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东海成了两国交流的纽带，同时海权博弈也不可避免。从海权三要素，即：海上贸易、海上力量和海外殖民地视角看，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海权地位的态度表现为：依赖海上贸易，挑战朝贡体系和在近代夺取殖民地的特点。依赖海上贸易突出表现为通过“东海丝绸之路”获得经济利益；挑战朝贡体系是用海上力量向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发起进攻和对抗；夺取殖民地主要是指近代日本通过扩张霸占琉球、台湾和朝鲜，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解体。历史是一面镜子，反射着现实，也折射着未来，中日关系的历史呈现过交流与对抗交织的特点，日本一方面依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同时也在大国意识的作用下对这个体系发起挑战并导致这个体系最后解体。

最近日本的防卫政策变化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都与所谓中国的“海洋进出”有关，其实中日之间的海权博弈自古有之，因为中日两国隔海相望，整部中日关系史是通过海洋进行交往与博弈的历史，所以从海权角度考察中日关系史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特别是了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海权的态度，对于理解今天日本对中国的海权挑战也一定具有某种现实意义。当然，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交往是在东亚国际体系的框架内展开的，历史上的东亚国际体系一般被称为朝贡体系（也叫宗藩体系或朝贡册封体系）[①]，从海权意义上观察中日两国在这个体系内的博弈，具体表现在对东海丝绸之路制海权的控制上。本文的目的在于从海权博弈的角度，对日本对东亚国际体系——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挑战进行历史性分析。本文所使用的海权概念，是指一般被表述为海上贸易、海上力量和包括基地、殖民地在内的海权三要素，[②] 这三个要素是近代海权概念的基本内容，但它并不仅仅适用于近代，也适用于古代的海权分析。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考察的中日海权博弈的内容包括：日本对朝贡贸易的态度变化、日本以军事手段对抗中国海上力量的尝试和近代日本从中国周边获得殖民地的过程。这些考察是理解日本历史上对中国海权，乃至东亚国际体系挑战的诸要素之一，通过考察可以得知当今日本对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警惕和敌视并不是偶然的，因此，此种考察对正确认识现代日本对中国作为海洋强国崛起的态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对朝贡贸易的态度变化
海上贸易，是海权的基本要素之一，掌握海上贸易的主导权是掌握海权的重要标志，商船队的规模和海上贸易的发达是海上强国的基础。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近代也适用于古代，对于古代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可以从海权的角度进行考察[③]，古代中日贸易是在东亚国际体系亦即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框架下展开的。朝贡体系以朝贡贸易为基础，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无疑是海上贸易，而且这种贸易以“东海丝绸之路”[④]为载体的。“东海丝绸之路”主要由中国东南沿海向东到达台湾、琉球、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东海航线构成，其中，渤海、黄海和对马海峡也包括在内，是东亚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日本对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态度经过了参与、游离和挑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从以海上贸易为内容的海权博弈角度进行考察。
（一）日本曾积极参与朝贡贸易体系
朝贡贸易是以中国为中心并经常掌握主导权的贸易形式，也是朝贡体系亦即东亚国际体系的重要表现形式，朝贡贸易的存在，特别是在海上贸易方面意味着以贸易为内容的主导权，即海权是掌握在中国手里的，日本曾经利用“东海丝绸之路”这个海上贸易载体积极参与到这个体系之中。日本至今把丝绸缝制的和服称为“吴服”，至少说明和服起源于三国时期的吴国之地[⑤]，说明包括丝绸在内的中日海上贸易由来已久。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东海丝绸之路”的终点，当然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重点，奈良的正仓院收藏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染织品”和波斯的珍宝，有史料记载波斯人曾跟随遣唐使到达日本，[⑥]可以认定日本在唐朝时就是东西方海上贸易通道的东端，现在的大阪住吉一带被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日本玄关，平城京（奈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终端。[⑦]
遣唐使既要完成朝贡任务，也要完成贸易任务，学习中国的律令制度和文化固然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从贸易中获得中国的产品也是重要内容。唐朝与日本遣唐使的往来，也是一种变形的官方贸易，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贸易使团，从唐朝获得优于朝贡品的回赐品，也是日本遣唐使的目的之一。[⑧] 比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公元839年）三月十七日，日本遣唐使返回国时，就一次雇佣了九条新罗的民间商船，除了遣唐使自带的二十至四十名水手之外，还雇用新罗人水手六十余人，[⑨]贸易的量可想而知。这种贸易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政治从属和经济依赖关系，是朝贡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获益者。但是，由于晚唐政治动荡，由当时著名公卿和日本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提议，公元894年，日本废除遣唐使，之后，中日之间的政经往来，即朝贡关系就结束了[⑩]。经过五代十国的不稳定政局，两国之间的朝贡贸易也难以恢复，中日之间横断东海的“公船”在12世纪曾经消失，虽然不乏个别商客来往于两国之间，但贸易的主导权全然不在日本手里。
（二）日本游离出朝贡体系，但利用民间贸易
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比较发达，中日贸易得以恢复，但这时的贸易是民间性质的，这是因为日本自唐朝末年就游离出朝贡体系之外。宋朝的对外关系是多元化的，对于朝贡者来者不拒，对于不朝贡者也允许进行民间贸易。宋朝的这一做法源于它无力贯彻朝贡与贸易的“政经合一”，在这种背景下，日本虽未再恢复对中国的朝贡，却利用了民间贸易往来。平安时代，积极推进“日宋贸易”的太政大臣平清盛主政，他是初代武士，但十分重视与中国的贸易，1133年，首艘宋船到达日本神户，开辟了两国贸易的新纪元。宋朝时期中日两国的民间贸易甚至得到过官方照顾，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根据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有宋一代”，中日两国尽管“聘使虽罕”，而“缁流估客来往日密，频年上书献物，非由僧侣即出商人之手”[⑪]。其实，这些人不是政府代表，尽管“上书献物”，也不被中国朝廷承认，不属于朝贡范畴，但是朝廷并不禁止两国之间的民间贸易。黄遵宪还提到有日本商人遭台风在明州避难，并等候船舶送回日本，而中国商船飘到日本，日方也多给以救护。[⑫]镰仓时代初期，日本幕府承认民间的自由贸易，镰仓中期，幕府也开始派自己的商船入宋，日本商船赴宋增多，“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⑬]由此可推测到当时渡宋的盛况。宋船入港后，日本朝廷优先挑选购买宫中所需之物，然后再允许民间交易，价格也由政府规定。整体来看，宋朝特别是南宋的海上贸易比日本发达，海上贸易意义上的海权掌握在宋朝手里。
由于忽必烈曾两次进攻日本，导致两国交恶数十年，元朝时期的中日政治关系仍然冷淡，日本继续游离于朝贡体系之外。但是，尽管元朝掌握着以海上贸易为内容的海权，但在贸易上元承宋制，实行“政经分离”政策，甚至比较注意保护海外贸易，所以，日本的贸易船也被允许入港。当时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商船几乎都是由日本驶往元朝的，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绝大多数的日本商船都停泊在庆元（宁波），而日本的贸易港是博多，所以，元朝时代中日间的商船大都往来于此两港之间。当时中国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商品，日本则向中国出口倭金、倭银、倭铁以及硫磺、水银等[⑭]。总之，宋元时期的中日关系呈现“政冷经热”的特征，日本成了民间贸易的受益者，但是海上贸易的主导权在中国方面。
（三）日本开始拒绝朝贡贸易
明朝试图重建朝贡体系，重新推行朝贡与贸易的“政经合一”政策，即，只允许朝贡贸易，禁止私商贸易。对此日本采取了拒绝态度，最后在明廷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暂时承认中国的天下中心地位，获得十年来贡一次的许可，当时被称为“勘合贸易”[⑮]。日本商人为了从有限的贸易机会中获取利益，各路“使团”恶性竞争，最后发生“争贡之役”[⑯]，既自相残杀，也危害了中国边民，两国贸易就此中断，朝贡也中断。另外，当时倭寇扰乱中国沿海，经常攻入沿海内地抢夺财物，被官军打败，则遁逃至沿海岛屿。为了探明倭寇的行踪，明朝曾派人出海调查，《日本一鉴》的作者郑舜功曾经赴日本实地考察，他提到沿海商人听说“日本可市”，便私自前往日本进行贸易活动，“得获大利而归，致使闽人往往私市其间”[⑰]。“倭寇”的活动虽有贸易的成分，但是由于其海盗和走私特点，使当时的中日海上贸易呈畸形发展。不过，尽管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但鉴于朝贡贸易的存在，当时还是掌握着海上贸易的主导权。
日本德川幕府初期虽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除了在长崎允许与中国和荷兰进行贸易之外），但是感到有必要开港通商，曾致书福建总督陈子贞，但因日本依然拒绝朝贡未获允许。萨摩藩主岛津家久也曾通过琉球国王致书福建巡抚要求互市，仍因日本不承认朝贡贸易，未获清廷应允，清廷也不承认萨摩藩有朝贡的资格。直到明治维新之后，中国也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情况才有所好转。1870年，日本明治政府派外务卿柳原前光来华面见李鸿章，要求两国通商，说：“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怀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拒之。唯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⑱]。李鸿章感觉日本有诚意，于是答应签约。1871年双方签订《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这是两国贸易史上第一个平等的官方贸易协定，朝贡贸易成为历史，中日之间开始了平等的海上贸易。
关于朝贡与贸易的问题，自古中国人就有“天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思想，基本上不需要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但是，需要“万国来朝”，因此朝贡具有政治意义。而对于周边国家来说，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高科技”产品是他们所需要的，获得的合法途径就是向中国朝贡，朝贡行为本身具有贸易性质，而朝贡者也被允许在京城进行实物交换。沿海的民间贸易只有宋元时期才被允许过。总起来讲，历史上由于中国处于东亚朝贡体系的顶点，并通过朝贡贸易掌握着“东海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从海权角度看，在这个体系框架之下，中日两国以海上贸易为内容的海权态势是以中国占绝对优势为特点的。因为在朝贡贸易中，对于中国来说，朝贡是目的，贸易是手段，对于朝贡国来说，贸易是目的，朝贡是手段（当然，日本在隋唐时期学习中国文化也是主要内容），所以，能不能形成稳定的贸易，取决于朝贡国能不能前来朝贡，不能想象不来朝贡的国家会得到中国的先进商品（对于日本的遣唐使来说，朝贡也是吸收文化的途径），这就规定了中日之间以海上贸易为内容的海权是掌握在中国手里的。除了宋元时期中国允许民间贸易之外，日本要想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要么称臣纳贡，成为朝贡体系的一员，要么中断来往，游离于该体系之外，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日本对于以朝贡贸易（中日之间是海上贸易）为主要形式的东亚国际体系经历了一个由参与到挑战的过程，但是日本的挑战实际上是无效的，最后不得不在这个体系内获得利益。中日之间这种以海上贸易体现的海权态势直到近代才有所变化。
二、日本对朝贡体系的军事挑战
海上力量是海权的又一重要因素，其主要作用是以武力确保制海权，保护海上贸易利益，维护国家的战略优势。中日两国之间，隔海相望，通过对两国海上力量的博弈和较量的考察，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日本对朝贡体系的挑战倾向。甲午战争以前，两国之间至少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海战，每次都可以被看作是日本对朝贡体系的挑战。
（一）白江口海战是日本与朝贡体系的对抗
白江口海战（也称“白村江海战”）是发生在公元663年唐朝与日本大和国海军之间围绕朝鲜半岛和对马海峡及黄海制海权的一场海战，被称为中日千年第一战。史书记载：“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⑲]。这次战役是历史上日本第一次以武力从海上与朝贡体系的顶点唐王朝进行对抗的尝试，也是日本试图控制朝鲜半岛和掌握对马海峡与黄海制海权的行动（白村江口位于黄海入海口处，海战往往发生在陆地或者岛屿的附近，比如著名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发生在西班牙加的斯港附近，甲午海战发生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附近）。
日本敢与唐朝对抗并不是偶然的，日本的大国意识和独立自主意识至少在隋朝时期就有所表现。遣隋使和遣唐使的派遣并不能掩盖这种意识，与之前的邪马台国对册封关系和朝贡体系的积极态度不同，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大和朝廷对刚刚建立的隋朝有追求平起平坐的意思，说明大和朝廷这时虽然对贸易继续有所需求，却对朝贡开始有所抵触，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大和朝廷被纳入东亚朝贡体系是极不情愿的。比如，公元600年，日本第一次遣隋使告诉隋文帝：倭王以天为兄，以太阳为弟。对此，作为“天子”的隋文帝当然大为不悦，很显然，如果日本王以天为兄长，那么以天为父的中国皇帝不就比日本王低一辈吗？所以，隋文帝责令日本改掉这种说法。公元607年，日本第二次遣隋使来中国，使节小野妹子带翻译来朝，国书上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自称天子显然是要与隋朝平起平坐，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大国意识，所以，隋炀帝看完这份国书后，吩咐左右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⑳]。日本国书里对自己和中国皇帝的称呼反映了他们要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意思。这种“平等”意识，在唐朝初年也有表现，公元631年，唐朝派新洲刺史高表仁赴日，日本天皇不肯面北接受国书，高表仁则“不肯宣天子命而还”[21]。公元659年，日本遣唐使带了一男一女的虾夷人，“示唐天子”，他们还要求唐朝皇帝宣告虾夷“每岁入贡本国之朝”[22]，意思是向唐王朝表示日本也是一个接受别国朝贡的国家。
白江口海战可以被看做是日本与唐朝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战役，也是两国争夺对马海峡控制权的战役。唐朝初期，朝鲜半岛出现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三国并存的状态，当时东北亚的权力格局是唐朝与新罗结盟对抗高句丽与百济的威胁，大化改新后的大和朝廷则站在高句丽和百济一边。公元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高宗派13万人征讨百济，次年唐灭百济，百济国王及大臣王子均成俘虏。后来百济遗族派人求救于日本，日本认为这是控制朝鲜半岛的好机会，如果援助百济成功，日本可以凭借对朝鲜半岛的控制与中国分庭抗礼，在东亚朝贡体系中占有重要份量，于是齐明女皇于公元661年亲自到达九州指挥援助百济图谋复国的战争。公元662年，日本发兵10万，并派400艘战船抵达百济，战争的规模不可谓不大。663年日本又派一万余人前往白江口欲与唐新联军进行决战，海战的结果是日军全军覆没，日本400艘战船全部被焚毁，百济国彻底灭亡，日本试图控制朝鲜半岛并对抗朝贡体系的企图彻底失败[23]。
因为日本与朝鲜隔海而居，对马海峡与黄海的制海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白村江海战就发生在这条江的黄海出海口处，日本经过这一战役之后，丧失了对马海峡的制海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挑战中国在朝贡体系中的权威，只好俯首称臣，继续派遣遣唐使，通过朝贡贸易获得利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唐朝末年。中日朝贡关系又持续了二百年以上。
（二）镰仓幕府拒绝忽必烈的诏谕是日本对朝贡体系的抗拒
忽必烈统帅的海军与日本之间的战争[24]不是日本挑起的，但是日本的坚决抗战，反映了它不认可以大陆为主导的朝贡体系，是对朝贡体系的武力抗拒。忽必烈在统一全中国之前已经平定中国北方，并控制了朝鲜，他曾经希望日本归顺蒙古，然后利用日本从海上干扰南宋。除此之外，忽必烈也有经济考量，掠夺财物是北方少数民族袭扰中原的一大原因，其实，当时忽必烈诏谕日本来朝贡，除了要恢复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东亚朝贡秩序之外，也有筹措战费的考量，因为经过连年的战争，极缺战费，他早就从朝鲜和南宋听说过日本有黄金的传闻，所以，要日本带黄金来表示友好。忽必烈派使臣女真人赵良弼出使日本时，就要求日本用金柜装国书，外加锁。[25]
公元1268年，忽必烈派信使持国书到朝鲜，命高丽国王王植诏谕日本前来朝贡，遭到镰仓幕府拒绝。忽必烈不甘心，第二年又派使者要高丽代为所要日本回信，日本照样置之不理。日本拒绝向蒙古人称臣固然是其本身具有的大国意识的反应，同时也不能接受忽必烈在国书言辞中的傲慢态度，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对东亚朝贡体系的不认可。比如，忽必烈在给幕府将军北条时宗的国书上说：“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26] 日本很反感这种居高临下并夹杂威胁的文书，日本自唐朝末年就不向中国朝贡了，也不会轻易屈从于蒙古人的海上压力。
“元日之战”纯属名分之战，是元朝要压日本来朝拜，而日本则为独立国的尊严而不惜抗战，其实质也是日本对朝贡体系的抗拒。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不再以蒙古自称。1273年，忽必烈先派元军统帅忽敦趁耽罗岛人起义反对高丽统治攻占该岛，在岛上设立诏讨司，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之间的海上通道，切断了日本与南宋的贸易联系。并于1274年8月向日本发起进攻，元军3万2千人在博多登陆，迫使日军退向太宰府。但是，之后，鉴于日军战斗顽强，元军也需修整，于是，元军撤回船上，准备次日班师。不料遇到台风，元军损失1万3千人，仓皇逃回朝鲜。这次海战日本史称“文永之战”。忽必烈第二次攻打日本是1281年5月开始的，这一次仍然遭遇日本的顽强抵抗，元军连博多也未攻下。而另一股元军在攻打太宰府时迟迟不能展开行动，只是在海上游荡，最后再次遇到台风，船毁人溺，丧师大半，以失败告终。这次海战日本史称“弘安之战”。日本虽然以不屈的态度，抗拒了元朝的入贡要求，自绝于东亚朝贡体系之外，但是制海权仍在元朝手中，两国之间政治关系一直冷淡。日本继续在朝贡体系之外游离，还必须时刻提防来自大陆的袭击，代价十分惨重，镰仓幕府也因这一战从此走向衰落，但日本宁可遭受政治经济损失，也不肯再名分问题上让步。
（三）万历之战是日本对朝贡体系的挑战
日本对于明朝，先是拒绝称臣，然后是进行军事挑战。日本在明朝建立之后仍然坚定拒绝纳入朝贡体系，拒绝向明廷纳贡，因此日本与明朝的关系基本上比较冷淡。1368年，正是忽必烈诏谕日本并引起文永之战一百周年，刚刚登基不久的朱元璋派使节杨载出使日本要求日本室町幕府向明廷进贡并制止倭寇侵扰中国沿海，诏书上说：“诏书到日，臣则奉表来庭，不则修兵自固。如必为寇，朕当命舟师扬帆捕绝岛徒，直抵王都”[27]。朱元璋在国书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禁止倭寇，立即来臣，否则派兵直捣王都。当时室町幕府对应的日本朝廷正处于南北朝分裂状态，国书送到九州实力人物怀良亲王手里，他看到明朝国书的傲慢言辞，想起一百年前忽必烈的国书与之如出一辙，于是勃然大怒，将使节一行7人中的5人斩首，只留杨载等两人，拘留三个月后释放。朱元璋对此大为震怒，但因为天下初定，不得不暂时隐忍下来。自此朱元璋“恶日本特甚”，决定断日本来贡，与之绝交，还下令封海，禁止任何人出海。
不过后来日本由于贸易的需求对明廷也有过暂短的朝贡之举。1392年，日本结束南北朝对立。国内稳定后，贵族对奢侈品需求上升，需要恢复与明朝的贸易，1401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对中日贸易比较重视，他派使节到南京上书称臣，称：“日本准三后道义上书大明皇帝陛下，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28]，态度变得谦逊，于是明廷允许日本十年来贡一次。其实，足利义满只是“征夷大将军”，并不是天皇，他“越位”（实际上他的行为就是僭越）向明廷称臣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但因为他掌握日本实权，明廷也就承认了明朝与足利义满之间的“朝贡贸易”。
1403年，明成祖朱棣即位，室町幕府再次派使节前来朝贡，朱棣以厚礼相待，还特地派使节随同幕府朝贡使回国。日本的幕府之所以臣服明朝，除了贸易的需求之外，还与明朝强大的舰队威力有直接关系，比如，1404年4月，郑和率军到达日本，诏告日本管束倭寇，“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29]。这一次幕府将军足利义持积极配合明廷，接受了郑和的警告，下令逮捕倭寇首领，双方签订《勘合贸易条约》。之后，日方积极抓捕倭寇，交由明朝处理，1404年11月，足利义持捕奸凶二十人，献于明，朱棣赏给足利义持九章冕服等钱钞等物，还将犯人交给日方自行处置，日本使者在宁波将这些人“尽置于甑，蒸杀之”[30]。郑和的日本之行恢复了“东海丝绸之路”，也为第二年开始的七下西洋之壮举解除了后顾之忧。
室町幕府对明朝的朝贡是时断时续的，最后，日本向明朝进行了军事挑战。室町幕府的后期，日本天下大乱，两国关系也就断绝，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开始向朝贡体系发起挑战。1592年，即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派使者送信给朝鲜国王李讼，通知他日本要“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31]。第二年五月，日军攻入朝鲜都城，国王逃至平壤。日本军队渡过鸭绿江，明朝得到琉球报告日本进攻朝鲜，并威胁琉球提供粮草后，认为朝鲜为“国之藩篱，在所必争”，于是派兵渡鸭绿江，收复平壤，恢复黄海制海权。面对明朝的介入，丰臣秀吉命增兵两万，无奈日本国内已经无兵可征，他悲叹：“吾不幸生于小国，兵力不足，使我不克遂耀武八表之志，奈何！奈何！”怅然久之。[32]
1598年，中日两国商议讲和，明朝派使节册封丰臣秀吉，诏书写到“封尔为日本国王”，明朝显然不了解日本的政治，丰臣秀吉不是国王，也不是“征夷大将军”，明朝封他为国王，他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日本历史上几乎没有人要取天皇而代之。不过，丰臣秀吉当时是从另一角度拒绝明朝册封的，据《明史》记载，丰臣秀吉斥责明朝以“卑观微物”来敷衍他，问来使是不是“辱小邦邪？辱天朝邪？”。[33]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记载丰臣秀吉当时夺过诏书撕毁，说：“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34]，反映了日本人对朝贡体系的抵抗。
日本在历史上通过海上的较量，抵抗和挑战中国的中心地位，从海战意义上看也是挑战中国的海权，反映了日本以武力对抗东亚朝贡体系的战略倾向。白江口海战、忽必烈征日和万历之战都是两国围绕制海权的海上博弈，朝鲜半岛在历史上是两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也是两国围绕制海权博弈的筹码和跳板，海战的目的是控制半岛，控制半岛则是获得海权的标志。虽然白江口海战和万历海战日本呈进攻态势，而忽必烈征日是镰仓幕府呈防御态势，但都是日本对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挑战和对抗。
三、日本的殖民地扩张与朝贡体系的解体
中日围绕殖民地问题的海权博弈，起始于17世纪。至少从丰臣秀吉时代两国就围绕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开始争夺。殖民地是殖民主义国家，亦即近代海权国家赖以维持其霸权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获得殖民地以及贸易和海军的补给基地也就成了近代海权争夺的重要内容。从海权角度看近代中日两国围绕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展开的博弈，实际上是已经拥有海权意识的日本与尚未产生海权意识的中国之间的博弈。这种争夺的结果是中国不仅丧失了海权和所有的朝贡国，而且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也最后解体。
（一）日本出于经济和战略考虑吞并琉球
日本吞并琉球固然是明治新政府的一次领土扩张，同时也是近代日本试图削弱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殖民体系的开始。从海权的角度观察，这件事也反映了中日两国围绕“东海丝绸之路”控制权的战略博弈，尽管对于清朝来说也许是无意识的，但仍然具有明显的海权争夺性质。琉球是中国、日本及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和“东海丝绸之路”的枢纽，琉球之所以出现贸易的繁荣，是因为明朝实行禁海政策，只允许与忠实地前来朝贡的琉球进行朝贡贸易，琉球在朝贡贸易中获得中国商品，然后再与锁国的日本或者南方各国进行交易。
其实，日本至少在丰臣秀吉时代就认识到了琉球的经济价值，这个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在拓展海外殖民地，世界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和殖民主义时代。丰臣秀吉曾派遣萨摩藩（今鹿儿岛）的藩主岛津家久到琉球向其征集粮食，反映了琉球对日本海上战略的意义。1609年，萨摩藩对琉球动武，侵入首里城，按照《琉球渡海日记》的记载，光是打包琉球的奇货珍宝就用了十几天。萨摩藩还强逼尚宁立誓文，岁输八千石粮给萨摩藩，以当纳款，强制琉球向其纳贡[35]。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岛津氏出兵琉球，是为了掌控琉球政局，进而介入和垄断琉球对明朝的朝贡贸易。[36]日本既然不想向中国朝贡，又想获得贸易利益，进攻朝鲜（目的在于侵略中国）又遭到惨败，只好利用中琉贸易关系获得利益。正是出于这层考虑，所以岛津氏并没有完全吞并琉球，也不想让中国知道日本控制了琉球，因为他想让琉球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关系，缓解日本因闭关锁国，特别是因拒绝向中国朝贡造成的经济困境。岛津氏强迫琉球割让了北部的奄美群岛，迫使琉球秘密向日本派遣“年头使”，即向日本朝贡，日本则派官员控制琉球的朝政，琉球实际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成了日本海上力量依靠的补给基地。
明朝对于日本控制琉球之事并非没有耳闻，只是未引起足够重视。1609年岛津氏进攻琉球时，琉球国王尚宁就派人到福建，向福建布政司详细叙述了琉球被日本攻击和被迫割地的经过，说“举国官民无奈，让割北隅叶壁一岛，拯民涂炭，讵彼狡奴得陇望蜀，有挟制助兵劫取鸡笼”[37]。后来，明朝向琉球派遣的册封使也感觉到日本人实际上控制着琉球的行政，但是，由于明朝之后不到四十年就灭亡，清朝实行闭关锁国，对海外利益不够重视，也就对琉球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两属状态听之任之了。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殖民主义道路逐步实行吞并琉球的计划，这才引起了清廷的重视。
1880年3月26月，为了获得中国对日本吞并琉球的承认，日本派大藏省书记官竹添进一郎向中方提出了“分岛改约”案，主要内容是：将南岛，即，宫古岛和八重山二岛给中国，对此，李鸿章认为，“南岛之枯瘠”，难以在此继续延续对琉球的册封体制，这样，中国不得不派员管理，结果会造成“义始利终”之嫌，特别是他认为：以有用之兵饷守瓯脱不毛之地，劳费自是无穷。但是，他又说：如果“惮其劳费，弃之不守，则唯恐西人居之经营，扼我太平洋之咽喉，亦非中国之利”。可见，李鸿章还是知道琉球的战略价值的，从他的话中也可以看出朦胧的海权意识，不过他念念不忘恢复对琉球的朝贡体系，认为最好是在中岛和南岛恢复琉球王国最为有利[38]。但是，这近似于幻想，他好像还不了解日本早在1609年就获得了北岛（奄美群岛）的控制权，中岛是琉球本岛，日本如果不能获得中岛，等于一无所获。这样，中琉交涉最后不了了之，清朝无力阻止日本吞并琉球，也未承认琉球归属日本，李鸿章等于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后人。
日本对琉球的吞并，具有殖民扩张性质，中国丧失对琉球的控制权，意味着日本获得了“东海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据点的控制权。这是日本与中国围绕海权博弈的胜利，其结果是中国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二）日本染指通往东南亚的中继站台湾
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是日本获得东海制海权的重要一步。早在织田信长时代，日本就与盘踞在东南亚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进行贸易活动，被称为“南蛮贸易”。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作为日本和东南亚之间贸易中转站的台湾也就进入到他的战略视野。1593年，丰臣秀吉曾经派遣原田孙七郎前往吕宋劝当地西班牙人向日本朝贡，他还命令原田路径台湾时，要求“高山国”向日本纳贡。在致高山国的国书中，丰臣秀吉自称“日轮之子”，说台湾“未入幕中，不庭之罪弥天，若不来朝，可令诸将征伐之”[39]。丰臣秀吉致高山国的信件与其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信件内容大致一样，都是强调日本统一之后，各国若不向日本称臣，必将如朝鲜和中国一样受到日本的惩罚。德川幕府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是却允许与东南亚之间的“朱印贸易”，因此台湾作为中继站仍然受到日本的重视。1611年，德川幕府命令长崎代官村山等人准备进攻台湾，村山命其子村山秋安带13艘舰船，3000人进攻台湾，但船队在琉球海面遇台风被吹散，只有一艘船到达台湾，并被台湾原住民消灭。1636年以后，德川施行锁国政策，日本才暂时放弃了进攻台湾的想法。总体上看，明清时期日本对台湾的野心十分明显，它想以台湾为中继之地和补给点，控制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贸易的主导权。
1683年，康熙收复台湾，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台湾沦为日本控制地的隐患，但是，清朝对台湾的管理并未涉及台湾东部后山的生番领地，这给了日本可乘之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再次燃起对台湾的欲火。1871年，发生琉球渔民漂流到台湾被生番误杀事件，当时日本有人主张对台湾兴师问罪，但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先确认台湾生番所在领地是否属于清朝版图，再作主张。1873年，日本谈判代表副岛种臣带领美国籍顾问李仙得，乘坐“龙骧”和“筑波”两艘军舰，带领600名水兵来华交换通商条规，副岛同时奉命与清朝交涉被杀琉球人的赔偿问题。1874年2月，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份《台湾番地处分要略》，其中将台湾东部的生番之地视为无主地，还建议收集清朝政权“判然不逮番地之证据”[40]。
日方此次交涉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琉球民被杀是两年前的事，此时提出是要告诉清朝台湾东部不属于中国。比如，日方谈判代表柳原前光对清朝代表毛昶熙说：“台湾之地，昔被我国及荷兰占据，继而被郑成功占据，今归贵朝版图，而贵国仅治半边，其东部土番制地，全未施及政权”[41]。1874年5月2日，西乡从道侵犯台湾失利，只好派参议员大久保利通谋求议和，9月，大久保到北京，他质问中方：既然以生番之地为版图之内，何以迄今为止未曾开化番民？大久保的用意在于证明生番“非为贵国版图”[42]。对此，清政府谈判代表总署大臣文祥出示了多达十卷的户部文件，亦即台湾收税簿记，以证明清廷对台湾的管辖，但是日方翻译竟然说“无暇观看”[43]，坚称“番土非贵国所辖治也”[44]。
最后，为了换取日本撤兵和息事宁人，清政府做了让步，支付抚恤金10万两和日本在台湾修道建房等诸杂费40万两。这样，日本默认了清政府对台湾的主权，清政府则默认日本对琉球民有保护权。之后，清政府终于意识到台湾东部必须尽快开发，遂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全权办理台湾事务，开发台湾。由于这件事当时清廷内部还引发了筹海大讨论，成了中国建立近代海军的契机，可见，中日围绕台湾的争夺，实际上是具有明显的海权博弈性质的。但是，甲午一战，中国不但使朝鲜半岛脱离朝贡体系，而且割让了台湾，丧失了整个东海的制海权，经过西方列强的冲击逐渐弱体化的东亚朝贡体系最后因为日本的一击彻底解体。
（三）日本获得刺向中国咽喉的匕首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大陆政策意义重大，被称为刺向中国咽喉的匕首，同时，朝鲜半岛对于日本控制黄海和东海的制海权也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种战略考量基础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最终让朝鲜半岛脱离朝贡体系，并使之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正是通过甲午战争，日本控制了东海的贸易和海权，成为东亚海权大国，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最后彻底解体。
在上述的万历之战中，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也与西班牙的势力在亚洲的殖民扩张有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确保海权的战争。当时，西班牙传教士已经进入到日本，他们吸收信徒扩大影响，日本人认为西班牙人迟早要征服中国和日本，把中国和日本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根据丰臣秀吉的研判，没落的明朝未必能够抵挡西班牙的进攻，如果西班牙控制了明朝，再来进攻日本，无疑是当年蒙古人消灭南宋之后再进攻日本的历史思路的重演。所以，日本有必要先控制中国大陆，以加强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的能力。所以，1591年，在皈依天主教的日本商人原田喜右卫门等人建议下，丰臣秀吉在出兵朝鲜之前，派人送信到马尼拉，要求控制菲律宾的西班牙人臣服日本。[45]丰臣秀吉的所作所为有点像忽必烈在进攻南宋之前先诏谕日本，但是，丰臣秀吉无力真的进攻菲律宾，而是在第二年发兵朝鲜，发动了万历“征韩”之战。
丰臣秀吉的“征韩”战争虽然并未成功，但“征韩”的基本战略思路却被后来的明治政府所继承，1868年12月，明治新政府成立不久，就向朝鲜递交了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国书，但朝鲜对日方在国书中自称“皇”和“敕”等用语极为反感，认为这些用语都是朝贡体系下中心国也是上位国家中国才有资格使用的词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这样使用意味着它要凌驾于朝鲜之上，无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因此朝鲜拒绝接受明治日本的国书，这也就意味着朝鲜拒绝承认日本的明治新政府。此事成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出现“征韩论”的直接原因，其实，日本要控制朝鲜的目的还在于促使朝鲜开国，日本要模仿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通过“殖产兴业”和通商贸易，实现富国强兵。比如，1876年签订的《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主要内容就规定了通商贸易和开放港口的条款。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是对朝鲜的宗主国中国的挑战，引起了中日关系的紧张，最后导致甲午战争的爆发。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丧失黄海制海权，也丧失了东海的制海权，“东海丝绸之路”就此终结，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承认朝鲜独立，并使日本坐实了对琉球的占有，不但意味着中国丧失了对朝鲜的保护权，而且意味着中国丧失了最后一个朝贡国，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彻底解体。日本抽掉了因西方列强侵略而摇摇欲坠的东亚朝贡体系大厦的最后一根支柱。日本把朝鲜半岛牢牢控制在了自己手里，并在日俄战争后吞并了朝鲜，开始了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日本获得朝鲜半岛不仅是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完全掌握黄海、东海和日本海制海权的结果，也是通过朝鲜半岛，控制中国东北、华北，获得资源，进一步增强国力，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开始。之后，日本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获得了中国的胶州半岛，德国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岛屿，成了实力仅次于英美两国的海权强国和殖民主义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用武力驱逐了西方列强，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召开“大东亚会议”，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开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新秩序”梦想。
本文从海权的角度考察日本对东亚国际体系的挑战，是从近代海权三要素，即，海上贸易、海上力量和殖民地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的。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历史上日本在海上贸易方面是依赖朝贡贸易的，但是由于朝贡贸易是“朝贡”和“贸易”不可分的朝贡体系框架内的产物，日本既想获得贸易的好处，又不想前来朝贡，于是处于既想参与，又想拒绝的矛盾之中。自古以来，海上贸易离不开海上力量的保护，历史上，日本曾利用一切机会凭借海上力量挑战或抗拒中国对“东海丝绸之路”的制海权，这个目的终于通过甲午战争得以实现。殖民地和基地的获得是近代海权国家追求的目标，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扩张，获得了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这对于日本建立完整的近代海权具有重要意义。日本获得“东海丝绸之路”制海权和殖民地，意味着中国不但丧失了制海权，而且丧失了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就此，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亦即传统的东亚国际体系彻底解体，代之而起的是日本用武力构建的新体系——“大东亚共荣圈”。历史告诉我们，中日之间海权博弈的结果导致了东亚国际体系发生颠覆性变化。
目前，日本再次对东亚的战后国际体系表示了不满，日本鹰派要摆脱这种战后体制。同时，日本还对目前中国日益增长的在国际社会和东亚的影响力十分担心，所以要遏制中国，防止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再现。日本遏制中国的角度是利用美国的“亚太在平衡战略”，牵制所谓中国的“海洋进出”，联合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和具有战略共识的国家在东海、南海和北印度洋与中国争夺海权。中日海权博弈的背后是两国争夺东亚国际体系主导权，这意味着日本的海洋战略以中国为遏制对象，这绝不是什么新动向，而是历史上日本通过海权博弈挑战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延续，是日本战略文化的反映。海权的概念出现于近代，海权的现象却自古有之，从海权的观点分析中日关系史，既是管窥历史事实重要侧面的努力，也是理解现实局势不可或缺的角度，因为历史的足音仍然在今天回响。

文献来源：《日本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