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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外交
张海冰 1900-01-01
科学发展观 中国外交 中国共产党
简介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交如何为科学发展服务,二是外交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基本理论依据,而且也是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包含以下六点:完善了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外交理论体系;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和基本原则;倡导文明对话与合作,推出“和谐世界”新理念;注重利益和责任均衡的负责任外交;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树立中国发展崭新形象;科学发展观为新时期外交注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
正文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提出的谋发展、促发展的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①]科学发展观这一创新意识和观念不仅补充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和平外交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运用科学发展观,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外交理论体系,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完善了国际合作观、国家利益观、国际体系观、内外统筹观和外交价值观等。[②]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为中国外交明确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即外交为国内实现科学发展服务;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为中国外交实现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中国外交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道路,不仅展示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外交风采,也给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实现民族救亡和国家独立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新中国诞生以来,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和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结合国际国内环境,科学分析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需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
 2007年10月15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指明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几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③]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为目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既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又符合当代中国国情。[④]科学发展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因而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需要,而提出的最重要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们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⑤]科学发展观,是继承传统、引领未来的理论创新,它既是我们党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举措的新的理论概括,又是关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规律和本质的探索和总结;既是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的世界观理论,又是怎样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方法论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成果。[⑥]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中国不是把自身发展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建立在依靠外部条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事实上也是把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把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这种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尤其是目前中国自身还不那么发达,还有极其艰巨的发展任务在前面,强调这一点更是不容易,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共赢的责任心。这种共赢与合作的发展理念贯穿中国外交的政策和实践,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核心指导思想。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科学发展观的新贡献就在于: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执政党是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回答,深化了对三大基本规律,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依据
 只有来自于实践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之所以能够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就在于这一理论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凝结着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血,在于它总结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实践所取得的成果,也反映了多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⑦]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从实践上说,对中国在开放中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新时期中国发展的战略纲领和指导思想,也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依据。
 (一)科学发展观是准确判断和把握国际形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科学判断国际形势是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和认识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趋势,科学判断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新时期更好地开展外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才能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⑨]在国际格局出现大变化和大调整的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体制、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也出现深刻变革的新形势下,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才能看清本质、明确方向,才能不断提高中国外交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新形势下,只有准确把握国情,紧跟国内大势,外交工作为科学发展服务才有针对性。归结起来,中国外交这30年最大的成就在于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抓住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的基本理论依据
科学发展观具有时代的领先性和前瞻性,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为积极探索和拓展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提供了理论指南。中国外交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交为国家的科学发展服务,二是外交自身实现科学发展。[⑩]
做好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党的领导是关键。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战略高度,着眼于提高在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11]在总结中国外交光辉历程时,杨洁篪外长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宝贵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外交工作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历代中央领导集体英明决策、精心指挥的结果。在外交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提出的对外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上来,坚决贯彻中央制定的各项对外方针政策。[12]新时期外交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往往无先例可循,只有大胆探索,才能够不断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产物,是顺应新时期要求的指导中国发展的新思想,也是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新舞台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外交统筹国内国外,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因素,深化和拓展全方位外交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之下,中国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成就:(1)积极推动发展大国外交,全面提升中美、中欧、中日、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与发展;(2)努力构建和谐周边外交。中国历来倡导并遵循开放的地区主义,通过与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亚欧峰会、上合组织等途径,推进周边安全、经济合作。(3)做实与发展中国家外交。中国不仅积极开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技术、医疗、人力资源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援助。(4)用好多边平台。为维护国际秩序,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积极斡旋朝核、伊核问题,寻求妥善处理的方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通过这一多边平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5)拓展经济外交,服务国内发展大局。
(四)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展示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理念和精神
中国外交已经从建国初期的弱国无外交到目前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局面,走过了不平凡的半个多世纪。支撑和鼓舞中国外交的精神支柱和脊梁的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科学发展观是涵盖了理想、目标、精神和时代特色的中国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13]中国外交实践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精神,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中国外交将始终坚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外交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和国际体系进行转型的时期,中国外交在理论方面实现了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正逐步形成和日益完善。相较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理论改变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强调全方位地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相较于西方,中国外交理论强调利益和道德的平衡,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道路。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与时俱进的国际合作观;(2)利益均衡的国家利益观;(3)积极主动的国际体系观;(4)全局视野的内外统筹观;(5)以人为本的外交价值观。[14]归结起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外交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科学发展与和平发展、和谐发展一脉相承,是中国外交思想和理念的内核。求和平、求发展,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这标志着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基本特征,是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创新的理论指导。在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体系中,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基础,和平、发展、合作是旗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长远目标,和平发展是道路,互利共赢是实现中国自身和平发展、推动实现和谐世界目标的基本途径。

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看,没有和平稳定与平等互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发展难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反过来,没有中国的和平发展,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难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十七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表现在对外关系方面,就是互利共赢。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互利共赢是和平发展的自然逻辑延伸和重要实现形式。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精髓。虽然当今世界各种矛盾依然深刻复杂,实现和谐世界目标的道路依然漫长而充满挑战,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实现上述目标不懈努力。近年来,国际社会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现实选择。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的追求,已汇成时代潮流。

(二)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和基本原则

科学发展观在外交层面的体现就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国内治理模式和执政理念变革在外交层面的反映,意味着中国外交哲学从维护整体利益的国家中心主义到关切公民个体权益的战略转变。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对重新认识外交的根本目的和政策重点深具启示意义,对具体外交工作的开展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5]外交为民的思想既是对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具体落实,也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外交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价值理念。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存在明显分歧。中国以人为本外交观的提出有力回击了西方对中国的不实攻击,有效地以普世性语言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价值观,务实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达成共识。中国以人为本和联合国以及部分国家所主张的人类安全观基本相符。中国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价值观,不仅有助于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的探索,还有利于打破西方在外交价值观方面的主导权和解说权。[16]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内展现党的执政能力、对外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政治任务。[17]近年来,中国外交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中国在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在及时妥善处理中国海外人员安全、涉外劳务纠纷,确保我人员和财产安全等方面的积极贡献。

(三)倡导文明对话与合作,推出“和谐世界”新理念

“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想目标所在。和谐世界理念凸现了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亦即世界的共同性,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对共同利益和共同繁荣的理性审视和实践努力。中国不仅继续为世界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也将为世界提供更多进步的思想产品。推出和谐世界理念有利于联合全球的和平发展力量和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长远目标。[18]“和谐世界”的提出,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阐明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前途的构想和主张,为国际秩序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在中国看来,“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19]“各种文明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取长补短,加强沟通、对话与合作,才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为人类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中国认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和走向昌盛的宝贵源泉,应努力加以维护。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必须予以尊重。各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在‘文明对话’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构建和谐的世界。”[20]

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各国都试图为新的国际体系价值观念注入自身的理念。当前西方国家正大力倡导所谓“民主价值观外交”,强调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人权观念,使道义和价值观成为新的竞争重点。中国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价值观,不仅有助于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的探索,还有利于打破西方在外交价值观方面的主导权和解说权。“和谐世界”的理念对中国的对外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导中国去实行和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理念和行为当然也将对国际关系的走向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21]“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观基础开始突破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进程,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观基础带来实质意义上的变革。

(四)注重利益和责任均衡的负责任外交新理念

中国外交理论强调利益与责任的平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家利益观朝着利义均衡的方向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尤其是在对待物质方面和精神价值方面的国家利益,以及对待自身国家利益与他国国家利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等问题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也日趋均衡。一方面,中国注重通过改革开放提高自身的物质能力,并将其当作中国国家利益最为基础的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相当重视国家利益的价值层面,或者说国际正义问题。[2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界定了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边倒”战略。在注重中国自身国家利益上,邓小平曾经多次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23]

在秉持国际正义上,中国在政治上坚定地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许多全球热点问题上,如朝核危机、伊核危机、达尔富尔问题、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中国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的发展为同其他国家合作创造了更大空间。对于那些由于历史原因和一些现实的因素,在竞争当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施以援手,尽力去帮助、去扶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提高它们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尤其表现在这些年中国同非洲国家进行的很多合作上,例如帮助非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帮助修建了2200多公里的铁路,3400公里左右的公路,[24]为这些国家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海地大地震、巴基斯坦水灾等国际灾害事件中,中国给予的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树立了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总之,中国所坚持的利益责任观,是立在中国发展实际情况基础之上,是一种对自己负责、也对世界负责的责任观。

(五)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树立中国发展崭新形象

公共外交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新的增长点和亮点。中国公共外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实现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拓展。在2009年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并强调公共外交在我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公共外交作为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开展好公共外交直接关乎我国际形象,外交工作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25]

中国特色公共外交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目标。中国公共外交紧密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以维护和促进国家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中国无意输出意识形态、价值观,无意对他国发展道路、内外政策施加影响。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旨在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向外部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致力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推动各国共同繁荣的中国,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偏见、误解和疑虑。同时,中国致力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相互了解与信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26]从现阶段看,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扭转局面,帮助各国社会公众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内外政策和未来趋向。从更长远来看,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是促使国际公众相信、接受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减少和消除对“中国富强必霸”的担心与恐惧。从更深层来看,中国兼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世俗化的文化伦理社会三重特点,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是让各国公众拨开“妖魔化”中国的迷雾,认识不仅能与中国合作共赢,而且能与中国人民心灵相通,共同创造更加美好和谐的世界。[27]公共外交拓展了中国外交的内容和方式,通过政府与公民社会领域的互动,将外交扩展到了本国政府与外国公众的层面,把外国公众作为外交的对象,这是中国外交实践的又一次创新尝试。

(六)科学发展观为新时期外交注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发展和怎样发展提出的系统性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目标。随着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国越来越感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28]

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创新性的发展观念,包含更加丰富的内容,以人为本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文明发展、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按照科学发展观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实现和平发展与科学发展,是中国永恒的战略选择。科学发展也是一个未尽的伟大战略,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中国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难度,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使全体人民过上安居乐业、富裕幸福的生活,还要进行长期艰巨的努力。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光辉90年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指引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指导思想,必将对新时期中国外交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一个和平合作的中国,愿意也能够随着自身发展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


注释:

[1] Petra Schmidt, Budget Support in the EC’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I.E press,2006, p16.
[2] 欧盟及其成员国提供了全球50%以上的发展援助资金,其中成员国占4/5,欧盟占1/5。
[3] Orbie,J./H. Versluys, The European Unio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Leading and benevolent?, in Orbie(ed.), Europe’s Global Role: External Policy of European Union, Hampshire: Ashgate, 2008, pp.67-69.
[4] Christine Hackenesch, China and the EU’s engagement in Africa: setting the stages for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or Conflict?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19, 2009, p.15 .
[5] Mikaela Gavas, Deorah Johnson, Simon Maxwell, Consolidation or Cooperation: The Future of EU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6 2010, p.3.
[6]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8, Article 4,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08:115:0001:01:EN:HTML
[7] Orbie,J./H. Versluys, The European Unio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Leading and benevolent?, in Orbie(ed.), Europe’s Global Role: External Policy of European Union, Hampshire: Ashgate, 2008, pp.74-75.
[8] Sven Grimm, Reform in the EU’S aid architecture and management, The commission is no longer the key problem, let’s turn to the system,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 11, 2008 , pp.19-20。
[9] EEAS是欧盟新近成立的部门,该部门由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领导,其功能类似于外交部,主要负责欧盟的外交和安全事务。对外行动服务署是在原有的三支柱框架(欧盟委员会、欧盟部长理事会、欧盟议会)之内,建立的一个新部门专门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协调,以此促进欧盟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内的行动力和影响力。
[10] 欧盟确立的与发展合作政策相关的12个政策领域为:贸易、环境、气候变化、安全、农业、渔业、社会福利和就业、移民、研究和创新、信息安全、交通、能源。
[11] EU Report on Policy Coherence for Development,
http://ec.europa.eu/development/policies/policy_coherence_en.cfm
[12] Policy Coherence for Development - Establishing the policy framework for a whole–of–the-Union approach,Brussels, 15.9.2009,COM(2009) 458 final,http://ec.europa.eu/development/policies/policy_coherence_en.cfm
[13] Christine Hackenesch, China and the EU’s engagement in Africa: setting the stages for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or Conflict?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19, 2009, p.19 .
[14] 科特努协定明确规定,受援伙伴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获得欧盟的预算援助:(1)必须是宏观经济稳定。作为证明,该国必须已经实施了布雷顿森林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下的一些宏观经济项目。(2)必须具有清晰的减贫政治意愿。作为证明,该国必须有减贫战略文件或者实施相关减贫战略的证明。(3)足够透明、富有效率和有效性的预算管理体制。该国必须就改革和提高公共财政管理进行清晰地说明。(4)受援助国必须接受对其各项基础表现指标的评估。
[15] Annual Report on the European Community’s development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of external assistance in Brussels 2003, http://ec.europa.eu/europeaid/multimedia/publication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03_en.htm
[16] Petra Schmidt, Budget Support in the EC’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I.E press,2006, p1.
[17] Corre. G.(edited), Current dilemmas in aid architecture: actors & instruments, aid orphans and climate change, ECDPM Policy Management Report 16, December 2008,pp.16-17.
[18] Sven Grimm, Reform in the EU’S aid architecture and management, The commission is no longer the key problem, let’s turn to the system,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 11, 2008 , pp.13-14.
[19] EU Strategy for Africa- Towards a Euro-African pact to accelerate Africa’s development , Brussels 2005, http://eur-lex.europa.eu/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plus!prod!DocNumber&lg=en&type_doc=COMfinal&an_doc=2005&nu_doc=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