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提升话语权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问题。本文认为，建构集体认同是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而集体认同的塑造既需要提出创新观念并获得认可；也要克服排他性的文化封闭主义，兼收各种文化优长；还要反对霸权话语宰制，处理好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关系，这样才能提高中国话语被各国认同的可能性。另外，中国需要通过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促进认知变化；引领国际制度创新，以开放的态度化解疑虑；通过共同行动促进合作，以实践检验话语权的能力等途径不断加强在制度建设中的能力，从而落实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最后，要重视研究各国社会和人民的心理，促进与各国精英和民众的集体认同，如此才能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关于提高中国话语权的讨论越来越多，那么提高话语权的关键是什么？在目前的背景下如何推动话语权的提升？以及如何处理好中国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关系？这些问题成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寻求集体共识  建构集体认同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首次将“话语权”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提出。话语权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经济功能论，从非经济的角度，从无所不在的关系中发展出微观权力论。福柯指出，任何话语背后都体现社会权力关系，话语即权力。人类一切认识与思想都由话语表达，话语是连接人与世界的中介，历史是由话语所建构的。福柯还认为，话语权的对外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①]。葛兰西、哈贝马斯、鲍德里亚、霍尔等人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话语权的概念，但却为话语权的分析注入了理论元素。葛兰西提出的“领导权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被统治阶级不仅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也要在精神层面上摆脱统治阶级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控制。[②] 哈贝马斯提出“话语民主理论”，关注非政治的私人化的公共领域，与媒体话语形成互动商谈关系，对建立公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共同体持积极乐观的态度。[③] 鲍德里亚对“仿像化的媒体话语”持批判态度。[④] 霍尔的“编码理论”分解了话语传输过程的环节，尤其对受众“解码”的分析揭示了话语如何在被接受时实现权力，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在论及国际话语权时，必须将话语权的理论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软实力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从软实力的角度分析话语权，学术界已有众多研究课题，例如政治正确性、意识形态、国际道义、国际舆论、知识框架、话语标准、国际规范、对外传播等。本文认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是建构集体认同，如果国际话语权不能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同，只能自说自话，影响力也无从谈起。而关于集体认同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值得深入探讨。
      话语权是已经表达出来加以实行的观念。国际认同的原则、理念、价值观和制度，归根结底源自观念。在近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观念的重要性愈益提高。正如朱迪斯·戈尔斯坦（Judith Goldstei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所指出的，观念有三个范畴：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当观念以世界观形式出现时，对人类行动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如新的主权观念导致了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建立由独立国家支配的国际秩序。原则化信念区分对错、是非、正义与非正义，对政治行动有深远的影响。如二战中对无辜者的屠杀使欧美人确信，人权应当成为国际规则中的问题。因果信念是精英的共识，具有权威性，为个人提供实现目标的指南。如科学知识可以揭示如何消除天花。[⑤] 这不仅说明观念的重要性，而且启示了达到观念共识的三步途径：首先在全球精英中传播，取得共识，达到因果信念；其次使其成为原则化信念，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团体和个人以此来判断是非对错；最后上升到世界观层次，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指引方向。中国有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作为大国也更有必要和可能提出新的观念为国际集体认同作出更大贡献，为此，中国必须从国家文化软实力层面关注以下问题。
（一）针对全新问题，提出创新观念
      今天，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了解与认识之广泛与深刻，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国际集体认同层次不同，有国家认同、地区认同和全球认同。从全球的角度看，集体认同的程度已经达到历史性的新阶段，其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的转型巨变中，全球集体认同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相比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认同危机对国际秩序的损害更为严重。
首先，全球集体认同面临的挑战在于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例如，全球生态变化、恐怖主义加剧、水资源匮乏等。谁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创新理念，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困难，谁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确实，各种源于不同文化的新观念层出不穷，形成了话语权的竞争态势。中国并未缺席话语权竞争，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针对恐怖主义提出一系列反恐新观念，为解决东亚地区安全困境提出新安全观，等等，这些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为了塑造集体认同，中国不仅要进行观念更新和文化创新，而且要善于倾听其他国家精英和人民的声音，从中找到共同性和契合点，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难题。中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是必需的，但如果只关心本国所面临的问题，对其他地区和全球的问题漠然置之，则不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观念更新和文化创新会大打折扣。例如，亚太地区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首当其冲。如果中国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新观念，并认真吸取邻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观念，找到最大公约数，那么中国话语权的空间将大大拓宽。
（二）克服排他性的文化封闭主义，兼收各种文化优长
      对于塑造全球集体认同的第二个挑战来自于排他性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它们并不特定存在于某国或某个民族之中。[⑥]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冲破了长期的文化封闭状态，但是排他性的文化在中国仍有市场，只不过表现为文化上的自大。另外，在中国也存在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增加了文化上的排他性。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曾指出：中国作为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具有绝对的文化优势。在这样的传统中接受教育的精英，根本不知道还有与自己文明相媲美的其他文明；而且确信中国在地理及文化方面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优于世界其他文化。[⑦] 显然，这种观念不仅阻滞中国人推动本国文化进步，而且影响中国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世界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经过长期的历史交流和文化互动已经逐步建立了文化共识。尤其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文化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民族国家在追求独立自主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主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建立了一系列共同价值、规范和制度。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时，各国又互相借鉴不同的理念、措施和机制。这一切使得各种文化的共性空前增加，但同时也不抹杀文化的个性，而是在个性基础上塑造了共性。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以看到，核心价值观中既吸收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又升华了中华文化价值观，将两者兼容并蓄，使当代中国的价值观达到了新的高度。它是时代的、民族的、也是面向未来的。由此可见，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且要吸取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便丰富、发展中国的文化，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能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中国外交的成功案例，它源于不同的文化，汇聚成闪烁时代光芒的集体共识。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依托各自的文化提出了新的理念。印度和缅甸的和平思想来源于佛教、印度教和其他宗教文化，中国的和平思想来源于“和为贵”的伦理价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与联合国所倡导的主权国家独立、平等的理念完全契合。由此可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综合了不同文化的智慧，吸取了不同文化的精髓，因此是丰富深刻的，也是具体生动的，至今仍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这也说明开放的文化心态能够促进话语权的提升。
（三）反对霸权话语宰制，处理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对全球集体认同的第三个主要挑战来自于霸权宰制。正如联合国名人小组报告所指出的，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也反映在话语权的宰制上。[⑧]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为了充分利用和延续美国霸权，老布什政府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口号。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借反恐提出了一系列霸权话语，如维护美国的绝对安全、军事上“先发制人战略”、单边主义、反对“无赖国家”、输出民主等等。美国在无法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组织了由39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攻打伊拉克。小布什政府提出的“政权变更”、输出民主的“大中东计划”，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违反了主权平等的原则，必然遭到中东各国的抵制，以失败告终。美国的“天赋使命”、传教士热忱和强烈的宗教文化，一直对其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小布什总统甚至在结束伊拉克战争时说，“美国军人如先知以塞亚”，把中东人民贬低为不识自由的奴隶。[⑨] 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本是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然而美国将其奉为宗教式的“普世价值观”，只许按美国的方式去实现，甚至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话语宰制是美国霸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都反对美国的霸权话语，这场斗争仍将长期延续。然而，应当承认，美国的霸权话语尤其是“普世价值观”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青年和人民，很多人甚至会不假思索地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并奉为圭臬。
      发展中国家增强话语权的努力，不仅要反对霸权话语，而且要处理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欧洲文化是在全球首先进行现代化提炼和世界化传播的文化，其对世界面貌的改变和国际体系的发展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因而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强势文化。欧洲的有识之士经过长期的文化反思，已经对霸权话语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法国前外长德维尔潘提出法国外交的三大理念：一是集体行动的合法性；二是尊重文化多样性；三是以公正求安全。[⑩] 尊重文化多样性已逐渐成为世界精英的共识，它对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意义巨大。然而，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也是多样的，涉及各种文化的深层哲学认识，例如，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所崇尚的理念大相径庭。法国学者认为，文化多样性决非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真理是唯一的，而且西方在很多理念上掌握真理。[11] 尽管如此，但仍然允许其他观点存在。这种观点源自西方哲学的两分法思维，非对即错，善恶分明。[12] 中华文化对儒、道、佛等各种文化持包容态度，并不认为自身可以垄断真理；恰恰相反，中华文化认为各种文化都只能接近而不可能穷尽真理，因为“道法自然”，自然的玄妙是永无止境的。中华文化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都认为多种文化彼此平等互补，应当互相借鉴，共同努力去接近真理。而西方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则反映了其深层的、隐蔽的“文化中心主义”。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要提升话语权，既要反对西方公开的霸权话语和深层的“文化中心主义”，又要与其协商沟通，求同存异，以最大限度地达成集体共识，还要学习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推进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这是一个是缺一不可的整体进程。
二、创新国际制度  提升国际话语
      集体认同不仅指口头的或书面的表述，而且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巩固和保证。国际关系理论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指“规定行为的职责、限制行动，以及影响行为者期望的持久的互为联系的一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13]，还包括“帮助实现这些规则的组织”[14]。从话语权的角度观察，国际制度的建立、创新与发展，必定是某种新观念通过话语表达，为世界各国所认同，并通过制度和组织加以落实。当代国际制度的产生与欧洲的新价值观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制度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由弱变强，也为制度创新作出了贡献。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必须致力于推动国际制度的创新，不断提出有利于推动人们认知变化的新观念，突破原有制度的缺陷和限制，寻求制度变迁的路径。
（一）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促进认知变化
      “议程设置”原是研究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的术语。后来罗杰斯（E. M. Rogers）和迪林（J. W. Dearing）将其扩展为“政府议程”、“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15] 在国际问题分析上，议程设置已跳出媒介影响受众的框架，扩展到决策者对政治议程的设置。[16] 其中“政府议程”的作用最大，不仅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也对国际制度产生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以上三种议程都会溢出国界，成为变革国际制度的观念—话语因素。
      众所周知，多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现象。从表面上来，话语权似乎非常民主、平等，各种力量甚至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出其独特的声音。但事实上，有些话语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甚至共识，有些却默默无闻，不被理睬，因此情况显然并非那么简单。当前全球新闻传播业2/3的消息来自于只占世界人口7%的西方发达国家，人们所接受的国际新闻有80%是西方媒体提供的。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入的信息和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输入的信息之比是100比1。而在提供信息的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中，尤以美国为主。[17]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媒体一般传播的是欧、美、日等国政要、智库、企业、社会组织的观念，这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关注焦点。加上西方国家在各种国际机制和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在国际议程设置上富有经验、得心应手、影响深远，这也成为其控制话语权的优势。
      过去，中国因国力不足，只能有限参与国际事务；现在，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都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必须采取更加有所作为的对外政策，而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自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开启了新一轮快速发展期，美国学者率先提出了“中国威胁论”。2001年，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郑必坚访美归来，开始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途径和内外政策。他邀集中国各智库的专家学者组成研究团队，出版报告与书籍。郑必坚及其团队成员与世界政要、专家、精英和社会组织进行广泛对话，理性沟通。在2003年和2004年的博鳌论坛上，郑必坚主持了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题的讨论会，激起了亚洲和世界各国专家的热议。其结果是2005年美国助理国务卿佐利克与郑必坚等会面后，专门发表了讲话，表示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提出中美是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的观点。此举为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态度定下基调，后来美国政要如奥巴马总统、克林顿国务卿等都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的、和平的、开放的中国，并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设置国际议程，可以由国家领导人或政府提出，也可以先由智库或专家提出，再由政府接受并支持。如此可以极大地鼓励并激发中国智库、各界精英及社会组织的参与意识和创新精神，从而使中国政府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获得更多资源和动力。
      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中国就有了引领讨论的影响力。讨论的结果可能与最初的话语有所不同，如中国政府把“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道路”，美国又发展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观念，但是中国在话语权上已经获得成功。另外，确定国际议程的优先顺序也极为重要。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问题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首先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此后关于具体减排指标的讨论才有了准绳。由此可见，今后中国应当优先关注设置国际议程的问题，先由智库、民间组织讨论，并与国际社会沟通协商，兼收并蓄，集思广益，然后再由政府确定和提出，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二）引领国际制度创新，态度开放化解疑虑
      当代国际体系是在二战结束前后建立的。从1944年到1951年，美国集中进行了制度构建：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均在这一时期建立。此外，美国实施了援助希腊、土耳其以及帮助西欧重建的战略，还帮助德国和日本重建并融入西方体系。通过《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美国对国际社会的安排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宣传。结果就出现了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性秩序，美国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是由规则和制度确立的。[18]
      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取得了很多历史性突破，但也存在着相当的缺陷。国际体系创新的需求始终存在，当前尤甚。因为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新兴国家大量涌现，也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历史转折关头是制度创新的最佳时机。中国崛起正逢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时期，中国力量的上升也是促使国际体系转型的重大动力。无论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的改革，还是重新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和制度，制度化才能保证话语权的落实，也才能将文化观念转化为现实影响力。
新兴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创新比西方国家更加困难，因为它们既要参与和接受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国际体系，又要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观念。将二者兼顾和融合，才能收到实效。因此，首先，中国要遵守国际规则。例如，在苏联解体时，中国的西部边疆分别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几个国家接壤。中国政府尊重邻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和平友好的方式重新划定边界，这为后来的上海合作组织（最初为上海五国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互信在当今世界仍属稀缺资源，但是在五个邻国的边界上，驻军都减少到各国领导人承诺的数字之下。而且各国的驻军和警察共同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贩毒、贩武等活动，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边界成为友好合作的边界。另外，中国要及时把国际集体认同制度化。例如，在上海五国机制的基础上，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形成了新的集体认同，于是上海合作组织于2001年诞生。
      其次，积极推动机制创新。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这一新国际机制，吸引了众多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加入。众所周知，亚洲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基础设施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据估算，从2015年到2020年间，亚洲每年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将达到7 300亿美元，远超过现有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数额。[19] 中国的倡议符合地区国家的利益，也让区域外的国家看到机会与希望。为了保证亚投行的及时运营，中国积极投入资金，并表示支持建立共识决策的制度。
      最后，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化解疑虑。建立亚投行也曾遭到美国的猜忌，但是中国始终强调该组织的开放性，以及它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互补，并在制定具体运营规则时，中国又采取了国际认可的公开、透明、开放、清廉、环保的理念，最大程度地化解了疑虑。
（三）共同行动促进合作，实践检验话语权的能力
      集体共识来源于实践，并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但要转化为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包括试验和试错，以此获得操作经验，从而促进国际合作，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例如，联合国维持和平机制的建立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创新。《联合国宪章》第六条规定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第七条规定用集体安全的强制措施维持或恢复和平的理念。然而，许多国际争端既无法用和平谈判的纯粹外交手段来处理，又未达到集体动武制止的程度，因此发展出预防外交的维持和平机制。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维和机制的建立中作出卓越贡献。他指出，联合国虽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联合国宪章》的相关条款中却包含这种精神。经过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执行停战的监督，对印巴在查漠和克什米尔停火的监督，组建联合国军队进驻埃及、刚果共和国等成功的实践，联合国的维和机制不断完善和升级，这也成为联合国维护地区和平的重要成绩。国际制度总是在从理念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到理念多次反复的过程中演进的。
      为了克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际制度的实践不仅需要融入新观念，而且需要物质贡献。后者要求参与国际制度的大国、强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这些大国、强国的物质贡献既有助于维护国际机制的运作，也有助于在集体共识和集体行动中扩大贡献国的影响力。例如，美国在建立反恐机制时与联合国积极配合，从多边主义行动中维护并实现其利益，提升其国际地位。尽管联合国经常遭到美国的批评，但仍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由其来创设国际制度，不仅能够获得大国的认同，而且在国际合法性方面也最有说服力。中国在联合国的舞台上越来越积极，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驻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然而，如何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提出中国观念，以此来凝聚集体共识，进而采取共同行动，既实现本国利益，又解决各国共同关切的难题，仍然任重而道远。南海问题的紧张、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缺乏、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的不足，都要求中国发挥作用，并考验中国倡议和组织国际集体行动的能力。
      总之，提出创新的观念还仅仅是开始，从观念转化为制度的过程往往需要长期的观念传播、国际合作以及权力博弈。希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国家必须在实践中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深刻洞察各国对国际制度创新的需求；二是在地区层面甚至全球层面获得大国的支持；三是观念需经过一定的实践或试验，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教训；四是国际制度创新应具有明显的正面预期，使包括本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获益，使受损方和受损量降至最低，或使受损方得到某种补偿。
三、重视社会心理  增进集体认同
      传统外交主要处理政府之间、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事务，这在今天仍十分重要，但远远不够。今日外交还必须对国内外民众开展工作，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为塑造国际集体认同奠定坚实而广泛的基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国际与国内问题两者之间难以割裂。现代化与民主化使民意对各国内政外交的影响空前提高，各界精英与广大民众的认知对国际集体认同的培育和发展举足轻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于民意的塑造、传播和控制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广播、电视、网络、手机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西方国家在媒体上占据主导地位，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形成巨大压力。作为迅速崛起的国家，中国还面临特殊的挑战。“睡狮醒来”引起世界人民的担忧和不安，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容易造成他国民众的误解，某些势力的恶意曲解也蒙蔽了许多民众。因此，中国政府、精英和民众需要共同努力，与国际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各国民众进行交流、沟通对话，才能扭转话语权的劣势。
      为了在国际交流对话中争取人心，已经有大量研究涉及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宗教、民族和文化因素，以及特定群体如大学生和青年，等等。然而，有一个领域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即社会心理。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同时作用于人们的认知和言行，非理性因素涉及人的情绪、情感，在身份、认同等问题上，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甚于理性因素。本文前两节主要探讨了对集体认同的理性认识，本节则侧重于剖析非理性因素，它对于争取人心更为重要。社会心理学比人格心理学更关注社会的作用和人们共同的特性，人们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响，社会情境如何使大多数个体变得友善或无情，从众或独立，如何对他人产生好感和偏见。将社会心理学运用于国际关系之中，可以深化对人类交往的理论认识。
      目前世界各国对中国持有错误认知，其中非理性因素更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偏见与歧视。偏见是一种态度，态度是感情、行为倾向和信念的独特结合物。偏见导致一个人不喜欢与自己不同的人，认为那些人无知而危险。有些偏见的定义也包括积极的预先判断，但在应用“偏见”一词时几乎都是指负面倾向。戈登·奥尔伯特（Gordon Allbutt）在其经典著作中指出：“偏见是基于错误和顽固的概括而形成的憎恶感”。偏见是负面态度，歧视则是负面行为。歧视行为往往来自于偏见，但态度和行为的关系是松散联结，偏见并不必然导致敌意行为，有些敌意行为也不全因偏见而起。从社会心理学看，人们普遍喜爱自己的群体胜于其他群体。对于人口极其庞大的中国，其他各国人口显得规模太小。较小的群体在面对较大的群体时，会敏感意识到自己群体的成员属性，而大群体成员对此则不太敏感。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更为严重的是，世人对中国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具有刻板印象，给它贴上“不民主”、“专制”的标签而全盘否定。其实，连美国专家都在质疑美国的民主制度，认为共识民主比多数民主效果更好，[20] 并且在重新审视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但是很多被西方思想洗脑的精英和民众仍然盲目相信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
      第二，恐惧与排斥。恐惧与排斥是人们面临安全威胁时的心理反应。安全威胁能够激发人们最强烈的反应，包括理性反应和非理性反应，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甚于理性因素。很多事例证明，很多预估的威胁并未发生，或者发生的概率很小，影响的范围不大，然而大多数人的心理却充满恐惧。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芬格（Thomas Finger）所说，与以前相比，当今世界更加和平、繁荣和相互依存。但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在更少敌人时却产生更多焦虑和不安全感，如网络战争的危险被过于夸大了。不确定性带来关切，而关切可能被人利用或有时萌生恐惧。[21] 安全问题既有实际存在的威胁，也有心理上的恐惧与防范，后者在民众的反应中更加突出，例如，英国或法国拥有核武器，美国人不感到担忧，但是中国拥有核武器，他们就会莫名害怕。
      第三，攻击与伤害。非理性情绪发展到极致，往往表现为攻击与伤害。心理学家把攻击行为分为敌意性和工具性两种。敌意性攻击行为由愤怒引起，以伤害为目的，谋杀多数是敌意性的。工具性攻击行为只是把伤害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攻击与伤害有个体行为，也有群体行为，群体行为的影响较大，尤其经过媒体渲染，其效应会加倍扩大。近年来，世界上爆发了不少针对中国人或华人的群体事件，有的针对中国的援助工程，有的抗议中资企业，有的反对华人的一些行为，意大利和西班牙发生的烧毁华人鞋城的案例十分典型。群体成员把本群体内的人看作“我们”，把群体外的人视为“他们”或“敌人”。在群体行动中，非理性情绪集中爆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特点：首先，不是思想决定行动，而是行动影响态度。一般来说，思想、观念和态度决定人们的行动。然而，在群体行动气势汹汹时，情况恰恰相反，变为群体行为影响个人态度，个体会丧失独立思考和辨别能力，从而被强大的非理性潮流所裹挟。其次，群体会采纳愈益极端的态度。群体行动并不允许多元观点自由发表辩诘，而是在非理性情绪的作用下，态度愈益极端，最后往往由最极端的观点占据主导，绑架所有人的行动。在群体中个人会“匿名化”，自我觉察和自我意识减弱，盲目从众行为会增强。最后，以现在的感觉重构历史记忆。如中国与邻国有许多友好交往的历史故事，但在涉及岛屿海洋争端时，群体参与者不会考虑那些故事。历史虽然重要，但是当代人的重构历史更加重要。
      在中国与各国社会及人民交往时，把握说服的心理才能有效地进行观点的沟通。为了克服负面的非理性因素，只有批判性的理性思维才能抑制人们的直觉冲动和似是而非的感觉。要进行有效的观点沟通，说服是不可避免的。说服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叫中心途径，一种叫外周途径。中心途径即提供有力充分的论据，令人信服。如果信息不明确充分，论据薄弱无力，就无法达到目的。外周途径即当人们还不能仔细考虑或不能专注于我们提供的信息时，可以关注令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外部线索，而不考虑论据是否令人信服。例如，各种广告和电视购物把要推销的产品和漂亮的、令人愉悦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影响人们对产品的感觉。当然两种途径并非泾渭分明，互不相干。由于中心途径能够使个体更持久地改变观点和行为，最具说服力和影响力，所以通常用外周途径的广告商和媒体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改变受众的观点与行为。另外，即使乐于思考的人也会利用外周途径来形成自己的初步观点。美国的媒体特别善于利用两种途径，推销美国的价值观。中国可以针对不同对象，同时有意识地采用中心途径和外周途径。
      大部分精英和民众的脑海中已经存在一些固定的观念，说服他们改变观点非轻而易举之事。当要说服他们接受的观点与他们的既有观念一致时，那么单方面的阐述观点更为有效，会加强其既有观念，受众也不大可能考虑相反的观念。但是，已有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的人并不容易接受中国的正确观点，因此包含正反两方面的信息会更为有效。政府发言人如果只是单方面讲正面结果，效果不大，甚至产生副作用。相反，如果政府发言人同时给予正反两方面的信息，其说服力将大大增强。今天人们生活在媒体无所不在的环境中，但是关于说服的研究表明，最主要的影响不是来自于传媒，而是人们之间面对面的接触。社会心理学家们做了大量实际案例研究，证明无论对于政治选举，还是推广健康生活方式降低冠心病的危险，面对面接触的影响都比传媒的作用更大。[22]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低估媒体的作用。能够对社会、公众或个人产生影响的人，其想法必然有一定的来源，媒体是来源之一。媒体发挥作用往往分两步走，先传播到各界精英或意见领袖，再扩散到普通民众。因此，在形成国际集体共识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与各界精英或意见领袖的交流与沟通，进而影响广大人群。
      在争取国际集体认同时，中国政府、精英和人民必须努力消除世人对中国的负面感情，减少偏见和刻板印象，从心理上拉近与中国的距离，逐渐变为喜欢和热爱。由于偏见源于许多关联的因素，所以消除偏见极其困难，并无简单的方式。不过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来减少偏见。有些人的偏见来自于傲慢，那么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城镇化，更广泛的交流、交往能够帮助减少傲慢。有些人的偏见来自于恐惧，法律与制度的建立能为减少恐惧提供保障。另外，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即将个人行为视为个人行为，而不将其简单概括为“中国人”的群体特性，以便有意识地摆脱刻板印象和偏见。
      消除偏见还只是第一步，更加重要的是如何使人民之间心意相通，互相欣赏，互相喜爱，逐渐达到命运共同体的境界。从心理上看，除了谈恋爱的情人，人们最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这是出于社会归属感的需要。当人们有归属感的时候，感觉到被亲密的关系所支撑，会更加积极和快乐。如果被群体所排斥，人们会表现出抑郁、焦虑和沮丧。实验证明，即使在虚拟世界中，被一个永远不可能见面的人拒绝，也会引起挫折感。因此，地理距离不是关键问题，功能性距离才是关键，当人们的生活轨迹频繁相交时，就会建立更多的友谊和亲近感。喜爱是相互的，人们喜爱那些喜爱自己的人。充分地、真诚地表达喜爱的感情，往往得到同样的回报。当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时，主动地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热情地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就能赢得更多的信任与喜爱。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国际视野的开阔，中国的精英和人民愈益在志愿服务、救灾治病等方面活跃起来，成为民间沟通的使者。互相喜爱会增加信任，信任能促进求同存异，最终减少误解与隔阂，建立起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
      只要中国坚持不懈地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加强参与的相互性，构建社会的共同性，平等双向地与各国精英和民众交流沟通，就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中国话语权的提升也就会水到渠成。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