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理论研究的是如何使国际社会寻找一条“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现阶段，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更多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增加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面发展的具有全球意识的大国责任的自觉。十八大以来的事实证明，在和谐共生理念的指导下，“中国责任”将建立命运共同体作为核心目标，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之付诸实践，最后则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部署，以为之提供坚实的内部保证。而目标、实践及保证的三者有机结合正积极推动中国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这不仅会造福中国人民，也将造福各国人民。

国际责任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涉及经济、制度及文化等领域。在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新时期，客观上，其影响力已可谓无远弗届，主观上，中国也将自己定位为国际社会的建设性改革者。换言之，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更加积极地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如下新变化和新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入转型期，亚洲经济安全格局进入嬗变期，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叠加期。
以此为背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更多的国际义务，且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还要求向思想文化、理论战略和舆论引导等方面扩溢。而中国自身“也需要深化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研究，强化全球意识和大国责任感，增加推动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面发展的自觉性”[①]，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②]的“中国责任”。
一、命运共同体：“中国责任”的目标
“共生”（Symbiosis）一词源出生物学，最初由德国学者德贝里（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形成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关系。[③]它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后，其性质也随之变成为研究社会共生现象而建立的一种社会哲学，基本观点认为全球体系是一个共生体系，本质是发展问题，着力点是如何实现均衡、平衡、和谐的发展，目标是如何建立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④]一言以蔽之，从共生视角来看，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就是共生。
进一步地，用共生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话，得出结论就是任何国家皆存在于国际共生关系之中，这是所有国际问题产生之基础，显然也是认识和研究国际问题之前提。因此，共生国际体系的研究对象可以归纳为国际社会中各种行为体的组合状态和彼此间的利害关系。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现阶段国际社会已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而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从共生视角出发，试图为国际问题研究新增一条理论路径[⑤]，即“在共生中感悟自己如何存在，同时在共生中感悟他人如何存在，从而认真设计和精心选择与他人的共生之道”。[⑥]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共生关系无所不在，但从社会各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看既存在均衡共生关系，也存在偏正共生关系，甚至还有寄生共生关系；从收益分配角度看既存在互利共生关系，也存在竞争共生关系和偏利共生关系；从各行为体之间权利义务角度看既存在平等共生关系，也存在不平等共生关系。[⑦]显而易见，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领域引入共生理论，是基于对寄生性、对抗性的国际体系现象和根源的批判性反思，并在汲取中国和合文化传统的精髓、参与国际体系经验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希望按照共生原理不断推进共生关系的优化，寻找一条能够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它大致可分成和平共处、和平共生及和谐共生三个阶段。[⑧]
和平共处强调的是如何用和平的方式营造和平，其主要针对的是战后国际社会呈现出的由武力威慑维系的“恐怖性和平”。它不但成本高昂，且成效颇低。以冷战为例，虽说是和平，却体现了近代历史上除战争外最为激烈和最为持久的对抗，美苏两大阵营视同仇雠，都将彼此视为自身安全的主要安全，由此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一系列久拖不决的、破坏性的有限战争，大量革命、族群暴力、宗教冲突和内战，以及一些在人类经历中最为深刻、最难以控制的意识形态竞赛。[⑨]而中国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其结合自身战略文化和历史传统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和平促共处与互利的和平共处方式。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之一。从这一视角而言，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就是对战后“恐怖性和平”国际体系的优化过程吗？换言之，中国是用和平共处这种以和平营造和平，以和平促共处和互利的方式提出了有自身特色又能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的共生关系优化良方。
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局势的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显著。这导致了国际社会在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地球村、共同体意识方兴未艾的同时，此起彼伏的国际地区热点和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所带来的一系列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也早已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其结果是这种局势既使得维护和平的成本空前提高，但也导致各国维护和平的意愿空前高涨，更促使优化共生关系成为必然。此外，现阶段的国家安全体系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⑩]，这一方面导致战争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其破坏性大到足以摧毁整个共生体系，使人类社会整体陷入毁灭的恐惧之中。但也因为这种挑战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反而使得优化共生体系成为必要。
以此为背景，现阶段人类社会彼此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局势的客观存在使得共生的优化正从和平共处向和平共生阶段发展。无独有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关系史也昭示中国已逐步形成并发展了和平共处理论。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负责任的大国，孜孜以求的是打造一张由中国制造，并贡献世界的“中国责任”，即向国际社会递交的一剂旨在解决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纷争难以消弭，构建持久和平及和谐共生的国际新秩序的“良方”。因此，中国在致力于构建实现和平共生的第二阶段任务的同时，已经着眼于下一阶段的使命，即“走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11]，并与国际社会共同推进和谐共生理论，使全球关系在物质和精神上更上一层楼。[12]
因此，“中国责任”除了需要在理论上推进和谐共生外，还需要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核心目标。对此，中国学者张春研究指出，其路径就是首先通过继续坚持和平共处建构利益共同体，进而大力倡导和平共生建构责任共同体，最终实现以和谐共生建构命运共同体的长期愿景。[13]具体而言，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需确立终极关怀和崇高理念，以全人类的可持续和谐发展为关注目标，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为内在驱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整体利益优先的意识和相互关照的利益协调机制，最终使得全人类真正形成无论兴衰荣辱，都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际上，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也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并不断完善的，如2011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已经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14]到十八大召开时，中国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说法，指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15]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先后倡议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两岸命运共同体”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并提出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基础上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显示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此意识在战略高度上的重视性和外交实践上的指导性。
具体而言，命运共同体意指在全人类命运和利害关系越发紧密的背景下，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时代高度，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16]的方针，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相结合，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它的核心是如何实现合作共赢，即“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新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17]概言之，命运共同体不但是中国将现阶段世界发展大势和自身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思路和目标交织一处的重要标志，更是扩大中国与各方利益汇合的全方位的战略构想。因此，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向人类文明提出的一个永久性道德价值和终极关怀，是与和谐共生彼此照应的“中国责任”。
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国际社会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且各国的国家战略、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也不尽不同，因此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势必面临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等困难，但不可忽视的是未来世界向命运共同体迈进的主线是日益清晰的，更要相信各国政治家中的确有人是从全人类长远利益的视角思考问题，而非从短期国内选举需求的角度出发制定政策，因此说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尽管荆棘丛生，但却丝毫遮掩不住其光明的前景。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命运共同体还承载着落实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功能，体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具有内在统一的和谐性，“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18]，是一个中国与世界的“共赢梦”。命运共同体意识体现的是中国把发展自己与发展人类文明和谐地统一起来的惠济天下的大国胸怀和担当，而随着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各国的落地生根可以有效地把中国梦与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景、同各地区发展前景有效地对接起来。
二、“一带一路”：“中国责任”的实践
合作共赢是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体现了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思想。从这一角度而言，近年来中国倡导的一系列新型的外交理念实质上就是进一步将合作共赢理念加以细化的过程。如提出和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新兴大国关系，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最后就是提出和贯彻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
古语云：“知行合一”。如果说合作共赢是现阶段中国对外交往的总体理念的话，那么上述一系列理念的提出则标志着中国按照这一方针针对不同类型国家指出的各具特色的指导理论，即应该按照怎样的标准做怎样的事？但这仍然是一种理念的宣示，属于“知”的范畴，而要将之落实到“行”，使理念与实践紧密联系，即如何将“中国责任”落到实处，就需要“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19]现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简称“一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路”）这一两面一体，双翼齐飞的战略构想的提出和建设恰是“中国责任”从目标落实到实践的重要标志。
“一带一路”是通过建立两个大的全球性贸易路径使沿线国家深化其与中国的生产、贸易、金融等领域的联系，进一步统筹中国大周边东—西和海—陆的两个战略方向平衡，力争形成东西联动、海陆互补的有利战略态势。如“一带”拟通过公路、铁路、电力、光纤网络，把中国与东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一路”则基于海上航行开放自由、海上共同安全和海洋资源共同开发的新秩序，旨在推动东亚和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贸易，使之成为合作发展的沿海经济带。
但这并非中国一家的一厢情愿，而是从沿线大部分国家特别聚焦经济社会发展这一自身需求出发，结合中国自身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注重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在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及地区生产资料有效配置和整合各种经济合作机制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和平发展的新环境，以实现经济增长联动，共同打造经济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具体而言，现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产能过剩和产业链升级问题，而“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助于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制造业落后、难以有效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但它们一方面具有强劲的发展需求，一些国家也出台了经济发展规划，另一方面却面临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发展资金捉襟见肘等问题。而中国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且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基础建设方面积累的丰富的经验，也亟需寻找合适的投资渠道。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是基础设施，并进一步勾勒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蓝图。这主要指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与此同时，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并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20]
然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势必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的一项统计显示，从2010年至2020年之间，亚洲需要至少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入，而亚行2014年的融资额度只有137亿美元，且“手续繁杂，耗时很长”，从调查融资对象到实际签署合同平均历时21个月。此外，亚行还无视中国等新兴国家一致要求增加出资比例，改变银行资本构成。因此，为打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财政瓶颈，必须逐步展开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将资金融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从这一意义而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应运而生的，目的是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以填补世界银行、亚行的不足之处。与此同时，中国又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注册成立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还与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以股权为主的市场化方式运作，投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等。在倡导“一带一路”的基础上，中国还与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建立授权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缓解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遭遇的“融资难”问题。
由此可见，尽管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推进的重点，但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了，而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21]从这一意义而言，“一带一路”是综合考量经济发展、地缘政治、战略通道、能源资源等因素，以能源管线、铁路、公路、航运、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资金、贸易和产业链连接兵种，加快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与战略经营，实现表里相互依存，战略纵深与前沿相互呼应的局面。
从实践“中国责任”的角度而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固然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并非想企图利用本国的经济实力来获取主导权，更不是要利用“一带一路”在损害别国利益的情况下扩大本国的发展机遇，主要的目的是让沿线国家及其民众相信中国的做法是互惠互利的，一方面希望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顾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和亚太伙伴同舟共济、共享发展成果的责任与担当。此外，“一带一路”诞生于全球化时代，是开放合作的产物，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其理念是共同发展，目标是合作共赢。它不是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22]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才得到沿线60多国的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并被视之为本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契机，且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和中方建立制度性安排，并使之已从战略倡议开始步入务实合作的轨道。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也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更是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经济融合的利益共同体、政治互信的责任共同体和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之路。
三、“四个全面”：“中国责任”的保证
“一带一路”是一条迈向“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平繁荣之路，对中国及沿线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是促进和平繁荣，实现合作共赢的莫大善举，但这毕竟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其顺利推进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一系列挑战，如需要长期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的保障，面临的问题大国海洋秩序博弈、海洋权益争端、沿线国家治理困境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换言之，“中国责任”在实践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注定荆棘丛生，坎坷崎岖。然而相比之下，只有中国崛起的势头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不犯颠覆性错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够真正实现才是一个个“中国责任”的实践能够推行下去，并一步步接近实现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责任”目标的根本保证。
一般而言，一个大国真正的崛起是内部制度的崛起，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外延，反过来说就是内部崛起是外部崛起的根本和保障。而其主要的就是内部制度的建设。改革开放之后，得益于良好的政策，带动了经济发展，释放了改革红利，使得中国一跃成为令人瞩目的世界大国。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国情的内涵已发生很大改变，身份构建也不再单一，具有了社会主义大国、发展中大国和全球性大国这三位一体的复合性和矛盾性。进一步地，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到了一个重大转折的关头，不能再继续“守业”下去，而必须在准确把握新时期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的基础上，在一个新起点和新高度重新起跑。
从这一意义而言，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下简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一方面标志着以其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框架的清晰展现，并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放眼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实践指导。换言之，“四个全面”既是重大的战略布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思想，更是其与时俱进的新创造，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因而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诚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所强调的那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出并形成的，是从哲学高度进行的思考、从总体上进行的设计，把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方略展示得十分清晰、十分明确。”[23]
众所周知，从党的十八大至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具体内涵是次第展开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十八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的是“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以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等内涵。[24]
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5]
紧接着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6]这标志着其从最初的单一概念，覆盖到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过程。宗旨是解决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没有它，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只有为改革划上“法治边界”，才能妥善协调各类利益纠纷，顺利解决各种制度障碍，依法保障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
而“依法治国，必先坚持依法治党”，不论是反腐败的强力推行、八项规定的严格落实，还是落实主体责任、惩治庸官懒政，都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用法治手段保障党内的清风正气。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0月8日召开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需要强调的是，“全面”二字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内容无死角，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二是主体全覆盖，从严管党治党不仅是党中央的责任，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贯彻从严治党要求；三是劲头不松懈，要把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
此外，“四个全面”新就新在“全面”二字上，这一方面是一种延续性，是对以往方向、路线的一脉相承，表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另起炉灶，否定过去；另一方面“全面”并非轻描淡写，可有可无，而是要覆盖面更广，不可能留有死角、达不到的地方，且加强了力度、深度和广度。
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四个全面”是一幅严密的中国复兴伟业的战略路线系统图，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由一个战略目标和三大战略举措构成，强调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且不能忽视每个“全面”所涵盖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要求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而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闸门，到四中全会高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旗帜，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战略在时间轴上的次第展开，是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蓝图的姊妹篇，宛如大鹏之两翼、战车之两轮，前者是动力，后者是保障，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因此在上述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
换个角度来看，要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奋斗目标，就必须进入新常态，即“全面深化改革”。这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是在法律和法治框架下的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没有一个纯洁的党，就没有一个光明的国家，所以治国当以治党为始，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的开端。这是一种党政建设和法治建设，其本身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强有力手段。因此从多维度视角来评价“四个全面”的模式，在防守上，它最能阻止速度下降；在开拓上，它最能奋力向前；在结合上，它无疑是优化组合。一言以蔽之，“四个全面”是化被动为主动、扭转乾坤、拨正航向的模式。
总而言之，贯彻落实“四个全面”部署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发展。它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开篇，以作风建设和重拳反腐为突破，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统领，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两翼，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证，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治国理政的着力点，因此势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和实践并推进“中国责任”的最根本保证。
四、结 语
共生理论研究的是如何使国际社会寻找一条“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其和谐共生的理念追求，超越了主权国家藩篱，体现了从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角度思考问题的特征。而这既与中国和合文化传统的精髓有所契合，也为解决全球化迅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跨越国境的传统与非传统问题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论证路径。因此，从共生视角来审视“中国责任”实质上就是在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负责任的大国，思考的绝非仅是未来在大国俱乐部中争得怎样的一席之地，孜孜以求的是如何从全人类的可持续和谐发展的高度，向国际社会递交的一剂旨在解决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纷争难以消弭，构建持久和平及和谐共生的国际新秩序的“良方”。
在中国正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历史新时期，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更多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增加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面发展的具有全球意识的大国责任的自觉。而十八大以来的事实证明，在和谐共生理念的指导下，“中国责任”将建立命运共同体作为核心目标，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之付诸实践，最后则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部署，以为之提供坚实的内部保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责任”的目标、实践与保证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正积极推动中国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这不仅会造福中国人民，也将造福各国人民。

文献来源：《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