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以来巴西经济陷入慢速增长乃至技术性衰退的困境，对此较常见的有外因和内因两种解释：外因论强调世界经济不景气、大宗商品超级价格周期结束、流动性驱紧和主要贸易伙伴增长减速等消极影响；内因论认为巴西的体制缺陷和政策失误难辞其咎。此外，在奉行积极还是紧缩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应否削减财政的社会福利支出以及国家经济角色的界定上也存在争论。罗塞芙政府选择紧缩政策使其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转型之痛。本文认为巴西当前的经济困境主要是内因所致，且不能忽视其政治因素。在采取紧缩政策的过程中，需要构筑有力的政治共识，持续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保持增长与福利的平衡，提高私人投资者与中产阶级的积极性，挖掘投资与贸易对增长的拉动作用。

以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度表现强势，但自2011年后普遍进入低速增长期。与俄罗斯遭遇外部制裁和过于偏重能源产业不同，巴西经济结构较为多元且内需市场强大，因此对其近年来遭遇的经济困境需要更为全面的解读。在分析巴西当前的经济困境时，文献较多强调巴西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消极影响，而对巴西内部制约经济发展和应对经济困境的因素分析不足，特别是对来自政治体制层面的影响重视不够。事实上，一国内部的机制和政策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趋重要，成为影响国际评级机构和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依据。基于此，本文试图比较全面地分析巴西当前经济困境的表现、根源与出路。
一、巴西经济困境的主要表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卡多佐总统解决货币危机后，巴西经济在卢拉总统任职期间获得了快速增长，这种积极势头一直延续到罗塞芙政府第一任期结束。优异的经济表现使得巴西成为20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重要成员，其经济表现备受拉美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巴西经济一度表现出较强的抗压性，但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困扰巴西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性因素开始显现，其经济在罗塞芙政府第二任期伊始表现出陷入衰退的不良势头。
（一）经济增速显著下降，多项经济指标趋于负值
通过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逆周期”刺激政策，2010年巴西经济出现7.5%的高速增长，此后陷入高通胀和低速增长（见图1）。2011~2014年巴西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降至16.5%，初级财政盈余占GDP的比重从3%降至1%，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53.4%上升至63%。根据巴西地理与统计局的报告，2015年巴西GDP在第二季度较第一季度缩减1.9%、较上年同期缩减2.6%，巴西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①]巴西央行2015年8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巴西初级财政赤字达到100亿雷亚尔，创下自2001年该指标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通货膨胀率达到9.56%（巴西央行的管理目标是4.5%，可上下浮动2个百分点），基准利率高达14.25%，失业率达到7.5%。截至2015年9月21日，巴西外汇储备水平为3709亿美元，表现尚可。[②]巴西外汇储备没有大幅缩水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贬值增加了进口成本、进口规模大幅缩减所致。2015年巴西货币雷亚尔对美元的汇率下降了31%。

图 1  巴西2006~2014年GDP增长率与通胀率（%）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绘制。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brazil。

在供给方面，很多部门的数据出现急剧下降。建筑业最为严重，2015年第2季度下降8.4%，制造业下降3.7%。[③]占巴西工业产值近40％的巴西汽车业2015年以来遭遇寒流。据巴西汽车工业协会最新预计，2015年巴西新车产量的跌幅将达到18％，较其４月份所预测的10％跌幅更为严峻。[④]包括菲亚特、大众、福特、通用在内的众多汽车生产厂商将被迫裁员或强制休假。外界对于巴西2015年能否顺利完成初级财政盈余达到GDP0.15%的目标存在疑虑。巴西财政部原先预计2016年实现财政初级盈余0.7%，但由于试图推动重启征收金融交易税（CPMF）以实现财政盈余的努力遭到众议院抵制，罗塞芙政府2015年8月底提交的2016年财政预算案中，初级财政赤字为GDP的0.5%。这是自卡多佐政府稳定巴西经济后该国首次出现带有赤字的政府财政预算，它直接导致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巴西主权信用评级降至“垃圾级”。
（二）国内政局动荡与经济指标恶化的恶性循环
与单纯的经济减速不同，巴西经济遭遇了政治危机、腐败丑闻和经济下行的共同冲击。巴西建筑业之所以成为衰退最严重的行业，与该行业诸多大型公司卷入巴西石油公司20亿美元的腐败案有关。在该案中，巴西石油公司从虚高的建筑承包合同中获得回扣，并将约21亿美元输送给劳工党和巴西民主运动党的官员。卷入该丑闻的几大建筑公司高管被送入监狱，巴西三大政党的核心幕僚和政治人物面临监察机关的调查，政府因此推迟了旧建筑合同的执行和新建筑合同的审批，这些对就业市场造成巨大冲击。2015年4月，巴西石油公司承认由于管理失当损失了170亿美元，公司负债达到1000亿美元，不得不缩减投资计划。[⑤]
与经济不景气相伴随，出现弹劾罗塞芙总统的呼声，罗塞芙政府的支持率跌至个位数，罗塞芙成为巴西恢复民主制度以来获得支持率最低的总统。执政联盟中最大政党之间的关系发生动摇，包括执政的劳工党在内的各主要党派开始着眼于2018年总统大选或者罗塞芙被弹劾后的政局，而不是积极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罗塞芙政府难以获得国会的有效支持以推动其财政稳健计划。
面对经济衰退的前景，巴西国内对于奉行紧缩政策还是刺激政策、应否重新开征金融交易税和应否减少社会保障支出缺乏政治共识。国会议员不希望减少选民的既得利益，这既包括抵制金融交易税，也包括反对减少社会保障开支。政治危机对需求逐渐产生了不良影响，在2015年第二季度，投资急降12%，消费受通胀上升和真实收入侵蚀影响而下降2%，进口下滑8%。巴西地理统计局2015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巴西失业率降至4.8%，比2013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创12年来最低水平，但2015年7月跃升至7.5%，劳动力市场预期2015年年底失业率将升至两位数。政治不稳定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外界对巴西增长前景的预期。2015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巴西2015年的GDP增长率为-1.5%。如果外界预期准确，巴西在2015年和2016年将连续出现衰退，这将是大萧条以来该国首次出现该状况。在巴西历史上连续两年出现衰退还要追溯到1930~1931年。巴西究竟是已经迎来投资的抄底机会还是会面临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国际经济界并无共识，而且唱衰巴西经济的声调较高。
二、巴西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
对于导致近年来巴西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大体上可以分为外因和内因两种看法。主张外因论的观点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景气度降低，美国退出货币量化宽松政策预期和大宗商品价格超级周期结束，主要经济伙伴中国和阿根廷经济减速，这些因素是导致巴西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诸多经济体都产生了不良影响。然而，这些外因并不能完全解释巴西2011年后的经济减速。除了世界经济减速对巴西出口增速造成消极影响外，巴西的外汇储备和外资流入巴西的数量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考虑到内需在巴西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地位，探究阻碍巴西经济增长的内部原因对改善巴西经济境遇更具现实性和政策意义。从内因的角度看，近期巴西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大致包括下述方面：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消费需求，投资和贸易偏弱；财政对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负担过重；经济政策失当带来消极影响；巴西多党制联盟支撑下总统制的脆弱性和缺乏长远战略的规划与执行力；居高不下的营商成本。
（一）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制约
有学者在分析拉美经济2011年后步入下行态势的原因时，强调增长对资源输出、消费需求依赖程度太高，长期投资不足且公共投资弱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等。[⑥]这也基本适用于理解巴西2011年以来经济下行的表现，特别是政府投资让位于私人投资后对基础设施、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公共投资“顺周期”的分析很有说服力。然而，产业结构的调整非一朝一夕之功，巴西近年来在政策上加强了对制造业、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投入，但并未取得明显好转。
巴西经济增长引擎过于依赖内需成为持续增长的最大掣肘。巴西是一个内需驱动为主的大型经济体。贸易占巴西经济的比重不高（见图2），出口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很多分析将巴西经济表现低迷归咎于国际需求的降低，但外需降低只是部分原因。巴西出口量仅排世界第25位，占世界出口份额的1.2%。这也可以反驳中国经济减速严重影响巴西经济增长的观点，实际上巴西对华原材料出口的数量维持稳定但价格下降较大。2015年第二季度，因货币汇率贬值巴西出口增加了3.4%，然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然有限。[⑦]在巴西对外出口结构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13年的45%，其中科技类产品在制成品中的比重稳定在10%左右（见图3）。

图2  巴西贸易占该国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绘制。

图 3巴西高科技产品占制成品出口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绘制。

1988年宪法种下了公共部门赤字的病根，它规定将现存的公共资源最大限度地分配给社会保障，从而减少了长期投资和经济重整的资源。该宪法加强了从联邦向州政府转移财政资源的趋势，且规定所有受聘5年以上的政府雇员都不能解雇。若要实施永久性改善政府财政状况的改革，就必须修宪。[⑧]这种模式当前遇到了两个挑战：一是经济危机导致可分配的公共资源减少；二是巴西出现新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即政治上表现强势的公共监察和司法部门，而游离于决策体系之外的新兴阶层需要通过加强法治和提高参与性来获得经济机会。
（二）财政对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负担过重
自劳工党执政以来，借助出口和税收增加的红利，巴西政府开展了慷慨的社会福利项目且放宽了银行的信贷，这些措施使约4000万人脱离贫困，促进了巴西国内的消费需求。但与此同时，巴西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0%。政府在养老金上的支出达到GDP的13%，居民在向养老金账户缴纳15年费用后，就能在退休后领取相当于退休前全额工资的养老金。2014年，罗塞芙总统签署法案规定未来10年的年度教育支出提升至GDP的10%，以提高学前和初级教育的投入，这一比例甚至远远超过多数发达国家对教育投入的标准。[⑨]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2012年巴西对教育的投入才刚刚超过GDP的6%。这些高福利支出在经济增速趋缓后对财政的压力变得更加突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政赤字从2014年的580亿雷亚尔增至2015年的880亿雷亚尔。[⑩]
在削减财政开支的计划中，福利支出往往难以撼动，因此财政对科研和创新的投入会降低，然而这将对巴西的长远竞争力造成伤害。巴西石油公司的腐败案件和原油价格下降影响了政府科技项目的资金来源，比如“科学无国界”项目的奖学金支付已经受到影响。2014年，巴西科技部的预算削减了25%，国家科技发展基金的收入已从2013年的45亿美元下降到2014年的32亿美元。[11]一些比较成功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还需要财政的继续支持，因为它往往不仅仅是为贫困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而且会与参加医保、教育和培训相结合。
高福利政策不仅限制了政府财政政策选择的空间，同时还增加了紧缩政策的政治风险。罗塞芙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取得公共账户的平衡，主要途径是预算的再分配，意味着某些部门将作出牺牲，包括重新制定最低退休年龄等。紧缩政策在巴西这个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有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国家财政支出的减少将影响国家的结构和服务、最贫困群体的生计和中产阶级的稳定。
（三）经济政策和管理失当的消极影响
巴西经济在2004~2010年期间保持了年均4.4%的增速，2011~2014年间的年均增速仅为2.1%。在这两个时期，巴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动。在前一个时期，外部条件自 2003年起不断优化，巴西政府在国内从三个方面开展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是家庭消费得到了扩张，年均增长约5.3%，这得益于家庭信贷的增加、正式就业岗位的创造、实际工资的提升和家庭公共支出的转移（见图4）。其次是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刺激了总需求，包括通过就业扩张和实际工资增加带来的税收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以及政府支出与国有企业投资的增加。最后是私人投资在总需求提升效应带动下变得较为活跃。

图 4  巴西消费者真实利率与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巴西央行数据绘制。

罗塞芙政府第一任期（2011~2014年）内宏观经济政策有所变化，开始更为注重财政盈余目标，为此在2011年甚至没有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实现财政盈余目标的代价是紧缩效应显现，家庭消费年均增速降为3.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下降。巴西央行在2010年2月后开启升息周期，将基础名义利率从8.5%升至2011年8月的12.5%，还采取措施控制消费者信贷。这些措施抑制了私人消费的增长，尽管此后央行试图通过降低利率、减免税收和放松信贷等措施重振私人消费，但效果不明显。2013年年中，央行利率再度上升，消费增长率随即在2014年跌至0.9%。在投资战略上，罗塞芙政府降低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地位，转而强调鼓励私人企业承担起推动经济增长的重任。结果是，2011年中央政府和国企的投资分别下降17.9%和7.8%。2012年，政府大力提倡公私伙伴关系战略，承诺在基础设施领域为私人投资者提供优惠利率，还采取税收减免措施鼓励耐用商品的私人投资，但私人投资者的积极性不高。减税、经济减速和私人投资薄弱，三者累加导致财政盈余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
私人投资者积极性不高与政府政策有很大关联。旨在控制通胀的高利率政策提升了投资、消费信贷和偿债的成本，抑制了此前活跃的消费信贷市场，紧缩财政政策增加了复苏难度，汇率贬值提升了国内亟需产品的进口成本。2012年罗塞芙政府降低电力和能源价格等举措使能源价格与成本价格扭曲，损害了能源领域私人投资者的利益，挫伤了私人投资者参与基建领域公共私人伙伴关系的积极性。虽然莱维财长上台后提升了电力和能源价格，但在效果上不仅推高了通胀效应，而且凸显了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2015年巴西居民用电价格提高了40%。能源领域价格变动不居降低了政策的可预见度，从而使私人投资者降低了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获利预期和参与积极性。更为严重的是，强调公私伙伴关系使政府公共投资决策效率下降，公私伙伴的谈判进度成为决定性因素，降低了国家在公共支出和投资上的主动性，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投资力度。政府强调降低成本而不是提升总需求来激发私人投资的战略，其效果不是很成功。事实上，2011~2014年的年均投资增长率为1.8%，机械与设备投资增速为-0.7%，而2004~2010年的这两项数据分别为8%和12.3%。[12]此外，巴西在基础设施领域对投资缺乏可靠的法律保证，也影响了私人投资者的信心。
经济政策失当，特别是为控制通胀而提高基准利率的政策对经济增长造成消极影响。如果人们有理由认真对待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变化，就没有理由忽视巴西央行高利率政策对巴西经济的影响。2010年2月以来的升息政策与此后巴西经济步入缓慢增长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尽管政府出台了一些税收减免、推动基建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等措施，但由于可支配收入下降损害了巴西经济的吸引力，私人投资和消费在高利率之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缩。目前财政预算的20%（占GDP的6%）用于支付贷款利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础利率高企导致的。基础利率的高企导致巴西家庭债务负担变重，很多家庭已经失去偿债能力，这对依赖国内市场的巴西打击严重。巴西目前高达14.25%的基准利率加重了消费者和企业的负担，那些难以享受巴西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长期补贴利率贷款的私人企业融资成本更高。不断攀升的利率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叠加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复苏的困难。
（四）以多党联合执政的总统制为代表的体制性约束
基于多党制联盟的总统制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制定和执行长远战略的难度较大。与美国基于两党制的总统制不同，巴西基于政党联盟的总统制有着内在的缺陷：在经济增长较好的时期，党派联盟可以共享政治权力，但在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政党合作的动能下降。巴西32个政党活跃在政坛、17个党派组成执政党联盟的局面增加了经济困难时期建构政策共识的难度。标准普尔公司之所以降低巴西主权信用评级，政治原因是重要考量，巴西政府在如何应对预算赤字和制定预算目标上存在内部分歧，且不断调低削减2016年预算赤字目标的做法动摇了标普对巴西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的信心。相对于巴西之前遭遇的经济困境而言，破解本轮困境的政治难度要大于经济难度。
劳工党的经济政策特征是政府在经济中特别是石油和银行业影响很大，但这种模式也使得政府与企业存在很多贪腐的空间。罗塞芙总统的批评者甚至怀疑她动用巴西国家开发银行的钱弥补财政预算的亏空，以服务于2014年国内大选的需要。巴西石油公司及其合同的建筑承包商腐败案不仅仅是企业之间的经济行为，而且涉及向政治人物非法输送利益。针对这些案件的调查影响了涉事公司的运营，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失业率,降低了经济增速。政府与大型国企的密切联系也降低了其对中小企业的号召力。
罗塞芙政府削减开支的努力打破了执政联盟的团结，将劳工组织、国会势力推向了反对立场，罗塞芙政府的支持率跌至巴西恢复民主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政治局势的动荡反过来降低了投资者对巴西市场的信心。前总统卡多佐甚至发表声明要求罗塞芙总统辞职或者承认经济政策失误。[13]与糟糕的经济表现相伴随的是，巴西政坛出现了党派纷争、腐败丑闻等，大大增加了巴西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虽然罗塞芙政府强调，目前的财政调整政策是短期性的，是为了中期更好的发展前景，但政府内部及不同政党之间难以就当前的紧缩政策达成共识。如果罗塞芙政府未能构筑有力的执政联盟，势必影响到经济决策的效率，那些参与公私伙伴关系的私人投资公司需要等待政府资金的配套，政府决策执行缓慢将会破坏或削弱这种合作关系。
（五）居高不下的营商成本
巴西营商环境饱受投资者诟病。所谓的“巴西成本”包括严格的劳工保护规则以及名目繁多而复杂的税收体系。企业解雇一名员工大约需要向其支付此前一年的薪水，企业只有获得特殊执照才能获准允许工人在周日工作；政府征收60多种税且税率和用途都不同，让企业疲于应付，巴西企业每年用于准备纳税的时间自2006年以来多达2600小时。根据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巴西在全球贸易促进指数排名第86位，其中国内市场准入第108位，国外市场准入第77位，边境管理效率与透明度第80位，交通基础设施数量与质量第102位。巴西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148个国家与地区中位列第56位[14]。
相比之前的评级标准，以标普为代表的评级机构越来越重视结构性因素，如一国的商业环境、政府能力和腐败水平等。结构性改革的路径，特别是资源依赖型新兴市场在经济多元化上的进展成为重要的评级参考标准。虽然目前巴西偿还外债的能力并没有陷入危险境地，但评级机构开始更加看重巴西的投资环境和政府制定政策与管理经济的能力。巴西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最高峰78%降至2011年的61%。尽管这些债务指标低于发达国家，但评级机构认为巴西政府缺乏系统而有效的政策来偿还债务。
卢拉政府和罗塞芙政府虽然致力于改善巴西的营商环境，但巴西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包括税收、劳工和福利等方面的制度，而外部需求降低更加凸显了这些制约因素。巴西1988年宪法制定的财税体制非常复杂，特定税收只能用于政府的特定支出项目，即便总税收增加但预算结余也很有限，从而难以削减财政支出。根据世界银行营商便利度指数国别排名，巴西在2013年仅位居第123位，2014年升至第120位。
三、可能的政策选项
在宽松还是紧缩的政策争论中，为了避免第二家评级机构追随标普对巴西降级，罗塞芙政府选择了继续推动紧缩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尽管穆迪和惠誉暗示不急于调整评级，但由于经济衰退迅速侵蚀公共财政，下调巴西评级可能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因此保卫投资级评级成为巴西政府经济政策的优先要务。新的紧缩政策提议包括削减农业和化学部门的补贴，提高资本所得税至30%，冻结公务员的薪资和裁减10个政府部门，削减对社会保障方面现金转移项目的支持力度，重启对金融交易征收0.2%的税种。罗塞芙政府希望2016年通过这些措施能够实现初级财政盈余达到GDP0.7%的目标。在经济增长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情况下，巴西政府选择紧缩性财政政策推动财政健康和经济增长的难度很大，需要在实施过程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需要尽快构筑改善营商环境的领导力量，谋求应对经济困境和长远发展的政治共识。巴西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奉行紧缩政策的主要经济体，罗塞芙政府为此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2016年致力于实现财政初级预算盈余的方案几乎触及所有选民的利益，因而需要构建强有力的政治联盟，重拾民意支持，共同推进改革议程。在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的不利形势下，长时期的紧缩性财政调整对罗塞芙政府将是致命的。
事实上，尽管腐败案调查可能危及重要政治人物的信誉，但罗塞芙政府还是选择了尊重司法和检察机构的独立性，这显示出巴西民主制度的活力。尽管继续肃清贪腐在短期内冲击了企业运转，但从长期看有利于巴西营商环境的改善。政府需要在坚持查处经济犯罪的过程中把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冲击降到最小，不能因反腐而停掉已有的合同或者延迟启动新的投资项目。巴西建筑公司Odebrecht被巴西检察院控诉其非法引诱巴西劳工参与在安哥拉的工程项目并在非常艰苦的劳动条件下做工，致使其丧失人身自由，严重违反劳工法。[15]由此可见，巴西在企业治理上的标准依然很高，这些都是有利于长远发展的信号。
虽然支持率创下新低，但罗塞芙政府的执政基础仍然存在，稳定政局对于出台理性经济政策和恢复经济增长信心至关重要。巴西的国际地位、相对稳健的货币、贫困率下降、不平等减少及权力和平交接等构成了巴西政府克服当前困难、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16]在这些积极因素尚存的情形下，政府单方面抛出的2016年初级预算赤字案既令国会难堪，也降低了政府实施紧缩政策的信誉。在弹劾罗塞芙总统的呼声中，巴西的投资者和金融家反而加入劳工党的行列反对弹劾罗塞芙总统，因为投资者不希望看到总统被弹劾后的不确定性。[17]在上述情况下，加强与国会和经济界的政策沟通、说服各界接受眼前的牺牲以换取未来的加速增长、寻求具有广泛共识的经济政策是罗塞芙政府的当务之急。
第二，在紧缩政策中注意保增长和稳社会，提升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切实提升私人资本的参与度。从大的发展思路上看，前总统卡多佐和卢拉在追求宏观经济稳定的方向上推进市场化以及社会包容的理念值得罗塞芙政府继承，在推动旨在恢复财政健康的紧缩政策中注意保增长的重要性。巴西恢复民主制度以来，特别是卡多佐政府雷亚尔计划成功实施以后，以经济自由化为导向的财政健康和经济结构改革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政策遗产。卢拉政府基本继承了卡多佐的经济政策，只是在社会项目上加大了支出力度。罗塞芙政府将控制通胀而不是促进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反映了巴西历史上高通胀给施政者造成的深刻教训，但也因此限制了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选项。
鉴于政府紧缩政策包含减少公共支出的内容，大型国企和依赖福利的贫穷阶层对此支持度不高，私人投资者和新兴中产阶级成为需要争取的重要合作对象，提升其参与经济生活的积极性。事实上，新兴中产阶级并不希望政府大包大揽，而是希望提供自由创业的良好制度环境，这与政府的经济政策理念吻合程度较高。巴西最大的私营银行Itau总裁Roberto Setubal反对弹劾罗塞芙，他从罗塞芙政府不干涉检方独立调查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中看到了该政权的信誉。[18]
在执行紧缩政策的过程中须提防政策摇摆的危害。如前所述，罗塞芙政府两个任期的经济政策变动幅度较大，因此损害了私人投资者对于政府的信任。罗塞芙政府应该强调目前紧缩政策的过渡性，说明取消税收减免和增加金融交易税等措施的必要性，在推动养老金体制改革和降低失业补贴的进程中，重申继续改善边缘群体生活的承诺，进而赢得私人投资者和社会各阶层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第三，在维持传统内需动力的同时，深挖投资和贸易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潜力。巴西经济虽然以出口铁矿石和大豆等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著称，但考虑到外贸占巴西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高，真正带动巴西增长的是国内需求。在巴西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巴西短期内挖掘国内消费需求的潜力不大，而受益于汇率贬值的巴西出口部门又不足以带动巴西经济的整体增长。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带动巴西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应该是投资。巴西政府长期追求扩大社会项目投入，因此造成投资率不高，特别是在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基础设施等领域投入不足。基础设施瓶颈被认为是影响巴西生产力和市场效率的重要负面因素，妨害了国内市场和出口表现。[19] 罗塞芙政府2015年６月９日公布了2015~2018年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总投资额预计将达到1984亿雷亚尔，如何尽快落实该计划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长远发展都有好处。鉴于该投资计划强调公私伙伴关系，需要通过完善机制和政策推广来提升私人投资者的积极性。
如果再有第二家评级机构效仿标普将巴西评级降为投机级别，那么巴西甚至有彻底失去2008年获得的投资评级的危险，而穆迪对巴西的主权信用评级已下调至Baa3。在这种情形下私人投资者对于巴西经济的信心严重不足。罗塞芙政府需要从改善财政状况和优化投资环境着手吸引国内外私人投资。作为新兴经济体，巴西金融部门已有相当发展，企业投资除了可以向银行借贷之外，资本市场成为融资的重要选择。总体而言，更加连贯和谨慎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于保持投资者的信心至关重要。
增加巴西经济复苏机会的另一路径是增加对外贸易，这也是罗塞芙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之一。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国内高企的电价和借贷成本，加上政府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都使得巴西目前的经济低迷状况可能持续，开拓国际贸易空间不失为一个好的辅助选项。在南共市贸易潜力空间有限、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形下，罗塞芙政府在第二任期加强了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系。在积极拓展贸易关系多元化的同时，巴西政府也须着力提升贸易便利化，促使更多部门把目光转向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

文献来源：《拉丁美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