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台湾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和认知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台湾学者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分别持乐观、观望和唱衰三种不同的态度。差异观点的形成源于学者们对大陆、美国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形势的不同判断，以及其不同的政治背景等方面。这种差异将会反映在未来中国大陆、美国和台湾互动的三角关系中，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产生影响。

有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已经十分丰富了。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探讨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问题，相关研究也取得不菲成果。[1]与之相关的，台湾问题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也被广泛提及。学界普遍认为，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最重要、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面对且必须处理好的问题，是被中方寄希望为“能从中美关系的负资产变成正资产”[2]的重要议题。事实上，作为利益攸关者，台湾岛内各界也格外关注中美关系发展的这一新动向，尽管台湾当局表态较为谨慎，但学界和智库却展开了大量的讨论，除了为数众多的评论，更不乏完整和系统论述的学术性文章。有鉴于台湾智库学者与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的“旋转门”，本文主要观察和分析来自台湾岛内学者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观点，试图勾勒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台湾角度”，供研究者参考和指正。
一、差异有别：乐观派、观望派和唱衰派
（一）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及其未来持肯定态度，可称之为“乐观派”。乐观派总体上看好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首先，从大陆角度看，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是“阳谋”而非“阴谋”。该派观点认为大陆的目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开启以新的理念参与调整国际规则的路程。杨开煌认为，这是由习近平上任后倡导的新概念，大陆要求与其国力上升相称的地位与在国际建制内的更多话语权，以更好的维护中国的利益，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办法。[3]二是降低中美的差异性，扩大双方共识。石之瑜提出，如果美国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停止把中美的价值差异当成是威胁，就会体会到北京在与各国（尤其是小国）交往中，主要是让步，而不是扩张占领，就会认为中国大陆的崛起不等于威胁。[4]三是应对美国疑虑的回应。周志杰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追根溯源是因为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政策，大陆认为这是以其为目标的“新围堵”。大陆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是希望美方了解中方“和平发展不称霸、核心利益不退让”的外交原则，同时大陆不会依照美国期望的方式崛起，但也不愿在可预见的未来挑战美国的全球军政霸权。[5]
其次，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新型大国关系是大国处理双边互动的全新模式。黄介正指出，“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现在进行式。[6]还有人提出，虽在两国内部尚有论辩，但其雏型似已成形。[7]蔡玮认为，中美从战略层面试探讨如何建立双方新型的大国关系，这对中美关系、世界和平、区域安全都会有“正面的帮助”。[8]当然，中美需要遵循良性互动的原则，彼此以全新的视野和更高的战略眼光看对方，正确解读对方的意图，用务实的态度、求同存异的心态以及积极管理的方法，来妥善处理两国关系，“这才是正途”。[9]
第三，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学理价值。石之瑜是为数不多的从学理、学术角度分析和论证这一概念的台湾学者。石之瑜将“双边主义”[10]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创新点和核心主张。他认为“新型大国关系”要旨在于，不因为双方立场或价值不同，就相互对抗，既反对一边说了算的单边主义，又反对利用多边框架掩护单边主义的图谋。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首次在美国的世界观里注入了“双边主义”，是用“中美的双边关系”化解美国的“单边主义”。[11]美国如果能接受这样的“双边主义”，好处很大，因为双边关系稳定而互惠，中国大陆就算继续崛起，但中美的关系不变，也就不会是美国的威胁。石之瑜还指出，大陆在随后的“习吴会”[12]中，同样是用“双边主义”启发台湾，大陆是将“习奥会”与“习吴会”贯穿于整体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之中。
（二）短期内不看好“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但对其发展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可称之为“观望派”。观望派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短期内未必有具体成果，但基于中美双方抱有的积极态度，反对全盘否定新型大国关系。究其原因，在于中美双方互信建设“知易行难”，中美对一个大国应该扮演的角色与承担的国际责任，各有不同的认知与期待。观望派认为未来如何发展出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同理解，可能需要一段长时间的磨合。蔡明彦指出，“新型大国关系”未必就是美国希望建立的合作模式。[13]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江春南甚至提出“中共党内对新大国关系也意见不一，举棋未定。”[14]形成不了战略互信，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因此面临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尽管困难重重，“新型大国关系”也可能会有积极的发展面向，因为美国不明确或公开反对大陆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学者提出，奥巴马在会谈中表现出对习近平阐述“新型大国关系”的聆听与尊重的姿态，至少是“积极与正面的讯息”。[15]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显然，美国也认识到，美国需要中国大陆在多边机制与区域争端等议题上的合作，即便中美两国的若干基本战略利益是显不兼容的，但至少通过双方领导人工作关系的建立、沟通机制的强化、广化与深化，有助于双方磨合，或至少减少误判。新型大国关系最困难之处是在其推出的过程中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16]双方关系“斗而不破”将是最好的写照。[17]在“斗而不破”的态势里，双方仍会尝试以“既竞争又合作”的模式建立“新型大国关系”。[18]
（三）基本否定“新型大国关系”，可称之为“唱衰派”。唱衰派对大陆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以及美国的态度均持负面看法。首先，中国大陆的真正目的是扩张和崛起。学者提出，中国大陆的最终目的还是要称霸和挑战美国。大陆一方面与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彼此相互依存，一方面却积极布局排除美国，企图成为亚洲区域秩序唯一的支配者。[19]其次，国际政治现实是中美将不可避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由于两国事实上竞争已经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因此猜疑日增，合作日减，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中美关系的任何形式——包括“新型大国关系”都不再具有吸引力。[20]第三，“新型大国关系”仅止于口号而缺少内容，空洞的口号终难改变中美间结构性分歧。《旺报》社评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始终‘难有突破’，美国形式上接受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对在如何界定概念及其意涵却充满疑虑”。[21]陈一新认为，除了气候变化与经贸两项议题外，中美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其他议题（如叙利亚问题、朝核问题、网络安全等）都难以“打开心结”，难有共识、变数很大。[22]还有学者援引布鲁金斯研究院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所提出的六点疑问，包括何谓“新型”？新在哪里？何种议题应该纳入大国关系之中来管理？等等。认为这些问题绝对是“新型大国关系”无法回避的内容，但是短期之内无法有令人满意的答案。[2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被形容为“同床异梦”。第四，美方明确拒绝“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学者提出，过去几年现实的互动模式来看，期望中美以建设性心态取代对抗性思维，只是大陆“一厢情愿”，美方从来就没有正视过中方多次宣示的“不争霸，不称霸”，源于美国自身不容全球新兴崛起强权挑战其领导地位。华盛顿尚未认真面对中国崛起后的亚太战略格局。[24]
总体来看，上述三个派别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观点泾渭分明。最鲜明就是对大陆提出的这一概念目的以及美国回应的态度上分歧较大。
二、交叠共识：台湾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地位和作用
如何看待台湾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互动和作用？首先，“乐观派”承认台湾地位的下降趋势。即无论中美是否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地位下降的趋势不可避免，区别只是下降速度的快慢。[25]学者提出，在中美合作议题多元化的情况下，“台湾问题的比重将会逐渐稀释”。[26]邵宗海分析，“美国处理美中关系和‘台美关系’，是在不同的天秤上，台湾不再是美国的棋子”。[27]“中美关系不好，台美关系就会好，那已经是上世纪的事情了”。“台湾已经没有角色，是置身事外的。” [28]还有学者认为，奥巴马和习近平会面时虽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并未影响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共识，显示台湾问题已不再是横在两国间无法跨越的障碍。[29]石之瑜甚至提出“条件说”，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之下，两岸关系最多只是中美关系或好或坏的条件，而并不是中美关系的内容。[30]
其次，“新型大国关系”对台湾利弊参半。“观望派”和“唱衰派”主要看法是，由于中美“新型关系”的存在和制约，中国大陆不会在台湾问题上轻举妄动，不会采取激进方式解决台海矛盾，美国则因各种利益考量，短期内不会“弃台”，这是台湾的“利”。正如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在回应有关“习奥会”的问题时曾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庄园会场合上，宣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中国大陆和台湾改善关系，此举“意义重大”。[31]然而，“乐观派”据此看到了台湾自主性越来越低，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调整过程中会“逐渐边缘化”的趋势，这是台湾的“弊”。郑又平认为，中美两大国确认“新型大国关系”，“台独要收敛”。[32]台湾方面还担心由此陷入“状况之外”，美国有可能会为此跨过台湾直接与大陆协商对台军售等问题。
第三，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认知和期待都有差别。中国大陆坚持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仍具有指标性地位，美方则只是希望台海维持和平的现状。例如，有学者提出大陆试图通过“新型大国关系”突破当前美国对台军售的“困局”。对大陆来说，眼前的困境是，即使两岸关系再好，台湾也无法把自己的前途与安全寄托在大陆不确定的善意上，即使中美再友好，美国也要维持对台军售。似乎对台军售成为大陆面临的“无解的两难困境”，大陆、美国、台湾三方只能控制，无法彻底解决。[33]一些台湾学者认为，这反映大陆在核心利益上的重要关切，尽管习近平访美被称为“交心之旅”，但双方对台湾问题仍不免交锋。[34]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阐述“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中专门提及台湾问题，表示希望美方把台湾问题变成中美关系的正资产。显然，这一表态和立场说明中国大陆对“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有实质内容的期待和要求，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核心利益”所在，强调其重要性仍高于其他核心利益，这与美方希望台海“维持现状”的政策立场是截然不同的。学者还称，大陆如果一再坚持台湾问题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只会使得中国梦与美国梦愈行愈远。[35]
三、 观点整合：“新型大国关系”下中国大陆、美国与台湾的互动
未来在“新型大国关系”态势下，如何分析和看待中国大陆、美国与台湾的三角关系？首先，学者对美国在未来两岸关系所将扮演的角色看法不一致，但均对美国能够持续发挥作用抱有极大期待。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美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力将逐渐式微。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两岸关系若要能够获得进一步改善，美国仍将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三派学者基本共识是，认为稳固的台美关系，来自美方对于台湾政治及安全的持续坚定支持与战略保证对台湾是极其重要的。几乎没有观点认为美国对台湾撒手不管，从台湾的角度看，“台美关系”仍是台湾安全上的最重要保证。
其次，“唱衰派”等要求马英九当局检讨对美国和大陆政策。有学者提出，马英九当局在上任后一直采取“先两岸、后‘外交’”的政策，如今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当局的这一政策需要检讨乃至调整。[36]还有一部分学者担心美国国会改变对中国大陆看法，如果国会议员以选取利益为考虑，强调与中国大陆合作，将进一步压缩台湾在美国国会中的游说空间。学者以2013年6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进行的一场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讨论中，与会的两位众议员Charles W. Boustany, Jr.(R-LA)以及Richard R. Larsen (D-WA) 均表达了对大陆正面看法为例证。[37]学者据此提出，中美双方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时，使美国更忽视或容易忽略台湾利益、政策与立场，“台湾要不断提醒美方不要损害台湾利益”。[38]
第三，避免台湾在中美关系中出现“选边”的状况。较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台湾在亚太地区面临在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选边”的抉择，台湾要慎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负面冲击。[39]例如海洋争端，如果要维持台湾“主权”主张，将与大陆主张相符，如此又升高台湾和日、菲、越关系的紧张程度，同时招致美国对于两岸可能会合作或联合的疑虑；但如果完全配合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则必须低调面对各国对争端领土的主权主张，如此又可能弱化台湾对钓鱼岛、南沙诸岛的“主权”主张，且会引起大陆不满，进而破坏两岸关系和谐。林浊水认为，中美都不放心台湾，但都不愿放弃台湾；都会对台湾施压，但也会另外给一些给台湾，又不会给太多。[40]学者进而提出，台湾问题不应该成为中美的冲突点，台湾可在中美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寻找“不同以往的积极角色“，以发挥台湾潜在战略价值，而非成为中美共管对象，也不必在中美陷于矛盾冲突时面临选边站的两难。[41]
有鉴于此，学者提出必须精准评估台湾在中美两大国建立新型战略关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害得失，并且以此作为台湾在中美战略互动中的进退依据。例如，台湾应就中美动态关系做出判断。[42]切忌为短期政治利益贸然而行，避免美台关系与两岸关系同受伤害。[43]又如，台湾如果谨慎，在对外方面会慢慢累积出多一些的活动空间。[44]学者以奥巴马签署H.R.1151法案，支持台湾成为国际民航组织观察员为例，认为这反映了台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有“做文章”的空间。[45]第四，台湾不能发挥破坏者的作用。蔡玮提出，台湾应把握台美关系的上限和下限。他认为美国、中国大陆、台湾是“不对等的三边关系”，台湾居于最弱的一环，但台美关系的改善与变化也有一定的上限与下限。[46]台美关系再好也不可能让双方恢复“外交”关系，这是上限；台美关系再坏也不可能让美国“出卖”台湾，美国不可能做出不合乎其国家利益的事情，这是下限。[47]美国现在只希望两岸维持现状，降低紧张，但又对两岸进一步接触保持警惕，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因此，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只要不是以台湾的利益为代价，台湾无意、不会、也不能破坏中美关系。
四、小结
站在台湾的角度分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虽然鲜少有深入的理论分析，但大部分学者都是围绕中美关系一些具体议题展开了理性客观的讨论。相关研究或是反映了对于台湾角色的现实性焦虑，或是带着负面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总体上表现出整个岛内研究视野和关注点。首先，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主要源于学者本身对大陆、美国发展趋势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的基础上。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影响的分析不囿于台湾，也将其放到亚太甚至全球区域来看待。比如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中日、美日关系放在一起讨论，其中不乏鼓吹以美日同盟为抗衡中国大陆的观点。其次，台湾学者的主张与其“蓝或绿”的政治背景存在一定相关性，的确，停留在臆测或持唱衰立场绝大多数是绿色学者，其论调类似“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而蓝色背景的学者则能够相对客观分析。第三，在谈到台湾应该“怎么办”时，学者虽然提出了许多关于台湾应对的各种政策建议，但是仍不免理想化。在具体的议题操作上，台湾要结合谁，要依靠谁，要批评什么议题，要对什么争议采取什么态度等，提出的一些想法和政策建议相互冲突，有些可能会沦为假议题，有些则属于一种被动反应，而非慎思下的战略拟定。概言之，台湾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虽有共识，但差异更大。这显示出台湾学者在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对台美关系的处理、对日本的态度、对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冲突的对应等，尚未找到清晰的理路。
台湾即将迎来2016年新一届领导人选举，未来的岛内政局波涛诡谲。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格局中的一个变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本身也在完善和发展中。台湾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认知也提醒我们，未来台湾问题到底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发挥“正”或“负”的影响，仍将继续考验着各方的政治智慧。

文献来源：《太平洋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