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执政一年来，前后两任首相所推行的外交政策调整幅度甚大。究其原因，首先是缘于美国在基地问题上施加的强大压力；同时，它也凸显了日本精英层固有的战略思维的局限性，其舆论导向促成了民主党外交政策的急转弯；再次，它是民主党更新外交安保团队的结果。日本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民主党的“自民党化”。日本外交政策出现失衡局面，势将损害日本的根本利益，导致日本政坛开始新一轮的动荡。

2009年9月，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掌控了日本的最高权力。这是半个多世纪来日本政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权轮换。为凸显与前政权的区别，民主党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用民主党首任首相鸠山由纪夫略有些夸张的话来说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在外交领域，鸠山以所谓的“友爱哲学”为旗帜，努力推行“新亚洲外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瞩目。但是，鸠山的外交新政仅仅延续了8个月便不得不划上句号。继任的菅直人首相大幅度调整其前任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向自民党时代回归的现象。本文试图探讨菅直人上任后在外交政策领域修正轨道的深层原因，并进而对民主党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进行初步的判断。
一、从鸠山内阁外交新政的失败到菅直人内阁的急转弯
民主党政权是在日本民众普遍渴望求变求新的背景下诞生的。鸠山由纪夫内阁问世时的内阁支持率高达70%以上。正是凭借这股势头，民主党响亮地喊出了要进行“战后行政大扫除”的口号，它在力主打破“官僚主导”、推进“地方主权”、强调“国民生活第一”的同时，对自民党迄今为止推行的外交政策也进行了一番梳理和调整。
鸠山由纪夫内阁推行的“新亚洲外交”，其要点是努力构筑“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在此基础上加大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投入，特别是改善与发展同中国、韩国的关系，将中日韩合作作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鸠山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施政演说中如此强调：“日本应该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的‘桥梁作用’”。“日本在解决地球变暖、核扩散、以非洲为代表的贫困问题等全球性课题时，可以成为沟通东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多种文明的‘桥梁’。”“日本是位于亚太地区的海洋国家。……重要的是必须不断努力使这片海域永远成为友好和合作的、富有成果的海洋。这不仅符合日本的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其基础就是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这里所说的‘对等’，是指日本方面也要就日美同盟如何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积极地提出建议并进行合作，而且，对日美两国间的一些悬案也要进行坦率的对话。”[1]
鸠山上任后在外交领域确实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大动作。例如，在2010年1月《补给支援特别措施法》期满后立即撤回在印度洋为美军供油的海上自卫队舰艇，结束了这场持续8年之久的供油活动；公布日美两国政府有关美国载核军舰自由进出日本港口的秘密协定；特别是推翻2006年日美有关冲绳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协议，坚持将转移到“县外”甚至“海外”作为日美间谈判的选项；等等。与此同时，鸠山在就任首相不到一个月时就赴北京参加中日韩首脑峰会，主张以中日韩为核心，以欧盟为样板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而在美国是否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问题上，鸠山和他的主要阁僚要么含糊其词，语焉欠详，要么干脆说不包括美国在内。2009年12月，鸠山政权的“灵魂”，时任民主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率领由143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议员代表团访问北京，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规格接待，显示了民主党执政后中日关系达到了新的水平。
鸠山由纪夫雄心勃勃的外交新政很快就出现破绽。首先，美国拒绝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对日本新政权作出让步。鸠山内阁问世仅一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相继访日，明确拒绝将基地迁出冲绳，并以避免耽误美军整编进度为由，要求日方尽早决定普天间基地搬迁方案。而鸠山游说冲绳以外的各都道府县提供替代基地也无功而返。事实表明，鸠山无法兑现他上任时宣布的将普天间基地转移到“县外”或“海外”的承言；其次，鸠山的“疏美近华”路线既遭到在野的自民党阵营的反对，也受到了日本精英阶层和舆论界的强烈质疑；特别是日本检察当局以涉及违反政治献金法为由，在2010年1月接连拘捕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的3任秘书，并对小泽一郎进行了传讯。鸠山自身也由于政治献金记录不实遭到检察当局的查究。由于上述原因，鸠山内阁的支持率节节下滑，由成立初的70%多跌至20%的“警戒线”以内。6月2日，身心疲惫的鸠山由纪夫终于步安倍、福田等自民党前任的后尘辞去了首相职务。担任干事长的小泽一郎也同时离开了权力中枢。
继任的菅直人与鸠山由纪夫同为民主党的创始人。他在2003年民主党代表任内曾力排众议，促成小泽一郎率领的自由党与民主党的合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菅直人、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组成的“三驾马车”一直是民主党的决策中心。鸠山宣布辞职后，菅直人在支持他竞选民主党代表的议员集会上特意拿出鸠山写给自己的纸条，称鸠山要他在日美关系、日中关系和日韩关系上好好地接着干。此举颇有选前作秀的味道，无非是暗示人们唯有他才是鸠山属意的接班人。
在菅直人上任之初，很多人都以为他会延续鸠山时期的外交政策，最多作些微调而已。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判断。事实上，菅直人对鸠山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幅度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用“急转弯”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用中间偏右的现实主义理念取代鸠山的“友爱哲学”，重拾自民党“价值观外交”的牙慧。
鸠山是很少几位有强烈政治理念的日本政治家。他在就任首相前发表的《我的政治哲学》一文鲜明地打出了“友爱哲学”的旗帜。按照鸠山的分析，日本在冷战结束后完全被美国以“全球化”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操控，人们不择手段地追逐利润，尊严之类的观念荡然无存。这种丧失了“道义”与“节度”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市场至上主义”是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所以，有必要用他祖父、前首相鸠山一郎倡导的“友爱”精神来克服走向极端的现代资本主义，重新构筑在过度市场经济重压之下的农业、环境、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秩序。在对外关系上，同样要发扬“友爱”精神。鸠山认为，日美同盟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是，“日本不能忘记自己作为亚洲国家的主体性”。“充满经济活力，而且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东亚地区是日本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空间。日本必须持续不断地为在这一地区创建稳定的、旨在推进经济合作、安全保障的框架而作出努力。”[3]
菅直人在上任伊始发表的首次首相施政演说中不仅只字不提鸠山的“友爱哲学”，且有意凸显他与鸠山的区别，亮出了“现实主义”的旗帜。菅直人在演说中介绍说自己年轻时曾师从永井阳之助，在与永井阳之助的切磋中深刻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付出必要的代价的。菅直人强调：“当今国际社会正面临堪称地壳变动的剧烈变化。它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波及到外交和军事领域。为此，必须不断追求世界和平的理想，以现实主义为基调推进日本的外交。”[4]人们注意到，在自民党执政时期一度甚嚣尘上的“价值观外交”在菅直人新内阁问世后又悄然登台亮相。菅直人在日本并吞朝鲜100周年发表的讲话中言之凿凿地称：“日韩两国是21世纪的两个共同拥有民主主义、自由和市场经济等价值观的最重要、最亲密的邻国。“[5] 类似的观点在菅直人新内阁其他成员的发言中也随处可见。
第二、强调日美关系高于一切，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基本接受自民党时期日美间达成的协议。
在鸠山任内，民主党政治家尤其是小泽和他支持者屡屡发表有关构建中日美“正三角形”关系的主张。[6]这显然是为鸠山推行的“疏美近华”路线作脚注。菅直人上任后，完全摈弃了鸠山有关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的主张。他在施政演说中如此安抚美国：“日美同盟不仅是为了保卫日本，它也是支撑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国际公共财产，日本今后要扎扎实实地深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他特意强调，新内阁将恪守日美间有关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的协议。这显然是要给美国吃“定心丸”。不仅如此，菅直人在评价日美关系时多次使用“最重要的关系”、“日美关系高于一切”等提法，明确地与小泽派主张的中日美“正三角形”论划清了界限。2010年8月29日，日本政府正式提出有关在名护市边野古湾兴建新机场的报告。这意味着菅直人内阁正式继承了自民党时期日美间达成的协议。唯一的区别是这份报告否定美国坚持的填海修“V”形跑道的方案，新提出了修建“I”字形跑道的方案，据说可减少10%的填埋量。美国是否接受自当别论，但是菅直人此举彻底推翻了民主党上台前的承诺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第三、人为地给中日关系降温，不惜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扣押中方船只和人员挑衅中国核心利益。
菅直人作为市民运动出身的政治家，一向与中国比较接近。但是，他在出任首相后虽然口头上仍强调要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却明显地拉开了与中国的距离。为了让美国对日美关系感到放心，他取消了原定在出任首相后于6月12日出席上海世博会“日本馆日”的计划。与此同时，菅直人执政团队内在中日关系上不和谐的噪音明显增多。9月10日内阁会议批准的2010年版《防卫白皮书》关于中国的分量显著加重，称中国军事领域的“不透明和军事力量的动向引起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日本媒体认为这一提法比自民党时代还重。更有甚者，一些“鹰”派色彩较浓的阁僚带头向中国发难，人为地给中日关系降温。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以所谓“侵犯领海”和冲撞日方巡视船为由无理扣押我正常作业的“闽晋渔5179”号渔船。在中方再三抗议下，菅直人内阁虽然先后释放了14名船员和船只，却由检察当局强行拘押船长并扬言要按照日本的国内法进行审讯，试图形成所谓的“司法案例”，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法理占有钓鱼岛的事实。这是在自民党时期也不曾有过的严重挑衅事件。撞船风波导致中日关系风云突变，骤然紧张起来。中方被迫推迟两国有关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和增加民航航班的谈判，中止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对日交流，两国关系出现了邦交正常化38年来从未有过的严峻形势。
二、推动菅直人内阁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的内外原因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外交政策总是由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所决定，且随着政党轮替、内阁更迭而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在同一个政党执政期间，外交政策发生急剧变化的概率一般都是比较小的，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那么，为什么日本民主党在换了首相后，其外交政策还出现如此大幅度的调整呢？
首先，应该说是美国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菅直人为首的执政团队回归传统的“美主日从”轨道。
鸠山由纪夫与其他日本政治家在坚持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基轴这一点上其实并无二致，他只是想稍微拉开一些与美国的距离，寻求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但是，在美国看来，日本不要说真的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就是偶然在一些问题上说“不”都是不可接受的。美国一向视日美同盟为其亚洲政策的支柱。尤其是在奥巴马上任后高调“重返亚洲”之际，自然不能容忍日本任何一届政府向它闹独立。奥巴马政府之所以持续敲打鸠山内阁原因就在于此。美国媒体从一开始就将民主党新政权试图将日美有关普天间基地的协议推倒重来称为“鸠山冲击”，表现出强烈的拒绝态度。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日时甚至如此警告东道主：“如果日本要求将普天间基地搬离冲绳，美国将停止实施将海军陆战队转移关岛的计划“，“日美同盟也将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盖茨拒绝了日本防卫大臣提出的共进晚餐的邀请，甚至拒绝自卫队仪仗队的欢迎仪式，以此对东道主施加压力。更有甚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4月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期间，先后与中、印、德等9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晤，唯独“遗漏”了日本首相。这在日美关系史上是颇为罕见的。
菅直人作为民主党“三驾马车”之一，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原本与鸠山、小泽持同样见解。他在担任鸠山内阁副首相兼财务大臣期间，自然也深切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媒体人士认为，日本检察当局从2009年以来对小泽、鸠山政治资金问题的“选择性办案”，背后很难说没有美国的插手或示意。这显然对日本朝野政治家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菅直人在日美间围绕普天间基地较劲时对外表态一直十分谨慎，而继任首相的第二天就主动致电奥巴马，明确宣布他将切实履行日美双方就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达成的协议。美国注意到民主党“三驾马车”已出现裂痕，称赞菅直人内阁的问世是日美关系中一个“积极的迹象”。6月27日，奥巴马在加拿大举行的8国峰会、20国峰会结束后特意安排了与菅直人的正式会晤。用《日本经济新闻》社论的话来说，这次会谈标志着日美两国已站到了修复双边关系的“起跑线上”。3个月后，菅直人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会议时再次会见了奥巴马。会谈气氛较第一次会见更加融洽。此时正值中日间围绕钓鱼岛扣船事件出现尖锐对立之时，奥巴马虽没有直接表态，但希拉里国务卿、盖茨国防部长等美国政要在主张中日应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同时，异口同声地宣称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一但遭到攻击美国将会履行防卫盟友的义务。这意味着美国对民主党政权已从单纯施压转为全面撑腰。
其次，日本精英层在固有战略思维支配下的舆论导向，促使民主党领导层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更辙。
鸠山的外交新政从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精英层的严重质疑。这并不奇怪，日本几十年来习惯于接受美国保护、免费搭车，在日本精英层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日美关系至上”的固定思维。凡事都要看美国的颜色，不敢越雷池一步。恰如美国学者理查德·塞缪尔斯所形容的，日本的精英层总是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想拥抱美国却担心陷入战争漩涡，想与美国拉开距离又担心被美国抛弃 [7]。不过，他们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却始终摆脱不了从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就有的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一山容不得二虎”之类的“零和”思维又开始在日本的精英层中蔓延开来。他们既想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又不愿意面对和接受中日两强并立的事实，总想找机会凸显一下日本对中国还有某种道义上的优势，甚至试图借助外力一起遏制中国的增长势头。
日美双方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陷入僵局后，从在野党的自民党，到学术界、传媒界的所谓舆论领袖，不约而同地指责鸠山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的摇摆是失信于美国的严重外交失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直截了当地批评中日美“正三角形”关系论，称日美是同盟关系，日中是睦邻友好关系，三者的关系只是“等腰三角形”。“日美同盟是‘世界的财产’，应该更多地强调日美关系的‘世界性’。”[8] 有的评论家更危言耸耳地称日本在对华关系方面事实上正在推进“芬兰化”，称“日本重视同中国的友好这点无可厚非，但削弱日美同盟，动摇防御日本的美军冲绳基地，……不得不让人怀疑最高领导人的能力。”[9] 尽管日本有识之士中不乏支持鸠山外交新政的人，但他们的声音与巨大的反对声浪相比实在太微弱了。民主党长期在野，“草根”色彩较浓，熟悉外交、安保问题的政治家本来就不多。在日本精英层几乎一致批评“疏美近华”路线的舆论氛围下，民主党领导层逐渐乱了阵脚，最终只能改弦更辙。
第三，民主党内部决策中心的转移，导致其外交政策在“鹰”派势力掌控下逐渐向自民党时期回归。
民主党成分复杂、政治主张各异，在日本政坛素有“杂居楼宇”之称。党内在外交、安保领域一直就存在着分别以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和现任外相前原诚司为首的两派路线的对立。小泽一郎是日本政坛屈指可数的“战略家”，冷战后日本政局跌宕起伏的每一幕几乎都与小泽有关。小泽从2003年4月投到民主党的阵营，3年后就当上民主党代表。民主党在2009年8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将自民党赶下台，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小泽的纵横捭阖、幕后策划。前原诚司和小泽一郎整整差了20岁，曾在京都大学师从日本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高坂正尧，以后又在“松下政经塾”深造过。作为民主党“凌云会”领袖，他身边聚集了一批血气方刚的少壮派人士。小泽和前原的主要分歧在于：1. 小泽一郎崇尚“联合国中心主义”，主张日美应该构筑对等的关系，前原诚司及其追随者在日美关系的态度上接近自民党主流派立场；2. 小泽一郎主张维持现行宪法第九条的表述，自卫队只限国防任务，但可组织专门的联合国应急部队参加维和行动，前原诚司及其追随者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确保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3. 小泽一郎主张加强亚洲外交，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构筑互利合作和信赖关系，而前原诚司及其追随者在所谓“中国威胁论”问题以及朝鲜绑架人质问题上态度强硬 [10]。
小泽、鸠山双双辞职后，菅直人继任民主党代表和首相。为挽回民主党政权支持率低迷的颓势，菅直人打出了“摆脱小泽”的旗帜，重用因反对小泽而长期被边缘化的前原集团成员：“凌云会”骨干仙谷由人出任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先是担任民主党干事长后改任代理干事长，前原诚司本人则由国土交通大臣转任外务大臣，加上财务大臣野田佳彦也是前原的密友。如此一来，民主党新执政团队完全由前原诚司及其追随者掌控，导致该党外交政策发生近乎180度的大转变。即以钓鱼岛扣船风波为例，菅直人内阁之所以采取如此强硬立场，“凌云会”的影响不可低估。据日本媒体报道，9月7日早晨发生撞船事件后，担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诚司直接给所辖的海上保安厅长官下令逮捕中方船长。而仙谷由人则在首相官邸主持召集外务省、海上保安厅等部门的紧急会议，最终决定按日本的国内法进行审判。前原诚司在9月16日，也就是他转任外务大臣的前一天还专门跑到冲绳县的石垣岛慰问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为其打气壮胆；他在外务大臣任内，更是对中国一再规劝和警告置若罔闻，一味强硬到底，致使事态不断升级，给中日关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前原诚司是日本在冷战后崛起的“新国防族”议员的领军人物之一，长期和自民党少壮派声气相求，往来密切，在日本政坛向有“隐形的自民党人”之称。小泽在民主党内独揽大权时，前原一度被排除在外交安保决策层之外；而今时来运转，大权在握，其处理对美关系、对华关系的方针越来越向自民党倾斜，甚至走得更远。难怪《产经新闻》得意地称民主党正在“自民党化”。著名学者伊东光晴分析了美英两国的政坛现状，认为美国的民主党越来越共和党化，而英国的工党则逐渐向保守党靠拢，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我感到担忧的是，在今天的日本，民主党正在走同样的道路。”[11]
三、菅直人内阁外交政策调整的前景展望
判断任何一项外交政策是否得当，一定将看它是不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有关国家的根本利益，要将其短期效果和中长期效应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估。许多迹象表明，菅直人内阁实施的外交政策调整带有较强的权宜性、短视性和冒险性，未必能够长期延续。
第一、日美关系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双方在遏制和防范中国问题上将进一步加强协调，但中日关系出现新的紧张，日本外交再次出现失衡局面
以菅直人为首的民主党新执政团队加快向美国靠拢的步伐，甚至不惜以恶化中日关系为代价让美国彻底消除对“中日接近”的担忧，美国自然是欢迎的。从2010年以来，中美间围绕人民币汇率调整和南海问题已屡起龃龉，美国显然想拉上日本以加强其遏制和防范中国的态势。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美国高调力挺日本，极力渲染东海局势的紧迫性，促使菅直人内阁进一步加大对美依赖的力度。美日两国已预定今年12月在九州的大分县进行模拟夺回离岛的两栖作战演习。日美关系在短期内将呈逐渐升温趋势。用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格林的话来说，日美关系“将进入令人满意的自动驾驶模式” [12]。
菅直人内阁外交政策调整给日本带来的最具有全面影响的是中日关系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长期以来，日本历届内阁一直小心谨慎地推行在大国间维持平衡的政策。小泉纯一郎在其首相任内实行对美国“一边倒”的路线，不顾国内舆论反对执意向伊拉克派兵，将本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加上他执意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致使中日关系、日韩关系渐趋恶化，日本在亚洲陷入严重孤立。经过安倍、福田、麻生和鸠山等历届内阁的努力，中日关系全面回暖，日本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渐趋均衡。但是，在以前原诚司为首的民主党新外交安保团队操控下，中日关系骤然从“盛夏”跌回“严冬”，致使日本外交再次出现失衡局面。许多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在被迫释放中方船长后仍坚持“保留处分”，否认在钓鱼岛海域存在领土归属问题，扬言将继续按日本的国内法处理类似事件，并继续拿东海油气开发问题向中国发难。中日关系在一段时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停滞和倒退。
第二、从中长期来看，日美间固有的矛盾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而中日关系的紧张则不仅恶化日本的周边环境，也给日本经济复苏笼罩上一层阴影
长期以来，日美间在维持同盟关系新的同时，围绕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或隐或现，持续不断。尽管美国在过去10年里由于深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加上金融风暴的冲击，硬实力、软实力都受到严重削弱，但它还是习惯于对日本颐指气使，动辄施压。日本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一直是啧有怨言。民主党当初强调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试图推翻日美普天间基地协议应该说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日美关系在菅直人内阁努力下暂时出现的热络局面并不能使日美间固有矛盾全部烟消云散。就拿两国间最大的悬案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来说，尽管菅直人内阁已经出台一份在名护市边野古湾建设替代机场的正式报告，但冲绳居民抗议声浪日益高涨，特别是名护市市长以及市议会的多数议员持反对立场，机场能否如期破土动工尚难定。中日钓鱼岛撞船风波后，日本官方调动各种舆论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冲绳居民的反对力度。然而，从目前冲绳的民意来看，预定在11月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估计不可能会有赞成派的候选人当选。而冲绳知事在填海造地问题上也是有发言权的。基地转移问题如旷日持久，势将成为日美间新的摩擦焦点。
对中日两国来说，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本身就是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7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撞船风波，按照惯例应由两国有关当局协商解决，但菅直人内阁却蓄意扩大事端，一味蛮干，将中国政府逼到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制的地步。尽管日方在非法扣押船长17天后予以释放，但这一风波给中日战略互信、经贸合作和国民感情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菅直人内阁问世以后，最大的挑战应该说是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的挑战。民主党执政近一年，在振兴经济上一直苦无良策。虽然日本经济在亚洲新兴国家率先企稳向好的带动下逐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阴影，但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近期更受到日元急剧升值的打压，第二季度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5.0%锐降为1.5％。而庞大的国债负担更大大压缩了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空间。在内需疲软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唯有加大与亚洲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合作力度，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通过互利合作获得共同发展，才能为日本经济开拓新边疆；同时，大量来自中国的游客也有助于扩大日本国内消费，推动日本经济回升。事实上，2009年以来中国继续保持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且与第二位美国的差距逐渐拉大。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由2001年的11.8%跃升为2009年的20.5%，同期美国则由24.5%下降为13.5%；2010年上半年，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略有降低，但仍然占20.16%，而美国的比重更跌至12.72%。[13]日本的一些大企业，如日产、小松制作所等来自中国的利润占其总利润的40%至50%。2009年来自中国赴日旅游人数首次超过100万大关，2010年原先的估计有可能突破260万。然而，由于菅直人内阁在把握日美、日中关系发展时的严重失衡，特别是处理钓鱼岛撞船风波的失当，致使中日多种交流渠道全面中止、经贸合作陷入低潮，访日游客大批退团。这不能不给期盼扩大对华商品、技术出口，振兴旅游事业的经济界兜头泼上一盆冷水。菅直人内阁的外交政策调整，不仅给好不容易全面回暖的中日关系吹起一股冷风，也严重损害了日本自身的长远利益。
第三、菅直人内阁在外交政策上的急转弯除凸显其短视、浮躁和非理性外，也激化了民主党内的派系矛盾，加快日本政坛重组的步伐
日本有一句谚语说的是“转弯太急就会摔跟斗”。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菅直人内阁背弃民主党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前有关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的承诺，这一行为固然得到日本精英层的喝彩，却让普通民众尤其是深受基地之苦的冲绳民众普遍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而执政团队在中日钓鱼岛撞船风波上先是匆忙决定扣船抓人，启动国内法程序，并强硬应对中方抗议，继而在中方强烈反制下突然做出释放决定，却又没有勇气承认，而将责任推卸给冲绳地方检察当局，表现出既刚愎自用、蛮横无理，又拙于沟通、被动应付，凸显出这些没有外交经验却自命不凡者的短视、浮躁和非理性。尽管在日本媒体的煽情式报道下，中国被塑造为“侵犯领海”、“以势压人”的最大威胁，但在野党甚至民主党内抨击菅直人团队“外交无能”的声浪也日益升高。民众更是极度失望，内阁支持率骤然跌掉十多个百分点。
小泽一郎在竞选民主党代表时针对钓鱼岛问题也说过狠话，但他显然不愿意看到中日关系出现如此严重的倒退。从民主党代表选举投票结果来看，选择小泽一郎的国会议员和支持菅直人的国会议员之比是200对206，差不多平分秋色。而地方议员和党员、支持者的这一比例分别是40.5％对59.5％，39.5％对60.5％。只是因为300个小选举区采取“赢者统吃”的原则，才使菅直人以大比分赢了小泽一郎 [14]。目前小泽一郎虽因违反政治献金法遭强制起诉，但他在民主党内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随着日美关系在升温过程中出现波折，特别是中日关系恶化的后果逐渐显露出来，小泽将会择机联合党内其他派别向菅直人的执政团队进行发难，日本政坛将再次出现分化、改组的新的动荡局面。
进入新世纪以后，除了小泉纯一郎在首相位置上做了5年半之外，其余首相差不多都是一年一换，鸠山由纪夫的任期甚至还不到9个月。菅直人内阁问世不到半年，经济上尚未拿出可圈可点的成绩单，外交上却已呈现顾此失彼、自相矛盾和走极端的乱局。民主党在野十多年积累起来的国内外的信誉毁于一旦。如果有一天菅直人离任，人们将会发现他留下的政治“遗产”除了严重受损的中日关系外，只是在撞船风波后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益保守化的政坛氛围。这肯定不是当年将民主党推上执政地位的日本广大选民所期盼的。 

文献来源：《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