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2—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德国发展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5年后的国际合作：欧洲与新兴经济体的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来自联合国、欧盟及德国、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印尼等国30多名官员与学者就2015年后全球发展合作目标、路径、重点及挑战等进行探讨。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十字路口的国际合作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

        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MDG）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所取得的共识。“千年宣言”签署后的近15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状况正迅速改观；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和平与安全问题构成国际合作的主要挑战。尽管“千年发展目标”议程主要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主导，但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正对国际合作的前景和性质产生重大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在欢迎致辞中呼吁，为2015年后发展所面临的理念和战略挑战提供全面的分析和创新的思维方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在总结中强调，应继续建设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全球挑战的学者网络，推进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讨论。德国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伊梅·舒尔兹指出，必须基于既有经验和教训制定既有普世意义又能带来巨大变革的2015年后全球发展新议程；新议程应承认不同的发展需要，同时解决贫困、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等相互关联的全球性问题。为建立共同身份，全球发展合作的主要平台应从经合组织转向联合国。

        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吴红波在主旨演讲中介绍了联合国对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设想和目前的各项活动，包括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设立开放式工作组的初衷。联合国尤其重视继续推进“千年发展目标”中未完成的各项任务，并将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统一议程的中心议题。联合国大会主席将于2013年9月就此组织专题讨论。吴红波强调“千年发展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石，2015年后发展议程将是一项具有普世意义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吴红波在交流中进一步介绍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关键领域：首先，重中之重是要特别关注动荡国家及维持和平与缔造和平的相互关系。其次，人权问题应成为新议程的组成部分，但必须在从生存权到政治权的不同层次间实现平衡。第三，尽管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G20）并未就推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正式协调，但联合国欢迎G20发挥重要作用。第四，尽管包括建立联合国工作组在内的相关措施正着力应对联合国改革这一薄弱环节，但联合国系统内机构众多，难以协调。最后，新兴经济体应通过应对国内发展挑战和增加对南南合作的贡献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设定中发挥关键作用。

二、新全球目标的设定与未来发展

        因为“千年发展目标”成功地争取到了各国对发展问题和确定共同发展目标的支持，与会者同意设立新的发展目标，但也指出不能简单地更新“千年发展目标”。要推进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一个框架性协议。许多与会者支持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遍议程。酝酿新目标需要各方共同参与，目标的总体数量不应过多且应明确界定，应更多倾听发展中国家的意见。针对特定行业的目标和与“千年宣言”兼容的目标将受到欢迎。

        与会者指出，在制定目标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应考虑落实的难易程度。在确认各国动员国内资源完成目标的能力的同时，应积极争取私有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援助仍将发挥作用，发达国家应维持援助规模。南南合作将发挥辅助功能，不能取代官方发展援助（ODA）的作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反复引证，但各方理解不一：有的认为它应被理解为在诸如气候变化的国际协商中发展中国家的更大政策空间，也有的认为它隐含新兴经济体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应承担与经合组织国家不同的责任。对中等收入国家应对新议程作何种贡献的问题，鉴于其内部存在大量贫困人口，故有学者认为其主要贡献应是解决国内问题，而其他与会者则提倡责任的分担。

        与会者也围绕援助的未来作用展开了讨论。有学者认为援助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也有学者认为新议程中援助仍应发挥中心作用。这引发了有关援助有效性与发展有效性议题（后釜山进程）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意义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两项议程的统一将进一步推进全球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新的“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并不适合新兴经济体的参与。

        与会者还围绕2015年后发展议程协商过程中的重要行为体的作用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了解到，欧盟将以开放的心态听取各方意见，欧盟正以开放和包容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联合国方面的准备工作正在全面进展中，犹以201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为重点。新兴经济体需要通过与其他全球行为体互动和联合的方式在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方面起建设性作用。在提出宏大而复杂的发展目标之前，新兴经济体应当首先启动操作层面的相关讨论，以便使辩论去政治化，使得今后的发展措施更为务实。

        所有与会者一致同意，新的发展目标应当有更广泛的听众，媒体在吸引公众关注新发展议程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智库也将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正式协商开始前为辩论提供咨询。智库可以帮助政府制定基于事实的政策，在协商过程中帮助突破因政治因素而形成的各种困境。与会者们一致认为智库间的全球合作和共同立场能帮助其增强自身影响力。

三、新兴经济体与全球发展合作

        与会者建议，如果能平衡新兴经济体的国内发展和国际责任，那么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可成为新兴国家的一项框架性协议，而“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统一将会促进这两者间的平衡。与会者一致同意，一方面需要用新理念来评估南南合作的贡献，另一方面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各成员国也需重新考虑对官方发展援助的界定。

        与会者就“千年发展目标”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内发展的意义交换了意见。尽管中国在“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该“目标”在中国国内话语和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并未得到明显体现，这也提出了国际发展目标的附加值问题。另一方面，“千年发展目标”在印度尼西亚的国内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印尼政府改革了其行政架构，在国家、地区和世界各个层次上都将“千年发展目标”作为主流。

        从欧洲视角看，制定“千年发展目标”的初衷反映了一种南北泾渭分明的思维模式，这正在发生转变。目前，欧洲各援助国的挑战是如何将发展合作从狭隘、孤立的政策领域转为包括环境和外交等多重领域在内的广泛国际合作。这种“超越援助”的发展合作理念也会成为通过援助以外的方式落实普遍议程的关键。

        新兴经济体尚未建立起类似于经合组织这样的“援助产业”，而只是在发展合作中依循不同的途径而已。新兴经济体未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往过程中让“千年发展目标”明显地进入话语体系或起到规范性作用。相反，与会者强调了南南合作区别于南北关系以及传统发展援助的种种特性，并肯定了南南合作和官方发展援助拥有共同的目标。从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投资方面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而论，南南合作和官方发展援助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仍有必要进一步承认两者的差异以实现优势互补。

        与会者同意，短期内南南合作与发展援助委员会不会有汇合点，因为新的伙伴关系仍将由经合组织主导。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们指出，如果不愿意遵从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标准，那么除了批评其发展合作架构外，还应根据自己的标准评价各自对外援助的影响。因此南方国家应努力开始做好“自己的功课”，为推进这一理念而做一些分析性工作，如可在金砖国家机制下搭建一个南南合作平台，用以制定共同的标准和指标。这一工作被普遍视作是所有对外援助提供国最终达成共同标准之前必要的中间步骤。

        尽管南南合作没有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作出重要贡献，但有学者认为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设定过程中应得到改变，因为南南合作实际上已对“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作出了重要贡献。明确承认南南合作的贡献也将是新兴经济体增强“软实力”的一种方式，这也将随着新兴国家继续增强其合法性和作为全球行为体的可信度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代表建议，在加强南南合作和官方发展援助的整合方面，受援国可发挥牵头作用。

        与会者一致认为，须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其主要平台应是G20、联合国发展合作论坛、世界银行、IMF、地区性组织（如非盟，东盟）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的制度安排未能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充分的政策空间。这主要体现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谈判过程和多哈回合谈判中，G20为八国集团（G8）所主导，“全球伙伴关系”中援助国仍占据强势地位。此外，新兴经济体相互间合作也较为困难，因为其相互了解远不如其对经合组织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同时其利益也难有交汇点。

        讨论主要集中在BRICS、G20和发展合作论坛上。关于发展合作论坛，一些与会者赞成提升其地位。考虑到南南合作日益上升的重要性，应该促进三方合作。与会者强调论坛应先解决简单问题，后着手复杂问题。G20应成为一个解决复杂的发展合作问题的平台。该平台将推广以“首尔共识”为基础的、有关发展合作的多种灵活性解决途径。但是，合法性问题将仍然是G20的关键挑战。关于BRICS，与会者建议其向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敞开大门，建议其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比如可以通过金砖国家银行），建议其引入与发达国家的对话机制。

        与会者还讨论了新兴经济体合作的前景。一是引入诸如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之类的行业讨论机制，也可通过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等多边组织进加强行业协调。二是加强南方各国的协调，尤其注重在多边协商之前达成共同立场，旨在增强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力。诸如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绿色发展战略等共同挑战，应是加强合作的优先领域。最近建立的印度发展机构也被作为增强政治声音的例子。与会者也强调了充分利用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发展势头的紧迫性。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