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及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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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两强竞争性合作格局趋势与中国外交
- 亚太区域架构变动的现状与前景
- 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前景与中国
- "保护海外能源利益"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新时期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内涵与意义
-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 特点、功能与趋势
- 中美中东政策比较——理念、政策与贡献
- 日本海洋战略的内涵与推进体制 — — 兼论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深层原因
-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态势、中国的新角色及中国智库的新任务
- 中俄关系2015：高调前行、道路曲折
- 发展中国家建构自己理论的必要性
- 中国智慧与力量造福世界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国际关系稳定
- 中国和平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新旧困难
-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智力支撑
- 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中国外交新思路 新实践 新理论
- 中国外交：今年成绩超出预期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 中国外交与和平发展
-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依赖模式研究》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国家民族”建构研究
-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依赖模式研究》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 欧盟社会政策研究
- 《老挝与“一带一路”》
- 《非洲世纪的到来？：非洲自主权与中非合作研究》
- 《国际体系演进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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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服务东盟地区“一带一路”建设 逆势成长与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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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错失良机的悲剧：新冠疫情中的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力和经济损失
- 错失良机的悲剧：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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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协作抗击新冠病毒：作用、经验与启示
中美在亚太的地缘安全“合作困境”
张哲馨
2012-10-15
中美关系
亚太格局
合作困境
新兴大国
简介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日益尖锐，两国在亚太地缘安全上似乎正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然而必须看到，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既非“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历史宿命，也不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令人欣慰的是，两国高层正在通过不断的相互“战略再保证”，努力巩固和扩展双方的战略互信。同时，两国在亚太地区各领域展开的务实合作及该地区其它的积极因素均有助于中美在地缘安全上找到一条新型的大国共存与合作之路。未来，两国应通过更多对话及互利合作，进一步巩固彼此的战略互信，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及领导作用的基础上，逐渐整合亚太地区现有的各种安全机制，为各国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
正文
近两年，美国持续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入，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地区各国曾经普遍认同的以经贸合作带动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共同愿景，不仅给亚太局势带来了新的紧张和动荡，也使得中美地缘战略关系面临着数十年未有的挑战。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究竟走向合作抑或对抗，是影响亚太乃至整个世界安全、稳定和发展的根本问题。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发展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不断加快，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变得更加尖锐而频繁，双方似乎面临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美国尽管一再重申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鼓励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却又不断加强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甚至或明或暗地支持其他国家共同对中国进行防范和抗衡；中国虽然希望能通过自身和平发展打破“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却经常因美国及一些周边国家的防范和排斥行为而被迫采取较强硬姿态，很难同其开展更加充分的合作。客观地说，中美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矛盾，而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也是“合作困境”的重要根源。然而当前的问题是，由于美国自2010年起大幅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中美在该地区地缘安全上的“合作困境”不仅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甚至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首先，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相对衰落使整个美国战略界陷入一个新的“战略迷惘期”。据粗略统计，在2001到2011这11年当中，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约32%下降到23%；中美两国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从约12：100增长为近50：100，而国防开支比例也从约5：100增长到约13：100。[1] 然而，美国仍有一些保守派人士坚决否认美国的实力和地位正在衰落，不承认西方在国际道义、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根本缺陷，反而经常指责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并对其进行各种诋毁和遏制，这种思潮必然会反映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之中。正如国际关系学者杨洁勉所言，“对于历来以‘敌人’和‘对手’为主要战略目标的美国来说，如何对待综合国力日益强盛的中国，使奥巴马政府陷入迷茫之中。一方面，中国不是美国现实的敌人，也不一定是将来的敌人；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对于想永远保持世界领袖地位的美国而言，确实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国际规制权和话语权、亚太合作框架、发展道路和模式、世界热点问题应对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奥巴马政府试图制订出能够应对这一历史性挑战的全球战略，并在实践中予以落实”。[2] 美国2010年以来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便是此次全球战略转型的关键环节。只要美国战略界对美国未来的实力发展持有根本分歧，中美就很难彻底摆脱当前的“合作困境”，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态势也可能得到进一步扩大。
其次，中美虽然在冷战中为了共同应对苏联扩张而开始彼此接近与合作，但双方在巩固和拓展战略互信的基础上一直难有突破，特别在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更是不断经受一些现实矛盾的冲击和干扰，令双方建立战略互信的过程时断时续、进退不定。此外，中美由于有着不同的外交体制和政治文化，在如何促进战略互信的问题上也经常本着不同的原则和思路：美国外交倾向于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最后确立某种宏观关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建构；中国外交则倾向于先确立彼此的总体关系，再据此解决较低层次的具体问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扩展。[3] 从中国角度看，作为相对弱势一方，中国要求美国对中美关系给出一定的承诺和保障是完全合理而必要的；而在美国看来，与其追求缺乏具体合作内容和成果的战略关系定位，不如先在某些具体领域取得一定的进展。从中美多年来的军事交流情况也可以看出，每当美国在对台军售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有比较大的行动，中国都认为这是对中美互信建设的严重干扰，因此提出强烈抗议并暂时中断原定的军事交流计划以示惩戒。但美国的观点是：正因为双方缺乏战略互信，美国才会采取对台军售等“防范性”行为，中国中断双方军事交流的举动不但不利于增进互信，反而更加证明了对台军售的“合理性”。[4] 这个例子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美军事安全关系为何远远滞后于双方总体关系发展，以及为何中美难以有效巩固和拓展彼此的战略互信。
最后，当前两国在亚太的地缘博弈很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期体现出自我强化的态势。例如，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7月高调宣称“南海问题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之后虽未继续就美国将在该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展开论述，也没有在地区军事投入上采取较大动作，却立即刺激一些企图“借美抗中”的东南亚国家开始大幅提升军力并加强了同中国对抗甚至主动挑衅的态度。再如，美国2011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同往年相比并没有本质性的提升，但由于奥巴马政府不断重申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及维护美国亚洲领导权的决心，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亚太国家便纷纷行动起来，为美国加强参与地区安全议题做政治和军事上的积极准备。如果将该地区看作一个整体的话，美国关于“战略再平衡”的表态和行动的确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这说明，即使美国未来不再就加强战略投入采取新的表态或行动，亚太各国的政治和军事神经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平静，何况美国继续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已成为未来美国政府的既定方向。[5] 由此可以判断，中美“合作困境”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地区安全局势形成较大的挑战。
三、中美克服“合作困境”的基础和动力
四、中美突破“合作困境”的途径
一、中美在亚太地缘安全上的“合作困境”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发展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不断加快，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变得更加尖锐而频繁，双方似乎面临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美国尽管一再重申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鼓励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却又不断加强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甚至或明或暗地支持其他国家共同对中国进行防范和抗衡；中国虽然希望能通过自身和平发展打破“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却经常因美国及一些周边国家的防范和排斥行为而被迫采取较强硬姿态，很难同其开展更加充分的合作。客观地说，中美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矛盾，而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也是“合作困境”的重要根源。然而当前的问题是，由于美国自2010年起大幅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中美在该地区地缘安全上的“合作困境”不仅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甚至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首先，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相对衰落使整个美国战略界陷入一个新的“战略迷惘期”。据粗略统计，在2001到2011这11年当中，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约32%下降到23%；中美两国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从约12：100增长为近50：100，而国防开支比例也从约5：100增长到约13：100。[1] 然而，美国仍有一些保守派人士坚决否认美国的实力和地位正在衰落，不承认西方在国际道义、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根本缺陷，反而经常指责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并对其进行各种诋毁和遏制，这种思潮必然会反映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之中。正如国际关系学者杨洁勉所言，“对于历来以‘敌人’和‘对手’为主要战略目标的美国来说，如何对待综合国力日益强盛的中国，使奥巴马政府陷入迷茫之中。一方面，中国不是美国现实的敌人，也不一定是将来的敌人；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对于想永远保持世界领袖地位的美国而言，确实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国际规制权和话语权、亚太合作框架、发展道路和模式、世界热点问题应对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奥巴马政府试图制订出能够应对这一历史性挑战的全球战略，并在实践中予以落实”。[2] 美国2010年以来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便是此次全球战略转型的关键环节。只要美国战略界对美国未来的实力发展持有根本分歧，中美就很难彻底摆脱当前的“合作困境”，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态势也可能得到进一步扩大。
其次，中美虽然在冷战中为了共同应对苏联扩张而开始彼此接近与合作，但双方在巩固和拓展战略互信的基础上一直难有突破，特别在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更是不断经受一些现实矛盾的冲击和干扰，令双方建立战略互信的过程时断时续、进退不定。此外，中美由于有着不同的外交体制和政治文化，在如何促进战略互信的问题上也经常本着不同的原则和思路：美国外交倾向于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最后确立某种宏观关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建构；中国外交则倾向于先确立彼此的总体关系，再据此解决较低层次的具体问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扩展。[3] 从中国角度看，作为相对弱势一方，中国要求美国对中美关系给出一定的承诺和保障是完全合理而必要的；而在美国看来，与其追求缺乏具体合作内容和成果的战略关系定位，不如先在某些具体领域取得一定的进展。从中美多年来的军事交流情况也可以看出，每当美国在对台军售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有比较大的行动，中国都认为这是对中美互信建设的严重干扰，因此提出强烈抗议并暂时中断原定的军事交流计划以示惩戒。但美国的观点是：正因为双方缺乏战略互信，美国才会采取对台军售等“防范性”行为，中国中断双方军事交流的举动不但不利于增进互信，反而更加证明了对台军售的“合理性”。[4] 这个例子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美军事安全关系为何远远滞后于双方总体关系发展，以及为何中美难以有效巩固和拓展彼此的战略互信。
最后，当前两国在亚太的地缘博弈很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期体现出自我强化的态势。例如，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7月高调宣称“南海问题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之后虽未继续就美国将在该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展开论述，也没有在地区军事投入上采取较大动作，却立即刺激一些企图“借美抗中”的东南亚国家开始大幅提升军力并加强了同中国对抗甚至主动挑衅的态度。再如，美国2011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同往年相比并没有本质性的提升，但由于奥巴马政府不断重申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及维护美国亚洲领导权的决心，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亚太国家便纷纷行动起来，为美国加强参与地区安全议题做政治和军事上的积极准备。如果将该地区看作一个整体的话，美国关于“战略再平衡”的表态和行动的确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这说明，即使美国未来不再就加强战略投入采取新的表态或行动，亚太各国的政治和军事神经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平静，何况美国继续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已成为未来美国政府的既定方向。[5] 由此可以判断，中美“合作困境”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地区安全局势形成较大的挑战。
二、中美“合作困境”产生的根源
中美在亚太地缘安全上的“合作困境”到底症结何在？从美国学术界过去发表的论述上看，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结构冲突论，以米尔斯海默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为代表。这种观点从结构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出发，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它强调以大国间权力分配为标志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大国关系的核心，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争夺，大国之间是天然的敌人，特别是霸权国（守成大国）和崛起国（新兴大国）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双方采取何种对外战略，也不论彼此在多少领域展开互利共赢的合作，最终都会为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而陷入严重对抗，甚至以一场全面战争来决定胜负。[6] 照此看，中美之间的“合作困境”根本产生于两者均为具有世界级体量的大国，而中美地缘关系必定体现为更多的对抗而非合作。
第二种是体制冲突论，对此论述得最为详尽透彻的当属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艾隆?费埃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11年7/8月号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特色的霸权》一文中指出，中美地缘竞争不单是相互猜忌和各自所采取政策的结果，更源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以及两国不同的国内政治体制。他说，无论从中国快速膨胀的体量还是曾经拥有的辉煌记忆来看，中国都会寻求成为某种地区霸权。然而，美国之所以会对中国如此防范，根本原因在于“民主国家倾向于认为非民主国家本质上是不可信赖而易踏上对外扩张之路的”。相似地，在中国领导人眼中，美国才是一个不断向世界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危险的帝国主义式的国家。他认为，由于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持续而快速的进步，中共有理由相信只有自己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成功，因此在对外关系上的终极目标是“让世界对威权主义而言变得更安全”，而这反过来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7] 总之，对于费埃德伯格教授及其他体制冲突论者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政府如何界定对外战略目标及其实现手段，因而中美之间几乎不可能在最核心的地缘安全问题上进行真诚持久的合作。
第三种是战略互疑论，支持者包括许多美国政府人士及智库学者。他们结合了传统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思想，既承认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着争夺世界主导权的矛盾，也不排除大国之间通过协商与合作不断修改国际制度、达到共赢结果的可能。他们认为，美国的全球战略、亚太战略甚至对华战略都是公开而清晰的（尽管可能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而中国的对外战略不但不够清楚和透明，而且常常体现出一种“自我矛盾”，如“韬光养晦”和“积极‘走出去’”之间的矛盾，以及一方面加强同美国及亚太国家展开安全合作、另一方面积极提升“反介入能力”，等等。[8] 在他们看来，中美“合作困境”的出现主要在于双方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因此应通过更多对话与务实合作巩固和扩大互信，进而克服这种“合作困境”。
结构冲突论和体制冲突论在美国战略界和学术界一直有不小的市场，并在美国不同时期的亚太战略及对华政策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然而，它们作为当代现实主义国关理论的两个主要分支，一直未能摆脱冷战思维的桎梏，同世界发展的现实状况渐行渐远。其主要缺陷在于：一方面，它们都把国家视为唯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认为政府是国家利益和意志的永恒的代言人和执行者。这不但忽视了国家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完全不考虑其它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在当今全球事务中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也排除了各国政府在互动中相互影响、彼此改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它们的分析视野中，决定性力量只存在于相互对抗的两个大国之间，如国际制度、具体权力分配情况以及其它国家等约束性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实却是全球力量日趋多元均衡和民主化，国际形势甚至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9] 如不考虑到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实难解释为何西方国家日益重视“二十国集团”、东亚峰会、香格里拉对话等体现全球政治、经济力量多元化的全球或地区合作机制。可见，这两种观点均基于大国斗争的历史经验，错误地认为“历史即未来”。照其说法，中美关系必然会走向地缘对抗的宿命。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指出：“完全根据历史来判断未来，从本质上说是不正确的。即使最相似的类比也不表示如今一代人会重复其前辈的错误”；“中美两国既不必也不应该陷入一场零和博弈之中”，但这需要双方领导人“对两国关系投入严肃而持久的关注，从而逐渐建立一种真正的战略互信和彼此合作”。[10] 这表明，中美在地缘安全上的“合作困境”并非源于“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结构性张力，也不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是可以通过开诚布公的沟通与互利共赢的合作来逐渐消除的。从中美两国高层近几年对彼此不断进行的“战略再保证”以及两国主要智库和学者的论著来看，相信中美可以通过增强战略互信而摆脱“合作困境”的战略互疑论正在成为当今两国战略界的主流认识。这种共识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正是两国一道突破“合作困境”的出发点。
第二种是体制冲突论，对此论述得最为详尽透彻的当属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艾隆?费埃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11年7/8月号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特色的霸权》一文中指出，中美地缘竞争不单是相互猜忌和各自所采取政策的结果，更源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以及两国不同的国内政治体制。他说，无论从中国快速膨胀的体量还是曾经拥有的辉煌记忆来看，中国都会寻求成为某种地区霸权。然而，美国之所以会对中国如此防范，根本原因在于“民主国家倾向于认为非民主国家本质上是不可信赖而易踏上对外扩张之路的”。相似地，在中国领导人眼中，美国才是一个不断向世界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危险的帝国主义式的国家。他认为，由于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持续而快速的进步，中共有理由相信只有自己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成功，因此在对外关系上的终极目标是“让世界对威权主义而言变得更安全”，而这反过来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7] 总之，对于费埃德伯格教授及其他体制冲突论者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政府如何界定对外战略目标及其实现手段，因而中美之间几乎不可能在最核心的地缘安全问题上进行真诚持久的合作。
第三种是战略互疑论，支持者包括许多美国政府人士及智库学者。他们结合了传统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思想，既承认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着争夺世界主导权的矛盾，也不排除大国之间通过协商与合作不断修改国际制度、达到共赢结果的可能。他们认为，美国的全球战略、亚太战略甚至对华战略都是公开而清晰的（尽管可能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而中国的对外战略不但不够清楚和透明，而且常常体现出一种“自我矛盾”，如“韬光养晦”和“积极‘走出去’”之间的矛盾，以及一方面加强同美国及亚太国家展开安全合作、另一方面积极提升“反介入能力”，等等。[8] 在他们看来，中美“合作困境”的出现主要在于双方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因此应通过更多对话与务实合作巩固和扩大互信，进而克服这种“合作困境”。
结构冲突论和体制冲突论在美国战略界和学术界一直有不小的市场，并在美国不同时期的亚太战略及对华政策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然而，它们作为当代现实主义国关理论的两个主要分支，一直未能摆脱冷战思维的桎梏，同世界发展的现实状况渐行渐远。其主要缺陷在于：一方面，它们都把国家视为唯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认为政府是国家利益和意志的永恒的代言人和执行者。这不但忽视了国家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完全不考虑其它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在当今全球事务中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也排除了各国政府在互动中相互影响、彼此改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它们的分析视野中，决定性力量只存在于相互对抗的两个大国之间，如国际制度、具体权力分配情况以及其它国家等约束性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实却是全球力量日趋多元均衡和民主化，国际形势甚至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9] 如不考虑到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实难解释为何西方国家日益重视“二十国集团”、东亚峰会、香格里拉对话等体现全球政治、经济力量多元化的全球或地区合作机制。可见，这两种观点均基于大国斗争的历史经验，错误地认为“历史即未来”。照其说法，中美关系必然会走向地缘对抗的宿命。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指出：“完全根据历史来判断未来，从本质上说是不正确的。即使最相似的类比也不表示如今一代人会重复其前辈的错误”；“中美两国既不必也不应该陷入一场零和博弈之中”，但这需要双方领导人“对两国关系投入严肃而持久的关注，从而逐渐建立一种真正的战略互信和彼此合作”。[10] 这表明，中美在地缘安全上的“合作困境”并非源于“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结构性张力，也不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是可以通过开诚布公的沟通与互利共赢的合作来逐渐消除的。从中美两国高层近几年对彼此不断进行的“战略再保证”以及两国主要智库和学者的论著来看，相信中美可以通过增强战略互信而摆脱“合作困境”的战略互疑论正在成为当今两国战略界的主流认识。这种共识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正是两国一道突破“合作困境”的出发点。
三、中美克服“合作困境”的基础和动力
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地缘安全关系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的根本福祉，也涉及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稳定与发展。面对着一系列严峻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的挑战，两国各自的利益正在同彼此及全球利益日益紧密地交织在 一起，双方在过去十余年中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扩展，逐步形成了在沟通中促磨合、在竞争中求合作的互动格局。这注定了双方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或局部利益冲突，但互利合作必然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尽管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 给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了直接压力，使中国被迫经常在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加鲜明的态度甚至采取一些行动，但要看到，美国在亚太并没有挑起战争的意图和能力，其加强地区战略投入的目的不是制造冲突，而是防范和威慑；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正是为了防止战争发生。[11] 这表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本质上更多是以攻为守的战略收缩，而非恃强而霸的战略扩张。从上述认识出发，人们可以对未来中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互动进行较为乐观的判断：
第一，中美间频繁的首脑外交及双方达成的一系列战略共识为两国开展更多地缘合作与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从2009年和2011年两个《中美联合声明》的内容看，双方均认为中美不但在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方面有着共同责任，在亚太地区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均支持构建和完善一种开放、包容、共赢的地区合作框架。中国一再强调“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而美国也重申自己“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双方还同意要通过深化对话、加强协调和拓展务实合作的方式，进一步努力培育和深化战略互信，以加强双边关系。[12] 这表明，两国在对彼此的战略意图和角色定位上已经取得了初步共识，从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局部矛盾或暂时的利益冲突阻碍中美地缘安全合作的大局。
第二，中美现有的60多个对话交流机制为两国加强协商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中美在2000年以前仅有不到20个对话机制，但在之后十余年里陆续建立了40余个对话交流机制，包括不少战略及具体安全领域的合作机制，足见中美关系过去十年来的蓬勃发展。[13] 如此多的对话交流机制不但在促进相互沟通、解决彼此分歧以及扩大和深化两国地缘安全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可以有效防止双方在一些突发情况下出现误判，并能在危机出现的第一时间进行及时的沟通和处理。
第三，中美关系在经历了2010年因美国执意对台军售等错误行动造成的大起大落后，重新步入了谨慎磨合与平稳发展的正轨，双方开始有意地对彼此展示更多的耐心和善意。例如，美国在2011年9月21日宣布总额达58.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之前，曾经多次同中国有关方面进行积极的解释和沟通，希望获得中国的默许；[14] 在美国正式宣布军售之后，中方除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及陈炳德总参谋长分别向美驻华大使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出严正抗议，并表示“两军计划内的一些高层交往、联合演练和大项活动肯定会受到影响”外，也未如一年多之前那样暂时中断两国军事交流。此外，2011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及陈炳德总参谋长访美期间的一系列态度相对温和的演讲和访谈，也表示两国高层正在以更加客观和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彼此的矛盾与分歧。
第四，虽然一些亚太国家欢迎美国加强对本地区的“战略再平衡”以平衡中国迅速增长的地区影响，但这些国家并不希望看到中美走向战略对抗，更无法承受中美陷入严重冲突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及自身经济利益带来的巨大损害，因而，它们强烈反对美国过多、过快地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任何联合遏制或排斥中国的行为。例如，对于美国大力推动的TPP谈判进程，东盟虽未公开反对，但在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11月12日刚就TPP贸易大纲发表一番充满信心的讲话之后仅仅五天，便在东盟峰会上决定2013年以后将成立一个由东盟和中日韩等六方共同参与的自由贸易区。这无疑反映出东盟对美国主导亚太经贸合作的企图持保留态度。由此可见，地区各国对中美良性互动的期待和协助也是促使中美早日走出“合作困境”、共同致力于地区安全、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上述各种积极因素的规范和推动下，中美有望本着一种新的安全关系，以更加平和与积极的方式进行地缘互动。在这种关系中，两国的目标不是独占地区霸主地位，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排他性竞争，而是通过发挥各自的优势及领导作用，为各国和谐共处及共同繁荣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
第一，中美间频繁的首脑外交及双方达成的一系列战略共识为两国开展更多地缘合作与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从2009年和2011年两个《中美联合声明》的内容看，双方均认为中美不但在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方面有着共同责任，在亚太地区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均支持构建和完善一种开放、包容、共赢的地区合作框架。中国一再强调“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而美国也重申自己“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双方还同意要通过深化对话、加强协调和拓展务实合作的方式，进一步努力培育和深化战略互信，以加强双边关系。[12] 这表明，两国在对彼此的战略意图和角色定位上已经取得了初步共识，从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局部矛盾或暂时的利益冲突阻碍中美地缘安全合作的大局。
第二，中美现有的60多个对话交流机制为两国加强协商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中美在2000年以前仅有不到20个对话机制，但在之后十余年里陆续建立了40余个对话交流机制，包括不少战略及具体安全领域的合作机制，足见中美关系过去十年来的蓬勃发展。[13] 如此多的对话交流机制不但在促进相互沟通、解决彼此分歧以及扩大和深化两国地缘安全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可以有效防止双方在一些突发情况下出现误判，并能在危机出现的第一时间进行及时的沟通和处理。
第三，中美关系在经历了2010年因美国执意对台军售等错误行动造成的大起大落后，重新步入了谨慎磨合与平稳发展的正轨，双方开始有意地对彼此展示更多的耐心和善意。例如，美国在2011年9月21日宣布总额达58.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之前，曾经多次同中国有关方面进行积极的解释和沟通，希望获得中国的默许；[14] 在美国正式宣布军售之后，中方除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及陈炳德总参谋长分别向美驻华大使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出严正抗议，并表示“两军计划内的一些高层交往、联合演练和大项活动肯定会受到影响”外，也未如一年多之前那样暂时中断两国军事交流。此外，2011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及陈炳德总参谋长访美期间的一系列态度相对温和的演讲和访谈，也表示两国高层正在以更加客观和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彼此的矛盾与分歧。
第四，虽然一些亚太国家欢迎美国加强对本地区的“战略再平衡”以平衡中国迅速增长的地区影响，但这些国家并不希望看到中美走向战略对抗，更无法承受中美陷入严重冲突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及自身经济利益带来的巨大损害，因而，它们强烈反对美国过多、过快地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任何联合遏制或排斥中国的行为。例如，对于美国大力推动的TPP谈判进程，东盟虽未公开反对，但在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11月12日刚就TPP贸易大纲发表一番充满信心的讲话之后仅仅五天，便在东盟峰会上决定2013年以后将成立一个由东盟和中日韩等六方共同参与的自由贸易区。这无疑反映出东盟对美国主导亚太经贸合作的企图持保留态度。由此可见，地区各国对中美良性互动的期待和协助也是促使中美早日走出“合作困境”、共同致力于地区安全、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上述各种积极因素的规范和推动下，中美有望本着一种新的安全关系，以更加平和与积极的方式进行地缘互动。在这种关系中，两国的目标不是独占地区霸主地位，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排他性竞争，而是通过发挥各自的优势及领导作用，为各国和谐共处及共同繁荣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
四、中美突破“合作困境”的途径
首先，两国须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巩固和扩大战略互信，主要指对彼此的战略目标及利益范围特别是核心利益的把握。如上所述，当前中美高层已就各自的战略意图达成初步共识，即两国均乐见对方繁荣和强大，欢迎对方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加积极而建设性的作用，支持构建和完善一种开放、包容、共赢的地区合作框架。但在现实中，两国都有不少人仍然对对方的真实意图持有较深的怀疑和戒心，特别是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既不愿接受中国实力与国际地位迅速上升的现实，也不相信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因而经常故意夸大中国军力提升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未来地区局势的负面影响。与此相似，中国也有一些人从美国2010年以来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及对台军售的例子出发，倾向于把美国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看作完全是为了阻碍中国发展的遏制行为。鉴于此，中美有必要通过更多的高层交流，对各自的战略意图进行更加明确而具体的阐述；同时，也应进一步确认并切实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在这个前提下不断增强两国的战略互信。
其次，中美应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继续巩固和拓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当前，两国在安全和发展议题上拥有愈来愈多的共同利益，双方不仅都面对着全球经济危机、恐怖主义、能源与环境危机等一系列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的现实挑战，在把握和引领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潮方面也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和责任。事实上，两国现有共同利益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些人认为，中美已经超越了利害均沾的“利益攸关方”关系，而正在成为共同参与决策的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了。[15] 不过还应看到，两国在安全和发展议题上的共同利益虽然呈不断扩展和深化趋势，但在一些具体领域仍有许多零和博弈式的利益冲突，而双方对这些冲突的应对方式将反过来影响彼此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和投入程度。因此，中美应在各层面、各领域展开更多的对话协调与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凝聚对两国关系及世界未来发展的共同愿景。
再次，两国须充分利用并积极整合现有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分析，当前亚太地区存在多种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但最主要的仍是作为冷战产物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关系。目前亚太地区能够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主要不是因为这些机制的存在，而是中国没有表现出与美国争霸的战略意图并小心地维持着同美国的“‘和平’关系”，但这种“和平”局面是非常脆弱的，必须构建一个覆盖亚洲地区的集体安全体系方可保证整个地区的长久安全。[16] 尽管这一愿景无疑为各国战略界所普遍支持，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当前亚太地区波谲云诡的局势下，中美作为该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应从再次确认各自的长期战略目标出发，共同参与并逐渐整合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不断汇集有关各国对共同安全利益的共识和努力。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要更努力地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相对弱小的国家展示自己和平崛起与促进地区共同发展的良好意图，同时尽量向美国各界说明自己无意颠覆原有的地区秩序和行为规则；对美国而言，则须真正本着促进地区安全与繁荣的目标，欢迎中国更多地加入到一些安全合作机制中来，而非对中国的参与设置重重障碍，甚至鼓励和支持一些主要针对中国的安全机制的发展。
最后，中美还需要在致力于地区安全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两国以及亚太各国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其它领域的广泛交流与合作。这些非安全领域的互动不仅能够有力促进各国的相互理解与包容，使它们在安全议题上的协调合作变得更加容易，还可以为地区安全合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持久的动力。然而目前的问题是，无论就中美两国还是整个地区来说，对安全与经济合作的重视和投入程度都远高于对社会及文化交流的关注，整个地区尚无多少以社会和文化议题为主要内容的各国普遍参与的机制化平台。须知在很多时候，安全合作难以深入进行的原因并不在于各方缺乏合作的诚意，也非彼此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够高，而是各自的民意没能给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若通过更多的人文交流为彼此在安全议题上的互动创造更好的氛围和条件，必然能为各国在进行安全合作时提供更大的推动力与选择空间。总之，只有以促进各自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为根本，中美才有望从根本上克服彼此的“合作困境”，并同其他亚太国家共同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共赢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
其次，中美应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继续巩固和拓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当前，两国在安全和发展议题上拥有愈来愈多的共同利益，双方不仅都面对着全球经济危机、恐怖主义、能源与环境危机等一系列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的现实挑战，在把握和引领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潮方面也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和责任。事实上，两国现有共同利益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些人认为，中美已经超越了利害均沾的“利益攸关方”关系，而正在成为共同参与决策的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了。[15] 不过还应看到，两国在安全和发展议题上的共同利益虽然呈不断扩展和深化趋势，但在一些具体领域仍有许多零和博弈式的利益冲突，而双方对这些冲突的应对方式将反过来影响彼此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和投入程度。因此，中美应在各层面、各领域展开更多的对话协调与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凝聚对两国关系及世界未来发展的共同愿景。
再次，两国须充分利用并积极整合现有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分析，当前亚太地区存在多种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但最主要的仍是作为冷战产物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关系。目前亚太地区能够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主要不是因为这些机制的存在，而是中国没有表现出与美国争霸的战略意图并小心地维持着同美国的“‘和平’关系”，但这种“和平”局面是非常脆弱的，必须构建一个覆盖亚洲地区的集体安全体系方可保证整个地区的长久安全。[16] 尽管这一愿景无疑为各国战略界所普遍支持，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当前亚太地区波谲云诡的局势下，中美作为该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应从再次确认各自的长期战略目标出发，共同参与并逐渐整合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不断汇集有关各国对共同安全利益的共识和努力。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要更努力地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相对弱小的国家展示自己和平崛起与促进地区共同发展的良好意图，同时尽量向美国各界说明自己无意颠覆原有的地区秩序和行为规则；对美国而言，则须真正本着促进地区安全与繁荣的目标，欢迎中国更多地加入到一些安全合作机制中来，而非对中国的参与设置重重障碍，甚至鼓励和支持一些主要针对中国的安全机制的发展。
最后，中美还需要在致力于地区安全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两国以及亚太各国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其它领域的广泛交流与合作。这些非安全领域的互动不仅能够有力促进各国的相互理解与包容，使它们在安全议题上的协调合作变得更加容易，还可以为地区安全合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持久的动力。然而目前的问题是，无论就中美两国还是整个地区来说，对安全与经济合作的重视和投入程度都远高于对社会及文化交流的关注，整个地区尚无多少以社会和文化议题为主要内容的各国普遍参与的机制化平台。须知在很多时候，安全合作难以深入进行的原因并不在于各方缺乏合作的诚意，也非彼此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够高，而是各自的民意没能给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若通过更多的人文交流为彼此在安全议题上的互动创造更好的氛围和条件，必然能为各国在进行安全合作时提供更大的推动力与选择空间。总之，只有以促进各自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为根本，中美才有望从根本上克服彼此的“合作困境”，并同其他亚太国家共同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共赢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
文献来源：《亚非纵横》
注释：
[1]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统计：http://data.worldbank.org.cn/ （2012年4月20日） [2] 杨洁勉，“浅析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调整”，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20页。 [3]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p. 221-2. [4] 根据笔者2011年9月在华盛顿对美国前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访谈。 [5] 小布什政府在2006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表示将增加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奥巴马政府2010年以来就此问题先后发表过三个重要文件，包括2010年5月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克林顿国务卿2011年11月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以及国防部2012年1月出台的安全战略指南（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学术界及各大智库发表的支持此论的文章和评论则数不胜数。 [6]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晓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 Aaron L. Friedberg, “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1. pp. 18-27. [8] 关于中国对外战略不透明同美国加强对亚太地区“战略再平衡”之间的关系，近期除上述三个重要的官方文件外，还有美国国会2011年10月发布的《中国年度报告》及一些智库报告，如2049研究所2011年8月发表的《21世纪亚洲同盟关系（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外交关系委员会2011年9月发表的《应对中国周边的不稳定因素（Managing Instability on China’s Periphery）》等。 [9] 杨洁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2009年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求是》，2010年第1期。 [10]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pp. 522-3. [11] 王帆，“学者称中国拥有远洋海军时中美对决才可能出现”，东方网：http://mil.eastday.com/m/20100920/u1a5457397.html （2010年9月20日，2011年12月5日访问） [12] 见两国分别于2009年11月17日和2011年1月19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 [13] 吴心伯著，《世事如棋局局新——二十一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169页。 [14] 关于美国在宣布对台军售之前一直寻求中国政府谅解并积极同中国沟通军售清单内容的观点，来自笔者2011年4月至9月同华盛顿多家智库台湾问题学者的交流。 [15] 王红茹，“奥巴马来找‘中美共同利益’”，载《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44期，第18-21页。 [16] 郑永年，“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建设”，载《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5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