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变局三年多来，地区安全局势变得日益复杂。除了传统热点问题之外，由政治转型引发和激活的地区教俗、教派以及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和社会矛盾正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新因素。埃及围绕支持和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博弈不仅造成该国社会分裂，也对地区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致使地区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恐怖主义势力趁乱扩张并有向区外国家溢出之势。此外，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导致原有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造成地区国家之间关系出现新的紧张，而美俄等大国在中东乃至全球事务中的互动也对中东安全局势产生深刻的影响。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中东传统热点问题依然是影响地区安全和地缘政治关系的主要因素，而持续深入转型将成为中东各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与中东关系将基于这一趋势而发展，中国的中东外交也应以此为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中东事务，促进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尽自己所能帮助中东国家实现平稳转型。

中东变局以来，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新的发展：其一，在专制政权被推翻之后，那些实现了政权更替的国家普遍陷入了政治权威缺失的困境，不同部落、宗教派别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为争夺政权、主导国家意识形态而展开博弈甚至爆发冲突正成为这些国家现阶段的主要特征。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党和政治家来领导国家迅速恢复秩序和重振经济，民众的不满情绪被重新点燃，极端思想在一些地区悄然回潮，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不断上升。其二，宗教极端主义者和恐怖组织利用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内战造成的乱局，不断在本地区聚集壮大；同时，其向区外的扩散性和与区外恐怖组织的联动性明显增加。其三，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牵动地区地缘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旧联盟已经瓦解，新联盟正在形成”，[1] 地缘政治格局的不确定性使地区安全局势发展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中东安全形势的恶化不仅危害地区稳定，对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中国的中东外交及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是一种威胁和挑战。事实上，当前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的蔓延已经威胁到世界及中国的安全。因此，对于未来将要更多地参与中东事务的中国而言，必须调整传统政策思路，加大对中东安全的关注，并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加强与地区内外国家务实合作，积极参与解决各类安全问题，为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

一、变局以来的中东安全形势新态势

中东变局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与其初期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势头以及一些国家对此表现出的极度亢奋相比，当前的局势已失去了原有的方向和路线，甚至出现了逆转。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分析师罗伯特·卡普兰2014年3月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题为《地缘政治和新世界秩序》的文章表示，人们曾在几个月时间里称赞“阿拉伯之春”是一种新的地区民主的“阵痛”，但它很快变成了一场中央集权的危机。“带来的不是民主，而是叙利亚的宗教战争，也门和利比亚的混乱局面以及埃及的独裁统治复活。”[2] 变局对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处于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不同程度地都陷入了政治重建和国家的治理困境
中东国家的专制政权被推翻后，政治权威缺失成为这些国家首先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近年来，人们常常看到的是这些国家内部各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不同的部落以及世俗和宗教力量之间为争夺国家发展道路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展开激烈博弈甚至冲突的一幕。
突尼斯在两年内完成了议会选举，组建了联合政府。从体制上看，似乎已经完成了民主过渡，因此它被外界认为是唯一实现相对平稳转型的国家。但在头两年里，突尼斯先后出现过四个过渡政府，现在又产生了第五个。这表明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十分严重，政治进程时时受到各种干扰甚至中断。尤其是2013年2月和7月先后发生了反对党领袖遇刺身亡事件后，全国各地连续爆发抗议示威，一度使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中，“而且这场政治运动已愈演愈烈至世俗与伊斯兰政治之争的高度”。[3]
埃及在不到两年里经历两次“革命”，且后一次引发的社会动荡远超前一次，军队与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的冲突已造成数百人伤亡和埃及社会的巨大分裂。而今，虽然军队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强硬手段暂时平定了乱局，但在其对穆兄会“一杀到底”的同时，也把穆兄会及其支持者推到了当前政治进程的对立面，让人们对埃及短期内能否建立起多元包容的政治框架感到担忧。冲突造成的社会分化和对立情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化解，这增添了全国和解进程难度，给埃及未来的政治进程和社会稳定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利比亚在后卡扎菲时代的政治转型中一直不平静，复仇情绪、内部政治斗争和地方部落主义盛行。“的黎波里已经不再是利比亚的首都，成为各部族、民兵组织和帮派为争取领土控制权而进行谈判的‘调度中心’。”[4] 2013年5月4日，利比亚议会在武装民兵的压力之下，通过了所谓的《政治隔离法》。该法规定，所有曾在卡扎菲时代任过职的高级官员，一律被禁止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在新政府部门任职，不得组织或参加任何党派和民间团体。这种明显带有“政治复仇”色彩的法案得以通过，不禁让人想到2003年战争后的伊拉克，当时伊拉克新政府也曾颁布《清除“复兴党”法》，该法后来成为民族和解和国家安定的主要障碍，而“《政治隔离法》的严酷性更甚于前者。”[5] 2014年4月，利比亚临时总理阿卜杜拉·萨尼上台5天就辞职，据称是他和家人遭到了叛军武装袭击威胁；而他的前任扎伊丹在3月因为对付叛军不力被赶下台。[6]
（二）转型国家普遍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挑战，民众中弥漫着新的不满情绪
受政治局势动荡和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等因素影响，加上各政治力量在政治重建中专注于争权夺利，过渡政府拿不出治国理政良策，西方的援助承诺口惠而实不至，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普遍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最新的一些数据表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增速较之变局前明显放缓，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减少，旅游业遭遇重创，外汇储备严重缩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持续保持高位。
根据埃及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在2013—2014财年第一季度，埃及经济增速仅为1%，与上一财年同期2.5%的经济增长率相比大幅下滑。目前，埃及国内通货膨胀率达12%的高位，失业率为13%，青年人失业率超过20%，贫困率持续上升至26.3%。[7] 这些经济发展中累积的结构性和深层次矛盾，让埃及经济的复苏前景更趋黯淡。突尼斯政治转型虽然相对平稳，但是经济问题日益突出。突尼斯超过一半的人口在21岁以上，革命前夕失业率已高达30%。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突尼斯爆发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2013年底在突尼斯访问时明显感觉到，突尼斯的经济状况比革命前笔者访问时看到的差了很多。突尼斯“伊斯兰民主中心”主任拉德万·马斯茂迪（Radwan A. Masmoudi）表示，革命后的突尼斯经济持续下行，外国投资望而却步，经济处于挣扎中。“民众现在很没有耐心，年轻人希望立竿见影看到实效，但现在要稳定经济很难”。[8] 利比亚石油丰富，但革命后部落军阀间混战频频，尤其是亲政府的民兵联军和东部的联邦主义武装在艾季达比亚（Agedábia，又译“艾季达比耶”）周边地区的持续冲突，导致利比亚多条输油管道被切断，油田港口被封锁，石油产量下降，国家财政困难，赤字严重。以至于2014年政府财政预算也因此迟迟无法出台。[9]
据了解，突尼斯政府已经需要依赖举债来给公务员发工资，而埃及目前也是等着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提供的120亿美元援助来解救燃眉之急。利比亚则由于部落割据，军阀混战导致正常石油出口受阻，该国在2014年3月前7个月相关收入减少了70%以上。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巴希早些时候表示，“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国家将面临破产，社会秩序也将受到严重威胁”。[10] 如今，民众对革命三年多来国家的经济表现越来越不满，那些曾经为生计走上街头并在推翻旧体制的革命中冲锋陷阵的底层民众眼下依然在为生计而苦恼，年轻人依然在为找不到工作而犯愁，整个社会正积蓄着新的不满情绪。“经济问题如果被忽视，最有可能引发民众骚乱。”[11]
（三）政治伊斯兰力量在变局中先扬后仰，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沉渣泛起
伊斯兰因素及极端思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俗博弈成为中东转型国家政治进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宗教力量在中东变局中的影响呈先扬后抑之势。在一些国家最初的选举中，获胜的基本都是伊斯兰政党，但自2013年以来，这些伊斯兰政党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世俗力量的冲击：有着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上台不到一年就被军队罢黜；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上台后，一度坚持要将伊斯兰教义写进宪法，但穆尔西被赶下台后，该党领导已不再坚持这一点。这表明，伊斯兰力量在中东阿拉伯各国依然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回归伊斯兰不是民众在这次变局中的核心诉求。此外，在叙利亚问题上，国际社会对其背后的教派争斗因素可能向周边国家扩散并成为地区局势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已经有所警觉。美国没有利用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对叙采取军事行动，并且顶住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压力与伊朗达成核问题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重新平衡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和教派力量格局，防止逊尼派在地区一派独大的考虑。
第二，各种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利用旧政权被推翻后出现的安全真空在动荡国家落脚布网，扩大影响。如上所述，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教派间的权利斗争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政治转型中国家“乱中求治，治中生乱”的复杂局面。在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都不时有暗杀、绑架和暴力冲突事件发生，叙利亚则仍在内战中苦苦挣扎，整个地区被一种不安情绪笼罩。与此同时，近年来流窜在中东各地的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纷纷聚集到动荡国家，这些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成分复杂，既有在新政府上台后被释放的宗教极端分子，更有新成立的萨拉菲派圣战主义组织。有情报显示，多名来自埃及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已趁乱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回到埃及，他们将埃及视作全球圣战的新基地。与此同时，来自不同国家的极端武装分子携带从利比亚军火库劫来的武器不断涌入叙利亚。他们与“基地”组织和其他反对派联手，计划将叙利亚变成自己在中东的大本营。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目前叙利亚总共有10万人在与政府军作战，其中1万人是同“基地”组织有直接关系的圣战者，还有3万—3.5万人是其他极端派别的伊斯兰主义者。[12] 他们宣布叙利亚为“圣战之地”，呼吁为建立“世界哈里发”而斗争。许多恐怖分子赴叙利亚参战并积累实战经验后又返回各自国家从事恐怖活动。
综上，中东变局以来，除了原有的热点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并随时可能再度爆发之外，变局引发的极端思潮蔓延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正在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最大安全隐患。

二、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

中国学术界对于美国中东战略究竟会如何调整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随着重返亚太战略的步步推进，美国将进一步减少对中东的投入，未来中东将出现更多大国参与本地区事务的局面；另一种看法正好相反，认为中东变局将牵制美国战略东移步伐，美国也不会放弃对中东事务的主导。[13] 还有观点认为，尽管战略东移已成为美国的既定方针，但并不意味美国要撤离中东。亚太和中东是美国关注的两大战略重点，鉴于前些年美国过于注重亚太，奥巴马第二任期会进一步加强对中东事务的掌控，以在亚太战略和中东战略间建立一种平衡和协调的关系。“避免‘亚太再平衡’战略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同时也尽力规避中东战略构成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牵制”。[14] 美国国内对于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是否要从中东移向亚洲也有不同声音。美国新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认为，原先奥巴马政府的战略目标的确是要向东亚地区转移的，但在中东部分国家发生的新情况导致这一进程中断，又将高层决策者的关注焦点拉回到中东。美国卡托研究所研究员里昂·哈达尔（Leon Hadar）则认为，华盛顿应当制定一个新战略，目标是逐步减少在该地区的军事介入。但仅就现实层面来看，美国已经投入了如此巨大的资源，包括军事、金融和行政等资源到中东地区，使得美国无法轻易从中东转身，无法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东亚面临的挑战。[15]
笔者认为，表面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似乎加大了对中东问题的重视，除本人首访以色列外，国务卿克里2013年内八访中东。但另一方面，美国针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不断细化，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频繁调动，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官频繁访问亚洲国家，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已成定势。克里对中东的访问更多是为了安抚中东盟友，缓解其在美国战略调整后的不安情绪并稳定可能由此引发的局势波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缓解国内对奥巴马中东政策批评的压力。
事实上，美国近年来的中东战略收缩已在本地区激起了阵阵地缘政治涟漪，并已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深刻影响：首先，美国与中东传统盟友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众所周知，埃及军方一向亲美，而美国也长期与之保持密切关系。但是这次埃及军方通过“政变”上台后，却刻意同美国拉开距离，显示出极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美国因不满军队发动“政变”而以暂停对埃军援相威胁后，沙特等海湾国家立即向埃及伸出援手，承诺提供上百亿美元的援助，以示他们对埃及军方的支持。
海湾国家与美国较劲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次敢于冒犯，除了埃及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的争斗直接关乎沙特等国的利益之外，沙特对美国也早已心生怨气。埃及的分析人士认为，过去几年来沙特与美国之间在一系列实质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累积至今已致双方信任之墙几近坍塌。尤其在美伊近期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初步协议后，沙特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要放弃对盟友的责任。沙特一是担心美国与伊朗很可能达成最后协议，二是担心最后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将对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所认定的伊朗导致的不稳定因素听之任之，而“这在事实上意味着美国将抛弃它在海湾的盟友。不仅如此，沙特还发现伊朗在叙利亚发挥作用正好是在美国退出军事干涉之时”。[16]
沙特为此不惜以放弃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来表达对美国的愤懑。2014年3月28－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沙特进行访问，试图修补两国之间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裂痕，巩固传统的战略盟友关系，但在美国战略重点持续东移的大背景下，沙特舆论对奥巴马此行并不看好。沙特《利雅得报》4月1日载文称，过去三年来的美国政策模糊不清，以至于同时向盟友和敌人发出了错误信息，这使本地区处于迷茫和纠结状态。奥巴马上台之初就声明要转移到其他更重要的地区，即中国和太平洋地区，中东地区对他来说不再像以前那么优先了。但是，这些决定困扰了华盛顿与朋友和盟友的关系。因此，“美国应该检讨在中东地区的错误决定，应该重新设计政策，调整优先顺序，以便实现地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降低紧张和危机水平，创造平静气氛”。[17] 美国国务院负责阿拉伯国家过渡的前协调人塔玛拉·科夫曼·威茨认为，沙特对这场“政治地震”成因的判断存有“隐含的焦虑”。两国关系通过“石油换安全”原则已经运行了70年，沙特人现在担心美国会随着“能源革命”取得进展而逐步撤走。“他们在考虑美国能源独立性对美国在海湾安全投入的意愿所带来的后果”。[18]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则表示，沙特将继续与美国渐行渐远，因为它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其在中东的领导地位。此外，土耳其也像海湾国家一样，对华盛顿不太重视叙利亚问题感到厌恶。[19]
值得一提的是，被普遍认为关系最为特殊的以色列和美国也出现了裂痕。以色列对奥巴马在巴以和谈问题上频频向以色列施压早已心存不满，对美国和伊朗走近更是大为恼火。为此，以色列加强了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协调，“并被盛传与沙特阿拉伯密议破坏美国与伊朗改善关系的努力”。[20] 2013年11月初，就在克里第七次中东之行前夕，以方突然宣布要在约旦河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新建1,859套犹太人定居点住宅，明显是要让美国难堪。2014年3月3日，奥巴马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重点讨论巴以和谈及伊朗核问题，但因双方分歧太大最终不欢而散。据报道，以色列前外长本·阿米认为，对以色列来说，奥巴马在牺牲前总统穆巴拉克并为穆兄会的掌权扫清障碍时就已经背叛了以色列。如今，他又捅了以色列“第二刀”——背着内塔尼亚胡与伊朗达成协议。[21] 笔者认为，沙特和以色列的这些强烈反应并不意味着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更多反映的是这些已经习惯于将自己完全捆绑在美国战车上的国家对美国战略重心偏离中东的不适、不安和不满的焦虑心态。
其次，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国家长期的内部分歧公开激化。
卡塔尔与沙特等海湾国家面和心不和由来已久，双方的矛盾终于在如何对待穆斯林兄弟会的问题上公开激化。近年来，穆兄会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令沙特、巴林和阿联酋等抵制穆兄会思想的海湾国家十分担忧本国安全，穆兄会在埃及政坛崛起更被海湾三国视为颠覆性威胁。但卡塔尔始终站在穆兄会一边，并长期为穆兄会在埃及分支机构的核心领导人提供庇护。2014年3月5日，沙特、巴林和阿联酋三国宣布撤回他们驻卡塔尔的大使，这一举动被看作是对卡塔尔长期以来支持、资助穆兄会活动的明确回应。3月7日，沙特王国又正式将埃及穆兄会列入恐怖主义名单。这表明，沙特政府与穆兄会彻底决裂，也让其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崩溃的边缘。伦敦《阿拉伯人报》于2014年3月11日发表一篇沙特作者的文章称，摆在卡塔尔人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与威胁海合会同胞兄弟安全的穆兄会恐怖分子联合，要么如我们所愿，明智地回归友爱的海湾怀抱，共同创造地区稳定、安全与进步”。[22] 阿联酋《统一报》于2014年3月12日载文批评卡塔尔在重大战略考虑方面大大越线，一是不顾其自身的政治分量和影响力，在埃及、沙特、伊拉克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政治作用减退之际攫取利益，并为此不惜与阿拉伯国家的竞争对手如土耳其和伊朗协调；二是试图通过花钱来寻求苏丹、巴勒斯坦、黎巴嫩、也门等长远问题的临时解决方案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文章认为，卡塔尔的政治行为已经对海湾国家的安全产生了负面后果，使其面临几大威胁：一是“穆兄会”，它是今天对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威胁；二是“真主党”，它是伊朗在地区的军事打手；三是“侯西派”，它现在是活跃在海湾地区的极端武装。“卡塔尔需要掂量一下，要么留在海湾同胞兄弟一边，要么继续一意孤行。目前仍有两个海合会成员国尚未加入三国，它们要么劝说卡塔尔重新考虑立场，要么公开宣布它们的立场”。[23] 卡塔尔《祖国报》则回击称，卡塔尔的外交政策建立在相互尊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不像某些批评卡塔尔的阿拉伯国家那样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从多哈召回大使的决定，其不公开的目的，是试图将这些国家的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如卡塔尔），试图改变它们的公正立场”。[24]
第三，地缘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本地区正在形成新的安全联盟。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正处于变化中，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联盟和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联盟争斗的格局正在悄然改变。沙特由于在埃及的政治斗争中明确地站在了埃及军方一边，而埃及军方的代表人物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已经宣布参加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并极有可能获胜，沙特和埃及塞西政权之间的联盟正在形成。以色列国际事务全球研究中心（GLORIA）的中东问题分析家乔纳森·斯贝尔（Jonathan Spyer）认为，这一联盟还包括阿联酋、巴林、约旦河西岸脆弱的阿巴斯政权，它将崛起成为逊尼派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它既反对伊朗领导的什叶派抵抗阵营，也反对卡塔尔、穆兄会阵营。在斯贝尔看来，现在有三大力量集团主导着中东：伊朗领导的什叶派阵营，与其敌对的正在崛起的开罗—利雅得轴心及其领导下较小的逊尼派国家，一个更弱小的卡塔尔—穆兄会联盟。未来一段时期，三者之间的竞争一定会主导地区事务。以色列当然是除这三个力量集团外的地区主导者之一，但斯贝尔认为，以色列实际上是沙特—埃及阵营的同盟。斯贝尔指出，中东这一战略版图的变化被视为美国从该地区抽身，不再担任保护者的结果。这一进程还在继续，目前下任何最终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沙特和塞西政权的走近绝对是对美国这一举动的重要反应之一。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在下一阶段对抗伊朗野心的基础力量很可能正在形成”。[25]

三、中东安全局势对中国中东外交的影响

中东安全局势不稳定对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国内学界有过很多讨论，但焦点更多集中在对中国的中东利益及中国西部安全的影响，就其对中国未来可能更多地参与中东事务、开展更积极的中东外交会产生怎样影响的讨论不多。主要原因是对是否应该更积极介入中东尤其是参与中东安全事务，国内学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不少学者认为，目前中东安全局势十分混乱，中国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加大参与力度。有学者甚至表示，连美国都准备撤出来了，中国参与进去干什么？
笔者以为，尽管当前的中东安全局势确实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无论从中国利益的全球拓展趋势，还是从中国正在向大国外交转型这一层面看，中国未来要更积极地参与中东事务特别是中东安全合作势在必然。因此，有必要从这一必然性出发科学地评估中东安全局势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笔者认为，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变化对中国的中东外交有着隐性和显性两方面的影响。从隐性的层面看，中东局势近年的变化将促进对中东外交的许多思考，进而改变中国传统的外交思维和观念。比如，中东外交如何与中国的大国外交转型相协调？“新安全观”、“新义利观”等外交新思想新理念如何有效地运用到中东外交的实践中去？中国正在谋求与美国等大国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如何通过在中东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来加以体现？如何赋予以确保能源安全为主轴的传统外交以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如何利用中国的发展优势帮助中东国家实行平稳转型等等。显性的影响是，不管是否愿意，中国的中东外交必须面对中东已经并且还在发生着的实际变化。比如，中国传统上一直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来与之打交道的阿拉伯世界正进一步分裂，一直是中国中东外交重点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也开始分化。再如，过去中国更多关注与中东国家的政治和经贸关系，而今中东国家要求中国加大对中东安全关切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过去在原有地区安全格局下与各国多年打交道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但现在中东旧有地区安全框架正逐渐瓦解，而新的安全架构尚未形成，这对中国未来如何更加积极地参与中东安全事务，在外交上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当然，中东安全局势的变化不会改变中国发展同中东国家全面友好关系的外交宗旨和原则，但新的安全形势对中国的中东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现有政策作更细致的规划和调整。
毋庸讳言，在当前的中东安全局势下，中国要更积极地参与中东事务尤其是加强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和参与中东的安全合作，在外交上确实会遇到许多挑战。就自身而言，中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更重要的是缺乏对参与中东安全合作的必要性的足够认识和支持。但中国进一步参与包括安全合作在内的中东事务也有许多有利因素。从国际层面看，虽然美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是中东的主导力量，但其战略重点东移已成定局，单边行事的主观愿望和实际能力都在下降。未来，将有更多国际力量参与中东事务，国际竞争和合作将成为常态，大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展开合作的可能性增加。美国在中东现在是求稳怕乱，因此对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心态趋于务实，甚至期待与中国在维持中东稳定方面进行合作。从中东层面看，近年来，中东国家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认知有了极大提高，发展对华关系意愿强烈。尤其是经历大变局之后，希望深化与中国合作、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和获得中国的经济援助已经成为不少转型国家的现实需要，希望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也已成为中东地区的主流呼声。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之后，阿拉伯国家出现寻找新的大国力量作为战略依托的倾向，这也给中国展开积极进取的中东外交带来更大的空间。近两年，中东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国进行访问，其中传递出的一个强烈的信息是，中东各国对中国的期望在迅速上升。例如，尽管对中国的叙利亚政策仍有不满，但沙特王储兼副首相、国防大臣萨勒曼仍于2014年3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沙特舆论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并强调了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以色列方面继总理内塔尼亚胡2013年访华之后，总统佩雷斯又于2014年4月以91岁的高龄到中国访问。此外，还有一些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也要利用2014年5月参加亚信上海峰会之机到中国访问。
综上所述，在当前中东安全局势下，中国外交在向更积极地参与中东事务和安全合作方向发展时确实面临一定风险和挑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此外，作为中国向大国外交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未来在中东安全事务上发挥更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也是势在必然。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