挥价格信号的引领作用。

2014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系统的定义和归类，会议提出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增长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速预期、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新的增长路径的变革。本文认为，受增长阶段和增长方式变革的影响，低通胀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常态化特征，并且这种常态化特征将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在市场机制下发生有效调整。本文在总结历史通胀构成的基础上，对未来通胀形势的宏观走势进行预测性分析，结合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对我国通胀构成相关因素的未来变动趋势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低端产能收益临界点、现代制造的资本构成、劳动力成本定价合理化等角度分析低通胀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实现路径。本研究认为低通胀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表现，该背景下应以宏观经济稳定为基本出发点进行政策体制架构。
一、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胀构成因素研究
（一）价格体制和市场化改革是改革开放初期通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通胀的形成机制，国内外学者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改革开放初期，通货膨胀作为一种价格现象，是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价格并轨现象。比如，吴敬琏认为行政定价体制下，价格加成的方式缺乏合理性，价格、税收和财政三位一体的价值补偿客观上使得价格进一步被扭曲，他同时认为土地、矿产、粮价和资金使用成本都被严重扭曲[①]；宋承先将九十年代初的价格上涨看作是国家价改过程中有意调高部分商品价格所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②]；周小川认为价格改革过程中，市场化开放程度、财政价补减少、地方政府价格管制力度缺乏和企业自行其事等因素综合导致通胀增长[③]。九十年代后期，受到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建设等系统性因素的冲击，我国经济由通胀转为通缩。比如，樊纲等认为1996年后的紧缩现象主要受国企改革带来的“预算约束”和“银行惜贷”的影响[④]。实际上，2000年之前的大部分时期，我国通胀主要受到系统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通胀的形成一般不适用于普通的通胀理论解释。
（二）新世纪以来的通胀形成更符合市场机制下的发生规律
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的通胀规律开始变得有迹可循，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与国际市场接轨产生的通胀周期趋同化特征。[⑤]学者通过研究显示2000年后我国通胀形成机制更符合主流的通胀理论解释，比如需求推动、输入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等因素在我国价格构成中的解释越来越明显。杨继波认为9.11后的美元贬值、外汇占款和宽松信贷导致的货币投放增加、地方政府的泡沫投资都构成了通胀的推动因素，并且通胀和通缩在现实中呈现交替转换的周期性规律，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存在相似之处[⑥]。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9期间的原料和燃料等工业生产成本上涨与通胀关系紧密。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势头明显，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国内和国际需求萎缩因素的冲击，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持续下滑。尽管政策机制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通胀的形成，比如农产品定价在2000年后成为通胀的重要构成因素，但政策的作用机制并不违背市场规律。
（三）通胀自我实现的内生性因素逐渐增强
除上述因素外，国际上还有一些非主流的通胀形成机制的解释，比如拉美地区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新结构主义对通胀的解释，认为理性预期、产业结构、通胀惯性和后续货币供应量等因素是通胀的重要构成因素[⑦]。这类因素具有通胀自我实现的特征，通常被学者定义为通胀的内生性因素。目前我国通胀形成机制中，内生性因素影响日渐明显。比如，由于区域发展差异，我国通胀存在区域传染性和较强的惯性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在增强，对真实经济的认识渐趋理性，亦即所谓的“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系指理性预期下公众对真实经济结构的认知和获取信息的过程，形成与真实经济相一致的无偏估计结果。由于学习效应的存在，公众因对央行货币政策认知的深化而进一步对通胀预期和通胀都产生显著影响[⑧]；通胀自身的波动也会对通胀产生影响，通常波动越高，通胀走势也会越高，反之亦然。比如何启志和范从来从通胀动态特征角度，分析认为通胀自身的波动对通胀走势的影响亦体现了上述发展趋势[⑨]；此外，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也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经验数据显示，经济增长预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物价的走势。金融危机前，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资产价格都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呈现较高的正相关性。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速下滑与物价整体下行亦呈同向变动的趋势。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类似的结论，比如，李慧中和郝菁菁通过对1978-201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通胀与经济增长总体上表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市场化机制越成熟，这种正相关关系越明显[⑩]。
二、对新常态背景下低通胀发展趋势的判断
如上文所析，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通胀形成机制更符合市场规律，通胀整体走势更符合一般的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大部分为外界的政策干扰和环境变化使然，但近年来通胀变化同时呈现内生性发展趋势，亦即通胀的自我影响和内在演化机制。本文将推动通胀形成的影响机制概括为内生和外生因素两大类别，其中内生性因素是通胀的自我实现过程，包括通胀惯性、通胀预期、学习效应和通胀波动等因素。通胀的外生因素包括货币发行、国际商品价格变化、需求拉动、价格体制改革等。此外，政府的具体宏观政策也应该纳入外生因素范畴。比如，学者研究认为税收和工资政策会对通胀产生刺激效应，滞涨时期，供给学派提出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降低通胀水平即体现这样的政策逻辑。
（一）通胀构成的内生性因素变动趋势及影响
1.通胀预期
通胀预期包括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系指现有通胀环境下企业和消费者对价格变动的行为调整和适应，理性预期系指对未来通胀走势的预判。近年来公众预期对通胀走势的影响在持续走强，新常态背景下，消费者对未来价格走势更趋理性，当前消费者物价指数走势进一步强化了公众预期。当前公众预期受到国际和国内经济变化、经济周期变动、国内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等因素的影响，预期会通过影响公众的经济行为最终对通胀产生影响。
2.学习效应
近年来公众学习效应渐增，对通胀走势研判更趋理性，某种程度上可认为学习效应与通胀预期存在类似之处，但学习效应还涉及宏观政策与公众的互动效果。不仅反映预期的形成，同时也反映政策设计的有效性[11]。新常态背景下，财政和货币政策总体上趋向稳定，市场机制规则的强化进一步增强公众对政策稳定性的学习和认知。学者研究认为信息化和传播技术的革新对学习效应也产生了显著的强化作用。
3.通胀惯性
研究显示，通胀惯性对我国的通胀构成影响甚大[12]。我国区域差异大、产业门类庞杂，近年通胀转换周期整体上较世界其他地区长。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通胀惯性表现较为明显。当前导致PPI和CPI下行的诸多指标持续出现，价格下行趋势凸显。同时，通胀预期还受到价格粘性的影响，当前背景下，通胀惯性将使得低通胀在一定时间跨度内长期维系。
4.通胀波动
通过对我国近年数据的经验分析显示，通胀的波动幅度对通胀走势亦产生影响，通胀波动幅度愈大，通胀愈趋于上升[13]。当前通胀水平整体低位徘徊，波动幅度有限，无法对通胀整体走势产生拉动作用。导致通胀走势趋向平稳的因素既有国内产业扩张合理化因素，也受到国际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趋向稳定的影响。
5.经济增速
受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性影响，传统高速增长的驱动因素已不复存在。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发展趋势，经济增速通过一系列渠道和机制影响通胀的形成。上文分析显示，经济增长与通胀走势呈现较高的相关性，因此未来经济整体下行将对通胀产生进一步抑制。
（二）通胀构成的外生性因素变动趋势及影响
1.货币发行
受到出口盈余和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由外汇占款主导的基础货币发行模式正经历结构性调整。随着资本走出去和经常账户盈余的相对减少，M2增长处于中低位徘徊将成为新常态。近年来我国M2增速显著回落，2014年全年M2增速12.2%低于13%的目标。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尤其需要考虑到政策溢出可能导致的各种投机风险，稳定政策导向下，货币发行也具有惯性特征。
2.财政政策
随着央地财政负债率逐渐达到警戒线，同时受到土地出让金改革和经济下行导致的税基减少的压力，未来财政支出扩张空间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市场与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厘清，财政支出将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未来财政支出难以构成通胀增长的推动因素。经济下行背景下，我国政策实践愈发倾向于推动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将进一步降低政府的税收来源和财政支出增长，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通胀的可能性。
3.大宗商品
受国际能源供需格局调整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行周期。前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主要受到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大规模工业化的刺激，当前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国际需求整体萎缩，输入型通胀不复存在。目前甚至出现因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导致的输入型“通缩”现象。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将在中期内成为我国低通胀的重要推动因素。
4.需求变动
受后危机时代全球不对称复苏及美国再工业化的影响，国际商品供需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趋向饱和，全球商品供给整体出现过剩；另一方面，受全球生产格局调整影响，全球商品供应格局也出现相应调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高端市场仍占据传统竞争优势，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具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对我国生产商品构成挤压。与此同时，我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客观上压缩了传统生产的扩张空间，因此，传统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已不再构成需求拉动通胀的推动因素。
（三）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推动下的低通胀发展趋势分析
上述分析显示，内生和外生变量的变动都趋向通胀抑制的方向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导致通胀的相关供给因素已明显削弱，支撑通胀上升的内生和外生性因素的动力显著不足。综合其他诸多学者分析，内生因素对通胀抑制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外生因素中，由于宏观政策总体趋向稳定，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经历结构性调整，商品供需和物价变动均趋向均衡化发展，对物价整体增长形成抑制，低通胀将成为世界经济在中期内的重要发展特征。市场机制下，低通胀本身作为一种价格机制，对消费者和生产者将产生一系列影响，客观上亦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方向。尽管如此，需指出的是，本文所述“低通胀常态”系指没有明显通胀预期的经济状态，并非等同于“通缩”，后者主要指受到经济不景气影响，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产生的价格现象当前我国主要受到增长阶段的影响，经济增速换挡，但增长动力犹存，且改革红利空间巨大。
三、低通胀常态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传统研究主要从数量增长角度，关注通胀或通胀预期对整体产出的影响，比较典型的有卢卡斯供给曲线、凯恩斯主义经典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都支持通胀有助于促进就业和提高产出的结论，反之亦然。本文主要从质量增长层面，定性地分析低通胀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认为低通胀常态下，稳定导向的价格信号将通过市场机制对生产中的资本构成、低端产能无序扩张和工资增长机制等方面产生多重影响，有助于产业结构实现市场机制下自发调整。
（一）刘易斯拐点下融资成本降低将有助于企业生产中资本构成的提升
希克斯于1932年在其《工资理论》中提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一说，用以描述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变化对生产中这两种要素比率投入的影响。后来学者围绕该理念，将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与经济增长等因素综合起来研究，比较典型的是De La Grandvill于1989年提出的替代弹性与增长关系的假说。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技术进步具有资本偏向性[14]，换言之，资本劳动替代客观上有助于提升我国生产率水平，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发展方向。就通胀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很多学者更注重从央行货币政策角度研究不同利率政策对相关产业的冲击效应，间接地研究了通胀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15]。因为通胀与利率之间通常呈现较强的正相关性，低利率对应着低通胀，反之亦然。
本文认为，客观上低通胀常态将有助于推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上升，主要原因在于低通胀环境下资金使用成本的降低。受到市场利率下行和工资向下刚性的综合影响，资本的使用成本将显著低于劳动力使用成本。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和智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低通胀背景下资金使用成本的下降将有助于形成更高的资本／劳动替代效应，企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趋势增强，制造业领域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将得到迅速提升。当前，全国各地出现的“机器替人”现象充分反映产业结构在低融资成本刺激下进行自发调整的发展趋势[16]。
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大力推动智能化生产本质上体现了低利率刺激资本形成的结构转型过程。德国推动的“工业4.0计划”和日本安倍政府推动的“机器人”和智能化生产都属此类。当前我国大力推动智能制造，比如与德国合作推动“工业4.0”体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此外，国内相当一部分企业出于可持续发展的经营需求，已开始自发推动资本形成的更新，比如富士康拟每年增加1万台机器人以替代用工荒缺口，富士康自身亦将机器人作为其产业规划的重要发展方向。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需求国[17]。
（二）低通胀常态和稳定价格预期对低端产能扩张的价格信号作用
未来通胀预期对生产扩张能够起到有效信号指引作用，传统政府刺激的凯恩斯模式即体现了这一原理。厂商以名义价格变动计算边际收益临界曲线，在价格预期增长的背景下，即便劳动生产率未能得到显著提高，只要生产成本的增长低于产成品价格增长预期，生产扩张便有利可图。高通胀预期下，产成品名义价格增长形成的利润幻觉对生产行为产生了错误的指引作用。一般而言，未来总价格水平上升会对生产扩张行为产生刺激，厂商会扩大生产以增加产量[18]。人口供给进入刘易斯拐点以前，我国劳动力成本增长对生产扩张的抑制效应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在宽松信贷的刺激下，企业生产扩张的边际成本相对较低。因此，高通胀预期下，低端产能的盈利空间主要依靠产成品名义价格的增长，而非寄希望于生产率的提升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一旦市场达到产能的供需临界点，生产便进入过剩阶段[19]。
本质言之，高通胀条件下的生产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价格套利因素的影响。相比之下，低通胀预期将有助于降低利润幻觉对生产决策的影响。在低通胀或稳定价格预期背景下，企业生产扩张的未来名义收入将被明显压缩。传统产能的边际收益曲线将进一步左移并在一段时期内形成稳定收益预期。投资者无法从价格变动中获得逐利空间，劳动力成本高涨的背景下，厂商更倾向于从技术和劳动生产率角度进行产业改造以提高单位投入产出，或通过技术改造降低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投入配比。
此外，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低端制造业比重下滑的同时，服务业出现迅速增长态势。但从服务业构成角度看，当前我国低端服务业规模庞大，从低端制造业向低端服务业的转变，本质上是从一种低端产业到另一种低端产业形态的周期替换，并非价格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的结果。低端服务业与低端制造业受市场价格信号影响的相关作用机制类似。低通胀常态和稳定价格预期背景下，低端服务业盲目扩张势头也将得到抑制，服务业产业结构将得到优化，一方面低通胀预期下低端服务行业利润会很快进入盈亏平衡点，规模扩张将受到抑制；另一方面，服务行业劳动力工资增长将受到生产率因素的约束，劳动力的跨行业流动性产生的逆向选择将有助于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三）低通胀常态下劳动力工资定价合理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时间缓冲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已接近美国，相当于美国的90%，长三角和珠三角甚至达到美国的95%，已经超过东南亚和东欧很多国家和地区[20]。我国作为对外贸易大国，出口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借助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尽管我们意识到出口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缺乏合理性，但鉴于业已形成的产业格局，我国短期内仍然无法摆脱对出口导向产业体系的依赖。从当前稳增长角度出发，如何有效控制我国劳动力工资增幅，为制造业转型提供时间缓冲亦关系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合理有效的工资增长机制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发展转变。
一般而言，劳动力工资增长的依据是劳动生产率增加和同时考虑通胀因素的结果。我国传统生产扩张模式下，劳动生产率并未取得明显提高，劳动力供应的结构性短缺和通胀增长很大程度上推升了工资的市场定价。一方面通胀增长预期进一步刺激企业生产扩张的利润幻觉，企业对劳动力过度需求和工资上涨超过市场均衡水平。另一方面，包括政府对最低工资的定价方式主要考虑到通胀因素对生活成本的影响。总体而言，我国前一轮劳动力工资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通胀因素的刺激，并与通胀形成相互推动的“螺旋上升效应”。有效的劳动工资控制一方面将有助于我国出口竞争力的维系，同时也将有助于缓解企业用工减少导致的群体性失业现象。
低通胀对工资定价的影响最为直接，很多国家通过“去通胀”的方式降低工资增长增速，有效促进了本国竞争力的恢复和提升。上世纪末拉美诸多国家在去通胀过程中，经济增长秩序得到恢复，经济竞争力得以重塑[21]。欧元区德国长期保持低通胀水平，工资增长得到良好的控制，低通胀成为其出口繁荣并对其他欧洲国家形成贸易盈余的决定性因素。低通胀常态下，企业在未来收益预期的指引下，充分考虑到收益与成本预算的约束，在工资增长中将采取较为保守的策略。低通胀也将缓解居民生活成本上涨压力，使得政府在最低工资制订中充分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因此，低通胀常态将有助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形成合理的工资定价机制，使得企业更注重从生产效率角度推动生产扩张和制定用人计划。
四、低通胀常态下政策预期稳定性与宏观政策选择
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的政策战略。低通胀作为一项未来经济发展常态化特征，需要政府和公众加以足够的认识。低通胀常态不等同于通缩，并非一定产生经济增长抑制效应或意味着经济增长衰退。当前，需要从可持续增长角度认识低通胀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促进意义。
（一）注重稳定政策导向，避免宏观政策频繁变动。
如上文所述，当前低通胀常态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理性回归的结果，体现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良序市场”的宏观环境[22]。该背景下形成的产业结构自我纠正亦符合政府调结构的发展思路。低通胀常态下，政府需要以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塑造为政策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将“良序市场”的政策构建视为重要改革目标，研究制订相关政策体系，正确处理市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互动。以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为前提，在市场经济中扮演更为理性的角色。既然是正常状态，政府就不应大动干戈的政策干预。政府应充分考虑到低通胀预期下市场行为体的政策反映，避免将低通胀与“通缩”混为一谈，避免过度刺激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法制建设的政策纲领旨在进一步从立法角度加强民众对政策稳定性的预期。除政府行为外，人民银行尤其需要注重稳定货币政策预期塑造。尽管近年来外生因素对通胀影响有所减弱，但央行货币政策仍是通胀构成的最大影响因素。尤其受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央行应充分考虑到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最大限度维护市场稳定。
（二）推动治理范式变革，发挥政策信号指引作用。
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我国的经济改革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低通胀常态本身作为一种市场稳定导向的价格信号，对低端产能盲目扩张，劳动力工资无序增长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习主席提出正确理解“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将更有助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平稳增长。政府通过向市场传递积极的政策信号，让公众认识到低通胀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趋向均衡过程中的一种经济特征，无须过度调节和干预。明确的政策预期将有助于实现市场机制下的产业结构自发调整。未来我国宏观政策改革应该注重稳定导向，注重信号指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作用。正确客观地认识低通胀在经济增长中的功效问题，有助于避免低通胀经济陷入可能的“通缩经济”陷阱。政府应以有效发挥低通胀常态下产业结构自发调整的信号指引功能为政策构建的出发点，避免过度政策干预导致的市场信息混乱。央行货币政策设计方面，应注重发挥政策的信号指引作用，发达国家债务危机过程中，提出“开放性指引”充分体现了央行货币政策的信号作用功能。
（三）完善价格体制改革，避免政府定价扭曲效应。
通胀本身作为一种价格现象，与价格形成机制密切相关。当前尽管我国95%以上的消费品和97%以上的生产资料价格已由市场决定。但在一些关键性资源和公共商品领域，比如成品油、天然气、水电、电信等垄断部门仍由政府定价。上述基础领域的定价将通过商品价值链条最终影响到整个商品生产体系的价格变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机制的核心，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关键。因此，要使得价格信号有效发挥产业结构的调节作用，必须进一步完善价格机制改革，使得价格形成能够真实反映市场机制规律，进而在该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自发调整。除上述领域外，价格体制改革应涵盖更广的领域，本文认为利率和汇率作为货币的价格表现，也应纳入到价格改革的范畴。与此同时，价格改革过程中需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注重循序渐进和合理引导的原则，避免价改造成新一轮市场信号混乱。
总结
本文从对通胀构成因素的研究出发，分析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通胀构成的机制演变，认为低通胀将可能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化特征。本研究从该常态化特征出发，在分析低通胀常态对市场行为主体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影响机制。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分析稳定物价预期、资金使用成本、生产利润空间等因素变动对市场行为主体的影响及因此对不同产业产生的异质性冲击。最后，从引领新常态出发，以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竞争力重塑为目标，分析政府宏观政策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提出政府应从稳定政策环境塑造和有效政策信号指引角度，创新经济治理范式，避免频繁政策刺激可能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和不可持续增长。

文献来源：《理论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