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外交的重要目标。上海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缩影，能否被全球媒体建构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形象？本文通过对28个语种100多个国家38万条新闻的统计分析，解读了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后世博时代上海的国际形象。研究发现，全球媒体涉沪报道量稳步增长，2015年达历史最高点；报道议程围绕“四个中心”展开，但国际金融中心形象受经济下行和股市震荡影响；报道态度以混合情感为主，正负面倾向随时间和议题有所差异；全球媒体报道上海的消息源仍以西方媒体为主。在分析外媒报道的基础上，本文为加强上海城市外交，提升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提供了对策建议。

      建构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外交的目标之一。上海能否被全球媒体建构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形象？这将成为评估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也将成为上海进一步深化城市外交的一个参考项。

一、研究缘起

      西方对国际大都市的论述最早来源于城市科学的奠基人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在1915年出版的《进化中的城市》[①] 一书中，他首次提出“世界城市（world city）”概念，同时将城市科学引入城市规划术语中，开创了区域规划的综合研究。1995年，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将纽约、伦敦和东京称作“全球城市（global city）”，认为它们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象征，[②] 开启了城市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等文，实开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之先声。[③] 此后，有关中国城市发展和上海海派文化的探索成为史学界和文化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10年国务院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北京定位为“世界城市”，将上海和广州定位为“国际大都市”；两者的区别在于，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对该城市成为世界格局中的“全球性节点”要求更高。但在公众和报章杂志使用习惯中，往往将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大都市（metropolis）、世界性城市（cosmopolitan city）等概念统称为“国际大都市”。
      具备何种条件才能成为国际大都市？对此学术界并没有统一标准，英国城市地理学家彼得·霍尔（Sir Peter Hall）、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萨森和美国城市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戴维·西蒙（David Simon）从不同视角作过界定，综合起来主要具备以下条件：[④] 一是国际大都市将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相连接，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节点；二是拥有金融和贸易中心地位，是全球资本的汇聚地；三是跨国公司总部、国际机构集中地；四是全球信息流的集散地，具有高度的创新能力；五是在服务业和信息部门就业的人口比例较高；六是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且汇聚了大量国际国内移民和技术人才；七是在国际大都市会形成一个跨国资产阶层，他们的利益建立在全球经济体系的顺利运转之上，并与该区域原住民之间形成利益冲突。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经过170余年发展，正稳步推进 “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有媒体认为，从人口和经济指标上衡量，中国第一大城市是上海而不是北京。[⑤]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召开，更是吸引了全球媒体目光，提升了国家和上海的形象。[⑥]
      2010年以后，上海从世博会的辐射效应受益颇大；但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加上近年来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国际社会重现“中国经济危机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盖洛普2015年调查显示，4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利益的致命威胁，这一数值相比2013和2014年的52%有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不认为中国是美国利益重要威胁的人数在上升。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经济已经是“消失的威胁”。[⑦] 这些最新的舆论动态为我们提出了新课题：后世博时代的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如何？全球媒体又是如何通过建构上海形象进而认识中国的？

二、研究方法

      （一）内容分析：本文借助Factiva数据库统计分析了28个语种、100多个国家，总计384 025条新闻。搜索时以“上海”为关键词，覆盖深化改革开放即1992年以来的所有涉沪报道。[⑧] 在此基础上，选择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新闻重点解读，文本包括英语、日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德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等8大语种65家主流媒体的20 000余篇新闻，以此展现“后世博时代”全球媒体对上海形象的建构。[⑨]
      （二）大数据分析：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日益成熟，可以利用计算机进行文本挖掘，自动实现文本分类、文本聚类、概念实体提取、情感分析、自动文摘、实体关系模型建设等功能。与传统的人工编码相比，计算机辅助的情感分析可以克服大样本研究耗时耗力的瓶颈，也有助于发现人工分析可能忽略的问题。评估情感分析有效性的标准包括查全率（recall）与准确率（precision）：查全率指所有准确的条目有多少被检索出来了，准确率指检索出来的条目中有多少准确。目前国内外利用褒贬含义的倾向对英文文本进行分析，平均查全率最高可达80%以上，准确率达80%—90%。情感分析日益成为文本研究具参考价值的新方法。[⑩]
本文借助两款大数据分析工具进行研究。一是借助GDELT平台[11] 开展大数据中的热点地图和情感色彩时序分析；二是借助AlchemyAPI[12] 软件开展情感分析，该软件中的关键词自动提取功能可以分析西方主流媒体对上海的报道，软件运算了国家、地区、人物、组织以及其他重要关键词的情感倾向，情感类别分为混合、中性、正面、负面四类。本文列举了系统提取的每类10个共30个关键词。
      （三）话语分析：研究媒体文本如何解读和建构上海形象，如何通过报道角度的确立，新闻素材的选择和词语、图片等符号的综合运用，生产出符合媒体立场的新的话语意义。

三、全球媒体对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的关注度

      （一）全球媒体对上海的关注度逐年增长，2015年达历史最高点
      本文统计了1992年即邓小平南行以后的涉沪报道量。数据显示，从1992年的8 904条新闻，到2015年的22 6104条，其间增长了25倍之多。其中2007年前几乎是直线上升；随着奥运会的召开，外媒的视线有一部分转向北京，2008年和2009年有一定下降；到2010年随着世博会的召开，报道量比2009年增长40%，但2011年后又有所下滑，2015年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图1）。
      与上海的上升趋势相比，北京的报道量更高，但报道增幅仅增长了13倍，而且2008年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此后几年数量明显下滑。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统计制作。如非特别提及，下文所有图表均为笔者自制。
      具体到一年内的涉沪报道，全球媒体视野下的上海形象往往会受到重大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的影响，外媒对中国经济的敏感度非常高。以2015年为例，除7月和最后几个月报道量较高外，整体分布相对平稳。7月量大的原因是股市震荡，从“6.29”股灾后出现密集报道，可见外媒对中国股市和经济形势的敏感度很高。相比之下，年初的踩踏事故虽然吸引了全球媒体目光，但并未占据高位，而10月、11月和12月则处于高位，这与大飞机首次下线、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一揽子货币、科创板正式开盘等重大事件有关。
      （二）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最关注上海
      从排名前20位的语种使用看，英语新闻居报道量之首，接着是日语、俄语、法语、德语新闻。下表1显示，排名居前的语种主要分布在西方强国和周边国家中。



      西方强国涉沪报道量居前由来已久，周边国家中除了排名前五位的日语和俄语以外，韩语、印尼语、越南语、马来语等语种的使用人群也都围绕着中国边境线分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有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媒体报道中国和上海，如泰语新闻对上海的报道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这些小语种的涉沪报道，将是提升上海形象的“增长点”。
      国际主流媒体能直达这些国家和语区的上流社会，辐射其最有影响力的人群。在报道上海的所有媒体中，路透社是发文量最大的媒体，其次是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排第三位的是法新社。这些排名前20位的媒体来源国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新加坡、印度、德国、新西兰，还包括欧洲新闻社联盟等联合组织。与报道语种统计所呈现出的规律相似，西方强国和周边国家主流媒体是关注上海的主要力量。



      （三）全球媒体涉沪报道量低于伦敦、纽约和东京，但增速最快
      上海在全球都市群里处于怎样的位置？本文选择纽约、伦敦、东京与上海对比。统计时剔除了该城市所在国媒体的报道，仅留下外媒对这些城市的报道。
从绝对值看，全球媒体涉沪报道量低于伦敦、纽约和东京。如图3所示，自2005年前后开始，外媒对伦敦的报道量超过纽约，纽约居第二，东京第三，上海排最后。报道量某种程度上与城市综合实力有较高相关性。例如，外媒报道量的多少与英国Z/Yen集团2015年9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大致一致；在该指数中，伦敦超越纽约居第一位，东京和上海分居第5和第21位。



      从相对值看，上海的报道量增速最快。1992年以来，上海的报道量呈稳步上升趋势，其间共增长25倍；而伦敦同期增长7.6倍，东京4.6倍，纽约仅2.2倍；自2002年后，纽约多个年份被伦敦超越，甚至还出现负增长。

四、全球媒体建构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的议程

      本文在统计384 025条新闻的报道上，重点选择英语、日语、西语、法语、俄语、德语、阿语、葡萄牙语这8大语种65家主流媒体近5年的新闻进行解读，以此呈现“后世博时代”上海的国际形象。
      （一）上海“四个中心”吸引全球关注，股市震荡影响国际形象
      第一，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经济中心的议题压倒多数。从报道议题看，金融监管、国内经济政策、国内经济问题所占的比例居前3位；在排名前20位议题中，除了教育问题列第15位、医疗体系第16位、自然疾病17位、犯罪18位以外，其他15类议题全部与金融经济有关。[13] 此外，外媒报道中国时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议题，却并不适用于上海，如城市建设列第22位，环保23位，反腐败34位，军事、武器等更是垫底（图4）。由此可见，上海形象与中国形象的界定性因素存在重要差异，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对显著。但2015年股市暴跌引发外媒热议，对上海国际形象产生一定影响，上海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有所下降。需要指出的是，单一的“国际金融中心”形象并不利于上海形象的全面传播，因为国际大都市不仅需要金融、经济等硬实力支撑，也需要信息、文化等软实力支撑。



      第二，上海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新闻有一定报道，但报道量较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外媒关注上海集装箱吞吐量连续5年世界第一、洋山深水港物流园区发展、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建设、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等议题。上海吴淞口正日益成为亚洲最大的邮轮母港。路透社、《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等报道了皇家加勒比邮轮、公主邮轮、歌诗达邮轮、MSC地中海邮轮、天海邮轮经由吴淞口的航线，关注这些公司持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彭博新闻社援引消息源的观点称，上海港的目标是在高端航运服务业上有显著增长。新加坡多家媒体关注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指出虽然出口需求正在放缓，但从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数据来看，与上年同期相比，2015年前8个月上海港吞吐量增长平稳，同时也指出上海港受到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
      （二）上海自贸区建设成效获肯定，但负面清单仍需“瘦身”
      第一，外媒肯定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西方主流媒体高度关注上海自贸区建设，道琼斯、路透社、法新社等都有大量报道。西班牙埃菲社等媒体报道了李克强总理会见美国前财长鲍尔森时有关中国金融改革的讲话，指出金融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止，且会继续在上海自贸区扩大金融改革，率先推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逐步完善人民币兑换机制。[14] 路透社援引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对于未来5年金融改革发展的文章，表现出对改革的决心。在一篇题为《中国国家主席再次保证改革》的文章从英国立场，引用财政大臣奥斯本的话表露出对金融改革的信心。[15]
      第二，部分报道对上海自贸区表示失望，认为改革进展缓慢，企业受限范围广，缺乏透明度。由于中国股市暴跌，一些媒体不看好中国政府的金融改革，认为将会受到影响导致拖延计划。日本《每日新闻》的多篇新闻表达了对上海金融改革步伐缓慢的失望，认为虽然自贸区使贸易和开办公司简单了，但金融制度自由化进程仍与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有巨大鸿沟。[16] 法新社报道了美国商会的商务调查，该调查称在上海的四分之三美国企业认为中国试验自贸区并未给业务带来实质益处。[17]
      第三，外媒认为福建、天津、广东自贸区复制了上海模式，对这三个自贸区的报道量明显少于上海。法新社认为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旨在复制上海模式。文章援引中国官方报道称广东自贸区的建立或许会加快广东与香港的经济融合，福建自贸区则将集中于与台湾的关系，天津自贸区被认为巩固了京津冀的经济一体化。[18] 西班牙埃菲社报道，包括上海自贸区在内的四个自贸区的建立，是中国这个亚洲巨人经济改革的历史性一步。[19]
      第四，日本媒体关注上海自贸区建设性回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认为自贸区将会成为周边国家自主消除贸易壁垒的压力和推动力。日本媒体报道了中国自贸区模式的成功对日本带来的挑战及日本的应对策略。《朝日新闻》称中国的努力将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压力，促使周边各国加速本国经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进程。[20]《日本工业新闻》将上海自贸区视为中国应对TPP协定的有力策略。尽管中国目前无法加入TPP，但仍可以靠自身实现经济贸易自由化。[21]
      最后，上海自贸区领导班子人事变动、贪污腐败案也被外媒报道。法新社、西班牙埃菲社、巴西多家媒体报道了上海市副市长、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和接受调查。
      （三）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折射上海企业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第一，国外政要和媒体赞赏上海市政府为打造全球科创中心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认可上海的创新能力。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援引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主席观点，称澳洲应向中国学习，他对中国创新政策的了解主要来自上海市委书记韩正。[22] 道琼斯新闻指出，在制造业不景气的现状下，上海政府引导资源投入科技创新，寻找新的增长动力。[23]
      第二，外媒强调上海的企业具备创新能力和活力，上海在中国企业创新版图中地位突出，上海市政府也愿与企业合作推动创新。韩通社指出，中国将成为全球消费技术工业中心，上海是打开中国市场的首站。[24] 阿斯达克财经新闻报道，阿里集团宣布了与上海达成“互联网 ”合作协议，助力上海成为全球科创中心。[25]
      第三，外媒聚焦股市对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和对创新的鼓励，同时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企业也可以在股市表现不佳时拉动股指上扬。《信报·财经新闻》指出，目前中国正掀起创新热潮，场外交易市场和新三板的建立能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26]《日本经济新闻》提到，上海建立场外股权交易市场将为高科技股创造一个新的股票交易市场，有助于释放上海经济活力，向科技驱动转变。[27]
      （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提升上海软实力，迪士尼、上海电影节、网球大师杯等成为城市名片
      第一，迪士尼是外媒报道上海时提及最多的文化议题。《纽约时报》、《卫报》等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仅《纽约时报》一家的报道量就有10余篇。外媒的报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迪士尼乐园建造和发展情况的报道；全国开展对迪士尼商标侵权的专项活动。外媒还关注到，迪士尼乐园周边近百家公司因污染问题将被关停。这些企业因耗能多，产生较多污染物，因此被政府强制撤离。
      第二，网球大师杯、上海电影节、各种体育和艺术活动亮点纷呈。有关上海电影节，总计报道量有50篇左右。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法新社、《海峡时报》等对明星、参展电影等有较多报道。以色列《团结报》、叙利亚《国家报》等报道了上海大师杯赛。网球运动员罗杰·费德勒成为外媒报道上海时被提及次数最多的人物之一。
      （五）大飞机项目被认为是历史性突破，但核心技术来自国外
      西方主流媒体关注中国大飞机研制的自主性，同时提及其与波音公司、空客公司竞争的雄心。像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路透社、CNN、BBC等都发表了报道。此外加拿大、印度也密切注意着上海的大飞机项目。国别上，美国和俄罗斯曝光率最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俄对中国大飞机的关注。2015年11月2日，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飞机正式总装下线，被誉为中国航空产业“历史性突破”。大部分外媒肯定了这是中国飞机制造业取得的重大进步。但《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认为大飞机项目核心技术来自国外，缺乏国际认证，且订单多数来自国有航空公司，难以进军国际市场。[28]
      （六）全球媒体对外滩踩踏事故深入解读
      一些报道将责任归咎于政府，反映上海市政府治安管理等亟待解决的疏漏问题。《金融时报》援引新华社的报道称，难以想象踩踏悲剧会发生在上海这样的国际都市，上海市政府存在警惕性低、疏于社会管理等问题，而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管理薄弱的发展中国家。[29] 德国《汉堡晚报》称“这是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最严重的灾难”。[30]

五、全球媒体建构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的态度

      全球媒体在建构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时，其报道的态度和特点如何，本文使用大数据方法对近5年来的新闻进行了分析。
      （一）报道态度存在时间差异和议题差异
      第一，报道态度因重大事件而出现时段性差异。情感分析显示，后世博时代全球媒体对上海的报道情感在不同年份分布均衡，近5年来的情感曲线显示波形较相似，没有像奥运和世博期间那样大起大伏，同时也会因重大事件而产生一定差异。
以2015年为例，GDELT的情感色彩时序分析显示，外媒报道上海的态度有高峰、有低谷，在不同时间段体现出较大差异。大数据显示，外媒报道上海的态度最低值在1月，这与外滩踩踏有密切关系，报道对上海市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问题提出质疑。6—8月也是低谷，这与股市大跌有关，外媒在对股市和中国经济表达担忧的同时，频频提及上海和上证综指（图5）。



      第二，全球媒体对上海的报道情感存在议题差异。对上海和上海市政府持“混合情感”，对上海经济持“负面情感”，对教育、迪士尼项目持“正面情感”。AlchemyAPI情感分析软件显示（表2），外媒对上海和上海市政府主要持“混合态度”，也就是既有正面也有负面报道。与此相反，外媒在报道“日本”、“香港”时则是正面的。《华尔街日报》记者邓超（Chao Deng）是发文最多的记者，他在新闻文本和语境中出现时是正面的。数学教学也被呈现为正面。而对金融、股市等持负面态度，“新年”也因踩踏事故被负面报道。



      外媒对教育议题、迪士尼项目持正面情感。软件自动提取出的“上海市教委”、“上海数学教学”等与教育相关的词几乎全是正面，这与上海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获得数学、阅读和科学第一，引发全球媒体报道有关。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BBC、《卫报》等报道了上海的数学教学水平高，以及上海教师赴英国交流。在重大项目上，“上海迪士尼”呈正面情感，其他像“上海地铁”、“上海港”、“上海机场”、“上海旅游”等都呈中性情感。
对经济议题持“负面情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尤其是对于股市震荡，软件也提取出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负面关键词。“金融市场”、“股市”、“上证指数”，以及与官员腐败相关的“艾宝俊”、“戴海波”等词。
      （二）将欧美和“一带一路”国家与上海密切关联
      本文利用GDELT平台进行热点地图分析（图6）显示，后世博时代全球媒体在报道上海时提及的其他热点区域。美国尤其是纽约附近是被提及最多的地区，其次是中国国内主要是南方地区以及欧洲地区。此外，东南亚国家、南亚、西亚、中东地区等都与上海密切关联，这些热点也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重点。



      （三）报道提及的人物和机构分析
      第一，中外领导人和金融领袖被提及的次数最多（表3）。在近5年报道中，习近平的出现频次最高，达22 992次；排第二位的是李克强，普京第三位，接着是奥巴马和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数据显示，中央领导人和金融领袖成为外媒涉沪报道最常提及的人物。此外，网球运动员罗杰·费德勒因参加网球大师赛，迪迪埃·德罗巴因加盟上海申花足球队，泰格·伍兹因频频在上海参加活动而受瞩目。



      第二，上合组织和多家上海机构被外媒高频提及（表4）。上海在全球媒体中呈现出的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这从排名靠前的机构中可窥见一斑，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居于榜单之首。5年来上合组织被提及18 571次，上合组织作为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为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阿里巴巴集团在上海“互联网 ”的发展，以及支付宝总部牵址上海也成为热点。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成为上海的名片。这些高校以政要访问、会议、文化交流等载体进入外媒视线。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东方航空也进入前20名。



六、全球媒体建构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的消息源分析

      全球媒体在建构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时借助了哪些消息源？中国声音能否影响全球媒体对上海的形象建构？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消息源分析。
      （一）西方媒体是外媒报道上海的主要消息源，中国媒体仍有差距
      随着中国媒体影响力的提升，外媒涉沪报道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媒体作为消息源。在媒体形态上既包括传统媒体，也包括新媒体（表5）。统计显示，5年来年外媒报道上海时，引用最多的中国媒体是新华社，被引18 825次，其次是微博[31] 被引12 403次，《中国日报》11 774次，《上海证券报》8 274次，《人民日报》8 217次。在上海媒体中，除了《上海证券报》，还有《上海日报》、《东方早报》、东方卫视、《解放日报》、ICS和《文汇报》也有一定引用量，但相比全国性媒体仍有差距。微博、微信成为外媒获取中国第一手信息的重要平台。外媒还常将官方媒体与微博、微信的信息对比，在政府和权威信息上依赖官方媒体，而对基层一线信息则倚重微博微信，而且不同消息源互相印证，可见外媒的引用渠道日益多元。



      但作为消息源，中国媒体与西方主流媒体仍有较大差距。为开展比较，本文选取四家西方媒体，分别统计了他们在5年来外媒报道上海的新闻中被引用的次数。数据显示，《华尔街日报》被引用37 362次，BBC被引9 205次，《纽约时报》10 601次，《华盛顿邮报》2 867次，尤其是引用这些西方主流媒体的往往也是主流媒体，可见中国媒体在“影响有影响力的媒体”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发出“上海声音”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上海市长杨雄、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沈晓明等政府官员，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吴心伯、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威烈等专家成为国际主流媒体的重要消息源。韩正的发言被法新社[32]、《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33]、路透社、《国际纽约时报》[34]、德国《世界报》等媒体引用。报道集中在对突发事件的管理以及对腐败问题的表态上，尤其是在自贸区负责人被调查的事件中。关于杨雄的报道主要涉及上海对外交往领域，世界新闻通讯社[35]、巴勒斯坦新闻网[36]、BBC、《华尔街日报》、《海峡时报》、保加利亚通讯社等主流媒体对其有所报道。
      （三）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的作用仍然有限
      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成为外媒获取官方信息的一个渠道，但在一些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对外发布上作用仍有待加强。针对滴滴打车等软件的经营执照问题，《金融时报》报道了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召开的发布会，报道倾向是政府打击国外打车软件、扶持国内公司。[37] 在“外滩踩踏”事故处理上，法新社等媒体引用上海市新闻发布会，虽然消息源提供了第一手信息，但外媒仍从自身立场出发报道，有的甚至还对信息形成“议程的反设置”。[38]
      （四）外国记者是塑造上海国际形象的把关人
      外国记者是报道上海、塑造上海国际形象的把关人。统计显示，5年来报道上海发稿量最大的记者排名中，排名前20位的以《华尔街日报》为最多。其中排名居首的邓超发稿量高达3 471篇，其中包括首发稿件和转载报道。除《华尔街日报》外，香港《南华早报》、法新社、《印度时报》记者也有较大发稿量。对于这些建构上海形象的记者，有关部门需要详细分析他们发布的内容，以及体现出的报道倾向。



      本文还对拥有驻沪记者站的外媒发稿量进行了统计，排名居前的有路透社、新加坡《联合早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美国彭博新闻社、日本《读卖新闻》、西班牙埃菲社、日本NHK等；其驻沪记者发出的报道成为它们塑造上海形象的重要渠道。与驻沪记者交流互动，让他们更为真实、有效地了解上海，报道上海的发展变化，将有助于提升上海的国际形象。

结语：提升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的建议

      本文分析了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后世博时代全球媒体对上海的报道，发现上海已被呈现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市，并开始成为连接世界城市群的“全球性节点”，展现出汇聚资本、信息、人才的强大吸附力。通过上海形象折射出来的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充满生机和面临诸多挑战的经济体。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可从几方面来提升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形象：
      第一，开展城市外交，抢占主场有利位置。在全球化时代，城市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活跃的行为体，城市的外交职能也得以不断完善，城市外交成为一种新兴的外交形式。[39] 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的形成既是全球媒体塑造的结果，也是上海积极、主动设置议程的结果。上海要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主场外交”，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阶段任务和重点，强化战略规划和议程设置能力，进一步发挥主场外交的整体效应。[40] 业已发挥重要影响的世博会、亚信峰会和仍将继续发挥作用的网球大师杯赛、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等，都将成为上海城市外交的名片。
      第二，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拓展周边对外传播。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周边关系，大部分邻国经济不够发达，试图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上海对周边国家的对外传播显得尤为重要。在对周边国家的对外传播中，要以新媒体为平台，通过多种方式来影响青年人，开展上海媒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合作，既传播硬性的“上海信息”，又讲述软性的“上海故事”，促进信息互通和民心相通。
      第三，在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中发出“中国声音”和“上海声音”。中国媒体、上海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已成为外媒重要的消息源。但在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中，中国声音和上海声音的对外传播仍显不足。政府官员要直言中国立场，敢于为上海发声。也建议相关部门多通过各类新媒体和民间渠道加强对外媒报道议程的引导。要监测驻沪外媒和外国记者的报道内容和报道倾向，开展精确化公共外交，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的有效性。
      第四，向世界说明“新常态”下上海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上海正加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金融改革迈出新步伐。虽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但持续稳健的改革必将惠及周边邻国乃至世界经济。上海媒体要向世界讲述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规律与特点，讲述上海推进金融改革的决心。同时也要坚持“以我为主”，坚持“三个自信”，正确回应外媒的批评和质疑，不搞“一刀切”，在此基础上开展应对。
      最后，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营造舆论环境。对外传播要顺应产业结构升级需求，挖掘“中国创造”、“上海创造”的商界领袖、先进产品和鲜活案例，推进“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为大众创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也为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加快建设上海全球科创中心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