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revisionism），顾名思义指蓄意修改历史的思想和行为。但放到战后日本的语境下，它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其蓄意修改的历史包括对“十五年战争” 中日本战争责任的官方见解和日本自1952年恢复主权国家地位以来的国家定位，二是其目标不局限于“破”，更强调“立”，即在意图重塑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同时，进而改变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构筑新的国家定位。 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随着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特征日益显著，历史修正主义也从最初社会及政坛上少数人的主张逐步被渲染成一种具有民族主义意涵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思潮，且呈甚嚣尘上之势。而历史修正主义色彩浓厚的安倍晋三能两度组阁，不能不说与这种氛围和思潮的产生息息相关。

一、战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破”与“立”
1.1 历史认识与国家定位的逻辑关系
在战后日本的语境下谈历史认识，主要指日本国内对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那段历史的认知态度，核心是如何认识侵略历史的问题，具体包括日本在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慰安妇及强掳劳工等与之相关问题上的认知态度与行为。[①]而国家定位则意指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或存在方式。
日本作为二战的策源地之一，历史认识对战后其国家的内政外交影响巨大，不但日本国内围绕对历史的反省和道歉所产生的一系列政治、伦理之争延宕至今，而由之引发的认知差异亦成为权力斗争的导火索，更是日本外交与周边国家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甚至如安保、修宪及天皇制等诸多关乎日本国家存在方式的重大问题也与之息息相关。[②]概言之，在战后日本，历史认识与国家定位的关系实质上互为表里，是纵向维度中同一问题的自然逻辑延伸，前者是后者得以确立的思想基础，后者则是前者能够维系的制度保障。这也是为什么在战后日本的语境下谈论历史修正主义，其“破”与“立”的对象都围绕着历史认识和国家定位这两个方面展开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从这一角度而言，历史修正主义对历史认识和国家定位的重塑本质上就是对战后日本的国家精神和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构。
1.2 历史修正主义“破”的对象
总体而言，现阶段日本政界被视为历史修正主义色彩浓厚的政党有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鹰派和次世代党、大阪维新会等。而历史修正主义“破”的对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日本共产党和原社会党系统的如社会民主党等政党所持的进步史观和长期执政的自民党鸽派（或称自由派）所持的“东京审判史观”。
众所周知，在“十五年战争”中，日本以国运作赌注，不但使周边邻国饱受兵燹之灾，生灵涂炭，也使得其自身得到了惨烈的战争教训。对此，进步史观基于对战争犯罪的内在反省，全面承认这场战争是战前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日本作为战争的加害者应对给亚洲各国及其民众造成的伤害进行“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基于这一历史认识，在国家定位问题上，其强调为避免重蹈覆辙，战后日本应贯彻和平宪法的理念，坚持走带有中立意味的和平发展道路。[③]
所谓“东京审判史观”，意指其历史认识是以承认东京审判结果为前提，强调的是太平洋战争乃战前在文官与军部的对峙中，最终由后者把持整个国政，从而导致国策失误，日本被引入了军国主义的战争深渊，最终使整个国家及民众陷入生死存亡的灾难之中。[④]“东京审判史观”对日本的加害者责任是部分认可，即承认日本在战争的过程中，“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⑤]
为此，其总结了两点教训：第一，日本不应该不自量力地跟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美国爆发一场毫无意义的全面对抗[⑥]；第二，基于惨痛的战争经历，战后日本应走上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认识，战后日本的国家定位才在吉田茂的引导下走上了之后被称为“吉田主义”的“日美同盟 和平宪法”的“轻军事、重经济”的和平发展道路。其特征是强调非军事的贸易/产业立国的经济优先主义，对国际事务秉持最大限度的不介入、不干涉的中立立场，尽可能地在经贸、文化等非军事领域发挥国际影响力。[⑦]
“东京审判史观”的历史认识虽不如进步史观那样立场明确、认知清晰、反省彻底，但也基本认可“侵略”和“殖民统治”，并有所反省和道歉。而在国家定位上，两者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主张战后日本应维护和平宪法的精髓，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因此，到1995年“村山谈话”发表时，尽管执政联盟中的自民党内部对谈话中涉及“殖民统治”、“侵略”及“谦虚地接受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之类的措辞意见不一，但在村山本人态度决绝的情况下，最终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了“村山谈话”。
在历史认识上，“村山谈话”直面历史事实，并作出道歉和反省，明确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以后发生错误，毫无疑问，我们应谦虚地接受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而在国家定位上，其强调的是“应该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合作，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⑧]
日本《外交》杂志编辑长、时事通讯社解说委员铃木美胜认为“村山谈话”实质上是昔日的保守—革新阵营之间高度融合的产物，是双方在历史认识和国家定位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和交汇点。[⑨]因此，“村山谈话”中有诸如将“侵略战争”简化为“侵略”，从而将侵略的性质认知模糊化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就在所难免了。但尽管如此，“村山谈话”奠定了日本此后历届内阁承认战争事实和承担战争责任的立场基调，是日本政府向国际社会允诺的价值公约，反映的是日本对政治道义的维护和追求，因此其具有显著的历史性意义。诚如中国学者黄大慧所评价的那样，“村山谈话”是获得了亚洲各国的尊重和赞同而成为日本历史观演变史中的里程碑式讲话之一。[⑩]
1.3 历史修正主义主张的历史认识和国家定位
在历史修正主义眼里，上述历史认识严重损伤了日本的民族自豪感，而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则是建立在剥夺了日本民族自信基础上的“非正常”国家定位，非但不能复兴日本，结果势将引导日本文明走向衰亡。换言之，其认为上述历史认识是“自虐史观”，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国家定位也是偏离了正常国家的发展轨道。“自虐史观”一日得不到修正，战后日本一日不能重回正常的国家发展轨道，日本也就不会迎来新生。[⑪]因此，历史修正主义主张的“立”就是要重塑以弘扬民族自信心为核心的历史认识，借此复兴所谓的日本民族精神，并在这一民族精神的支撑下重建一条所谓的能够真正复兴日本的发展道路。
在历史认识上，历史修正主义为漂白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逃避历史责任，首先强调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一连串对外战争是一次次的除旧布新运动，和对日本近代化成果的一次次检视，如甲午战争是一场近代文明力量和腐朽野蛮力量的对决，其结果彰显了日本“脱亚入欧”的正确性，日俄战争的结果不但进一步昭示了日本近代化的成功，还“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⑫]而“大东亚战争”则是日本要将亚洲各国从英美等国手中解放出来，在亚洲推翻旧有的殖民秩序，建立日本主导的新秩序的行为，不能因为结果的失败就否认最初目标的崇高性。[⑬]这种“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话语逻辑显示，历史修正主义将对战争的上述认知内化至日本近代化的历史演进中，并认为其构成了铸就令人自豪的近代民族精神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而若认可日本是二战的侵略者即意味着承认明治以来的近代化与日本走上侵略道路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这不啻等同在精神层面全盘否定日本的近代化。
其次，历史修正主义为掩盖历史真相，回避战争罪责，刻意穷究战争暴行问题上的一些细节瑕疵，意图以一点否定全部。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为例，其就是从质疑30万这一数字的“真实性”入手，不但将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虚幻化”，甚至将之视为虚幻日本侵略中国的极好现实材料。这种任意操纵事实的做法，既可以使事实含混不清，也可以将问题视为“未有定论”而搁置起来，更进一步就是以所谓“战争与民众的受难是人类历史的固有产物”、“为何只有日本受到责难”等言论作为借口来回避日本理应承担的战争罪责。[⑭]
最后，历史修正主义为拨弄是非、混淆视听，对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出质疑。如其将东京审判视为是胜利的西方帝国主义对失败的东方帝国主义的审判，是一种以结果论决定性质论的成王败寇式做法，因此毫无合法性和正当性可言。此外，石原慎太郎等人甚至公开主张“日美同罪论”，强调说：“既是同罪，什么哪一方的罪重，哪一方的罪轻，怎么能比较。……战败后所谓责任之类，……一点必要也没有，完全是滑稽的。”[⑮]遵循这一逻辑，甲级战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为本国国民背负上本国的“罪责”而被处决的“昭和殉难者”。
综上所述，在历史认识上，历史修正主义“立”的主张可归纳为：应停止类似“村山谈话”那样的心理“自虐”，抛弃加害者意识和负罪心理，强调明治以来的成果与近代民族精神的前后连贯性，并要通过一系列言行去继承并弘扬民族自信，如强调首相及其他政治人物去靖国神社参拜，向为国殒命的英灵们表示哀悼是理所当然的行为。[⑯]同理，其认为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中应思考如何通过对历史的学习，让学生仰慕国家、热爱国家，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对记载日本侵略别国的相关内容应予删改。[⑰]
在国家定位上，历史修正主义认为“自虐”的历史认识将二战失败的结果错位成一种心理束缚，并在战后日本的国家定位中设置了种种制度束缚，使之走上了只重经济，而缺乏“军事正常化”的发展道路。这种扭曲的社会结构导致了战后日本连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均应拥有的基本权利也不敢承认和伸张，陷入太阿倒持的窘境，因此这一发展模式非但无法真正复兴日本，还使得日本民族精神的活力和创造力悉数丧失，最终会将日本文明引入衰退，乃至走向覆亡。[⑱]
历史修正主义诟病的制度束缚主要指“日美同盟 和平宪法”，由于日美两国在同盟框架中存在的显著非对称性，使得日本将安全交由美国保护的同时也丧失了国家自主性。众所周知，日美同盟属于自主性—安全保障交换同盟（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⑲]，这导致了日本的国家实力结构失衡，经济实力虽然强大，但军事实力弱小，且处处受限。尤其在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其认为日本因未能克服“只是经济大国”的角色，导致无法在国际社会中找准自身定位，并阻碍了在国际上扩大外交基础。[⑳]同理，历史修正主义认为和平宪法实质上是一项弱化日本的政策，因为一个不能使用军事力量的国家，如同一头野兽丧失了尖牙利齿。[21]一言以蔽之，在国家定位上，历史修正主义“立”的主张是要让日本成为一个能够自主行使军事力量的“正常国家”，在必要时甚至可以自主研发核武器。
1.4 战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发展阶段
回顾战后日本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历史修正主义一直存在，自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有所抬头，到了1980年代后呈现逐步兴起的状态，而随着“五五体制”的解体，原有的保革对立格局不复存在，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特征日益显著，历史修正主义也从最初的社会、政界的少数例外渐次渗透至国家的方方面面，从最初的个别主张被渲染成当今日本社会甚嚣尘上的一种民族主义政治氛围，并透过选票完成了对政治的回归，更造就了安倍晋三内阁长期政权和持续高支持率的实现。总体而言，1950年代中期历史修正主义的特征可谓“破而不立”，到了岸信介时期是“破而小立”，中曾根及其后则是“有破有立”，安倍内阁的特征可称得上“大破大立”。
在“破而不立”阶段，主要是一些右翼社会团体将自己的一些主张公开进行宣传而已，如自1950年代开始日本遗族会便持续不断地展开宣扬继承阵亡者“殉国的精神”及“爱国心”等运动。在当时，这些运动本身仅是一件件孤立事件，其影响力也不大。
但到岸信介上台组阁后，历史修正主义迅速进入“破而小立”的阶段。众所周知，岸是“甲级战犯嫌疑人”，只因冷战爆发，美国转而对日本采取姑息政策，他才被无罪释放。因此，在历史认识上，丝毫看不到岸有任何反省之处。如他认为日美开战纯系美国逼迫，日本是为了自身的生存权而不得不战。进一步地，他强调将“大东亚战争”定位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才是歪曲历史，自己对此认识绝不认同。[22]在国家定位上，岸认为战后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应当拥有抗拒外敌的军事力量，因而主张“修宪、重整军备”，让旧式的爱国主义复活，以找回日本往日的自豪感和主权。[23]为了在日美间签署平等的条约，岸在任期间强行修改了《日美安保条约》，使日本在条约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他本拟要在这之后着手修宪，但因被迫下台而未果。[24]
另一方面，到1960年代中后期，日本社会各界兴起了关于重新评价“十五年战争”的讨论，与主张“侵略战争论”的多数派相对的便是渲染“解放战争论”或“自卫战争论”的“战争肯定论”，代表人物除林房雄、三岛由纪夫等人外，还有当时已暂露头角的石原慎太郎、中西辉政、西尾干二、西部迈等人。
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逐步确立，各种右翼团体纷纷成立，其中影响力较大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有1969年成立的“神道政治联盟”（简称“神政联”）、1974年成立的“日本守护会”和1981年成立的“守护日本国民会议”（1995年上述两团体合并成“日本会议”，成为号称日本最大的右翼团体），其主张基本聚焦于改变“自虐史观”，鼓吹自主制定宪法，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上述组织不但在日本各地设立地方本部，且成员已涵盖经济界、学术界、宗教界等社会各阶层。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其在政界的关联组织——“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成员近300人，以自民党为中心，会长为安倍晋三）、“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成员约260人，以自民党为中心。此外，“日本会议”又在地方议会层面成立了“日本会议地方议员联盟”）[25]的成立，不但意味着历史修正主义声势的不断壮大，还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其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实现了组织化的联合。
从中曾根康弘内阁开始，历史修正主义进入了“有破有立”的发展阶段。在历史认识上，就是从这时开始，日本美化、否定侵略历史走向公开化与官方化，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等问题成了影响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定期引爆点。在国家定位上，中曾根提出要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并欲在国际社会争做“政治大国”，日本政治由此正式拉开了右倾化的帷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8月23日，为抗议时任首相的细川护熙关于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的发言，自民党内由“回应英灵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等三个组织牵头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众议员山中贞则出任委员长，并有76名众议员和29名参议员参加该委员会。而时任日本遗族会会长的桥本龙太郎对其的定调是，“细川的讲话让阵亡者遗族难以忍受，我们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为此，该委员会以“如何总结大东亚战争”为题，召集了19名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讲人”进行了20次关于历史问题的演讲，随后将之以《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为题集结出版。这本书可谓是历史修正主义在历史认识上各种主张的集中体现，如主张日俄战争解救了亚洲；“满洲”不是中国领土，“九一八事变”不是对华侵略；“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尽管结果失败了却使亚洲有了民族主义的觉醒；“东京审判”是“复仇的仪式”，因此“东京审判史观”对日本国民进行了“洗脑”，这些正是现在年轻一代具有极端歪曲的自虐史观的原因等等不一而足。[26]
安倍能够两度组阁的背景在于日本社会，政坛、文化和民间三个层次的历史修正主义势力正在形成一种共生与呼应关系，且其许多政治主张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因此，安倍初次执政时便修改了否定军国主义、确定战后教育根本理念的《教育基本法》，强调在教育中增强所谓的“爱国心”。二度组阁伊始，他又试图改变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正式见解，并要求国内各出版社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要更加突出安倍内阁的立场，更提出要努力开展对外宣传、消除国际社会都日本的误解，并誓言要为纠正国外对日本战争行为的错误认知而战。[27]这导致了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日本应认真反省历史的同时，日本国内却掀起一股股的历史认识逆流。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内阁的目标就是摆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明确“告别战后”，“堂堂正正”踏上“正常国家化”之路。为此，安倍不但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发布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在国会强行通过了新安保法，使得日本战后以“专守防卫”为主的安保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从根本上背离了日本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其改动幅度之大可谓战后以来仅见。从这一角度而言，现阶段历史修正主义的特征可称得上“大破大立”。
二 、安倍内阁的历史认识及其批判
2.1 安倍内阁的历史认识
如前所述，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呈现出的最大特征是“大破大立”。“大”字所凸显的是安倍本人及其内阁在历史认识和国家定位上的各种言行举止，尺度之大，幅度之宽皆为战后所仅见。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日本应认真反省历史的同时，日本国内却掀起一股股的历史认识逆流，且能够大行其道，可以说是与日本国内社会的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趋势日益凸显息息相关。
回顾战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发展，现阶段其已被渲染成一种具有民族主义意涵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思潮。这里的政治氛围主要指一方面日本经济总量虽继续位居世界前列，以经济实力为依托，在促进国家实力结构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大幅提升军事成分和权重的时机尚在；但另一方面日本经济长期陷入低迷已使其自信心受到重挫，更亟待通过重塑战后的历史认识来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在国家定位方面，依靠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发挥国际作用的焦虑感和紧迫感也日盛一日。而其导致的社会思潮主要体现为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特征日益显著。所谓总体保守化意指保守政党控制日本政坛朝野，以及各党政策、舆论导向和选民趋向保守政党理念的一种政治趋势。[28]进一步地，政治右倾化是总体保守化的历史必然，意指“本已占优势的保守政党政治向右翼势力的主张倾斜，使日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策倾向、权力结构和对外影响向右摆和向右看齐，从而总体上使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现象或局面。”[29]
众所周知，非“大破”者不能“大立”。安倍一心想实现外祖岸信介未能完成的遗志，即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有自信的国家”，要让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信和骄傲……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30]而若要在精神层面强化日本国民的民族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的话，当务之急就是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并通过历史教育重新评价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史，增强所谓的“爱国心”。
基于此，安倍曾毫不隐晦地批评说，“东京审判史观”严重损伤了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自豪感。[31]同理，对于承认强征慰安妇的“河野谈话”和直面历史事实，并予以道歉及反省的“村山谈话”，他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如他就公开指责“河野谈话”给“后代留下了巨大的祸根”。[32]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毫无顾忌地宣扬，“‘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和国际上都还没有定论”[33]，并否认强征慰安妇的事实，甚至在国会表态说第一任期时因未能参拜靖国神社令而他“悔恨至极”。[34]诚然，安倍从顾虑国际舆论和对外关系角度出发，在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安倍谈话”中，也出现了“侵略”、“殖民统治”、“道歉”及“反省”等关键词语，似乎体现了对“村山谈话”精神的基本遵循。但实际上，他对日本侵略和殖民行为的表述故意采用了抽象化、模糊化的处理手法，如使用了“事变、侵略、战争”和“应该永远跟殖民统治告别”这样的表述，延续的仍是“侵略未定”的一贯论调。至于“道歉”和“反省”，安倍表示说，“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35]显然，这种以回顾历届政府历史认识立场的方式表达“反省”和“道歉”，刻意隐藏了主体的立场，即安倍本人及其内阁的态度究竟如何，旁人不得而知。此外，他也没有具体指出道歉的客体是谁，更将为何道歉的理由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这样的措辞含混过去。因此，“安倍谈话”的真实用意是漂白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掩盖历史真相，逃避历史责任。[36]
进一步地，他还放任内阁和自民党高层中各种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在公开场合大行其道，如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就公开表示日本无需对二战表示反省和道歉，并辩称说“开战权和交战权是所有国家都被认可的基本权利”，因此二战也不过是日本行使这种基本权利而已，何须为此表示反省和道歉呢？而政调会长稻田朋美则一直主张：“日本接受了（东京）审判，恢复了独立，虽然承认审判结果，但没必要受制于此。”[37]基于此，她认为安倍提出的“摆脱战后体制”核心就是彻底否定“东京审判史观”，因此不但主张否认“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更强调说首相应堂堂正正地参拜靖国神社，这才是“不屈服他国侵略的表现”。[38]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日本应认真反省历史的同时，安倍内阁却掀起一股股的历史认识逆流，还放任各种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在国内大行其道。
如2014年8月5日，当《朝日新闻》撤销“慰安妇”相关报道的事件发生后，自民党成立了“恢复日本名誉和信赖特命委员会”，意图借此完全否定“慰安妇”问题，挽回日本所谓的声誉。9月19日，自民党外交经济联合本部的国际信息研究委员会通过决议，指责该事件导致国际社会歪曲了对日的历史认识，严重损伤了日本的国际声誉和国家利益，并强调说既然朝日撤销了相关证言，那么强征“慰安妇”的事实也就是虚构，也就没有所谓的性虐待的事实，而世界各地相继设立的“慰安妇”像的根据也就完全不存在。与此同时，时任防卫大臣的小野寺五典抨击《朝日新闻》是“国贼”，时任文部科学大臣的下村博文更批判说，“《朝日新闻》如此贬低日本，损害国家利益，简直罪孽深重，应该就此‘废刊’”。[39]10月21日，官房长官菅义伟又进一步表态要否定“河野谈话”，“‘河野谈话’有很大问题，应予以否定，政府将为恢复日本的名誉和信任努力申诉。”[40]基于此，安倍内阁遂以“与国外对日本战时行动的错误看法作斗争”为名，由外务省通过驻纽约总领事馆向美国著名的教科书出版机构——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交涉，要求后者修改高中历史课本中有关日军在战时强征慰安妇的相关内容，结果被严词拒绝。[41]
如果说上述言行的宗旨还在“破”，那么“立”的一面主要体现为文部科学省要求出版社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要更加突出政府的立场。如“慰安妇”问题，学习舍被迫删除了强征“慰安妇”的表述和图片，并加上目前并无证明强征“慰安妇”的直接证据之类的表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帝国书院将现行版本中的“被谴责为‘日本人的野蛮行径’”改为注释，并加上了“一直在进行调查和研究”这一句，在太平洋战争方面，“近邻各国对此严厉批评”也被改成了“各国都对此有所微词，但更希望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42]其幅度之大远远超过了198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改恶”事件。与此同时，2015年1月29日，安倍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发言中提出要努力开展对外宣传、消除国际社会都日本的误解，并誓言要为纠正国外对日本战争行为的错误认知而战。[43]而为了宣传日本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的观点与立场。2015年和2016年的预算案中，外务省均将之作为重要课题，增加约500亿日元预算用以“获取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正确理解”。[44]
2.2 对安倍内阁历史认识的批判
作为二战的策源地之一，历史认识对日本而言意义重大，可以说是重构战后日本外交，尤其是包含中韩在内的与邻国关系的基础，如习近平于2015年4月22日会晤安倍时就强调说，“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45]而前首相村山富市也指出：“为了日本能成为值得亚洲信赖的国家……在对过去反省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很重要”。[46]因此，尽管日本对历史的反省不及德国，但对历史认识的相关政府见解终究达到了可以被各国接受的程度，并成为了战后日本与各国和解，实现邦交的基础之一。从这一角度而言，安倍内阁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翻越过去那一页而坦然走向未来。
首先，安倍本人及其领导的内阁和自民党内种种否定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从中韩等邻国的视角看是让人情何以堪，认为此举是开历史倒车，其次是质疑日本可能要推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实有复兴国军主义之嫌。[47]如习近平就强调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掩盖，历史真相不容歪曲。对任何企图歪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中国人民和亚洲受害国人民不答应。”[48]最后连美国也担忧地指出，“按照安倍的逻辑，美国肯定就是侵略者，战犯也就变成了杜鲁门，而非东条英机”。[49]
回顾历史，像安倍这样在历史修正主义理念与现实国家利益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建立国内、国际有别的不同历史叙述的做法并非首创。如中曾根康弘就认为接受东京审判是外力强压的结果而非自愿，且强调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理所当然，但一旦其决定从现实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在正面回应了国际社会期许的同时，也将其视为对国内言行的一种约束。如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他明确表态不参拜[50]，当时任文部大臣的藤尾正行公开发表日韩合并韩方也有责任等不当言论后立即将他解职等。[51]
相比之下，安倍实质上建构的是一种国内、国际有别的有关历史认识的双重标准，其逻辑认为历史认识和外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目的无外乎是想用模糊的表述将其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真实意图含混过去。以靖国神社为例。安倍首次组阁时，恰逢该问题成为阻碍中日、日韩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且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纷纷表态严重关切之际，他模糊应对，以送玉串料的形式代替亲自参拜。但自下野后，安倍非但每年前往参拜，还于2013年2月7日在国会答辩时公开表态说，首个任期内未能参拜靖国神社令他“悔恨至极”。[52]当时中日、日韩均因领土问题而关系恶化，安倍似乎认为国际社会对靖国神社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因此也不理会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口头劝告，执意于2013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结果不但遭到包括中韩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声讨，连美国也罕见地多次声明表示“失望”[53]，于是安倍再度回归首次组阁时的模糊做法。
然而，在2015年1月9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安倍内阁就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指出，“若公开表示是为追悼战殁者而参拜，且从形式来看也明显不是出于宗教目的，则不属于宪法第20条第3项所禁止的国家宗教活动”，并辩称“大多数国民及遗属认为靖国神社在我国是追悼战殁者的核心设施，希望代表国家的人能够进行追悼”。[54]显而易见，虽然现阶段安倍囿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效仿第一任期时的做法，以送玉串料的形式代替亲自参拜。但相比小泉纯一郎是用行动来动摇中曾根内阁于1986年时公布的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的“后藤田谈话”，安倍则是更进一步地借助内阁会议的平台基本否定了“后藤田谈话”。
此外，作为对党内历史修正主义者提出的“我们有必要亲自对东京审判裁决国的日本历史和占领期间的历史进行检证”这一要求的正面回应，自民党于2015年11月20日召开总务会议，决定成立“学习历史思考未来本部”，拟对东京审判和占领时期宪法制定经过等进行考证。该机构直属于安倍晋三本人，并由干事长谷垣祯一担任本部长。与自民党成立于1993年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相仿，“学习历史思考未来本部”也将邀请学者担任讲师，并由所辖的国会议员对历史认识展开研究。但为了避开美国等西方社会的批评，该机构的研究范围从中日甲午战争一直到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如此，《东京新闻》还是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新机构的研究变成对东京审判的审判方式和审判内容的质疑，势必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且研究过程中，国会议员或将任凭自己的好恶表达历史认识，有可能给改善中的日中、日韩关系泼上冷水。”[55]
一言以蔽之，安倍的做法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投机主义，在现实中反而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其原因在于，无论是依据来自外部的要求，还是与外部相呼应的方式处理有关战争责任或历史认识的问题，外交场合的任何措辞并不仅是一个声明或某个仪式上的致辞与谈话，它代表了一国的国际承诺，因此其在国内的任何与之背离的言行只会造成国际社会愈发质疑日本反省历史的诚意，严重损害彼此的互信。
进一步地，安倍还认为，与邻国的历史认识问题已经在建立外交关系时得到解决，因此无论是参拜靖国神社也好，否定强征慰安妇[56]、修改历史教科书也罢，说到底都是日本的内政，外国置喙就是干涉内政，并强调邻国不应只是揪着日本的过去不放，应该抱着向前看的心态放眼未来。其背后的逻辑完全将日本的战争加害者责任抛诸脑后，因而也就不去反躬自省没有和解就没有未来的真正含义，反而嗔怪受害者纠结历史问题，因此正如日本学者西谷修所评论的那样，作为与亚洲邻国和解的前提是日本承认作为加害者的责任，唯有如此才能确立大国的自豪感和信誉。但实际情况是认为“日本没有错”，并提出要“摆脱战后体制”的这股势力越来越得势。而安倍内阁想掩盖过去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只能导致即使在战后70年的今天日本依然是个失败者。[57]
三 、安倍内阁的国家定位及其批判
3.1 安倍内阁的国家定位
安倍要“破”的是战后一直以来的“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的立场”的国家定位，认为这种定位限制了日本的“军事正常化”。而他主张的“立”就是在促进国家实力结构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将军事手段倚为实现“正常国家化”和“重振日本”目标的重要政策支柱，使日本在这一历程中的军事成分和权重大幅跃升，最终突破经济大国的单一特征，提高日本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干预力，成为具有综合外交能力的全球性政治大国。为此，早在首次组阁时，他便以“摆脱战后体制”为施政目标，虽然时日较短，但动作幅度不小，如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等。2012年底，安倍二度组阁时又提出“重振日本”的口号，并意图通过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与修改和平宪法的方式来实现该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历史修正主义所要“破”的对象实质上都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这也意味着其话语体系中暗含着反美逻辑。但对执政者而言，这与以日美同盟为日本外交基轴的原则方针扞格难入，更与安倍内阁强化日美同盟的战略选择大相径庭。因此，安倍在“大破大立”的过程中，非但竭力隐藏潜伏在历史修正主义话语背后的反美逻辑，还将如何强化日美同盟与“立”的内容紧密相连。
日美安保体系建立六十多年来，无论是范围上从冷战时期的双边层面扩展到21世纪的全球层面，或结构上从“美主日从”到“美主日辅”进行了转化，还是功能上由原来的“对美依附型”转变为“日美合谋型”，两国在体系中的非对称性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这里指的主要是把日美同盟中的“单务性”转变为“双务性”，即将一直以来的只有美国单方面保护日本安全的义务转变为日美都有保护对方安全的义务。安倍认为，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日本的“军事正常化”就无从谈起，也就遑论实现“正常国家化”了。为此，解禁集体自卫权也就成了题中之义。
集体自卫权源自《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相关规定，意指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在安理会决定实行“联盟安全保障”（如经安理会授权派遣联合国军）情况下，其他会员国可援引集体自卫权，对发起武力攻击的第三国实施反击的权利。对日本而言，集体自卫权指当美国及其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在遭受攻击时，日本可以将其视为对本国的攻击而予以反击的权利。而在安倍积极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同时，美国也乐意赋予日本更重要的全球安全角色，欢迎安倍为加强日美同盟而解禁集体自卫权。因为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出和升级，美越来越认同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既是该战略的支柱之一，又是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础，因此亟需实现“辐辏格局”（hub-spokes structure）中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而鉴于日本强大的综合国力，格外需要其发挥“副轴心”的战略支点作用。这样一来，现阶段日美的基本共识是日本应更加积极地在同盟框架内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解禁集体自卫权，保持与美国共同维持秩序的立场。[58]
然而，解禁集体自卫权超出了宪法规定的“自卫所需最低限度”范围，因此必须要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才行。这样一来，“正常国家化”又与修宪问题挂上了钩。正如石破茂所指出的那样，“只要现行宪法还在的话，日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权独立国家。当然现行宪法中属于独立国家性质的东西必须要维护，改变的是对军事方面的某些规定和非常事态条款”。[59]显然，这主要是指第九条中“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和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条款。众所周知，现阶段安倍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并相应地出台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在国会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他下一步目标就是修改和平宪法，但鉴于修宪门槛较高，最终能否实现尚不能过早下定论。然而仅就现阶段的进展看，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和国家发展模式已经在安倍的主导下发生重大转变，从根本上背离了日本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其改动幅度之大可谓战后以来仅见。
3.2 对安倍内阁国家定位的批判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在吉田茂的引导下，在对战争惨痛经历进行反省的基础上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也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战争的废墟中仅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便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可以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对日本而言善莫大焉，且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许，如温家宝就曾高度评价说：“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继续沿着这条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60]而安倍内阁要“破”的恰是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其言之凿凿的“正常国家化”和“重振日本”实质上就是要将日本从“和平国家”引导到“战争国家”的歧路上来。因此，人们有理由对日本今后是否偏离战后和平发展轨道抱有疑虑和警惕。
然而，为了降低国内外对安倍上述举动的质疑，他特意用“积极和平主义”（more 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的旗号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如“安倍谈话”在涉及对日本未来国家走向的寄望部分中，就落到了“积极和平主义”上，强调“我们将高举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多贡献”。[61]寥寥数语虽从数量上看在篇幅3000多字的谈话中显得微不足道，其实却颇具内涵和象征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安倍谈话”的核心之所在。因为“安倍谈话”是以“面向未来”为志向，他就是要借此使日本明确“告别战后”，“堂堂正正”踏上“正常国家化”之路。[62]
所谓“积极和平主义”，意指日本要从战后一直以来仅是“热爱和平”、“支持和平”的“消极和平主义”国家转变成积极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缔造和平”力量。[63]其理论源头产生于冷战结束伊始，时值国际格局步入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日本也开始强调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实现由日美欧三极共管的世界。基于此，“积极和平主义”认为战后日本所走的和平发展道路是消极的“一国和平主义”，既不能适应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更成为日本积极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掣肘。要改变这种不合时宜性，日本必须作为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主力，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
2013年9月，安倍访美时首次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强调说“在美国承担主要作用的地区及全球安全框架下，日本不能成为薄弱的一环。……赋予我的历史使命就是促使日本成为自豪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旗手”。[64]同年12月，他又进一步将其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理念，并以之为指导方针与行动目标制定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5年2月12日，他在国会指出已将该年定位为“在积极和平主义旗帜下获得世界信赖”的一年。[65]为此，日本不但在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引入了这一理念，还要在新的首相谈话中再度强调这一点，表示这将引导日本沿未来之路前进，即“成为能为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繁荣作贡献的国家”。[66]
安倍认为从纵向维度看，“积极和平主义”相对传统的和平主义体现了理念传承性，而从横向维度看又展现出与时俱进性的一面。对于前者，他指出：“战后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同时与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保持合作，积极参与其维护世界和平的各项活动。国际社会对于我国坚持走和平主义发展道路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尊重。”[67]因此，“作为战后我国一直坚持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发生改变”。[68]至于后者，安倍认为新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导致国际安全形势尤其是日本周边的安全形势已今非昔比，更使得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仅凭自身的力量来维护本国的和平与稳定，而传统的和平主义早已无法独善其身，更遑论对地区及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了。“积极和平主义”则打破了“一国和平主义”的认识窠臼，强调一旦国际社会出现破坏和平的力量时，国际社会应该结成安全保障联盟，共同发挥“锁”的功能，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安倍看来，“锁”的中心就是日美同盟，日本决不能成为这一锁链中的薄弱环节[69],而应基于国际协调的立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积极地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积极贡献，“这就是新时代的日本应该高举的旗帜——积极和平主义”。[70]那么“锁”的主要对象是谁呢？答案显而易见，就是指中国。实际上，“安倍谈话”已清楚表达了牵制中国的意图，如一方面将中国视为“国际秩序挑战者”，并予以不断敲打，另一方面强调日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与共享该价值的国家携手并进”，大力宣扬所谓的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政治价值观点，并以此与美澳印等国构筑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同盟”。[71]
对于安倍内阁处理历史认识问题的做法，中国本已充满疑虑，对其解禁集体自卫权，强推新安保法，谋求“正常国家化”和“重振日本”的种种做法更是忧心忡忡。然而，中国的不满和疑虑却轻而易举地被安倍用作在国内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素材。更有甚者，他还将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为牵强附会为“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挑衅行为”，以为其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深文周纳，更向壁虚造地将中国渲染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最大假想敌。因此，在安倍内阁实现“正常国家化”的过程中，其打出“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以自我“漂白”的同时就是对中国的刻意抹黑和极力“妖魔化”，并使得两者互为表里。由此，中国不但成了安倍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强推新安保法案过程中增强正当性的重要抓手，更被渲染成“积极和平主义”的主要针对目标。
概言之，“积极和平主义”不但强调日本要以“日美 N”的方式在国际社会组建安全保障同盟，为了让日本在同盟框架内发挥更大的作用，还不惜通过修宪的方式来解禁集体自卫权，以突破自卫队使用武力保卫盟友的法律障碍。由此可见，“积极和平主义”与宪法所倡导的和平主义精神和战后日本一直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完全背道而驰，它奉行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逻辑，强调要通过增强自身军事威慑力来维护本国的和平与安宁，其所宣扬的使日本转变成积极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缔造和平”力量，成为国际上“负责任大国”的路径依赖也就更为倚重军事手段。因此，“积极和平主义”虽然从文字表述上仍保留了“和平主义”四个字，实质上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是安倍意图将日本蜕变为一个可以走向战争的国家而找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综上所述，安倍内阁孜孜以求的“正常国家化”将导致日本与邻国关系更难走上正轨，东亚地区的互信更难确立，安全困境难免加剧，且有刺激各国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涨，使整个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变得遥遥无期之虞。因此，“积极和平主义”的结果非但不能使日本更为积极地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反而极易导致该地区陷入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中，是十足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结  语
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建立在对战争残酷性的惨烈体验和对侵略历史有所反省基础上的，且得到了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安倍内阁应认清这种历史认识根本不是“自虐”，更不会影响日本发挥国际影响力，恰恰相反两者实质上是相谐而行。因此，日本对于自身在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这种选择应怀有更大的自豪感。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日本而言，这本是彻底实现历史和解、卸下历史包袱的关键节点和宝贵机遇，如真诚地对待历史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在同亚洲邻国实现真正和解的基础上，共同构筑面向未来的合作关系。
然而，现实却是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甚嚣尘上的氛围下，与中韩等邻国之间的历史隔阂和现实疑虑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反而不断加深。进一步地，安倍内阁在谋求新的国家定位过程中虽然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但所作所为却是一条与日本战后远离纷争、谋求通过非军事手段维护和平的基本步调存在根本差异的歧路。可以想见，如果其要实现的“正常国家化”是建立在这样的修正主义基础上，则不但会丧失国际社会尤其是包括中韩在内的周边国家的信赖，还会进一步扰乱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这样也就遑论今后日本会在构筑东亚和平稳定与合作体制等方面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了。

文献来源：《日本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