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并与中国政府商定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不仅开启了尘封20多年的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格局的演变。四十年来中美关系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世界上综合实力仍然最强的美国和一个日新月异的新兴大国中国，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各自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至关重要，而且业已成为影响亚太和世界秩序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在这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准确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不断总结双边关系的经验教训，保持双边关系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继续前进，这既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一、 全面认识中当前美关系的总体态势
        当前人们对中美关系究竟进入到怎样一种阶段，处于怎样的发展态势有两种颇为流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鉴于美国的独大地位和作为世界第二的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第二种意见认为全球挑战的紧迫性和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性，预示着世界秩序开始进入“中美共治”时代。上述看法尽管都有各自的逻辑，但都以线性或单向的思维来认识问题，因而有失偏颇。事实上，中美关系发展至今，已经成长为一对高度复杂多元、复合互动的动态关系，其关系模式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组成。
        第一，相互战略定位正不断调整并日趋成熟理性。相互战略定位是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在国际格局总体判断的基础上对双边关系性质的基本认识。双方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定位越重要、性质越积极，认知越一致，双边关系的发展就越顺利。中美关系40年，双边关系定位经历了“准战略同盟”、“非敌非友”、“建设性的合作伙伴”、“战略对手”、“利益攸关方”等等或明或隐的定位，直至2011年1月胡主席对美国事访问，与奥巴马总统就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篇章。这一不断调整的关系定位历程，反映了两国政府和决策层以及两国社会的主流对双边关系定位的认知既是一个曲折反复但又总体不断深化的过程，正是双方对中美关系如何符合国际大势、如何实现互利共赢、如何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等问题的基本认识朝着更加准确、积极的方向发展，形成了更多共同的认识，才使得中美关系虽历经波折仍向前发展。
        第二，相互利益格局不断拓展同时又日趋复杂。相互利益格局的深厚和广泛与否，决定了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否有稳定的物质基础和可持续的社会基础。四十年来中美关系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相互利益模式的重组。双边关系由冷战时期应对苏联的单一战略利益驱动向着新时期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能源、环保、科教文卫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稳步推进、互利格局不断深化格局转变。更重要的是，中美的合作议题和互动范畴早已从双边层面更多地向地区和全球层面递进，领域从海陆空拓展到虚拟空间，业已成为决定未来国际秩序重构的关键力量之一。中美之间不断拓展利益格局、深化利益纽带的同时，也必然在部分领域中因为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取向而增加摩擦。
        第三，相互磋商、协调、危管机制正不断完善尽管发展尚不平衡。机制的多寡和完善与否反映了双边关系的稳定和成熟度。中美之间目前已有60多种双边对话、协商机制。层级上横跨元首的高访、副总理（内阁级）的经济与战略对话直至各司局级工作磋商，内容上涵盖了政治、经贸、安全、军事、人文、科技、教育、执法、反恐等各领域。尽管这些机制的发展水平及其有效性仍不平衡，但中美关系机制化管理模式的总体深化大大地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可预见性，提高了纠纷处置、危机预防和管控的能力。
        通过检视中美关系互动模式的三个方面可以发现，中美关系发展至今既日益复杂多元，又不断动态发展，双方就对方的战略判断和战略定位的认识正日趋完整和理性，双方利益交融和利益分歧虽然同时存在，但总体的利益的交界面远大于冲突面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双方的磋商对话机制也日益发挥增信释疑、管控摩擦以及预防危机的功能。中美关系“大而不能倒”的重要性和复合型互动的关系模式使得中美关系不会简单地在“中美冲突”或“中美共治”两个极端作巨幅摆动。
        二、当前影响中美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能否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必须回答当前面临的三个问题。首先，中美未来在经贸领域是否继续保持互利共赢的态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曾经在中美政治关系出现波动时较长时间扮演着“压舱石”和“稳定阀”的作用，新世纪以来，这种功能正发生异化。中美双边贸易2011年虽然创纪录的突破4400亿美元，继续给双方带来实际利益的同时，也日益成为中美矛盾摩擦的导火索。特别是美国进入大选年后，出于选举考虑，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治人物围绕中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开放等问题不时发出“敲打中国”的强硬声音。客观上看，美国自金融危机以来，面临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和低增长境地，且短期内难以改观。美国正被迫开始痛苦的经济结构转型，通过减少个人消费、扩大出口、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吸引制造业会流，加之中国产业升级加快和国际竞争力提高，中美围绕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在部分制造业领域的竞争等问题上的纠纷会加剧。同时更应看到，两国的自然禀赋差异和不同的比较优势仍将使得双方经济在较长时期内总体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两国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也有助于推进双边经贸关系更加均衡。中国对美国进口和对美投资的增加将有助于加快美国的经济复苏。两国在包括G20、IMF等各种国际经济机制中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势必为两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和体制保障。从长远看，中美未来经贸领域的互利共赢格局的存续与否，关键需要双方真正通过加快各自的经济结构，不断提升各自的产业创新和整体竞争力，加快双向投资协议的磋商，在国际公认的规则指导下开展良性竞争，减少国内政治干扰，推动互补、互利、双赢乃至多赢的格局。
        其次，中美能否携手共建亚太安全秩序？当前亚太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区域，也成为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战略中心转移的重点地区。亚太正经历冷战后以来新一轮的秩序重构的历史关口，同为亚太重要国家的中美也迎来了携手共建亚太安全秩序的历史机遇。中美在亚太地区利益高度积聚，中美未来在亚太安全领域的互动的结局，首要在于双方能否确立“平等、互利、互信、合作”的新安全观，摒弃陈旧的集团政治、地缘均势等安全观念；重点是能否从亚太各国的共同关切和亚太整体的发展利益出发谋划和推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包容性框架，而不是片面强化派他的军事同盟或拉帮结派；关键在于能否在地区合作中推行平等参与，协商一致的合作模式，同时发挥大国责任和建设性作用，而不是以大国、强国之力强加自己的观念主张、强行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中美能否在重大的战略问题、热点乃至分歧问题上平等共商？大国是国际重大问题的主要利益攸关方，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力量。中美作为当前国际重大领域的主要力量，需要在诸如西亚北非变局、伊朗和朝鲜半岛的核发展问题、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稳定、海洋、太空、网络等新公共领域的建章立制、全球粮食、能源、水等核心资源安全、世界经济领域的治理等问题上开展充分的对话，培养并强化平等协商的习惯，这不但有助于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且是构建中美战略互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之，缺乏大国平等共商的习惯，甚至在共识尚未形成过程中草率摊派，或强行地采取强制手段，不但无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而且也会削弱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为世界增添更大的不确定因素。
        总之，未来中美能否真正实现在上述三个问题上的“共赢”、“共建”、“共商”，既有赖于中美两国利益交融的程度，也需要两国政府不断提高合作、协调的能力，同时更需要两国政治家足够政治远见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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