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发展需要，不断更新对时代的认识，牢牢把握国际形势的主要矛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鲜明的时代观。党的时代观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即努力争取和平，尽量制止或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同时做好战争爆发的准备。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末，这个阶段党对时代的认识逐渐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过渡。第三阶段始自新世纪，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党在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实现了认识上的巨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领导中国外交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果，彻底扭转了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局面，同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发展需要，不断更新对时代的认识，牢牢把握国际形势的主要矛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鲜明的时代观。尽管也存在着一些挫折和反复，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能够抓住历史发展的主流，抓住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矛盾，确保了中国外交正确的方向。根据主要矛盾来分析国际局势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外交方面的时代观上的主要线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来，党的时代观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即努力争取和平，尽量制止或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同时做好战争爆发的准备。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末，这个阶段党对时代的认识逐渐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过渡。第三阶段始自新世纪，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党在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实现了认识上的巨大飞跃。

一、战争与革命时代观的主要特点和趋向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到70年代，“战争与革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时代观中的关键词。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党的任务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实际出发，其指导思想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总体而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对外交往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时代观基本有以下两大趋向和特点。

        首先，这种时代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如果说研究新中国外交史有民族主义外交和革命外交两条线索的话，[①]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条逐渐从革命外交向民族主义外交回归的过程。或者换言之，在党的对外交往史和新中国的外交史上，虽然这两种因素总是同时存在，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者的分量是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参加到了建党的过程之中。1922年，中共“二大”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意味着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此，在党的幼年时期，党的时代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的大背景和前提。正如中共二大在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写道的那样，“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②]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国际问题，带着明显的阶级分析的烙印，认为这个世界分为帝国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两大世界，而苏俄是后者的当然代表和领袖。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中是这么写的，“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③]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文献中，类似的阐述比比皆是。

        但是由于共产国际远离中国革命实践，难以真正了解中国特殊国情，又因为深受苏联的影响，难以完全从客观的角度出发看待中国革命，因此在帮助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同时，犯了许多严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例如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国际外交，建立反日联合阵线方面，因受到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重要影响，较长时间未能制定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仍然紧跟苏联或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往往使自己在政治斗争中陷于被动”。[④]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应该说党并没有明确的外交概念，这一方面是因为党还没有夺取国家政权，另外一方面也与党将自己定位在世界无产阶级阵营内有关，对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持一种比较排斥的态度。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理论上的成熟，随着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相结合道路上的探索日益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加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组建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多地争取国际上的帮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开始探索独立自主的原则，在许多问题上不再跟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政策。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中首先肯定和感谢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帮助和积极作用，但是同时指出，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因为在当前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⑤]四十年代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尝试为党在建国后的外交初步积累了经验，也为建国之后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新中国奉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对派。”[⑥]而且在实行“一边倒”的时候，毛泽东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⑦]

        其次，这种时代观经历了一种从革命主义的激情趋向于现实主义的理性的过程，或者说从斗争哲学转向外交哲学。从根本而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根植于对立两分的阶级分析方法，侧重于改变现状，而外交更多意味着是策略和妥协，侧重的是对现实的力量对比的分析和判断。

         在这个历史时期，斗争哲学相对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外交政策上就首先表现为对国际形势评估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上。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断言，“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⑧]二战结束后，特别是新中国家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更加积极。1957年，毛泽东作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⑨]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样体现在对战争的大无畏态度上，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不要战争，但也不怕大打，“要打就打”，“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⑩]这种从长远和根本着眼的观点虽然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潮流，但是由于忽视了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容易采取超出自己能力的大跃进政策。

        斗争哲学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以意识形态来进行划线，以所处阵营来区别敌我。从抗战时期开始，组建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顾名思义，统一战线其实反映的还是一种斗争的哲学，“是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设计出来的，其形在和，意却在战”。[11]究其根本，当时的统一战线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敌友关系的转换问题，说到底，这都是建立在敌友区分的基础之上。这种敌友的区分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毛泽东看来，同样是团结，但是亲疏远近是不一样的，其中首先是“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其次“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最后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12]

        由于斗争哲学的影响，由于对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左的偏差，中国外交在这一时期走了一些弯路，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向理性和务实的外交哲学的过渡已经初见端倪。例如在对国际力量的划分上，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从50年代末就已经有所变化，不再完全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1958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时，对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作了修正，认为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在亚非拉地区还会出现许多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持中立的第三种立场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13]从中间地带到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也反映出党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再是截然的一分为二。又如在支持发展中国家革命的问题上，1965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中坦言，中国不支持革命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14]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意识形态和实际外交政策行动上的差距，虽然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国仍然要坚持过去的方针，但是在具体的外交行为上不得不考虑到中国实际的能力限制。

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提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外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契机。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根据中国自身经济建设的需要，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适时调整了对时代观的看法，作出了当前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科学判断。这种认识上的飞跃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的重要成果，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调整。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在认识上是逐步明确的。

        （一）在对和平问题认识上的突破

         从70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方针的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重心开始逐步转移到国内经济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越来越认识到，必须尽快摆脱过去“战争与革命”时代观的束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只有自身实力发展了，才能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对和平问题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经历了从主观愿望到客观科学判断的飞跃。

        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到过去时代观的影响，邓小平对战争是否避免这个问题还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只是强调对和平的信心和避免战争的努力。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15]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著名讲话中指出：“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16]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日益准确和深刻，认为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在增长，对于国际形势的认识越来越趋于乐观。邓小平反思道：“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7]进而他又提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8]

        随着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认识突破，邓小平对于时代观的思考也趋于全面，最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这种认识上的重大转变，最先酝酿于1984年至1985年间。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19]同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进一步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20]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再次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1]至此，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观念基本形成。

        （二）意义与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令世人瞩目，中国的外交成就卓著，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与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观的提出、确立和发展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艺术的不断完善，它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与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外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营造了有利的环境，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有效维护了国际稳定与安全，促进了世界的发展与和平,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中国特有的贡献。

        1、为国内一心一意谋发展奠定了基础，保障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外交服从于国内建设大局，这是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原则，早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反复强调，中国还很落后，实力还很弱，需要抓紧时间争取和平，努力搞好国内的经济建设，但是国内建设始终受到备战的影响，这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左倾”思想比较严重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正是因为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70年代末开始转变了对时代的根本看法，逐步确立了“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指导思想，才有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和互相促进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的主观认识和国际形势的客观发展逐渐结合的过程。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更为全面和深入，对时代观的把握更加准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自信日益增强，也更坚定了对和平发展的信念。

        正是由于和平和发展主题的确立，中国外交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任务更加明确，就是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既包括努力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塑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也包括积极拓展各种国际交流渠道，为中国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便利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的开放程度日益提高，无论是官方来往还是民间交流，数量大大增多，层次不断提高，领域持续扩展。

        2、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

        和平和发展主题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对国际体系看法的根本转折，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对国际和平的总体看法帮助中国放弃了对抗的旧思维，消除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消极影响，使中国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平等地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实现了从体系的革命者到体系维护者的身份转变。在和平的主题下，中国逐渐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在发展的主旋律下，中国外交在服务于国内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内的改革，带动了国内思想观念和体制的变革，加快了国际化、一体化的步伐，使国际和国内的联动态势日趋突出。以入世为例，“入世”的成果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经济利益的增长上，而且体现在对中国建设规范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方面发挥的关键性的作用上。为了适应世贸的规则，中国展开最大规模的“变法”，“实施规则不但符合世贸组织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抓住这一契机进行大规模的法律修改和制度调整，不仅受到了世贸组织及其成员的高度评价，而且中国法律建设的各个层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22]发展的主题帮助中国在法律、规范、理念等方面与世界进一步接轨，使中国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3、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

        随着和平与发展主题的确立，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更加坚定，行动更加积极。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推动重大地区冲突的公正、合理解决作出了中国特有的贡献。

        中国一贯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自重返联合国之后，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更负有重要的责任。80年代，中国视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为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坚决与之进行斗争。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关系全球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的解决进程之中，从过去的临时参与到现在的机制化参与，从被邀请到主动倡导，从地区性问题向全球性问题扩展。中国是目前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截至201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90年以来共参加1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17390人次，9名维和官兵在执行任务中牺牲。[23]中国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价值：世界许多重大问题的政治解决都离不开中国，也绕不开中国。

         中国坚持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国家统一和国际争端问题，有理有利有节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在国际上与“台独”、“藏独”、“东突”等分裂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周边利用各种地区多边机制协调与邻国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维护了周边安全和稳定；积极参与各种国际规则的谈判与制定，努力维护中国在政治、安全、经贸、人权、卫生、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切身利益。

        4、支持多极化发展，推动大国合作

        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运筹大国关系，推动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大国的合作对于国际体系的未来显得更加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平衡发展和各大国的关系。冷战结束后，面对后冷战初期国际格局的变化，多极化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判断和政策主张。邓小平同志早在1990年就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24]

        在多极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外交抓住大国关系中合作面占主导的有利机会因势利导，加强同各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大力推动大国关系调整朝着有利于反对单边主义，有利于多极化趋势、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方向发展。中国不仅重视和大国的双边合作，而且开始重视在国际多边场合的合作。中国通过参加国际多边合作，协调了大国之间的立场，有效促进了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增长，从而为减少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推动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条件。

        5、巩固了传统友谊，带动发展中国家一起进步

        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对于和平和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认识，正是中国基于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一员这一点出发的。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发展问题，既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历史机遇，也是双方共同面临的历史使命。

        进入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在政治上，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在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声援，团结合作，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在巩固传统友谊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中国的发展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分量，代表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展权益。在经济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首选。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中国的发展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机遇。中国坚持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继续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此外，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给许多发展中国家以鼓舞，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时代观认识上的新飞跃

        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发展，面对中国外交面临的时代挑战，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用和平和发展时代观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外延和内涵，不断实现认识上的飞跃。在2005年4月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期间，胡锦涛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随后他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更为系统地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和谐世界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和平与发展理念的总结和概括，也是中国外交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一）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国际主义理想在新时期的一种超越和复兴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进步与发展，追求全人类的解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目标，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理想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虽然在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下，现实主义的考虑一度占据了上风，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过国际主义的追求。但是与建党初期的国际主义理想相比，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实力科学判断基础上的，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首先，和谐世界是对和平与发展的升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正如胡锦涛指出的那样，“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25]这种认识的取得不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更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实践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外交理论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

        其次，和谐世界的理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更宏大、更长远的全球视野，反映出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和谐世界从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出发，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和国家利益，超越了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思维。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孤立地谈论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没有意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命运是和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其三，和谐世界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一种前瞻的意识。和谐世界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26]但它指出了人类共同奋斗的目标，也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和谐世界的理想并不是空想，建设和谐世界是可能的，具体来说，就是政治上要坚持多边主义，尊重联合国权威，加强平等协调；安全上，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实现普遍和持久和平；经济上，坚持互利合作，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体制，实现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文化上，坚持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多样性。

        （二）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修正，闪耀着以人类命运为己任的共产主义理想光辉。

        和谐世界的提出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外交向全球外交转变在理念认识上的一种体现。这种转变是无形的，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转变。它不再仅仅是从中国的一国视角出发，也不再仅仅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唯一的归宿，而是自觉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相协调，不再只强调中国的发展能带动体系发展，而是强调中国与体系的互生共融的发展。和谐世界的提出表明，中国的发展观的内涵不断深入，从狭隘的独善其身的发展，到惠及世界的共同发展。中国开始淡化“小我”，而突出国际体系的“大我”，将中国的前途更多地和国际体系的前途联系在一起。

        这种理念的转变指导着中国超越传统国家关系看待和处理世界事务，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筹划和运作新世纪的中国外交，在坚持以国家为单位的双边外交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多边机制的建设，尤其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2006年6月，胡锦涛在上合组织上海峰会上提出，要把这一地区建设成“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和谐地区”理念。2007年1月，温家宝在第二届东亚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与各国一道，共建亚洲和谐”的倡议。2007年8月，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首次将“构建和谐地区”的思想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确定下来。在和谐地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高，一个和谐周边的多边机制网络的雏形正在形成，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

        在和谐世界的思想中，和平、发展和合作三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十七大报告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27]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其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正是从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出发，合作的作用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中，“共同”一词一共出现了32次，[28]这充分说明了合作在“和谐世界”中的重要性。中国正成为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主张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谋求各方最大的共同利益，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的。

        （三）和谐世界的提出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包含了文明之间多元共处的内容，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从20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意识到文化竞争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意义。江泽民在2001年指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29]这种观点在和谐世界的理论中得到继续发展，胡锦涛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30]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但是如果这种影响力只停留在物质层面，它是无法持久的，中国需要将自己的实力和地位的上升转化为无形的文化感召力和向心力。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站在了可以主动去影响世界的历史阶段，而且中国贡献自身文化价值观的意识和自觉性也同步增长。中国的经济成功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的文化自信感在恢复，对外传播文化的自觉感不断增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越来越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31]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使节会议的时候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32]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要最终完成自我价值实现的飞跃，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成为主流的发展模式之一，中国的文化要走向世界。在中国的国力上升后，中国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是仅仅提供硬产品，其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这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更重要的是提供中国的软实力，在未来国际体系的价值竞争中争取到中国的位置,“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产品，今后应该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外交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提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议题，提出应对和解决这些议题的原则和理念。唯有如此，中国外交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民心民意，才能掌握主动，才能取得成功”。[33]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无比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全球性问题，甚至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挑战。过去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个挑战，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为中国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