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考察分析2011年全球有惊无险且可控的纷乱局面的基础上，深入地探讨当代国际体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当代国际体系所经历的重大转型对此局面的作用与影响。认为当代国际格局的无极多元化发展既是导致2011年世界乱局的重要原因，也为治理这样的乱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以致2011年的全球大乱局有惊而无险，而所有的这一切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冲击作用。

        2011年刚刚过去，纵观这21世纪第2个十年的第一年真可谓是乱象丛生，危情不断。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将2011年与2001年相提并论，因为发生在这两个年份的大事，不论是2001年的“9.11”事件，还是2011年的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轰动全球的大事件——从阿拉伯之春到伦敦之夏，再到由占领华尔街开始而形成的华盛顿之秋等，都是对整个21世纪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本文为此拟从梳理2011年的乱局以及分析乱局的可控性入手，探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国际格局（结构）演变对当下世界危情与治理的作用与影响。         2010年年底在北非的一隅——突尼斯发生了当时并不十分起眼事件，但是恰恰就是这一事件引燃了2011年举世瞩目的“阿拉伯之春”。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西迪布吉德一名摆摊贩卖水果蔬菜的青年，26岁大学毕业生布瓦吉吉因受到执法人员暴力对待，在当地政府门口自焚，该极端的事件迅速引起全国性的民众抗议示威。在民众示威的强大压力之下，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并流亡国外。突尼斯民众抗议活动的成功迅速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世界引起连锁反应，“阿拉伯之春”的火焰由此蔓延——埃及、也门、巴林、利比亚和叙利亚先后爆发旨在推翻专制政府的大规模群众性示威运动，其中有的国家结局明朗，有的则依然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
        就在“阿拉伯之春”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非洲大陆从东非的苏丹、索马里到西非的科特迪瓦、几内亚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乱局，只是因为“阿拉伯之春”过于炫目而似乎不是很引人注意。然而，7月22日在一向和平安逸的北欧国家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及郊外于特小岛先后发生的导致90余人死亡的爆炸和枪击事件，以及8月6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开始，随后蔓延至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英格兰大城市的骚乱事件则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正在人们因此而开始感到2011年的动荡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的时候，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就国家债务上限以及削减赤字问题的所展开的激烈争斗，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丧失3A主权信用评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不仅救助希腊的方案久拖不决，而且欧盟内的第四大经济体意大利也开始陷入债务危机，欧元区的前景乃至欧盟的前景由此而顿现灰暗，于是乎全球的注意力几乎完全地转向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更有甚者，美国民众于9月17日美国宪法日当天发起了“占领华尔街”和平抗议活动，矛头直指华尔街的“贪婪”、金融系统的弊病、财富分配的不公，即经济增长的好处流向上层1%的人群而99%的人群则收入下降等等社会问题。抗议活动迅速向美国各大城市和加拿大温哥华、英国伦敦、德国法兰克福、澳大利亚墨尔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蔓延。2011所发生的这一切真真切切地凸显出怎一个“乱”字了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世界各地乃至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的乱局却并未导致全球形势的完全失控。首先，在一定程度上2011年的世界似乎依然按照联合国人类安全研究项目所发布的《2009至2010年人类安全报告》所指出的轨迹发展和演变。这份发布于2010年年底的报告指出：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冲突明显减少，本世纪发生的国际冲突年均不到一起，而上世纪50年代每年发生的冲突有六起，同时冲突死亡人数也比冷战时期也大大减少。另一方面，以国家为基础的武装冲突——即交战各方中有一方为政府的战争，其中包括内战——自冷战终结后也大为减少，但是这类武装冲突数量的下降却从2003年起发生改变，呈不断上升的状态，尽管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峰值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并且这类冲突的死亡人数也相对较少。[1]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 2011年所发生的国际冲突仅为4月22日至29日柬埔寨和泰国两国军队在有争议的达曼寺和达格罗贝寺地区的交火。这次柬泰两国间的武装冲突双方仅16余人死亡，相比较而言，利比亚战争虽然有北约的介入，但是就战争的性质而言却是一场内战，而这场内战造成的死亡人数据路透社公布的数据则高达6000人。在一个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世界上，国际冲突数量的减少，国际冲突烈度和深度的降低，显然有利于生活在21世纪初的人们控制全球性乱局。与20世纪的10年代相比，21世纪10年代初的世界性乱局相对可控。迄今为止和平、发展与合作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今天的世界乱局不会像20世纪初的乱局那样，最终导致世界秩序的彻底崩溃而引爆世界大战。
        其次，虽然2011年的确全球乱象丛生，危情四起，并且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美欧纷乱不断，社会动荡，但是全球的经济形势却并没有因此而严重恶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仍将达到4%（见下表），虽然比2010年5.1%的增长要低一个多百分点，但是却比2009年的负增长要高得多。这也就是说世界经济至少在2011的乱局之年没有出现所谓的第二次探底。不仅如此，就目前全球经济形势而言，2012年的世界经济似乎也不会出现二次探底，其增长幅度预计可能与2011年相仿。世界经济能在2011乃至2012保持增长其中的重要原因当然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保持6%以上的增长，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为此做出了贡献，或至少没有给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拖后腿。据欧盟委员11月份的预测，虽然欧元区遭遇严重的债务危机，但是2011年欧盟的总体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6%，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3个月前的预计相同，而令人瞩目的是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2011年经济增长将达到2.9%。[2] 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局也在11月1日发布的预测报告说，2011年全年美国经济增幅将为1.7%，这一数字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前预计的1.6%超出了零点一个百分点。[3]
        最后，我们再从社会层面看，2011年的全球性乱局虽然使得相当部分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动荡不宁，但是这样的社会动荡没有导致整个国际社会的失范。就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动荡而言，目前除了中东的叙利亚、也门依然局势不稳，前景不明之外，“阿拉伯之春”的其他国家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在政权更迭之后基本进入了由乱到治的发展轨道，尽管前进的道路很不平坦。至于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则基本在法治的范围之内得到控制，没有引起普遍的社会革命。不论是英国的骚乱还是挪威的枪击事件都在两国的法制范围内得到解决。枪击事件之后，挪威20万民众在奥斯陆市区手举各色玫瑰花，举行鲜花游行，以纪念遇难者，并传播善良和爱，而国际社会则对事件中遇难者表示哀悼与同情并谴责这一事件。由美国兴起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各大城市扩散的“占领”抗议活动的主体诉求是社会改良而不是社会革命。这一切从一个侧面说明2011年在发达国家出现的社会动荡基本是可控的，虽然其规模和范围确实是近年来所罕见的。         面对2011年世界所陷入的既大且广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惊无险且可控的纷乱局面，人们不禁要问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对此问题的回答自然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似乎从当代国际体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或从当代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的重大转型之中寻找根源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所谓国际体系是指由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国际行为体（单元）按照一定的结构（格局）而组成的集合体或整体，其主要的特征为单元不是按等级的方式排列，而是相互之间处于无序或无政府状态。凡是稍稍学过一些国际关系学的人士一般都知道，当代国际体系是从肇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欧洲现代主权国家国际体系发展而来的。在传统上，主权国家当然主要是大国为构成国际体系的决定性行为体，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由此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由相互作用的大国这一类型相同的行为体通过所建构的国际格局（结构）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在传统上，国际格局便是指主权国家（主要是大国）在一定时期所形成的结构状态，反映出大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而特定的国际格局则对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的稳定、动荡、和谐、冲突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通常运用“极”的概念来分析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发展。“极”就是指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里具有支配能力的大国。
        纵观整个现代国际体系的发展历史，多极的国际格局占据着相当长的时间。从17世纪自20世纪中叶，国际体系的结构层次，也就是国际格局始终维持着由数个欧美大国为主导的多极状态。当时的国际体系是随着多极国际格局中欧美大国均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多极国际格局为美苏争霸的两极国际格局所取代，但两极国际格局仅持续了40余年便于90年代初因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终结。冷战终结之后，决定当代国际体系走向的国际格局何去何从成为中外国际关系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相当部分的美国学者认为由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因苏联的解体而形成，而中国学者则认为多极化是当代国际格局发展的方向。然而，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客观发展实际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显示出，当代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似乎既非单极化也不是多极化，而是向着无极多元化的方向转型。这也就意味着，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转型具有下述两个方面的信特点：（1）影响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国家行为体的数量大增并且分布面覆盖全球；（2）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影响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正是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这两个重要特征不仅阻止了两极国际格局之后的单极世界的形成，也决定了传统多极国际格局的风光不会再现。
        我们先来分析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第一方面特征。毫无疑问，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其他大国的崛起（rise of the rest）”，或我们通常所说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谈到“其他大国”或“新兴大国”一般都会联想到美国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在21世纪出提出的“金砖四国”（BRIC）的概念，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新兴的大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多。[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金砖四国”之外，南非也迅速崛起并在2011年加入原有的“金砖四国”峰会机制。“金砖四国”由此而成为“金砖五国”（BRICS）。更有甚者，在2005年高盛集团又提出“新钻十一国（Next-11，简称N-11）”概念，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认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成长潜力仅次于“金砖四国”，并且也将对全球经济乃至政治事务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日本学者门仓贵史则提出“展望五国（VISTA）”概念，即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总之当代国际体系中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的数量及其所覆盖的地缘是前所未有的。
        当代国际体系中新兴国家的地缘广泛和数量倍增的群体性崛起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产生直接的影响。首先，传统国际体系的核心和边缘的结构发生变化。传统上处于核心区域的欧美大国和日本等再也不能单独主导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原先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新兴大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与原有的大国一起共同影响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由此，长期以来以西方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便开始向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国际体系转型。其次，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建构国际格局的大国数量激增，以至于当代国际体系在结构层面也就是当代国际格局很难再显示出传统的多极局面。过去以欧美大国为核心的多极国际格局一般由为数不多的力量中心——大国所建构，比如十八世纪的西、葡、英、法、荷，十九世纪的英、法、奥、俄和后起的美、德以及日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法、美、德、意、日和苏联等。现在全球性国际格局因非西方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而出现近30个的力量中心。常言道：多中心即无中心，如此众多的力量中心必然很难构成传统的多极国际格局以致当代国际体系很自然地向着无极化发展。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行为体的多元化或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影响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导致多极国际格局难以形成的更直接原因。我们都知道，现代主权国家国际体系是从中世纪欧洲的多元封建体制发展而来，很有意思的是，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转型具有越来越多的中世纪欧洲的特征。
        1.当代国际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体日益多元化。与以主权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体系不同，中世纪欧洲的权力结构是多元而重叠的，帝国、王国、公国、各级封建领地、城市，乃至教会、行会等都拥有各自的强大权力并相互发生作用。与此相类似的是，在当代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推动下，现实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正在向多元和重叠回归，除了国家之外，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现代城市甚至具有影响力的个人等都开始具备影响当代国际体系走向的能力。按照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的说法：“今天国家已不是唯一拥有权力的行为体，在其之上有区域和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其之下有民间武装分子，在其之旁则有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5]
        2.当代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下降而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在中世纪欧洲，国家的地位与现代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的至尊地位和绝对作用不可同日而语，而恰恰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当代主权民族国家的这种地位和作用遭到了巨大挑战。在当今世界，国家即便是大国甚至超级大国在处理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时往往显得太小，而在应对与全球化同时并存的分散化所带来的地方性问题时则又显得太大，因此，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国家除了需要相互间进行合作以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之外，还必须与非国家行为体协调，因为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等的地位和作用在正经历转型的当代国际体系中日益上升。由于国际关系学中“极”的概念指的是以国家为单元的力量中心，因此当非国家行为体成为直接影响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单元之后，多极的国际格局自然会导致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多元行为体互动的世界格局。
        3.当代国际体系中人们的效忠再度多元化。生活在中世纪欧洲的人们并没有单独效忠国家的观念，由于政治单元的多元化，人们可以在向某个领主宣誓效忠的同时，也向某个教会效忠，甚至可以向其他领主效忠。毫无疑问，现代主权国家国际体系的产生打破了人们的这种多元效忠，形成了忠于主权国家的单一效忠。然而，随着当代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多元化变化，虽然主权国家依然是人们主要的效忠对象，但是人们还会同时对某些超越国家的具有特定价值的组织或团体（非国家行为体）效忠。欧盟成员国公民中的欧洲派人士对欧盟的效忠，以及跨国环保组织成员对自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效忠就是这种多元效忠的表现。这种多元效忠的产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正向无极多元化发展。          十分明显，当今世界这种向无极多元方向发展演变的客观现实是造成2011年全球乱象丛生且又有惊无险的直接原因。首先，当代国际体系向无极多元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以国家为主体的力量中心不断地向全球东西南北分散，即处于权力核心区域的现有大国的权力向原先处于边缘或半边缘的新兴大国转移。但是，新兴大国却并没有因此而取代现存大国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核心。在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现存大国虽然遭受一定程度的权力转移，但却没有被新兴大国所取代，其中超级大国美国的权力优势依然还存在。就如英国学者约翰•齐普曼曾经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极世界之中。美国的权力既强大到能设定国际行动日程，但又软弱得无法有效地在全球执行这样的议程。其他强权无论是国家还是次国家都有力量足以对抗美国的日程，但是却又无力塑造有吸引力的替代品或推行一不受外界影响而能持久的地区日程。”[6] 在全球性权力不断分散的无极多元世界中，各大国单独向国际体系提供有利于稳定局势的公共物品的意愿比单极、两极或多极世界中各大国的意愿要小得多，因此纷纷乱局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次，当代国际格局的无极多元化是与资本主义核心区域的美欧力量下降相互联系的。这就使得当代国际体系转型对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冲击十分强烈，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动荡由此而在所难免。更有甚者，在应对这种由国际体系重大转型而造成的社会动荡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管理机制却越来越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为应对国际体系转型带来的国内社会的矛盾，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党派对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极端保守势力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美国的茶党崛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反映，而挪威的枪击事件则应该是西方极右翼保守势力影响陡增的间接表现。也正是在诸种社会矛盾日益激烈而现存的管理制度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形势下，占领华尔街的社会抗议活动形成了，并且迅速地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扩展。
        再次，尽管造成国际格局无极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根源之一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但是无极多元世界的形成过程又反过来促进全球化加速发展。商品、资本、人员、电子邮件、电视和电台信号、武器、毒品、病毒、温室气体等的跨国流动因此而速度更快、体量更大，全球化对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双刃剑作用也表现的更为充分。国家因控制所有这一切的跨境流动方面的能力不足而影响力日益下降，而非国家行为体则因为本身就是这一切跨境流动的推动者而影响力日增。这相互间的一增一减导致产生世界局势的不稳定，因为全球化对世界所形成的负面的影响如环境恶化、气候变化、毒品泛滥、传染病跨界流行等变得更难以控制。
        最后，尽管当代国际体系正经历广泛、深刻的转型，但是国际体系与生俱来的无政府状态则并未因此而改变。这就意味着，虽然影响当代国际体系的单元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单元的多元化和结构的无极化，但是当代国际格局的无政府本质却依旧不变，国家行为体依然拥有主权，非国家行为体相互之间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也没有建立起等级制度和结构。不仅如此，大国数量激增、国家能力下降、行为体单元多元、多元效忠形成等都导致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显得更为无序，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更为复杂多变。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整个世界不断地呈现纷乱局面也就十分易于理解了。         无极多元世界形成的过程是导致2011乱局的重要原因，但是同时却也为治理这样的乱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全球治理在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发挥着稳定局势的作用，而国际格局的无极多元化则为全球治理的形成、发展和发挥影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治理是指将人类行为引向集体行动的社会功能，这样的集体行动能导致对社会有利无害的结局。人类建立治理体系是为了解决一系列社会需求。这些需求包括提供公共物品（比如提供安全保障），避免公害物品（例如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或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退化）等。而全球治理则是指在全球化环境中，从全球、区域、国家到地方层次所形成并得到承认的一系列原则、规范、规则和过程，这些原则、规范、规则和过程能提供值得接受的公共行为标准和集体行动，并随之能充分地提供社会行为的一致性。这样的治理过程，不一定完全由政府来实施，国际组织、私人企业、企业联合会、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会等都会参与其中。要言之：全球治理是多层面和多行为体（包括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应对全球性问题、处理全球性和区域性事务的集体行动。
        毫无疑问，由于全球治理是建立在多元行为体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国际格局无极多元化对全球治理的开展十分有利。或者换句话说，正是世界的无极多元化为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建构纵横交错的全球治理网络提供的了条件。非国家行为体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和国家地位的相对下降使得两者能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如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全球和区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能源和粮食安全、跨国犯罪与毒品走私、传染性疾病的全球性扩散、以及人权保护等。应当承认，联合国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国际政府间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在2011年应对“阿拉伯之春”的动荡时相当好地协调了大国的行动，使这场乱局限定在一定的范围而没有升级或扩散为国际性的冲突或世界性的政治危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的协调对全球治理的促进作用。此外，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司经常通过诸如达沃斯经济论坛的机制与国家相互协调以应对各种全球经济问题，而国际非政府组织则往往能通过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来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但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诸种作用往往需要通过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最终行为来体现，尽管不能否认的是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家的行为越来越明显地受到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形成无极多元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以及由此而导致具有影响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大国数量成倍增加，因此，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大国即使是超级大国也很难通过单边甚至双边的途径谋求国家利益，更不用说以此来处理和解决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了。于是乎，在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不论是现有的大国还是新兴大国都更愿意通过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运用国际合作机制和多边协调来谋求国家利益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世界上，如果没有8国集团峰会、20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集团峰会、美欧领导人峰会、亚欧领导人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等一系列大国合作的全球治理机制，那么任何大国都无法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同时也无法真正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可以这样认为真是因为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现存大国和新兴大国能通过大国协调机制携手参与全球治理，2011年的世界经济才能在面临诸如欧盟债务危机严峻挑战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增长，全球的危情才能通过治理的途径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国际格局的无极多元化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全球治理的成效则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所谓公民社会一般是指现代世界体系中个人之上，国家之下但相对独立于国家与市场的公民结社和活动领域，而全球公民社会则是指在当代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公民社会跨越国界向全球层面发展而形成的跨国结社或活动的社会领域，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社会运动、全球公民网络等都是其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国家地位的下降，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上升紧密相关的。同时，跨国公民社会就是通过参与全球治理而不断地克服因国家和市场双重失灵而造成的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从占领华尔街开始而在发达国家中普遍蔓延的“占领”运动就是全球公民社会运动的一个部分，从表面看这样的运动造成了2011年世界的乱局，但是在本质上正是这样的全球公民社会运动在帮助调整当今世界体系中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者关系，促使国家和市场回归理性。由此可见，2011年全球相当部分的乱局的另一面恰恰就是无极多元世界中实现全球治理的一种过程。这可能就是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辩证法，而我们当代的国际政治、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们是否应当学学这样的历史辩证法？

文献来源：《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