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战略和政策背后都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公共外交，构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刻不容缓。本文探讨了中国公共外交的指导理论、沟通理论和价值观理论，建立基本的理论框架，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必须从中国外交理论出发，吸收国外理论的精华，针对中国的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的丰富发展，才能成功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理论。

一、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框架探讨
         关于公共外交，国内外有不少定义。[①] 本文认为，其基本含义类似，即国家政府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自己实行或组织、依靠、动员民间力量，与国外社会公众进行交流、对话和沟通，以便使外国社会公众了解自己的情况和政策，接受和支持双边关系，改善本国的形象。公共外交是外交的组成部分，公共外交的理论理所当然地属于外交学的理论。外交又是国际关系范畴内的概念。[②]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今天，不仅涵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外交学则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外交、外交政策和对外事务，过去主要局限于政府官方外交，今天则开始包括公共外交的内容。
         为了开展公共外交，必然要制定战略和政策，作出具体部署，但是，更重要的是进行理论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观念和思想，以便指导和支撑实际工作。各国都在开展公共外交，由于战略目标不同，其指导理论和思想也大相径庭。例如，美国公共外交根本的宗旨即确立美国“世界文明的灯塔”、“人类发展的希望”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自诩为“世界领袖”。美国的公共外交指导理论与其外交指导理论一样，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体。它认为，国家的本性是争夺强权，争得了强权就维护了利益。[③] 世界必须由霸权国家领导，才能获得稳定。[④] 非洲、拉美和亚洲是“道德荒原”，美国担负把光明和福音带给他们的使命，因此要把民主、自由、人权等制度和价值观推广出去。[⑤] 冷战结束后，美国敏锐地意识到信息时代的来临，独占信息技术革命的鳌头，提出了“信息时代的外交主要是公共外交”的判断。[⑥] 此时美国专家约瑟夫·奈提出，美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还须重视吸引与劝服他人的能力即软实力。全球信息时代的实力包括软实力与硬实力，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的能力是巧实力。公共外交是体现巧实力的重要工具。[⑦] 奥巴马政府已经接受了软实力和巧实力理论，当然其目的仍是为了发挥和发展美国的优势，维护美国的霸权领导地位。
         尽管同属西方国家，欧洲国家与美国又不相同。在反思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验教训之后，欧洲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深感必须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欧洲的地位和作用，展示欧洲民主、法治、人权、全球治理、创新等优势，树立世界楷模形象，吸引各国追随其后。欧洲公共外交的指导理论是和平理论（以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为核心），涉及地区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各领域的综合一体化理论，在多样性上统一的文化沟通理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以及全球治理理论，等等。
      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不仅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而且与同时兴起的发展中大国也不尽一致。2009年8月，胡锦涛在全国使节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要开展公共外交，标志着公共外交正式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国际地位大幅提高，全方位外交成绩卓著，然而，国际社会公众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内外政策和文化价值观很不了解和理解，加上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常常充满偏见，扭曲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对中国的对外影响力产生负面作用。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扭转局面，帮助各国社会公众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内外政策和未来趋向从更长远来看，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是促使国际公众相信、接受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减少和消除对“中国富强必霸”的担心与恐惧。从更深层来看，中国兼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世俗化的文化伦理社会三重特点，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是让各国公众拨开“妖魔化”中国的迷雾，认识不仅能与中国合作共赢，而且能与中国人民心灵相通，共同创造更加美好和谐的世界。
         可见，为了实现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必须构建中国的公共外交理论，它只能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产生，特别从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共同努力促进“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的理论出发，吸收各国公共外交理论的精华，并不断总结提炼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经验，进行富有前瞻的丰富发展，才能逐渐成形。像任何理论一样，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的普遍性既表现于国内，也表现于国际。从国内来说，无论从事公共外交的主体如何不同，客体如何千差万别，涉及的议题如何纷纭复杂，中国公共外交理论都具有指导、说明和提升的功能。从国际来说，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从中国的思想与实践出发，给各国提供参考和借鉴。各国都在从事公共外交，因此各种公共外交理论都有共性;各国公共外交的目标、途径、实践不同，因此各种公共外交理论又有个性。中国公共外交理论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它不仅能丰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外交理论，而且对发达国家的公共外交也会产生互补作用。
         构建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入手，本文试图分析指导理论、构通理论和价值观理论，形成基本的框架。指导理论最为重要，是其他理论的指针。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为解决中国公共外交特定的战略目标而提出，决定中国公共外交的类型、特点和发展途径。指导理论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但是它的原则性和重要性却不会改变。沟通理论是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的主要内容。无论公共外交的主体、客体如何多样，无论采取的方法手段如何变化，它的主要内容总是，让外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交往沟通，减少误解，增加理解，从互相理解走向互相信任 ，为深入而持久的合作奠定根本和牢固的基础。沟通理论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架起心灵沟通的桥梁。从公共外交来看，价值观理论是沟通理论的核心与升华。沟通理论的最高境界是价值观的认同。各国的文化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西方国家之间，文化价值观的侧重也不相同。中华文化早就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价值观体系，不仅与西方文化不同，而且与东方国家也大相径庭。然而，在长期的交往中，各种文化具有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今天在面临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时，只要秉持新的思想理念，价值观认同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二、中国公共外交的指导理论
         公共外交的指导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指导理论是一致的，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的理论对于中国公共外交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考虑到公共外交的对象主要是国外的精英和民众，是心灵情感的接近与沟通，上述理论中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尤其具有针对性。软实力是与硬实力相对应的思想、制度、战略和政策对于国外产生的吸引力、影响力和亲和力，渗透于一切方面，指导硬实力的发展方向。软实力的概念范围广泛，公共外交是软实力建设的内容之一，途径之一，标志之一。[⑧]正如傅莹所说，中国走向大国之路，应该是与软实力建设同步的强国之路，应该更加注重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在软硬实力的转换过程中，公共外交是不可或缺的工具。[⑨]综合以上思想理念，中国公共外交的指导理论可以概括为三条基本理论。
         第一，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公共外交的落脚点是影响和争取民心，促进中国的发展进步和世界的和平繁荣。
1957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⑩]要求中国摆脱“强必称霸”的怪圈，成为新型大国。虽然那时还没有使用公共外交的概念，但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重视官方外交，也非常重视公共外交的前身人民外交。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就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国际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外交的不断开展。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虽然它们并非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但是它们可以发展人民之间的友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成为国际间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因素。[11]
         今天，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思想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具有更加重要和全面的意义。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突飞猛进使得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内外问题交织在一起，难以区隔。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中，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被排在首要地位，正是为了应对新的情况。现代化促进了各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民心民意对于各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一如既往地推动官方外交的发展，同时与时倶进地开展对各国公众的公共外交，使两者互相配合，同步协调，获得最佳的效果。当然，世界人民的利益诉求和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是客观现实，中国公共外交无意也无力抹平多样化，但要在总体上，使得绝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在不同的问题上，争取主流民意赞同和支持中国的立场。局面越是困难，情况越是复杂，越要相信和依靠人民，坚持不懈地开展公共外交。
         第二，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寻求共同利益，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与社会上的不同人物广交朋友，求同存异，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世界民心。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外以冷战思维、零和游戏看待的大有人在。然而，邓小平在“六四风波”后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却说：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12] 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必然，外国干预中国的内政，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但是以意识形态去对付意识形态，以冷战思维去应对冷战思维，只能增加敌意和对抗，不符合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利益。 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意味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主要以和平共处与综合国力竞争的方式体现出来，而不是以战争（热战或冷战）的方式体现。抓住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才能真正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尊重别国的利益，努力寻求互利双赢的途径，就能减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所带来的负面作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将长期存在，坚持公共外交的指导理论应当长期毫不动摇。  
         张闻天曾指出，要同各国各派别的各种人物广交朋友。要同不同思想体系内不同思想观点的人物，寻找思想上的接触点和共同点，实行求同存异的方针。[13] 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后，广交朋友才有更大的可能。无论他们属于左、中、右哪个派别，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草根阶级，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公共外交都应去交流沟通，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努力达致共同观念，为中国的全方位对外友好关系提供不竭的动力。哪怕是右翼保守派，也应当去沟通了解，多做工作，他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对于社会舆论有独特的影响。因此求同存异的方针极其重要，只要在某一方面、某一议题上有共识，就应珍视、培养和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第三，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同时，在中国发挥更大的地区和世界作用时，也增强多样性与统一性结合的意识。
         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发生巨变，长期被掩盖的民族、文化、宗教等矛盾爆发出来，成为世界冲突和战争的原因。西方也出现了“文明冲突论”，以美国的观点解释这一新现象。面对新的挑战，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江泽民多次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14] 中国的观点为联合国主张文化多样性、提倡文明对话的态度做出了贡献，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和有识之士的共识。
         由于更深地融入世界体系，中国将日益发挥更大的地区和全球作用。今后应更加强调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在统一性引导下的多样。人类需要多样性，也需要统一性。过于强调统一性，不能被各国所接受；反之，把特殊性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也会造成不同文化思想交流的巨大障碍，甚至导致文化冲突的危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小组认为，人类已经达到了多样性的极限，没有整合就没有最深远意义上的生长、进化和发展。统一性不是同一性，而是在多样性基础上的飞跃。[15] 各种文化一定会在解决人类共同课题中不断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最后形成许多共识，逐渐增强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中国在坚持自己鲜明的独特性的同时，更应当增强多样性和统一性结合的意识，抓住文化自我更新的机遇，使自己的特殊性更加普遍化，使公共外交事半功倍。
三、中国公共外交的沟通理论
         在开展公共外交时，与外国社会和民众的交流成为主要任务，由此产生了沟通理论的问题。魯毅等人在论述公共外交（原书中使用的概念是“公众外交”）时，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公众外交是为了双向的、平等的国际交流。一方面，它们需要吸收世界上先进的思想、文化和人类创造的各种知识，了解国际局势的变化；另一方面，它们要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并使世界了解它们国家的内外政策与国家的真实状况。”[16] 这是非常正确的观察出发点，较好地说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沟通交往的特点。
         不妨比较美国公共外交的沟通理念。在冷战初期，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要求美新署向国外民众宣传美国政策，说明美国政策符合他们的愿望，促进了解美国社会文化，打击反美宣传。[17] 卡特总统则提出，为了让别国了解美国，美国也要了解其他国家。[18]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强调，美国要推广自由、民主、人权等，支持为民主、自由斗争的人们，接触那些与美国有共同理想的国家和人民，反击宣扬仇美和压迫意识形态的人。[19]无论美国如何去接触和了解其他国家，目的还是要把美国的“普世价值”推向世界，这是与美国文化传统中的“天定使命”一脉相承的。在美国的公共外交中，还有思想之战的重要内容，在冷战时期是与共产主义斗争，而在冷战后打击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才是思想之战的关键。[20]
         在欧洲大国的公共外交中，特别强调“世界范围内的相互理解”（德国），宣传自身文化的同时接受对方文化的“共同协作”。德国在二战结束后一直要求杜绝政治性宣传，避免“单方面的文化输出”，主张“文化价值中立”。然而到1999年，德国外长菲舍尔宣布，“对外文化事业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在促进民主、实现人权等方面，必须表明态度。”在“9·11事件”后，德国领导人指出，要与美国式的单向公共外交划清界限，强调“与伊斯兰世界的对话”。[21] 德国代表了欧洲的态度，主张对话交流，消除偏见，增进相互了解，也可以开展文化协作，但是在推进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上，尽管在方法上不像美国那样咄咄逼人和强加于人，态度也十分鲜明。欧洲和美国一样，在沟通理论中没有向其他文化学习的内容，隐含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论。
         中国在进行公共外交的前身人民外交和民间外交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沟通理论，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1，既要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内外政策，又要学习吸收世界上的先进思想，经验和知识。2，平等待人，不卑不亢。周恩来曾说过，不管是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和棕色人，相互间都应该是平等的。即使将来亚、非、拉后来居上时，我们的态度仍然是平等待之。3，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国主张制度、文明、文化的多样性，与发展中国家相似，但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却来自于中华文化的思想，并经过中国外交的实践。4，实事求是，信守诺言。中国领导人一贯对外国友人讲明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把自己定位于发展中国家。实事求是还表现在根据国际问题的实际状况和是非曲直来作判断。中华文化的言必信、行必果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例如，中国允诺的对外援助也许不是数额最高的，但却真正兑现。5，广交朋友，热情友好。中华文化高度重视人际关系，它也反映到中国外交上面。许多外国友人都说过，一旦成为中国人的朋友，那就是永远的朋友，无论在台上还是失势。
          中国公共外交的沟通理论既吸取了西方的理论如民族平等理论、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又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公共外交的沟通理论应当丰富和发展，有意识地成为比较完整的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它特别应当解决各国所要求而中国尚未完全意识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建立真正广泛深入的跨文化互相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优势，中国政府和领导非常重视学习，号召把中国建成学习型国家，中华民族要成为学习型民族。然而过去比较重视的是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管理和制度，总体是学习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后来也扩大到“亚洲四小龙”等现代化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历史证明，文化一般从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地方传播到社会发展程度低的地方。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大量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思想、制度和文化。中国的现代化并未完成，继续自主地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并且有效地运用于中国，仍然非常必要。由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世界各国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经验、模式和思想、形成了了解和学习中国的热潮。
         那么对于社会现代化程度低于中国的国家，是否就无需学习？将来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接近欧美，是否既无需学习西方，也无需向任何国家学习？如果中国选择无需学习，这将重蹈西方覆辙。“西方中心论”之所以一直无法消除，是因为西方国家率先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而傲视其他民族，许多非西方人也有意无意地沾染了崇拜西方、贬低自己的陋习。其实任何文化都有长处和短处，精华与糟粕，优势与不足，虛怀若谷，兼收并蓄，见贤思齐，才是应有的态度。另一方面，文化传播如日月经天，江河泻地，即使弱势文化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向外散发其影响，而且可能由弱变强。几十年前，谁能预见到今日“韓流”的声势？轻视别国会冒失去未来的风险。不仅中国在还不发达时要学习其他文化，而且到了更加发达时也仍然要坚持学习精神，这样才能掌握其他文化的特点和精髓，促进文化相互理解，达到沟通的目的。
         在过去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更关注向西方文化学习，今后，中国人应当树立全方位学习的思想，更加关注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学习。因为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中国人也遍布世界，去寻求互利双赢的途径。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地区文化的中心，“文化中心主义”在许多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曾写道，中国是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大国，具有绝对性的文化优势，“自诩博大”是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写照，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22] 他批评这种心态会妨碍创新。其实这种态度更会损害中国的形象。大到文化价值观，小到健康的生活习俗，中国人都应当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以便使双向的文化交流真正获得成效。
         第二个问题，跨文化双向交流是公共外交沟通理论的实质内容。当中国要以公共外交去展现自己时，应当摒弃过去的单向“宣传”和“灌输”的概念，实行双向交流、平等交流、欢迎批评、取长补短的沟通方式，以便消除相互误解，增进互相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人民进行交流时，误解是必然产生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本身文化价值观的主导作用。误解是一种与认知客体存在差异的理解，但是误解又是理解过程中的常态。误解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当中国人感到外国人不理解我们时，其实外国人也觉得中国人不理解他们。误解是普遍存在的，并非只针对中国。例如，欧盟委员会贸易代表帕斯卡尔·拉米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后写道：在欧洲与美国之间有一道鸿沟，两者对社会问题的观念是在疏远，而不是互相靠近……这说明加强欧美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已经刻不容缓。他也奇怪，为何双方在享有共同价值观时，还存在着较大的误解。[23] 广泛存在的误解从根本上来源于广义的文化差异，减少文化误解必须是双向的，以单向的“宣传”或“灌输”去消减文化误解，无异缘木求魚。
         有种看法认为，眼见为实，外国人之所以对中国产生误解，是因为他们从未到过中国，只要他们实地考察，就会减少误解。这种看法仍是浅层次的。许多人在实地考察之后，反思了原来的观点，减少了误解。但是，有些人可能在未到中国前抱有很多不符合实际的美好幻想，在“丑陋的现实”面前幻想破灭，出现了“文化冲击”的深层误解，不是不了解事实，而是无法正确理解事实。还有些人先入为主地受到传媒偏见的影响，哪怕是正面的事实，也总是从负面上去理解。罗伯特·杰维斯曾指出，必须进行两方面的思考：（1）思考对方是怎样认识世界的；（2）思考对方对自己的认识与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认识有什么不同。[24] 这样的思考只能通过双向平等交流获得。互相理解的程度越深，公共外交的成效就越大。
         第三个问题，真实和真诚是公共外交沟通理论的基础。公共外交的对话与沟通决不是涂脂抹粉，美化自己，掩饰真相，而应当真实和真诚地说明本国的真实情况、政策意图和发展趋向，使别人理解，产生合作的愿望。哈贝马斯在沟通理论中指出，除了语言表达的可理解性外，沟通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有效性的要求：对客观事态的陈述必须满足真实性的要求，称之为真理性（truth）; 规范调节的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满足正当性要求，即必须平等对话，不把他人作为利用的工具，不以力服人，恃强凌弱，称之为正当性（right）; 主体性的表达必须满足真诚性的要求，即诚心诚意地与对方合作，称之为真诚性（sincerity）。[25] 现代的沟通应当使参与各方都提供理由，为自己辩护，也听取别人反驳的理由。如果需要的话，在时间上是敞开的，不施加外在压力。在空间上是开放的，包括所有的交往主体。当然，语言的可理解性也很重要，这不仅指运用中文或外文表达，而且指互相要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概念和表述。冷战时期的公共外交是意识形态的思想战，为了“克敌制胜”，不得不抛弃真实和真诚，宣扬自己的 “成功”，挫败“敌人”的士气。今天，公共外交要开展心灵的交流，摒弃冷战思维是前提条件。对于恶意攻击、有意曲解当然应当驳斥批判，但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事实胜于雄辩，让谎言无立足之地。驳斥和批判恶意攻击，也应着眼于争取最大多数的人，真实和真诚才能赢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
         第四个问题，建立公共外交沟通理论的实践性标准。公共外交的沟通不仅是促进语言的相互理解，而且要达到行动上的有效性。沟通理论的倡导者哈贝马斯指出：“当我们知道什么使得一个言语行动被接受，我们就理解了它”。[26] 要让别人理解我们，等于他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有效性条件，并承担相应的行为义务。这时承担义务不是出自权力的影响或利益的计算，而是出于理解。这样公共外交的成功与否就具有检验的标准，公共外交的沟通理论就与实践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这个问题过去在对外交流中较少引起注意。中国过去比较重视别人的口头表态，较少注意态度—责任—行为之间的联系。把这三者通过实践联系起来，才能使公共外交不流于形式，不致于热热闹闹地大搞活动，最后却没有任何结果。当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别国的思想时，应当同时思考要承担什么责任，如何行动起来落实责任；在说服别人时，也应当将实践活动考虑进来，使理解促进合作，合作落实到行动上。
四、中国公共外交的价值观理论
         世界上似乎已形成了一种定论，认为中国的价值观与世界各国皆不相同。其论据是，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专制主义”国家，中国人是不信仰宗教的“另类”，在快速经济发展中中国已失落了文化。可见，建立中国公共外交的价值观理论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助于消除国外的偏见，使中国找到与各国进行文化价值观对话与认同的平台，为中国与各国的合作奠定持久而深刻的基础。
         中国的立场是坚持文化多样性。然而，文化多样性并没有解决深层价值观的矛盾。它仍然无法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接受文化多样性时，它们还在强调与中国的价值观不同？为什么世界各国对西方提出的“普世价值观”观点非常分歧？这恰恰说明，中国公共外交的价值观理论应当从文化多样性再向前推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批新兴民族国家进入了国际舞台，新中国也是其中之一。民族国家强调内部的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各国政府尤其鼓励“国家—民族”，如“印度民族”、“中华民族”、“土耳其民族”等。但是，一个国家内具有多种民族和一个民族跨国分布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文化多样性不仅对外有效，对内也应受到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利用和动员文化多样性却具有破坏性，不仅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冲突和内战，也溢出到地区导致更大范围的不稳和动荡。中国公共外交的价值观理论必须正视这个矛盾，处理好文化多样性对内与对外的问题，才能动员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为公共外交出力。
         文化多样性强调各种文化一律平等，但仅有这点还不够，还不能提供中国公共外交对各种事物形成判断的标准。中国外交的原则之一是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政策，如何判断是非曲直，显然要使用价值观判断。每一种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长处与不足，有时它们混合在一起难以分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给予同情和支持，但不能由此对于某些国家存在的贫富悬殊、腐败、溺婴、残害妇女等丑陋现象也加以默认。这与公共外交要加强中国道义上的说服力是背道而驰的。
         西方国家的“文化中心主义”目前已经改头换面，以“普世价值观”出现。它认为，虽然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产生于西方，但它们不是西方价值观，而是“普世价值观”。格兰汉姆·富勒写道，“事实上，西方政治价值观基本上是普遍适用的，不可避免地将得到广泛传播，这一事实不容否认。”[27] “普世价值观”使用的是宗教性的语言，似乎是无庸置疑，放之四海而皆准，谁要提出异议，不全盘照收，就被打入“另类”。问题在于，西方国家掌握了话语权，其观点成为国际主导，连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也不由自主地接受了它。“普世价值观”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人们自然提出问题，为什么只有西方文化价值观才是“普世价值观”，其他文化都不是“普世价值观”，归根结底仍是西方文化优越论，把世界其他文化视为低等，只不过披了一件外衣来掩饰。如何提出中国的理论，来廓清“普世价值观”的迷障，对顺利开展公共外交至关重要。
         中国公共外交的价值观理论应当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发展，变为提倡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其基本原则如下：1、世界各种文化都有存在的意义，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理解，共同合作。2、世界各种文化都有潜力和可能为人类贡献优秀价值观，最终形成人类共享价值观，或曰人类共同价值观。3、一种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在传播过程中必然发生变化，以适应其他文化的背景和需要，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刻，可将其视为人类共同创造的过程。4、要把为人类贡献优秀价值观的潜力变为能力，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各种文化必须先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现代化的提炼，然后进行世界性的传播。5、形成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需要长时期的努力，它与国际关系从争夺为主转型为合作为主密切相关，也与消除冷战思维、零和竞争有关。
         提倡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能够较好地解决文化多样性还不能解决的难题。首先，它能促进国内多元文化与价值观认同之间的矛盾。既然在世界各种文化之间都要建设共同价值观，那么在民族国家之内，就更应当这样做，也更容易取得成功。大多数民族国家都由多民族构成，但也共同成为国家—民族，如美国民族、印度民族、中华民族等。国内各民族都贡献出优秀文化价值观，互相学习借鉴，吸收融合，形成更高层面的国家—民族共创共享价值观。中国正在建设核心价值观体系，如果从这一角度入手，定会得到各民族更大的认同。
         其次，它有助于解决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自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如何看待和对待西方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命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追寻现代化目标，不断向西方学习，包括学习优秀价值观，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了。然而，中国文化的命运就是与西方文化趋同吗？显然，大多数中国人不同意，但也困惑中国文化会走向何方。可以说，西方文化已经向世界贡献了优秀价值观，而且最早实现了文化现代化和世界性的文化传播。西方文化优秀价值观是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它在几百年的世界传播中，许多国家都结合自己的文化和国情丰富和发展了它。许多现代化成功的国家，恰恰是将西方文化与本国文化结合较好的典型，与此同时也传承发扬了本国文化。这说明西方文化价值观像其他文化价值观一样具有“普适性”，但决不拥有宗教性的“普世性”。那些生搬硬套西方经验的国家基本上都失败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国际作用的增强，现在到了中华文化向世界贡献优秀价值观的时候了，向西方文化学习不是为了“西化”，而是“化西”，促使中华文化提炼升华。
         最后，它有助于中国处理与非西方文化的关系。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来自于所有文化，中国应当向所有文化学习借鉴其优秀价值观，同时也贡献出自己的优秀价值观。这会从根本上巩固与加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且能打破西方“普世价值观”所造成的障碍。中国过去在文化上重视发展中国家不够，因此在这个领域内开展公共外交的空间非常广阔。
         在倡导共创共享价值观时，中国应当贡献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体系，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中华文化的智慧，在国际政治方面特别应当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和谐、共贏等价值观。
         和平、发展、合作的价值观并非中国所特有，然而中国可以从中华文化的特点出发，总结中国实践经验，为它们注入新的内涵。由于长期受到战争的蹂躏，欧洲人发展出了和平主义思想，其最高表现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实践则是欧盟对于和平的维护。印度的和平理念来自于宗教思想，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中华文化中的和平理念更多地从社会伦理角度思考，如墨子的非攻、兼爱，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这个角度在今天各国人民的交往中，尤其值得思考。发展并非中国首创的价值观，它来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把发展作为战略的核心目标，使得13亿人口的中国发生了巨变，成为世界发展的典范。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定为时代主题，后来又定为时代主流，从更高层面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现在中国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文明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西方传统理论中，发展主要适用于不发达社会。然而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奥巴马政府将发展列入了其战略目标，欧洲各国也在研究发展问题，可见这一价值观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曾掀起过“合作论”的高潮。基欧汉等美国专家强调合作包含冲突，反映克服冲突的努力和成功。[28] 必须保障合作的机制化。[29] 未来比现更在重要，合作有利于稳定将来的关系。改变互动激励机制，使其更持久而顺利。[30] 中华文化重视社会人伦之间的合作关系。现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探寻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道路，对于各国将有启示作用。
         和谐是中国所倡导的独特的价值观，目前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然而，各国对于和谐的理解极不相同。有人认为，和谐即无冲突社会，是乌托邦。有人认为“实现和谐，就无需合作”。[31] 这提醒我们，由于不同文化对和谐的认识不同，在塑造和形成共同价值观时，应当考虑到不同的概念和理解，一方面寻找认识上的共同点和结合点，另一方面将中国的概念和理解的独特性介绍出来。在各种文化中，和谐都是一种高级的理想境界，国际关系的和谐将减少矛盾和冲突，使人类享受更美好的生活。这可以是认识上的共同点和结合点，至少大多数人不会反对和谐而主张冲突。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之中，“和而不同”十分重要。和谐不等于无差异，而有差异就会有矛盾。然而，包容宽容，求同存异，中国对于和谐的理解比西方文化更加宽泛。在中华文化中，和谐仍需各方付出努力，增强合作，仍要不断调整政策和协商谈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设想，和谐的过程有不同的阶段，由低而高，逐渐达到更高层次。西方文化只以利益的一致认识和谐，而在中华文化中，和谐还包括认识上、心理上的接近或一致，不仅仅在利益层面上。把这些综合起来，可以丰富“和谐世界”、和谐价值观的内涵，使它更能被世人所接受。
         共赢也是中国倡导的价值观。现实主义理论主张将国家利益最大化，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做，必定会造成利益冲突甚至战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要求探索共赢途径，这就必须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时也顾及别国的利益，在考虑当前利益时也注意人类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在双边探索时也关照多边的需求和感受。共赢能使各国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可能的成功。和平、发展、合作、和谐，只有在各方共赢时才能实现。 

文献来源：《2010年上海社科年会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