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剧变使萨拉菲极端主义思想在与中国山水相连的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一步扩散；同时，美国和北约将在2014年撤出阿富汗，中亚国家进入了政权过渡期。上述形势使中国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威胁：其一，极端、恐怖组织的人员和武器通过中哈、中吉、中塔、中阿、中巴边界进入中国新疆，使在那里的“三股势力”进一步加强。其二，上述组织通过光盘和网络等媒介宣传宗教极端主义和“圣战”思想。其三，极端、恐怖组织对中国在中亚国家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人员和设施进行暴力攻击和破坏。其四，境内外极端、恐怖组织互相勾结，联手在中国特别是新疆地区采取暴力、恐怖行动。中国的政策应对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加强国际合作，遏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冲击；加强自身的反恐机制建设，特别是全民教育机制的建设；想方设法分化瓦解“三股势力”；严防萨拉菲派的极端活动，又要将其与萨拉菲宗教信仰严格区分；建设性介入国际文明论坛，构建自己的文明问题话语权。

中东地区的剧烈动荡和血腥冲突，使伊斯兰教萨拉菲派内某些团伙极力推动的宗教极端思潮在欧亚大陆腹地急速扩散，给该地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带来了强烈的外部刺激。同时，美国和北约将在2014年撤出阿富汗，中亚国家与发生政权更迭的中东国家面临着相似的政治、经济挑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这些发展态势，均对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一、欧亚大陆腹地的极端和恐怖组织更趋活跃
目前，在中亚地区的极端和恐怖主义组织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简称“乌伊运”（IMU））是最具规模和实力，能够进行大规模、有组织恐怖袭击的组织，并且已经有能力实行武装割据。[1] 以往“乌伊运”盘踞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但近年来，由于中亚国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乌伊运”的主力已经逐步转移到了阿富汗北部。同时，受萨拉菲主义等“圣战”思潮的影响，“乌伊运”的目标也不再局限于推翻乌兹别克斯坦的世俗政府，在网站上公开宣称：“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占领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我们的目标是占领整个世界。”[2] 伴随着“乌伊运”目标的全球化，其新招募成员的民族和国籍构成也出现了全球化趋势，不再限于乌兹别克人。例如，现在“乌伊运”的穆夫提布尔米（Abu Zar al-Burmi）就是能讲乌尔都语和阿拉伯语的巴基斯坦籍缅甸裔穆斯林。在近年来“乌伊运”发布的“殉道者”名单中，大部分人来自阿富汗，还有少数来自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德国和俄罗斯的鞑靼共和国，甚至有个别来自中国新疆。“乌伊运”对这些“殉道者”所做的悼词仍然使用乌兹别克语，表明该组织仍然以乌兹别克人为主要招募成员，并且一直在等待时机重返乌兹别克斯坦。
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 al-Islami，又称“伊扎布特”）是当前中亚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极端组织，具有煽动和举行大规模活动的能力。伊斯兰解放党于1953年创建于巴勒斯坦，在思想渊源和政治诉求上与萨拉菲派一脉相承，苏联解体后进入中亚，最初兴起于乌兹别克斯坦并逐步扩展到其他中亚国家。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的民族冲突后，大批乌兹别克人沦为难民，伊斯兰解放党乘机在吉境内迅速发展成员，并且向吉北部和哈萨克斯坦扩展。中东动乱发生后，萨拉菲主义在中东和中亚进一步拓展的势头更为强劲。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专家估计，目前在吉境内的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约为2万—10万人之间。伊斯兰解放党的重点发展对象是该地区有一定教育程度的青年和妇女，并通过他们吸引其家庭成员加入该组织，甚至向政府官员渗透。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解放党已渗透到了哈萨克斯坦南部边界。仅2012年上半年，哈、吉两国政府已在吉首都比什凯克和哈南部边界查获了四批携带和散发宗教极端主义宣传品的伊斯兰解放党成员。
近期，在哈萨克斯坦又出现了“哈里发斗士”等新的萨拉菲主义极端、恐怖组织。“哈里发斗士”的英文名称为Jund al-Khilafa，简称为JaK。该组织声称其目标是“推翻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叛教者政府”，“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家。”[3] 从2011年10月开始，“哈里发斗士”在哈萨克斯坦连续发动多次恐怖袭击，声称“我们已经准备好为支持（伊斯兰）而牺牲几千条生命，为了这个事业付出生命只是一个低微的代价。”[4]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该组织发源于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沿岸，活动基地位于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带，其核心人物多为哈萨克斯坦的退役士兵，成员中也有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人。“哈里发斗士”与塔利班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塔利班不但帮助“哈里发斗士”策划袭击，还指导该组织的媒体活动，并帮助其招募新成员。他们目前主要在哈境外，特别是在巴基斯坦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中发展新成员。
2008年成立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urkistan Islamic Party，TIP）脱胎于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The 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东伊运”），是中亚地区极端、恐怖势力中的第三大组织，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建有训练营地，约有200到300个职业骨干成员，并且用阿拉伯语编写网络出版物《伊斯兰突厥斯坦》。从该宣传资料使用的语言和内容来看，其目标读者群并非是中亚的突厥语系穆斯林，也不是中国国内的穆斯林，而是全球范围内使用阿拉伯语的“圣战者”，特别是要以这些“圣战”宣传来赢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同情和支持。这份宣传资料在文章内容和编排体例上都与“基地”组织发行的英语刊物《激励》有相似之处，包含了“殉道者”的生平事迹、对“圣战者”的采访及宣传“圣战”行为的宗教正当性。不同的是，“基地”组织发行的英文宣传品注重在西方世界扩大影响、发展成员，而《伊斯兰突厥斯坦》则注重将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动纳入到全球“圣战”之中，甚至将其对中国政府的“圣战”与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圣战”相提并论。
“东伊运”/TIP采取这一宣传策略的主要原因在于该组织在新疆进行的分裂、恐怖活动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力和支持者，因而试图将其争取新疆“独立”的行动包装为在中国进行的“圣战”，以在伊斯兰世界赢得认同，并争取沙特、卡塔尔等国萨拉菲极端势力的资助和支持。但是，这一策略的成效是有限的。首先，如果“东伊运”/TIP与萨拉菲派合流，就必须以全世界的“圣战”为目标，而寻求新疆“独立”的诉求就得暂时搁置，因为萨拉菲主义从来不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而以“全球”为目标。其次，萨拉菲派推行的宗教极端主张如反对妇女参加社会工作、政教合一、教权至上等，在新疆的穆斯林当中也缺乏吸引力。从目前“东伊运”/TIP内部在泛突厥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之间摇摆和彷徨的状况看，未来“东伊运”/TIP有可能分化成以民族分裂为主要诉求的世俗派和以全球“圣战”为主要目标的宗教极端派。据多方消息证实，“东伊运”/TIP的第三代领导人阿卜杜勒·沙库尔·特基斯塔尼（Abdul-ShakurTurkistani）已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的无人机击毙。
二、美国北约阿富汗撤军和中亚进入政权过渡期
未来几年内，欧亚大陆腹地还面临两大挑战，一是2014年美国和北约将撤出阿富汗，二是中亚进入政权过渡期。
目前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领导人都是苏联时期的第一书记，在位超过了20年，国内的情况与中东剧变前埃及等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受到中东变局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底层民众对当权者长期独掌大权，家族垄断政治经济资源，导致政府腐败和人民贫困十分不满，为萨拉菲宗教极端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2014年北约撤离阿富汗之时正值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选年，现任总统卡里莫夫年事已高，届时有可能让其女儿卡里莫娃（Gulnara Karimova）或是现任参议院议长索比洛夫（Ilgizar Sobirov）接班。这种权力过度方式很可能导致政局动荡，为“乌伊运”提供浑水摸鱼的有利时机，从阿富汗北部对乌兹别克斯坦发动新一轮恐怖袭击。同时，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可能在2014年关闭玛纳斯军事基地，因此美国需要寻找新的途径在中亚和阿富汗投送或撤离军力，而北约通过俄、乌两国的北方后勤供应线和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前美军基地都可能成为美国的选择。如果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局面再现，将为“乌伊运”的全球“圣战”创造有力的理论根据，并据此把打击美军与打击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结合起来。
目前哈境内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活动再度活跃也与萨拉菲派在中亚的扩展有密切关系。受到中东变局的影响，哈底层民众对家族统治、政府腐败和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不满情绪上升，宗教极端势力乘机煽风点火。近期，哈政府又提出要扩建里海边阿克套海港，提高其转运能力，以便帮助美国、北约军队按计划撤离阿富汗。[5] 这一举措，必然导致美国、北约在哈的军事存在，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又一攻击目标。例如，“哈里发斗士”就宣称：“纳扎尔巴耶夫政权将因为其推行的反穆斯林政策而重蹈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覆辙。”[6]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从国外回来的萨拉菲派伊玛目在群众中传播极端思想，还有不少在巴基斯坦求学的哈萨克斯坦学生开始认同“哈里发斗士”的主张，并参与恐怖活动。
俄罗斯专家认为，伊斯兰极端势力非常可能按照中东的那一套做法发动“中亚之春”。[7] 据估计，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已有数千甚至上万人参与了伊斯兰解放党、“哈里发斗士”、“伊斯兰圣战联盟”（Islam Jihad Union）等极端、恐怖组织的活动。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阿布迪卡祖莫夫于2013年年初向媒体表示，“哈里发斗士”是对哈国家安全的真正威胁。[8] 同时，伊斯兰解放党势力也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迅速扩张，使乌吉塔三国分治的费尔干纳盆地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马米托夫警告说，在2013年或2014年有可能出现从阿富汗入侵吉尔吉斯斯坦的危险。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2014年美国、北约撤出阿富汗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会在这个国家卷土重来，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来自中亚和新疆的极端、恐怖分子很可能大批返回故乡，[9] 这对中国、中亚国家甚至俄罗斯都形成了巨大威胁，对上海合作组织也会形成剧烈冲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还有人提出避开伊斯兰极端主义锋芒、将这股祸水他引的想法。实际上，西方积极支持“阿拉伯之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改善“9·11”事件以来与伊斯兰世界日益恶化的关系，缓解伊斯兰世界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势头，但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在利比亚、埃及等国，推翻独裁者后崛起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仍然将矛头指向西方，甚至杀死了美国大使。因此，把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引向别处，就成了西方世界某些战略家提出来的“妙计”。当然，要把这股祸水引向西方世界之外，主要目标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特别是居住着大量穆斯林，而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又十分活跃的中国新疆和俄罗斯车臣。
三、欧亚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威胁
如前所述，萨拉菲极端主义思想在与中国山水相连的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进一步扩散，使该地区的老牌极端和恐怖主义组织更加激进，并且催生了新的极端、恐怖组织，又得到了西方某些势力的暗中支持。这样的发展态势，必然对中国形成严重威胁。
必须指出，以上述组织为主的极端和恐怖势力均与中国境内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势力有密切联系，有的还直接参与了中国新疆的暴力和恐怖活动。例如，2011年7月，一伙恐怖分子攻占新疆和田的一个派出所达数小时，他们在那里升起的不是“东突”的旗帜，而是萨拉菲的旗帜，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事后证实，这伙暴徒中不少就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和克什米尔受过培训。又如，2012年6月29日，6个恐怖分子在新疆劫持民航飞机未遂，被捕后声称劫持飞机是要去参加“伊吉拉特圣战”。“伊吉拉特”又称“迁移圣战组织”，主张离乡背井，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进行“圣战”，具有明显的萨拉菲极端主义特点。这些都显示了新一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狂潮在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扩散对中国的影响。
进入2013年，境内外极端、恐怖势力互相勾结，在新疆掀起了又一波暴力恐怖袭击的恶浪。4月23日，一伙宗教极端分子在喀什地区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发动暴力恐怖攻击，杀害了15名社区干部和警务人员，6名暴徒被当场击毙、另有8名暴徒被抓获。6月26日，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鲁克沁镇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一群挥舞刀具的暴徒袭击了镇政府办公地、派出所等四处目标，造成9名警员和协警、8名政府工作人员及平民死亡。10名暴徒被击毙，3人被捕，另有一些暴徒后来被抓获。从这几次暴力恐怖攻击看，作案人员明显受到境外新一波极端、恐怖主义狂潮的影响，其行为具有更加浓厚的“圣战”和“自杀性袭击”的色彩，表现出十足的疯狂性和凶残性，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制造影响，造成社会的恐慌和动荡。更为严重的是，境外“东突”组织，如总部设在土耳其的“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等，还公然招募维吾尔族青年去参与叙利亚战争，并在其中选择骨干加以训练，再派回新疆搞恐怖活动。[10]
总体来看，这样的形势使中国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威胁。其一，极端、恐怖组织的人员和武器通过中哈、中吉、中塔、中阿、中巴边界进入中国新疆，使在那里的“三股势力”进一步加强。其二，上述组织通过光盘和网络等媒介宣传宗教极端主义和“圣战”思想，主要对象是新疆的穆斯林妇女和青年，以及在境外的中国穆斯林留学生。其三，极端、恐怖组织对中国在中亚国家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人员和设施进行暴力攻击和破坏，中国在那里的投资与合作项目以及连接中亚国家—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的交通枢纽和油气管道等，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其四，“基地”、“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等组织与“东伊运”/TIP、“世维会”等组织互相勾结，联手对中国采取暴力、恐怖行动，如新疆最近发生的暴力恐惧活动。[11]
四、中国的对策
如何应对这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狂潮，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路和对策。
第一，加强国际合作，遏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祸水的冲击。
具体包括以下层次。第一个层次，参与和加强全球范围的反恐合作。首先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安全、反恐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努力推动构建国际安全、反恐合作的法律体系。如支持和签署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反恐决议和条约，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在打击制毒贩毒、打击海盗方面的国际合作等。第二个层次，参与和加强区域性的多边合作。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积极推动多边反恐合作是一个有效途径。如上合组织的反恐机制，特别是大型活动安保合作机制在确保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顺利举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中国、泰国、缅甸、老挝四国在打击武装贩毒集团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果。第三个层次，建立和发展双边合作。如中美现在已建立了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就集装箱运输安全和民航安全等达成了合作协议，最近还举行了联合搜救和反海盗演习。其他如中俄、中巴（基斯坦）、中英、中法、中德、中澳、中印（度）、中日等均已进行了安全、反恐问题对话和磋商，或举行了联合搜救、反恐、反海盗等方面的演习。
第二，加强自身的反恐机制建设，特别是全民教育机制的建设。
自“9·11”事件以来，中国在加强反恐机制建设，特别是预警防范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后果处理机制、全民教育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遏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潮的扩张也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美国“9·11”事件调查报告就指出，“我们处于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之中。”[12] 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光有“硬实力”是不够的，还要有“软实力”，这就特别要加强全民教育机制。现在中国老百姓中许多人居然还搞不清楚什么是恐怖主义，有人认为伊斯兰就是恐怖主义；而在穆斯林地区，有的清真饭店中甚至还挂着本·拉登的照片，一些年轻人深受极端主义网站宣传的毒害。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认识、普及知识，要使民众知道什么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近年来它们的发展有什么新特点及其危害性，并了解有关的国际法律和法规。为此，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通俗读物、举办培训班、组织演习，建立研究机构，在学校开设有关课程，都是必要的手段。英国最近与伊斯兰国家合作，培训了一批伊斯兰神职人员，专门去做恐怖嫌犯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正确领悟伊斯兰教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德国最近在中学推广连环画《安迪》，书中讲述了主人公安迪和他的土耳其裔女友亚希共同帮助亚希的哥哥穆拉特摆脱极端思想和恐怖组织的故事，对引导青少年认清恐怖主义的本质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也都是值得借鉴的。
第三，想方设法分化瓦解“三股势力”。
目前，“东伊运”/TIP越来越受到萨拉菲主义的影响，但如果按照萨拉菲主义去推进全世界的“圣战”，其寻求新疆“独立”的行动就可能被削弱。这样，在“东伊运”/TIP内部就必然产生矛盾，可能分成新疆派和全球派，一派重点在搞新疆“独立”，还有一派则按照萨拉菲理论去建全球的“哈里发国家”，这就提供了分化他们的可能性。对塔利班的政策也有类似问题。塔利班代表了一大批穷人的利益，内部派别林立，不应笼统地将其视为恐怖组织，应支持卡尔扎伊政府甚至美国与塔利班谈判。将来美国、北约撤出，中国也要跟塔利班打交道。对塔利班这股势力进行具体分析，对其中不同派别区别对待，与温和势力接触，使他们参与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和巴基斯坦的政治进程，无疑有利于遏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
第四，严防萨拉菲派的极端活动，又要将其与萨拉菲宗教信仰严格区分。
“萨拉菲”一词的原意为“祖先”，该派信徒主张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先知和祖先的教法、教律。然而，该派中一些极端分子歪曲了这些主张，鼓吹以暴力手段打击没有照此办理的穆斯林，甚至以“圣战”消灭“异教徒”。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应严防萨拉菲派极端分子对中国的渗透，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与邻国合作打击萨拉菲派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同时，我们应将打着萨拉菲旗号的极端、恐怖组织与萨拉菲派信仰和信徒，包括信奉萨拉菲意识形态的沙特、卡塔尔等国政府严格区分开来。在处理与沙特、卡塔尔等国政府关系时，我们应特别强调不同文明、宗教、民族的对话交流和包容互鉴，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积极推进人文合作。
第五，建设性介入国际文明论坛，构建自己的文明问题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文明论坛的态度逐渐从消极应付转向积极参与，但国际舞台上文明问题的话语权总体而言还掌握在西方手里。因此，中国必须积极地、建设性地介入国际文明论坛，以构建自己的文明问题话语权。近期，特别要强调不能把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宗教或民族挂钩，要呼吁加强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对话合作与包容互鉴，特别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倡导“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思想，获得广泛赞许，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话语权。所以，在宗教、民族、文明问题上要积极主动地运筹，发起主办一些高层次的研讨和对话，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主张。通过这样的努力，将有利于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削弱、铲除导致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