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一场弱小民族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而展开的一场全民族战争。由于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相比军力和经济力的比拼，胜利的决定因素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这需要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组织，实现社会上层和基层的整合，进行普遍和深入的社会总动员，以发动全国的民众为抗战积极贡献。而坚持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因对此缺乏认识，虽然指挥着正面战场的抗战，且不少官兵也英勇抗敌，却非但无法扭转中国在军事上的颓势，反而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使自己逐渐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性循环中。相比之下，中共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效地将中国社会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组织起来，引领着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逐渐成为了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和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在这段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客观形成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这场胜利的关键。这一定位本是在8年全面抗战的历史中客观形成的，但中国社会上总有一些声音对此表示质疑，并提出种种谬论。究其根源，多在于因其对抗日战争的全民族战争本质缺乏了解而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片面抗战和全面抗战这两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所致。
全民族战争实质上就是国家为了支撑长期的大规模战争，需要动员全社会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并对社会组织进行重新整编。但当时一方面中国远未完成向近代国家转型的任务，社会动员能力相当薄弱，另一方面，面对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亚洲首屈一指的日本，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因此相比军力和经济力的比拼，胜利的决定因素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基于此，唯有实现中国社会上层和基层的整合，进行普遍和深入的社会总动员，发动全国的民众为抗战积极贡献，才能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而哪个政治力量能够完成这一重任，则它就顺势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对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之质疑的辨正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1]应该说，中共在抗战中的定位是历史客观形成的，并非是某政党，甚至某领导人的主观意志体现。但这个本应是盖棺论定的结论却在中国社会上不时地遭到一些声音的质疑。具体而言，其种种谬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认为中共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抗战在宣传和报道中有所缺失。实际上，无论是当时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此都给予了客观肯定。如毛泽东就曾这样赞许道：“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2]而195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也肯定地说：“蒋介石在战争初期也曾表现了他的某种程度的抗日积极性。”[3]与此同时，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中也明确指出包含国民党官兵在内。
改革开放以后，除了1980年代中期拍摄的《血战台儿庄》和1987年7月7日开馆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大量对国民党抗战的客观宣传外，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对于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的抗战战略防御阶段论述，除了一以贯之地继承《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正面肯定国民党的抗战积极性外，还这样称许道：“国民党军队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4]，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也指出，“担任正面防御部队的许多官兵怀着爱国热忱，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5]。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抗战的积极性虽然不及前一阶段，但仍组织了一些一定规模的战役，如南昌战役、随枣战役、第一次长沙战役、桂南战役、枣宜战役等。对此，上述两书中皆有篇幅不等的描述，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描述中还强调说“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进行了英勇的作战”，并指出“1941-42年间，国民党对日军在晋南中条山、湖南长沙和浙赣等地的进攻也进行了抵抗，并组织中国远征军进军缅甸支援反法西斯同盟国作战”。[6]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不但对上述内容的描述更为详细，且高度评价上述战役“牵制和消耗敌人，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持久战的局面”，还举例一一赞扬说“1940年3月，傅作义指挥的绥西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39-1940年，卫立煌指挥的第四集团军等在中条山西部多次粉碎日军的进攻，守住了中条山防线。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冬季攻势，全国各战区几乎都参加了作战，参战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正面战场这次较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给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1940年5月开始的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的激战中，率部冲杀，身负重伤，最后壮烈殉国。……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为保卫滇缅公路和支援盟军，在异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战斗，取得了仁安羌大捷等作战的重大胜利。远征军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奉命率部在缅甸东瓜与敌血战10余天，歼敌5000余人。戴后在与敌遭遇战中亲赴第一线指挥，不幸身负重伤，光荣殉国。”[7]
抗战是一场全民族的抗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在这种民族精神的觉醒和升华下，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就成了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而其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日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且“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8]可见，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战事迹在中共正式的宣传和报道中得到了客观公正的对待。
其次，从国民党指挥了抗战的正面战场这一点望文生义地认为其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从军事维度上区分的，也是当时境况的客观反映。鉴于国民党是执政党，拥有200万军队，且掌握着国际上承认的合法政府，不但美英等国，即使是苏联也更看重国民党的力量，它这一“正统”地位也是多数国内民众所承认的。相比之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当时仅4.5万多人，新四军约1.03万人。因此，国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协力合作是从军事角度而言的。[9]但这与抗战的中坚力量是两个完全不同概念。如前所述，抗战是一场全民族战争，面对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远远胜出的日本，仅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虽然可以取得某些个别战役的胜利，但“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10]如淞沪抗战尽管粉碎了日军三个月消灭中国的狂言，但苦战之后参战的国民党军实力丧失十之六七，无法遏止日军前进。台儿庄大捷尽管让中国士气为之一振，但到了1938年5月仍不得不放弃徐州。之后为阻止日军沿黄河西进，蒋更不惜采取焦土政策，竟下令在花园口决堤放水，导致洪水向南泛滥，约50万人死亡，300-500万人沦为难民。[11]更为重要的是，1938年10月随着武汉、广州的陷落，国民党内失败主义的“抗战必败”、“再战必亡”悲观论调迅速抬头，并使得其内部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如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在失败主义的驱使下认定中国不可能取得抗战胜利，旋即便在日本的政治诱降下叛国投敌。而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约有一半被消灭，其余的一半除了极少数残存和撤离的，全部投降成了伪军。[12]因此，唯有实现对全国社会组织的重新整编，推动社会上层和基层的整合，以进行普遍和深入的社会总动员，发动全国的民众为抗战积极贡献才是取得胜利的不二法门，如已故的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强调的那样，“抗战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中国之经济基础在于农村，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奖进”。[13]而也只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力量才堪称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其根源在于，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进入了“总体战”时代，要求国家为了支撑长期的大规模战争，除需要动员全社会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外，还应对社会组织进行重新整编以将之前的社会性对立或排斥的各种因素排除掉，使之达到“强制性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的效果。[14]然而，相比当时日本已完全具备了支撑“总体战”的社会环境，国民党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统治极其粗放，甚至连户籍、地籍这些作为战时征用所必需的最基本制度都尚未完善。但众所周知，抗日战场又是一场持久战，正面战场上军事作用的下降将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而变得愈加明显，如果不能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夯实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础，仅将持久战限定为军事上的指导方针，仍坚持片面抗战，后方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之大和获取的成效之低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经济方面，抗战期间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省份落入日军之手，导致中国关税收入丧失了约80%，财政赤字更加严重。如1937年战争开支为11.67亿（法币，下同），当年财政收入为8.70亿；1941年的开支为109.33亿，收入仅20.24亿；1945年的开支为12680.31亿，收入进一步下滑至2165.19亿。国民党无法弥补这个差距，只得滥发纸币，其比重竟占到了战时支出的约75%，结果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和平均零售价的急剧上扬。以米价为例，1944年初，大后方米价约为战前的400余倍。而普通官员薪资的票面购买力，在1937年与1944年间下降了约85%，而士兵们则下降了约94%。另一方面，政府官员腐败堕落，滥用法律，尽管国困民贫，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15]这不但损毁了国统区的经济基础，打击了行政效率，还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士气。
在征兵筹饷方面，国民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共征兵约1405万人，另有大量的体力劳工被强制征用于各类工程及防卫设施等的建设中。此外，国民党正式实施战时粮食征用始于1941年下半年，到抗战胜利共约征用2310万千升的米、麦，另有在农村最基层征收的各类名目繁多的临时征收项目。[16]但由于“中国农业社会的架构不能与新型商业社会的组织相抗衡，不仅军备与后勤膛乎其后，人事组织亦捉襟见肘”，征兵筹饷“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则不能脱离垄断、包办、奉承、哄骗各种旧社会恶习”，这导致“负担最重的人常为无力抗拒之人，以致不久财源宕尽，各处发生虚冒的现象，一方面只有数字的膨胀，一方面到处发生短缺”。[17]其结果是战时的征兵筹饷变成了一种空前膨胀的战时掠夺以及不合理的负担分配，抓丁如囚犯，征丁、征粮、征捐面对的是遍地的“抗丁、抗粮、抗捐”，加之上级军官克扣士兵财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士兵营养失调，疾病蔓延，甚至死亡。到抗战胜利为止，国统区的实际征兵数虽约1405万人，但配置到各战区的仅约1204万人，从征兵到分配到各战区的过程中，因“生病、受伤、死亡、逃跑”而减少的兵员竟占总征兵数的15%左右，超过200万人。[18]
由此可见，尽管国统区拥有广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但其错误的政策却导致国统区内经济崩溃、物价上涨、民生凋敝、民怨沸腾，而军事上士气低落的问题暴露得尤为突出。因此到了1944年4月日本发动“一号作战”时，尽管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通过美援已经有所改善，且有美国航空兵的支援，但他们基本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溃败。如河南驻军有30万，主力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当日军进攻时，汤部望风奔溃，三十多天之内，郑州、许昌、洛阳大小三十余城尽失。更为讽刺的是，因汤部平素纪律废弛，时常苛扰地方，导致溃败时受到乡民的四处攻击，“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士兵的武装，还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而在湖北，乡民情愿让日军统治，却不想在留在国统区。其结果导致日军在8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城市146座，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19]对此，郭廷以曾痛心疾首地指出：“由于中国役政腐败，强征贫民为兵，素质恶劣，训练不施，薪饷不足温饱，再加克削虐待，军官走私营商，毫无战斗意志。……官兵的抗战意志纵仍不移，而怨尤之情，究不能免。1944年，战场上一再败溃的原因，大可于此求之。”[20]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发现“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1945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态。”[21]
综上所述，抗战是一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的全民族持久战争，只有明白了这一本质，并领导各界社会组织的重整，推动上层和基层的整合，以进行普遍和深入的社会总动员，发动全国的民众为抗战积极贡献的力量才堪称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诚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抗战的关键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努力的程度”。[22]因此，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抗战仅是从军事角度而言的，虽是全民族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决不能与抗战的中坚力量这一概念等量齐观。
最后，对中共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引领着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这一点缺乏深刻认识。为什么说只有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开辟敌后战场，才是引领着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呢？这主要是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得出的结论。如前所述，日本当时已完成向近代国家转型的目标，具备了支撑“总体战”的社会环境，但中国则连相关的最基本制度都尚未完善，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与日本悬殊甚大。当时日本拥有数十万以现代武器装备的、多兵种组成的常备军，并有一二百万经过训练的预备补充兵员，能够在短时期内动员强大的进攻力量。国民党虽拥有200万正规军，不少官兵也有抗战爱国热情，但是训练装备较差，内部又不统一。中共领导的军队政治素质虽好，但数量太少，武器装备更差，“即使全部集中起来打正规战，也不能对日本侵略军构成大的威胁”。[23]因此，“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非但如此，“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24]这也是为什么日军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占领中国大片国土的根源所在。但另一方面，相对日本的虽强却小，中国则是弱而大，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又导致了抗战势必成为一场持久战，且日军虽然占据中国大片国土，但因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也将留有很多控制薄弱的地方。
抗战发展到这一阶段，倘若不推行全面抗战，仍坚持片面抗战，因中日实力悬殊甚大，国统区所发生的一切势将在全国各地上演；倘若不开辟敌后战场，日军必将占领区变成它的战争基地，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其他地区进攻。而坚持全面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工农兵学商在内的一切爱国同胞动员起来团结一处，就能有效地将中国社会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组织起来。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抗战是不能胜利的。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而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拼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就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且如此一来“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25]开辟敌后战场，通过发动游击战和运动战，既可以缩小敌占区，亦导致其疲于奔命，且因日军面对的是已经觉醒的中国民众，还必须被迫自己看守其军需，被迫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这对兵力不足的日本来说是极其严重的威胁。这样，日本非但不能利用中国的劳力和资源来以战养战，而是在中国的广阔领土上耗尽其国力和士气。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潜力却一天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26]
也正因为如此，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改之前的将主力用于正面战场，对国民党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这也导致中共逐渐成为了抗战的主力军。到了1943年，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为中共所抗击。即使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东北以外的侵华日军40个师团的58万人中，仍有56%，即32万人是由中共抗击的。[27]但尽管如此，相比国民党大部分军队要么投敌成为伪军，要么士气低落，丧失战斗意志，中共领导的军队却“士气高涨”，虽然“战争迫在眉睫，没有失败主义，反而有着自信”。[28]时任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政治顾问的戴维斯（John P. Davies）还盛赞八路军是“华北最有凝聚力，纪律最严明也最有进取心的抗日部队”。[29]因此，“尽管中共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30]
二、中共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之特征分析
1930年代的日本已具备了支撑“总体战”的社会土壤，政府通过一张薄薄的“红纸”（征召令）便可轻而易举地从农村征募大批的青年男子入伍，也能够较容易地掌握每户农家的详细状况，并严格实施占时粮食管制。[31]而中国则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以至于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如此感叹说中国“至少尚需准备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面对这种状况”。[32]实际上，当时也有人主张，中国抗战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上述想法首先将战争的成败完全依赖于武器，这种“唯武器论”体现的是一种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此外，强敌当前又怎么可能让中国有充分的时间去发展呢？因此，毛泽东就直斥这种“唯武器论”既存在认识上的错误，更不现实，并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33]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是在对中日两国国情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且将之置于天时、地利、人和的框架内加以剖析。从天时看，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是野蛮落后的，中国的抗战则是正义的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际正义力量最终会站在中国一边。但天时不如地利，中国不能坐等国际援助，应充分利用中国弱而大，日本强而小的地利特征，让日本陷入持久的消耗战中。而地利又不如人和，在不具备进行“总体战”土壤的中国，持久战不是单纯的军队和政府行为，只有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变国恨为家仇，让日本军国主义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几百万军队，更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已实现觉醒和升华的亿万民众，这才能“造就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而通过“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34]具体而言，这就是中共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它的建立、坚持和发展才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35]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被提出，当时称“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36]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中共又详细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强调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指出不但要进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还要进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即“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而最主要的则是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澈（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37]此外，共同纲领还系统地指出了抗战期间应实施的政治机构改革，军队制度、民众政策，到财政、经济、外交、教育等项政策。之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制度改革和政策运作基本按照纲领落实。因此，共同纲领对于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如同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38]
由此可见，中共之所以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其首要特征是在对抗战形势进行综合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先从思想高度认识到民族战争要依靠人民大众才能取得胜利，然后再提出相应的行动方针，以指导全面抗战路线的实施。从纵向维度看，这是个从认识到实践的自上而下的过程。但中共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绝不仅仅是思想认识到位这一个因素，从横向维度看，这一过程特征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及相关各项政策的推广，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坚持和发展，随着中共领导的军队的不断壮大，并肩负着抗击大部分的侵华日军及绝大部分伪军的重任而逐步实现的，诚如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共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39]
如前所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条件，也是确保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因此这个统一战线首先应包含广泛，它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阶级、阶层；其次，它需要不断扩大和巩固，遵循的方针是发展抗日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共顽固势力；最后，它还贯通于中共的各项工作，如与同盟者的关系、军事方针、经济政策、政权建设等方面。[40]在实践中，中共通过各级党、政、军以及群众组织的互相联动，在垂直的指挥机构和每一级的横向协调之间提供有效的平衡同时，确保了政治结构完全深入至社会的最基层。进一步地，为保证有个完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了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制度，容纳多方，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施政方针就是反对日本侵略者，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如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等。另一方面，中共充分认识到抗战期间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因此在同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进行斗争的同时，也提出在其不投降日军的前提下，坚持斗而不破的方针，坚定地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以小部分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之后，中共领导的军队则着重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此，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和富饶地区，但其胜利只是战役上的。从战略上看，它并没有胜利。因为随着日军在华占领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其财力、物力、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开始暴露，加之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在占领区内“实际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41]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军队则控制着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在敌后形成敌我互相包围、犬牙交错的局面。在日军将大部分兵力用于对付根据地军民，并展开了数次大规模扫荡的情况下，尽管条件艰苦、形势险恶、战争残酷，但根据地通过“精兵简政”等政策的实施，不但有效克服了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实现了修养生息民力，还逐渐恢复并扩大，到1945年春，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19块，范围北起内蒙古，南至海南岛，基本遍布日军占领区，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42]
无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坚持和发展，如果缺乏一支由中共领导，完全执行共同纲领的军队的话，则上述一切终将无法得到保障。八路军、新四军刚改编时总兵力仅约4.6万，但到1938年10月时已发展到约18.1万，到抗战胜利前夕更增至91万，另有220万民兵。[43] 相比拥有广大人力、物质资源的国统区征兵极端困难，且军队士气低落，根据地虽处于被日军条块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下，人力动员却可源源不竭，有大批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且士气日益奔腾高涨。因为他们不是像国民党用“捉兵法”、“买兵法”等强迫动员的方法补充来的，而是在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他们首先奉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即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其次奉行军民一致的原则，即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是奉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44]
正因为如此，敌后抗日根据地才能成为“中国最具凝聚力、最有纪律性和最强势的抗日政权”，延安才能成为“满怀希望、朝气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扬、纲纪严明、热情洋溢”的“新中国”的代表，而八路军尽管装备落后，但却是“华北地区最有凝聚力，纪律最严明也最有进取心的抗日部队”。因此戴维斯也才会说出“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掌握，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这样的话。[45]概言之，抗战的历史证明：尽管当时中共还未掌握全国政权，但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和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46]
三、中共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之根源探析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一方面不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以“士”为政治结构的传统社会一体化结构也次第解构，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已实现社会近代化转型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而中共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之根源在于其重构了新的国家一体化结构，即既能有效地将社会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组织起来，实现了一种既能将社会上层和下层加以耦合，亦能抗拒外来入侵的社会结构。其重点则是率先完成在农村基层社会的动员力和整合力。
中国传统社会一体化结构解构的最大特征是社会上层和农村基层的脱节，政府丧失了对农村基层的整合力。众所周知，农民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且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封闭性特征导致其一旦丧失整合力，要重新将之与社会上层加以统合是难上加难。而对比国共两党，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的根源可从两党所信奉的思想和各自的组织架构来寻找答案。
国民党除大革命时期有往意识形态团体演变的倾向外，基本目标是要将中国比照西方建设成民治、民享及民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国民党虽几经改组，但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形式加以运作的。所谓“资产阶级政党”即是议会政党，它不是达到某种意识形态认同的组织，而只是支持某一种政治主张或因利益结合之团体[47]，其政权的基石是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民党的属性是代表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48]而这一政党属性也决定了国民党建构的一体化只能建立一个倒金字塔式的组织架构，其整合力只能及于上中层，注定不能深入农村基层。由是观之，国民党无法承担重构中国一体化结构的重任。
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49]共产党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要在所在国取得政权，而是要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因此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强调说：“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50]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强势意识形态的，而经过二十多年与中国革命实践整合的毛泽东思想同样是在意识形态上是强势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必然是高度强调意识形态认同的列宁主义政党，其组织架构除了保持全党上下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把党员干部转化为官僚、军人外，还兼通过组织群众运动，使广大人民在革命运动中服从于新意识形态权威的功能。诚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51]
与中共积极联系群众，完成在农村基层的整合相反，国民党在1927年宣布反共，虽然维护了军官和党员的利益，保持了反军阀之统一战线，但它却不得不面对清共和镇压工农运动所造成的巨大反作用，即丧失了三民主义在农村基层的社会动员力。因此，随着日本侵华脚步的不断加紧，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高涨，然而城市精英所认可的“民族”危机的概念并没有被同时期的中国农民阶层所认同。[52]这充分证明了国民党在农村基层整合的空白，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53]，即只有把农业收入转为工业投资以及集中人力物力以对付外来侵略，中国才能有效抵抗日本的侵略。然而，因国民党并不具备动员农村的能力，即意味着他无法动员全国主要的力量，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一场真正意义的民族战争。不但如此，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和动员力量也随之丧失。这样国民党剩余的选项只有两条：一是硬性强化对农村基层的动员，如派军警四处在农村捉人当兵，捉来的兵用绳捆索绑，形同囚犯，还依靠当地的地痞、流氓、恶霸作为办事员进行征税，其结果引发农村土地兼并加速，基层无组织力量的大膨胀；二是在国统区的城市进行过度动员，结果导致官僚资本的兴起和国民党的急速腐败。其结果是国民党犹如飞蛾扑火，以自己躯体的瓦解为代价来抗拒侵略者的火焰。[54]
相比国民党，中共以发起对日本侵略的民族反抗来动员农民，成功地成为民族的代表；并非所有的农民都能意识到自己的抗争是在为民族努力，但他们通过宣称自己代表着中华民族以及那些农民的利益，共产党成功地调动了农民。毛泽东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我们方面，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55]概言之，中共将农民转化为农业社会的管理者，有效地整合了中国的农村基层，从那一刻开始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尽管数量上远不及国民党的军队，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已经成了抗战的中流砥柱。

文献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