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台湾问题形成以来，中国大陆承续了孙中山先生所论述的中华民族历史意识中的国家统一观念，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的神圣使命。中国的统一事关中华民族的感情、信仰、意志和命运，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结论。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当今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国家观念和政治制度不尽相同，但这种差异无一不是因历史背景和经历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国家统一几乎是各国历史的共同结论。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国家观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之上、主权单一、领土完整、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它的精髓是“大一统”观念。在过去的60余年中，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一方面承续了中华民族致力于国家统一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也与时俱进地进行了理论创新。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理论，丰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和统一观。在处理国家统一问题时，并不完全要求绝对的“政治上的服从”和制度上的一致，而是允许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被保存下来。”[1] 他还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受害。”[2]
自1949年台湾问题形成以来，中国大陆也承续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历史意识中的国家统一观念，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的神圣使命，并把它写入了崇高的《宪法》。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就说：“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子孙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着想和对待这个问题的。”[3]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回答了他提出的“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的问题。他列举了三个理由：“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走。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4]
出于这样的基本理念，早在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同时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提到具体日程上来，列为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党的十六大又把完成国家统一作为21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国的统一事关中华民族的感情、信仰、意志和命运。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结论。不管今后国家统一的路程有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甚至痛苦，中国共产党一定会百折不挠地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完成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国家统一是世界各国历史的普遍结论

当今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国家观念和政治制度不尽相同，但这种差异无一不是因历史背景和经历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实现国家统一几乎是各国历史的共同结论。
以美国为例，其历史虽然不到300年，但它的立国理念和政治制度也深深铭刻着历史的记忆。美国是17世纪初期出现的从欧洲流向北美洲的移民大潮所产生的移民国家。从1607年来自英格兰的移民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永久定居点，到1776年7月4日十三个英国北美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形塑了体现在1789年3月4日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国家观念和制度——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复合型联邦制国家。历史学家认为美国这种国家观是受到了三大历史因素的影响：殖民地时期所积累的经验；承袭了英国的议会制度；受到法国政治哲学的熏陶。[5]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早期移民都是为了摆脱贫困、政治压迫和宗教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北美洲的。因此追求幸福和自由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众所熟知的《独立宣言》中的名言概括了这种理念：“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这一理念也被载入美国《宪法》之中。
为了维护他们的理念，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同来自伦敦的专制殖民统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据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编译出版的《美国历史简介》一书描述，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艰苦岁月中”，十三个殖民地“相互协助已被证明非常有效”，因而萌生了“国家意志和统一愿望，并且也为国家主权的观念，提供了某些实质内容”。1781年，由十三个殖民地筹建的十三个州组成了“邦联”。但是邦联是十分松散的，如乔治•华盛顿所言，它只是一根“沙土制成的绳索”，不能适应这个生机勃勃的新生国家的发展需要。仅仅六年之后，十三州的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大会，经过十六个星期的认真讨论，于1787年9月17日庄严地签署了《宪法》。在各州议会相继通过《宪法》之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于1789年3月4日正式成立。[6]
联邦政府的形态深受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法律观念和天赋权利学说，特别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理论的影响。联邦政府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平等、合作但又相互制衡的部门组成。立法部门则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延续了殖民时期的立法组织和英国议会上下两院的制度。
虽然美国采取了均权的联邦国家制度，但是联邦的“永久性”则是美国立国之本。美国是通过武装斗争赢得独立的，也是通过战争维护了联邦的完整和统一。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导火线是有关奴隶制度的争议，但其实质是维护联邦统一、反对分裂国家。领导这次反分裂战争的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是他引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分裂之家不能持久。”而南北战争的结果则证实了林肯在他首任总统就职演说中的另一句名言：“联邦乃是永久性的。”“联邦是永恒的”成为“美国历史的基调”。[7] 孙中山先生也说过：“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而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8]
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则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之上、主权单一、领土完整、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一国家观从国家形态出现之后，其核心内容孕育、发展、成熟，并深深浸润在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心中。国家必须统一成为历史的结论；是否致力于国家统一成为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
中国最早表达近似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领土是统一完整这一观念的，可能是《诗经•小雅•古风之北•北上》中的诗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该诗的原意不是讲国家观念的，但是它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国家观的圭臬。有的中国学者认为春秋时期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联盟”，笔者不能认同。周王朝实行的是“大封建”制度，周天子分封土地给宗室成员，分守王朝疆土，各诸侯国奉周天子为“天下的大宗”。[9]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称霸，但国家体制仍存在，所以孔子说，“天无二日，士无二王”，“春秋五霸”都要打“尊王”的旗号。《左传•昭公七年》记述了楚国芋尹申无宇和还是令尹时的楚灵王的一段对话。申无宇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故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汉时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奉命出使西南、开发边疆时，用赋体撰写了著名政论文《难蜀父老》。他批驳了一些蜀地父老和朝中大臣反对开发西南的错误言论和主张，指出开发西南事关国家统一和西南民族文明进步，并引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立论的依据。[10] 虽然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早已结束了，但《北上》的这一诗句所表达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分割的观念不但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它也是现代国际法所公认的准则。

二、“大一统”理念下的国家统一观

中华民族传统国家观中的另一个重要理念是“大一统”。“大一统”的历史观和政治理论是儒家的思想，但孔子本人并未使用过这三个字。首创“大一统”这一命题的是《公羊春秋》的作者公羊高。《公羊春秋》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大一统也。”
对于“大一统”所表达的《春秋》“大义”，历史上的“大儒”们，如董仲舒等的论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仅就现在而言，《辞海》的解释是：“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封建王朝能统治全国为大一统。”[11] 台湾学者李新霖认为，“大一统”“意指公羊传重视一统，一统代表天下在王者领导下，无内外之别，无文野之异，政治社会安定和谐，为一可用王道价值衡量世界。”[12] 大陆已故历史学和经学大师杨向奎教授在他的专著《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一书中，对“公羊学派”的“大一统”历史观和政治理论有更为全面详尽的论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大一统义倡自《公羊》，汉末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作者—笔者注）发扬光大之，千百年来此义深入人心，变成我国民族之间之凝聚力，都是炎黄子孙，华夏文明，始终应当一统。”有的学者把“大一统”观念分解为“大王统”、“大文统”和“大始统”，[13] 杨教授则指出，“大一统”思想“是一种内容丰富，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有时占重要地位”。[14] 据笔者寡闻所见，“大一统”国家观中的“文化要素”应是其核心，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中心论”，或“文明中心论”。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说过：“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独特的文明秩序。”[15] 也就是说，中国不是由先天的“血缘”而是靠后天创造的“文明”而孕育产生的。正是从华夏文明是中国本源的观念出发，“大一统”的国家观有几个重要内涵。
首先，国家“一统”的标志，不是国家政权是否“统一”，而是“华夏文明”的存在；也就是说，代表华夏文明的中国的存在，不受国家治乱的影响，它是永恒的。公羊高被史家考据为战国时代的人。春秋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周王室已经名存实亡，为什么公羊高还倡言“大一统”呢？公羊学者认为这是“实不一统而文一统”。事实上，虽然当时是五国争霸、七国争雄，但这些纷争都是在作为政治文化体的中国内部进行的：春秋五霸是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争中国的实际控制权；而战国七雄争的是取代周王朝的中国最高统治权，用贾谊《过秦论》中的话说，是都在“窥周室”，都“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最后秦始皇“振长鞭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开创了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16] 这种“文一统”的观念，用到现代国家理论上，可以说是“法理上的统一”；用到两岸关系今天的实际，就是胡锦涛前总书记所说的“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17] 他进一步阐述：“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18]
当然，“文一统”和“统一”的政治含义是有区别的。李新霖先生认为“一统”和“统一”的区别在于，“所谓一统者，以天下为家，世界大同为目标；以仁行仁之王道理想，即一统之表现。然则一统需以统一为辅，亦即反正须以拨乱为始。所谓统一，乃约束力之象征，齐天下人人于一，以力假仁之霸道世界，即为统一之结果。‘一统’与‘统一’即有高下，公羊传又每在霸道中展现王道，见‘统一’寓于‘一统’中，自可知矣。”[19] 大陆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教授在他所著《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中认为：“统一的主要标准应该是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而不能仅仅根据制度上的相似和文化上的类同。”他还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中国代表了完善的国家制度和先进的文明，对周围的一些政权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不能认为那些模仿和学习中国文化的政权就被中国“统一”了。[20] 他的观点提醒人们要正确地理解“统一”的观念。然而，正是因为受到“文一统”的“文明中心论”的浸淫，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某些周边的国家或政权都采用了所谓的“封贡制度”，而不像昔日“大英帝国”那样的西方强权，用武力夺取和占领境外的土地，建立“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各地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据史料记载，公元1753年，当时的苏禄国（今菲律宾）苏丹曾上《请奉纳版图表文》给乾隆皇帝，请求将本国土地、丁户编入中国版图，但被谢绝。当然，“封贡制度”是封建时代皇帝们“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早已为中国人民所摒弃。
“大一统”的“文明中心论”使得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倡导和维护中华文明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无不吸纳和融入中华文明以赢得其统治的合法性；知识分子则不断丰富、发展其理论内涵和制度实践，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完整传承至今的古代文明。然而当“文明中心论”走向了极端，变得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坐井观天的时候，那么昔日的文明就转化为现实的落后。当17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欧洲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进化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的清王朝还沉浸在“康乾盛世”的痴迷之中，仍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关起门来做皇帝，结果“先进变落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粉碎了中国统治者的“天朝”梦，于是先有康梁“戊戌变法”，后有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国开始了创建现代中华文明的进程。

三、与时俱进的国家统一观

1949年以后，大陆在承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地处理国家统一问题。自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理论之后，大陆的统一观已经有了创新性的发展，不完全要求绝对的“政治上的服从”和制度上的一致，首创了一个国家中允许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理论。这一理论在香港和澳门获得了成功的实践，证明它是正确、可行的。在两岸关系上，胡锦涛也提出了上文所说的论述。借鉴“大一统”的观念，现在两岸关系的这种特殊情况，也就是尚未统一，但主权和领土并未分裂，两岸同属的“一中”是否可以称为“一统的中国”呢？
关于中国的统一与分裂问题，最为中国人熟知的名言莫过于《三国演义》开篇的那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表面上看，作者罗贯中是机械的“历史循环论”者，但他紧接上文又说：“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分久必合”应当是罗贯中历史观的主导方面。实际上，《三国演义》最终的结局也是“降孙皓三分归一统”。正如杨向奎教授所言：“盖自有《公羊》大一统学说以来，浸入人心，遂无不以中国之一统为常，而已分裂为变。”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是暂时的变动，而统一则是历史的必然。[21]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分裂问题，笔者认为，不应一概予以负面的排斥与批判，而应依据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唯物论来对待。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为了个人的权欲，分裂国家、武装割据，甚至甘当“儿皇帝”的石敬瑭之流，但他们已经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如果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可以说分裂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
中国分裂的典型情况是由于旧政权腐败没落，或残暴失德而分崩离析，于是群雄并起，自立为王，如秦末之楚汉相争、东汉末之三国鼎立。但是这些制造了分裂的“群雄”是要逐鹿中原、改朝换代，要做中国的新主人，而不是为了分裂中国，就像毛泽东主席诗词中所说的那样，“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所以，分裂之后，必有社会进步的统一，如战国之后的秦始皇大统一，开创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楚汉相争之后的汉朝统一，出现经济恢复发展的“文景之治”，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和驱逐匈奴、巩固边疆的“文治武功”。所以范文澜先生说：“新朝代的兴起，总有一个社会比较安静的时期，民众多少获得一些休息的机会。等到这个朝代的暴君出现，一个新朝代又起来代替它。”他认为，这种朝代的递嬗“是有积极意义的”。[22]
中国历史上分裂力度之大、时间之长、破坏之巨莫过于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前的一百多年里（204年—439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十六个王朝，烽火连年、生灵涂炭，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公元420年至589年的南朝，则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年代。但在唯物史观者看来，虽然上述频繁战乱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又是不可避免的。旧时史学家称十六国时期是“五胡乱华”，但是柏杨版的《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却把它称之为“华乱五胡”。柏杨先生认为是西晋王朝的“腐败和肆虐”使得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建立自己的政权。[23] 笔者认同他的看法。但是近三百年的痛苦战乱却同时在黄河流域形成了汉族和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大融合，中华文明扩大并发展了。据史料记载，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的户口数比西晋武帝太康（280年—289年）年间增加了一倍，人口达到了3000余万。在文化上，留下了云冈、龙门石窟等艺术瑰宝。范文澜先生说，这一时期“形式上是接连不断的战乱，实质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许多落后族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比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个历史的永恒规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区进行融化运动”。[24] 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后来元、清两朝更大规模的民族大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包括五十六个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中国，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鲜见的（美国可能是个例外），究其历史文化渊源，是和“大一统”观念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内涵是分不开的，那就是“华夷可变论”。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民族优越感，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种族中心主义”。孔子在《春秋》中把华夏和狄夷分得很清楚，中国的四周是北狄、东夷、南蛮和西戎，但是他的“华”“夷”之分不在种族，而是在是否“尊尊”，也就是是否接受华夏的礼仪文明。正如金耀基先生说：“中国人对一个民族的评价不在其他，而在文化，故‘种族中心主义’乃转而为‘中国中心的文化主义’。”[25] 由于“华”“夷”的分野不在种族而在文化，所以“华”“夷”是可以互变的。孔子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他主张“有教无类”，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孟子进一步以舜是东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为例，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梁漱溟先生指出，这是“中国思想正宗”，“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26] 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也指出，“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而不管其种族或语言的差别如何”。[27] 杨向奎先生认为，公羊学派“采纳孔子之夷夏可变之说，大一统理论遂至完善无尤的境界”，“这种理论对于维护中国之统一，以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无比的作用”。[28]
中国传统国家观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正统”观念。公羊高没有明确提出“正统”这个命题，他认为，孔子在《春秋》中面对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的“礼崩乐坏”现实和“大一统”理念的矛盾时，采取了“实与而文不与”的所谓“春秋笔法”，就是对齐桓公等霸主，僭越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无道”，但又“尊王攘夷”、“兴灭国”、维护了“文一统”的行为，在事实上不予否认，但文字上予以批判。直面这一矛盾的则是后世儒家的“正统”理论，“以补大一统说之不足”。[29]
“正统”说是中国史学界争议很大的学说。梁启超先生说：“正统之辩，昉于晋而盛于宋。”他严厉地批判了“正统”说：“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梁启超一言九鼎，对史学界影响巨大；但“正统”论毕竟是中国传统国家观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观念，应当对它谬误之处及合理成分给予辩证的分析。据王纪录和阎明两位学者所写的《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一文，是北宋的欧阳修“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前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而且提出自己的历史价值标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欧阳修批判了前人“正统”论中的“昧者之论”和“自私之论”。“昧者之论”是指邹衍等的“五德运转说”。这一学说把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五行理论套用到王朝的更替上，完全是封建迷信的“天命论”。[30]
“自私之论”是指史家在写史时“偏私本朝”，把自己所在的王朝立为正统。如东晋的史家把东晋立为正统，而北魏的史家则把北魏立为正统。欧阳修批评这种做法是“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他根据《公羊传》的“君子大居正”和“王者大一统”的观念，为“正统”确立了两条标准：“居正”和“一统”。他解释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31] 笔者认为，用现在的话说，“居正”就是伸张和维护正义；“一统”就是能完成国家的统一。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欧阳修为“正统”所立的这两条标准也是站得住脚的，因此他的“正统”理论至今仍有生命力。联系到今天海峡两岸的现实，“正统”观念则反映在谁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上。六十余年来，两岸在这个问题上角力的过程可以说明，“居正”和“一统”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后世儒家从“正统”理论中又提出所谓“偏统”、“伪统”等说法，笔者认为这些说法价值不大，不拟述评。

结 束 语

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有句名言：“历史为从事公共事务的人提供了最好的训练。”笔者不是学习历史的，但是通过查阅历史学家们有关中华民族传统历史观和国家观的论述，得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了本文开篇所引用的中山先生的两段话，更加坚信：国家一定要统一，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标志；国家一定会统一，因为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统一是“常”，是河水，分裂是“变”，是浪花。这是本文立论的依据。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