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及其成果
- 叶青
- 副研究员
- 西亚非洲研究中心
- 外交政策研究所 所长
- [email protected]
- 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理论建构与内核深化
- 日本民主党时代的对俄关系及战略性展望
- 亚太两强竞争性合作格局趋势与中国外交
- 亚太区域架构变动的现状与前景
- 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前景与中国
- "保护海外能源利益"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新时期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内涵与意义
-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 特点、功能与趋势
- 中美中东政策比较——理念、政策与贡献
- 日本海洋战略的内涵与推进体制 — — 兼论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深层原因
-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态势、中国的新角色及中国智库的新任务
- 中俄关系2015:高调前行、道路曲折
- 发展中国家建构自己理论的必要性
- 中国智慧与力量造福世界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国际关系稳定
- 中国和平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新旧困难
-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智力支撑
- 中国外交新思路 新实践 新理论
- 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中国外交:今年成绩超出预期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 中国外交与和平发展
-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依赖模式研究》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国家民族”建构研究
-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依赖模式研究》
- 欧盟社会政策研究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 《老挝与“一带一路”》
- 《非洲世纪的到来?:非洲自主权与中非合作研究》
- 《国际体系演进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
- 上海服务中拉合作的现状与趋势——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上海角色
-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经典案例2021
- 上海服务东盟地区“一带一路”建设 逆势成长与新挑战
- 中美关系正常化历史上的四次关键战略协作的启示
- 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
- 美国区域经济合作倡议的内涵、反响及前景
- 更多错失良机的悲剧:新冠疫情中的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力和经济损失
- 错失良机的悲剧: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损失
- Working Together with One Heart: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n the Coronavirus Crisis
- 全球协作抗击新冠病毒:作用、经验与启示
浅析中国特色人文外交
叶青
2010-01-05
中国外交
人文外交
简介
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人文外交的提出适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人文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是对建国以来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回应,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外交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战略性和总体性,它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大局,在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也应该以构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价值观为己任,在参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正文
北京奥运会后,人文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09年3月7日,在全国“两会”期间举行的年度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长杨洁篪自2008年10月首次提出人文外交的概念之后,[①]再次将人文外交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他指出,“去年我们举行的奥运会,应该讲是一个大文化的盛会,也是人文外交。年初的时候,我和一些同事就谈到,如果把奥运会搞好,把人文外交搞好,2008年的中国外交就成功了至少一半”,并将其和安全外交、领事保护列为2009年中国三项外交工作之一。[②]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时候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③]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从上到下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的人文外交正面临着历史大发展的机遇。
一、人文外交提出的背景
人文外交的提出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是中国外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内外挑战和机遇的必然选择。
(一)人文外交的提出符合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潮流
首先,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围绕文化、价值观等软权力的斗争将日趋激烈,跨国的社会公共领域成为国际争夺的新边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的国际关系正越来越受到多种权力的影响,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构成了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世界各国的竞争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从政治领域逐步扩展到经济领域,并向文化和社会领域转移。
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是全面的转型,不仅涉及政治和经济秩序,而且也表现为国际体系层面新一轮深刻的文化变革和对国际主流规范的争夺。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世界多元化特征日益显现,西方的相对实力在下降,其在文化、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上的垄断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一元主义的神话被打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方式趋于多元化、发散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原来一直被奉为神话的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受到广泛的质疑。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得以更多地参与到这种过去被西方所垄断的对国际体系上层建筑的新一轮建构的过程之中。伴随着体系的转型,国际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表现得日益突出。
其次,大国之间围绕软权力的制约和反制约的斗争将成为大国关系中的常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大国之间爆发大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协调合作是当前大国关系的主流。面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增加,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从长期来看,大国对稳定大国关系的需求将是大国竞争的底线,大国为了在全球事务中争取其他大国的合作,将在双边关系中限制单方面的行动。但是,与此同时,大国关系中的两面性将逐渐凸现出来,合作的扩大并不会消除大国之间固有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而这些利益冲突将更多地以文化和理念争夺的面目出现,大国间围绕话语权、正义性的争夺将日趋激烈。
与此同时,在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中,围绕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政治和经济上越来越无法遏止新兴大国的发展势头的背景下,传统大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运用,力图继续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掌握未来经济和产业竞争的先机,同时价值观同盟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维系内部团结和分化新兴国家的重要工具。
最后,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全球公共空间的形成,外交的公开化和民主化正成为大势所趋,全球化时代的外交的层次在增多,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官方和非官方并重的方向发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国家地位的下降,外交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国际著名学者鲁杰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将戴维·伊斯顿对政治体系的经典定义视为标准的话,那么政治的全球制度背景一个巨大的不连续性就显得很突出,这种‘社会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领域正越来越超越国家边界的限制,而统治着所有形式(国家、国际机构、公司和公民社会)的社会行为体的那部分规范和规则——比例虽小但是不断增长——正建立在跨国的渠道和进程之上,并通过这些渠道和进程得以实现。[④]
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的日趋活跃和全球公众领域的日益开放,传统的外交和内政之间的界限日见模糊,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对各国的外交施加更大的影响。经过多年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和能力建设获得很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在全球治理中,面对当今国际社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威胁,仅靠政府的力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重视社会的力量,加强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
(二)开展人文外交是保障中国未来发展升级的战略举措
首先,中国的国力发展为人文外交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人文外交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资金的投入,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基础,人文外交的开展只能是一句空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就。随着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开展人文外交有了根本的物质保证。第二,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国内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不仅仅是带来了看得见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国内的社会进步。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国民对外意识迅速提高,各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应运而生。第三,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发密集和频繁,中国和外界的民间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这是中国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依托。第四,中国的经济成功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的文化自信感在恢复,对外传播文化的自觉感不断增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越来越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⑤]
其次,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步伐的加快,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也不断升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得以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宽的视野来看待国际体系,看待自己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的作用,地位的提高带来的是眼界的开拓和认识的深化。对中国来说,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所需要的是得到更多来自于外界的认同和尊重,不再被视为国际体系的一个异类。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外部世界的交流水平,增强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消除对中国种种的误解和疑虑,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更需要注重自己的国际形象。同时,与一般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需要以更积极的态度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以扭转外界对中国过于注重自身利益的非议,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越来越意识到,人文外交是实现这种外交转变的最佳途径。
最后,中国开展人文外交的迫切性不断上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全球化的现实需要,中国外交的理论创新需要人文外交提供实践的经验。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加广泛,中国已经被嵌入到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交流网络之中,中国外交须要适应外交主体多元化、领域多层次化的发展趋势。另外一方面,为了适应当前大国关系中新的斗争形式,为了应对国际舆论、人权等“软因素”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制约,为了解决与国际公民社会接轨问题上存在的代差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人文外交任重而道远。
同时,在中国的国力上升后,中国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是仅仅提供硬产品,其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更重要的是提供中国的软实力,在未来国际体系的价值竞争中争取到应有的位置。正如杨洁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产品,今后应该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外交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提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议题,提出应对和解决这些议题的原则和理念。唯有如此,中国外交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民心民意,才能掌握主动,才能取得成功”。[⑥]
二、人文外交的目标和任务
对于中国来说,开展人文外交是内外大势所趋,是保障战略机遇期顺利实现的重要途径。人文外交是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在国际上并没有相应的提法,它的提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是对建国以来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回应,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文外交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但是目前国内对人文外交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对其定义还存在许多争议,[⑦]因此首先有必要对其概念作一个界定。本文所说的人文外交,是领域外交的一种,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指的是在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社会领域,坚持官民并举的方式,既充分发挥政府在提供信息、资金和平台上的优势,又主要立足于社会和民间的力量,利用政治、经济以外的人文手段,通过平等、和平的宣传、传播和交流方式,介绍中国真实的情况,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向世界推介中华优秀文化精华和成果,激发起外国受众对华的积极正面感情,直至产生文化向心力。
从这个定义出发,本人认为人文外交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战略性和总体性,这种战略性体现在多种关系的统一上。首先,人文外交是形式和内涵的统一,既是中国外交之道,也是实现中国总体外交目标的术。人文外交兼重“人”“文”,相比于文化外交,[⑧]文化虽然是人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文外交不仅限于文化,它的目标更宏大,范围更广。其次,这种战略性体现为政府和民间的统一,人文外交是对人民外交的继承和发扬,周总理早就指出,外交工作虽然是“以国家为对象”,“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 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 这是辩证的”。[⑨]在政府和民间的配合上,人文外交和公共外交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人文外交更注重官民之间的互补和互相促进,更注重发挥社会的主动性和潜力。其三,这种战略性体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统一和协调上。与一般的民间交流和交往相比,人文外交必须服从于国家总体发展的需要,其活动更有导向性和明确的目标追求。
(一)目标
从现在起的十到十五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人文外交的战略目标服务于后者。从基本理念上来说,人文外交突出反映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既反映出外交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反映了新时期外交要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的指导思想。其战略目标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下,积极调动政府和民间力量,以政治经济实力带动对外社会文化交流的展开,构建人文交流的国际网络;以双边带动多边,以周边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加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在话语权的争夺中占据先手;对发达国家以我为主,主动出击,实事求是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真实意图,增加互信,减少误解,尽可能争取理解和支持;面向国际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争取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可,获得体系规范和道德构建的参与权。
(二)任务
人文外交是人民外交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扬,它的特点是官民并举,互相促进。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人文外交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文外交与一般的民间交流不同,作为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它首先服务于中国发展和建设大局。人文外交首先应以构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价值观为己任,阐释“和谐世界”的文化内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理论化、国际化,并在参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其次,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树立中国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为核心,展现中国负责任世界大国的风采。尽力改变当前国际舆论斗争中的不对称状况,一方面,全面、客观地介绍中国的国情和国际贡献,增加透明度,另外一方面,对恶意歪曲和攻击中国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争取在中国问题和中国具有很大发言权的国际问题的文化斗争上成为不可回避的一极。其三,配合双边和多边的政治、经济关系,发挥人文优势,做好事前准备、预防以及事后补救工作,在促进政治、经济合作的同时,发挥缓冲和润滑的作用,减少政治、经济摩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二,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引导,培育全民参与外交的社会网络。首先,正确引导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发挥其积极作用。加强对出国人员和涉外人员的教育,提高他们对外开展人文外交的意识。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探索官民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其次,拓展对外联系的渠道,增强影响国际民意的能力。构建多层次的交流合作网络,扩大交流面;形成以中文学习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广平台,培养亲华派、友华派和知华派;抓住各种大型国际盛会所提供的契机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和文化向心力;利用中国的经济成就,提高中国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增强对国外生活方式的文化渗透力。
三、制约人文外交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
尽管中国的人文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在各个方面的积累都还很缺乏,未来还须要克服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各种挑战和困难。
(一)缺乏总体的战略规划
尽管中国外交过去在开展人民外交和民间交流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人文外交毕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课题,尚处于起步阶段。人文外交的开展是一项需要国家和社会共同动员的系统工程,不仅要统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须要统筹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关系。中国目前虽然将人文外交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但是对如何开展人文外交尚缺乏一个统一的战略规划和政治框架,如何将人文外交和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乃至中国的发展战略无缝连接在一起,将其纳入到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中,目前还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供借鉴。
(二)政府和民间的角色定位尚须进一步明确
政府主导是中国外交的传统特色,也是中国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优势。但是人文外交毕竟不同于传统外交,人文外交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事事冲在前面。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和个人力量的重要性。中国的人文外交须要克服传统外交的惯性,突出人文特色,激发社会自身的活力。
社会力量是人文外交的基础,要激发民间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国内认识的统一是关键。只有首先能够在国内凝聚认同,才能激发起国内民众和团体自发自觉配合国家开展外交的热情。尤其是在国内社会转型的动荡期,各种思潮同时并存,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刚开始构建,如何能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国内的共识是中国推进人文外交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同时,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还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公民社会的发展不够成熟,对公民社会的认识还无法达到西方的水平,受意识形态的限制较大。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弱小,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缺乏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的机制。
(三)短期和长期的利益难以协调
由其性质所决定,人文外交的投入高,见效慢,它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开展人文外交的一个困难就是要克服功利主义的思想。
开展人文外交主要是依靠文化和社会交流的手段,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国外受众产生文化认同和政治共鸣,从而塑造他们对中国的积极印象,以及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人文外交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是一场持久战,要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要防止一窝蜂上、急功近利、赶时髦的思想,探索把各方面开展人文外交的热情转换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路径。
(四)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在中国开展人文外交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由于缺乏话语权所导致的种种困难。虽然中国的国力增长很快,国际地位大为提升,但是在国际体系的文化、规范、道德的竞技场上,中国还是一个后来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许多先天的劣势。
一方面,当前国际舆论基本是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占主导,凭借其在数量、质量、覆盖面、信息量等方面的优势,西方国家基本在国际报道方面居于垄断地位。受制于中国媒体的能力,中国在国际舆论争夺中所处的结构性弱势地位短期内很难改变。另外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非国家行为体在倡导和掌握全球性问题的话语权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全球性问题上,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外交正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
四、小 结
在中国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目标。[⑩]在这四个“力”中,后两个力正是我国目前相对缺乏和未来需要着力加强的方向,而这也正是人文外交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人文外交的提出适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客观需要。
一、人文外交提出的背景
人文外交的提出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是中国外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内外挑战和机遇的必然选择。
(一)人文外交的提出符合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潮流
首先,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围绕文化、价值观等软权力的斗争将日趋激烈,跨国的社会公共领域成为国际争夺的新边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的国际关系正越来越受到多种权力的影响,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构成了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世界各国的竞争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从政治领域逐步扩展到经济领域,并向文化和社会领域转移。
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是全面的转型,不仅涉及政治和经济秩序,而且也表现为国际体系层面新一轮深刻的文化变革和对国际主流规范的争夺。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世界多元化特征日益显现,西方的相对实力在下降,其在文化、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上的垄断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一元主义的神话被打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方式趋于多元化、发散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原来一直被奉为神话的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受到广泛的质疑。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得以更多地参与到这种过去被西方所垄断的对国际体系上层建筑的新一轮建构的过程之中。伴随着体系的转型,国际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表现得日益突出。
其次,大国之间围绕软权力的制约和反制约的斗争将成为大国关系中的常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大国之间爆发大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协调合作是当前大国关系的主流。面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增加,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从长期来看,大国对稳定大国关系的需求将是大国竞争的底线,大国为了在全球事务中争取其他大国的合作,将在双边关系中限制单方面的行动。但是,与此同时,大国关系中的两面性将逐渐凸现出来,合作的扩大并不会消除大国之间固有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而这些利益冲突将更多地以文化和理念争夺的面目出现,大国间围绕话语权、正义性的争夺将日趋激烈。
与此同时,在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中,围绕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政治和经济上越来越无法遏止新兴大国的发展势头的背景下,传统大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运用,力图继续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掌握未来经济和产业竞争的先机,同时价值观同盟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维系内部团结和分化新兴国家的重要工具。
最后,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全球公共空间的形成,外交的公开化和民主化正成为大势所趋,全球化时代的外交的层次在增多,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官方和非官方并重的方向发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国家地位的下降,外交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国际著名学者鲁杰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将戴维·伊斯顿对政治体系的经典定义视为标准的话,那么政治的全球制度背景一个巨大的不连续性就显得很突出,这种‘社会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领域正越来越超越国家边界的限制,而统治着所有形式(国家、国际机构、公司和公民社会)的社会行为体的那部分规范和规则——比例虽小但是不断增长——正建立在跨国的渠道和进程之上,并通过这些渠道和进程得以实现。[④]
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的日趋活跃和全球公众领域的日益开放,传统的外交和内政之间的界限日见模糊,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对各国的外交施加更大的影响。经过多年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和能力建设获得很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在全球治理中,面对当今国际社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威胁,仅靠政府的力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重视社会的力量,加强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
(二)开展人文外交是保障中国未来发展升级的战略举措
首先,中国的国力发展为人文外交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人文外交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资金的投入,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基础,人文外交的开展只能是一句空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就。随着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开展人文外交有了根本的物质保证。第二,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国内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不仅仅是带来了看得见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国内的社会进步。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国民对外意识迅速提高,各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应运而生。第三,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发密集和频繁,中国和外界的民间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这是中国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依托。第四,中国的经济成功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的文化自信感在恢复,对外传播文化的自觉感不断增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越来越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⑤]
其次,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步伐的加快,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也不断升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得以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宽的视野来看待国际体系,看待自己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的作用,地位的提高带来的是眼界的开拓和认识的深化。对中国来说,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所需要的是得到更多来自于外界的认同和尊重,不再被视为国际体系的一个异类。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外部世界的交流水平,增强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消除对中国种种的误解和疑虑,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更需要注重自己的国际形象。同时,与一般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需要以更积极的态度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以扭转外界对中国过于注重自身利益的非议,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越来越意识到,人文外交是实现这种外交转变的最佳途径。
最后,中国开展人文外交的迫切性不断上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全球化的现实需要,中国外交的理论创新需要人文外交提供实践的经验。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加广泛,中国已经被嵌入到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交流网络之中,中国外交须要适应外交主体多元化、领域多层次化的发展趋势。另外一方面,为了适应当前大国关系中新的斗争形式,为了应对国际舆论、人权等“软因素”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制约,为了解决与国际公民社会接轨问题上存在的代差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人文外交任重而道远。
同时,在中国的国力上升后,中国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是仅仅提供硬产品,其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更重要的是提供中国的软实力,在未来国际体系的价值竞争中争取到应有的位置。正如杨洁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产品,今后应该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外交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提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议题,提出应对和解决这些议题的原则和理念。唯有如此,中国外交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民心民意,才能掌握主动,才能取得成功”。[⑥]
二、人文外交的目标和任务
对于中国来说,开展人文外交是内外大势所趋,是保障战略机遇期顺利实现的重要途径。人文外交是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在国际上并没有相应的提法,它的提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是对建国以来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回应,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文外交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但是目前国内对人文外交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对其定义还存在许多争议,[⑦]因此首先有必要对其概念作一个界定。本文所说的人文外交,是领域外交的一种,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指的是在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社会领域,坚持官民并举的方式,既充分发挥政府在提供信息、资金和平台上的优势,又主要立足于社会和民间的力量,利用政治、经济以外的人文手段,通过平等、和平的宣传、传播和交流方式,介绍中国真实的情况,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向世界推介中华优秀文化精华和成果,激发起外国受众对华的积极正面感情,直至产生文化向心力。
从这个定义出发,本人认为人文外交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战略性和总体性,这种战略性体现在多种关系的统一上。首先,人文外交是形式和内涵的统一,既是中国外交之道,也是实现中国总体外交目标的术。人文外交兼重“人”“文”,相比于文化外交,[⑧]文化虽然是人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文外交不仅限于文化,它的目标更宏大,范围更广。其次,这种战略性体现为政府和民间的统一,人文外交是对人民外交的继承和发扬,周总理早就指出,外交工作虽然是“以国家为对象”,“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 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 这是辩证的”。[⑨]在政府和民间的配合上,人文外交和公共外交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人文外交更注重官民之间的互补和互相促进,更注重发挥社会的主动性和潜力。其三,这种战略性体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统一和协调上。与一般的民间交流和交往相比,人文外交必须服从于国家总体发展的需要,其活动更有导向性和明确的目标追求。
(一)目标
从现在起的十到十五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人文外交的战略目标服务于后者。从基本理念上来说,人文外交突出反映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既反映出外交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反映了新时期外交要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的指导思想。其战略目标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下,积极调动政府和民间力量,以政治经济实力带动对外社会文化交流的展开,构建人文交流的国际网络;以双边带动多边,以周边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加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在话语权的争夺中占据先手;对发达国家以我为主,主动出击,实事求是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真实意图,增加互信,减少误解,尽可能争取理解和支持;面向国际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争取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可,获得体系规范和道德构建的参与权。
(二)任务
人文外交是人民外交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扬,它的特点是官民并举,互相促进。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人文外交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文外交与一般的民间交流不同,作为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它首先服务于中国发展和建设大局。人文外交首先应以构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价值观为己任,阐释“和谐世界”的文化内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理论化、国际化,并在参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其次,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树立中国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为核心,展现中国负责任世界大国的风采。尽力改变当前国际舆论斗争中的不对称状况,一方面,全面、客观地介绍中国的国情和国际贡献,增加透明度,另外一方面,对恶意歪曲和攻击中国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争取在中国问题和中国具有很大发言权的国际问题的文化斗争上成为不可回避的一极。其三,配合双边和多边的政治、经济关系,发挥人文优势,做好事前准备、预防以及事后补救工作,在促进政治、经济合作的同时,发挥缓冲和润滑的作用,减少政治、经济摩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二,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引导,培育全民参与外交的社会网络。首先,正确引导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发挥其积极作用。加强对出国人员和涉外人员的教育,提高他们对外开展人文外交的意识。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探索官民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其次,拓展对外联系的渠道,增强影响国际民意的能力。构建多层次的交流合作网络,扩大交流面;形成以中文学习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广平台,培养亲华派、友华派和知华派;抓住各种大型国际盛会所提供的契机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和文化向心力;利用中国的经济成就,提高中国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增强对国外生活方式的文化渗透力。
三、制约人文外交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
尽管中国的人文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在各个方面的积累都还很缺乏,未来还须要克服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各种挑战和困难。
(一)缺乏总体的战略规划
尽管中国外交过去在开展人民外交和民间交流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人文外交毕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课题,尚处于起步阶段。人文外交的开展是一项需要国家和社会共同动员的系统工程,不仅要统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须要统筹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关系。中国目前虽然将人文外交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但是对如何开展人文外交尚缺乏一个统一的战略规划和政治框架,如何将人文外交和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乃至中国的发展战略无缝连接在一起,将其纳入到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中,目前还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供借鉴。
(二)政府和民间的角色定位尚须进一步明确
政府主导是中国外交的传统特色,也是中国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优势。但是人文外交毕竟不同于传统外交,人文外交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事事冲在前面。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和个人力量的重要性。中国的人文外交须要克服传统外交的惯性,突出人文特色,激发社会自身的活力。
社会力量是人文外交的基础,要激发民间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国内认识的统一是关键。只有首先能够在国内凝聚认同,才能激发起国内民众和团体自发自觉配合国家开展外交的热情。尤其是在国内社会转型的动荡期,各种思潮同时并存,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刚开始构建,如何能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国内的共识是中国推进人文外交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同时,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还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公民社会的发展不够成熟,对公民社会的认识还无法达到西方的水平,受意识形态的限制较大。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弱小,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缺乏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的机制。
(三)短期和长期的利益难以协调
由其性质所决定,人文外交的投入高,见效慢,它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开展人文外交的一个困难就是要克服功利主义的思想。
开展人文外交主要是依靠文化和社会交流的手段,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国外受众产生文化认同和政治共鸣,从而塑造他们对中国的积极印象,以及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人文外交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是一场持久战,要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要防止一窝蜂上、急功近利、赶时髦的思想,探索把各方面开展人文外交的热情转换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路径。
(四)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在中国开展人文外交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由于缺乏话语权所导致的种种困难。虽然中国的国力增长很快,国际地位大为提升,但是在国际体系的文化、规范、道德的竞技场上,中国还是一个后来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许多先天的劣势。
一方面,当前国际舆论基本是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占主导,凭借其在数量、质量、覆盖面、信息量等方面的优势,西方国家基本在国际报道方面居于垄断地位。受制于中国媒体的能力,中国在国际舆论争夺中所处的结构性弱势地位短期内很难改变。另外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非国家行为体在倡导和掌握全球性问题的话语权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全球性问题上,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外交正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
四、小 结
在中国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目标。[⑩]在这四个“力”中,后两个力正是我国目前相对缺乏和未来需要着力加强的方向,而这也正是人文外交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人文外交的提出适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客观需要。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
注释:
[①] 2008 年 10 月,杨洁篪部长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文外交的概念,见人民网:“杨洁篪专题报告: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135921/8198474.html。[②] 见新华网杨洁篪外长记者招待会文字实录,http://www.xinhuanet.com/2009lh/zhibo/wjbz/wzsl.htm。
[③] 新华社:“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7/20/content_11740850_1.htm。
[④] John Gerard Ruggie, “Reconstituting the Global Public Domain: Issues, Actors, and Practic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0, no.4, 2004, p.521.
[⑤]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⑥] 杨洁勉:“全球化中的奥运会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第16页。
[⑦] 从其理论渊源、实践范围和现实任务来看,人文外交与文化外交、人民外交、公共外交等有许多相近和重合之处,但是目前国内虽然对公共外交、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和文化外交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积累,但是对人文外交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目前专门以人文外交为题的论文非常少,仅见金正昆、唐妮娜:“当代中国外交的新路径:‘人文外交’初探”,《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8期,第33-38页。
[⑧] 由于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文化外交的界定也无定论。许多学者倾向于将其限定在文化领域,如胡文涛认为,“文化外交可以定义为:是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通过教育文化项目交流、人员往来、艺术表演与展示以及文化产品贸易等手段为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 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 是外交领域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支柱”。见胡文涛:“解读文化外交:一种学理分析”,《外交评论》,2007年第3期,第55页。
[⑨]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第52页。
[⑩] 新华社:“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7/20/content_11740850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