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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精髓和创新发展
杨洁勉 2012-07-18
简介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主要框架由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组成。在中国外交实践成果和理论建设的双重推动下,中国外交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正在不断增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今后的建设和创新重点将是确立与国际兼容的核心指导思想、充实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增强具有应用意义的理论指导等。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精髓,它指导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不断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进程中,形成了以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为主要内涵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框架。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今后的建设和创新重点将是确立与国际兼容的核心指导思想、充实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增强具有应用意义的理论指导等。
正文
一、体系建设和框架结构

        (一)理论渊源和理论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指出:“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

        无论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各自理论体系中,还是在重新整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外交与国际战略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2] 中国在各个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基础,并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融为一体,交相辉映。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再创造,是新中国丰富外交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升华,还是中 国汲取其他国家和人民优秀思想和成功实践的结果。而且,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理论做出历史性创新的同时,也为当代世界外交和国 际关系理论增添了时代性的丰富成果和发展内涵。

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丰富了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感召力,增加了中国在国际体系的规制权,并开始打破西方对国际关系话语权数百年的垄断。

        (二)体系架构和主体思想。《辞海》“体系”条的释义是:“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3] 据此,“外交理论体系”即是由一系列外交思想理论观点构成、相互联系和前后一致的整体。

        研究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有各种途 径,有的学者从国际关系理论切入,如秦亚青以过程本体、关系本体和方法论/认识论为基本内容的“过程建构主义”研究。[4] 还有的学者直接以中国特色外交为题进行研究,如王红续从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外交过程切入。[5] 作者则以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为基本框架,分析和建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

        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即中国对自身 和世界关系的总体看法,主要由时代观、合作观、利益观、体系观、统筹观、民本观、发展观、安全观等要素组成。中联部副部长于洪君指出:当前“国际大环境和 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大趋势加速演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继续发展。”[6] 与这一当代世界形势的主流观点相呼应的是,中国认为中国同世界的总体关系应当是“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 世界”。[7]

        中 国外交的战略思想,即中国对自身和世界关系互动的总体思路,主要由全球战略思想、地区战略思想、国别战略思想和领域战略思想等要素组成。中国的全球战略是 实现中国对外关系总目标的规划,中国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个不同目标的全球战略。当前的阶段性目标就是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 有利的内外环境。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国逐步深化和细化关于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理念,加强构建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发展 各种双边和多边关系。

        中 国外交的政策思想,即中国外交实践的具体思路,主要由原则思想、应变思想、谋略思想和务实思想等要素组成。中国在具体推进对外关系时特别强调一脉相承和与 时俱进的辩证关系。一脉相承就是坚持原则思想,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不结盟原则等。与时俱进即是应变思想,如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 维和行动与打击海盗行动、推进各种战略或合作伙伴关系等。谋略思想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对外政策之中,但中国的谋略思想闪耀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芒,体现在 中国因势利导和趋利避害的高超外交手段之中。务实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一大亮点,中国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注意照顾各方利益,在应对国际性危机 和热点问题时努力实现“软着陆”,在建设国际新体系时强调渐进式改革等。

二、理论创新和理论特征

        (一) 理论创新基石和理论支柱。1、外交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石。理论基石发挥着理论基点和指导实践归宿的功能,决定着中国特色外交实践和理论的属性。具有高度的延 续性和内外统一性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石上的产物和延伸。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石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中,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发展战略最新的指导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其 创新之处在于:既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同时创造性地丰富了发展的内涵,深化了发展的本质,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 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深化和拓展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十六大以来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导航, 如《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的“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正在指导着中国总体外交全面进行。[8]

        (二)中 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两大支柱。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支柱构成外交理论的核心,因此也可称为“理论核心”,其功能是解决在特定时空内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所面临的核 心命题和首要任务,找到实现中国外交核心任务的基本逻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外交面临的核心命题就是探索、构建一条新兴的非西方大国如何 在现存国际体系下与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各国和平相处、共同繁荣的相处之道,以及为长久维护这一相处之道所需的新型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十 六大以来中国外交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两大核心主张。其创新在于:(1)确定了中国自身对发展道路和战略 的选择;(2)明确了中国构建国际秩序的主张和行为准则;(3)明确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建设和谐世界”的逻辑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 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诉求,“和平发展道路”与“建设和谐世界”构成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两大支柱,且相辅相成,内在统一。它有力地向世人昭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构建怎样的世界秩序、以及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等等重大而现实的理论和战略问题。

        (三) 外交理论发展的特征。1、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基于并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独立自主”、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以我为 主”和“为我所用”、江泽民外交思想中的“战略机遇期”等都是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十六大以来,中国外交同时强调它的实践性和服务性,即中国外交最重要 的任务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和平发展”思想成为这一阶段最具指导和代表意义的外交理论的指导思想。在 胡锦涛总书记的亲自关心下,2002年的“和平崛起”思想逐步发展成“和平发展”思想,2005年和2011年中国两次发表和平发展的白皮书,形成了一整 套的理论、战略和政策,为营造包括两岸关系在内的中国的内外环境作出了标志性的贡献。

        2、 鲜明的时代引领特征。首先,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推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在过去的10年里,无论面对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和“武力 更迭政权”,还是跨大西洋军事联盟在利比亚的大动干戈,无论面对北朝鲜的形势突变还是伊朗核问题上可能的军事冲突,中国都坚持反对滥用军事手段,尽力“劝 和促谈”。

        其 次,正确认识和顺势借力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十六大首次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形式正式提出了“经济全球化”命题,在十七大又作出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的判断。中国的全球化理论具有“两点论”。一方面,中国在西方大肆鼓吹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时,坚持全球化“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中国在西方反全球化思潮抬 头时,又主张通过变革与转型来适应全球化时代。

        再 次,国际政治多极化具有促进国际格局均衡发展的进步意义。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理论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一是丰富了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 主义的内涵。中国在反对所谓“两国集团”(“中美共治”)之后,又提倡建立中美的“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新型大国关 系”。[9] 二是丰富了大国的内涵,提出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命题,并初步总结了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和平共处和积极互动之道。三是丰富了南南合作的理论,提升了地区组 织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推进了中国和东盟、上合组织、非盟等的合作。四是通过重视“中等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赋予多极化以新的内涵,把加拿 大、澳大利亚、印尼、沙特、阿根廷等地区重要国家纳入国际政治多极化的通盘考虑之中。

        最 后,中国外交在国际体系转型方面对国际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引领作用。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在坚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正对国 际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启示和引领作用,如国际体系可以而且正在和平转型的理念,又如分领域、分地区和分阶段逐步实现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理论。

        3、 鲜明的道义和道德特征。中国外交理论首先具有中华文明的道义和道德特征。十六大以来,中国外交中越来越强调道义和道德元素,中华民族在人际和国际关系上, 历来重视道义和道德因素。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强权政治和以权势为基础的外交理念,而是强调“全人类利益”、“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等理念,西方和中国不 同的外交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好反映出两者不同的道义观和道德观。此外,中国外交理论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的正义性,如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 等”和“共同但有区别”等的原则。

        4、 鲜明的与时俱进特征。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根据形势发展拓展了中国外交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传统的中国外交理论相对重视 国家间关系以及传统安全领域。进入21世纪后,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十七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共 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与此同时,中国“总体外交”的思想也逐步清晰,中国在反恐打恐、防病救灾、金融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方面都形 成了相对完整的概念,并重视其互动性和整体性。

三、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一) “理论自觉”的内涵。一是基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自觉”的物质基础主要指中国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积聚起来的物质力量,如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教育 等硬件设施。但就“理论自觉”而言,精神(即理论)基础更为重要,它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所总结的外交思想和理论, 中国外交实践者和研究者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同时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和引进。“理论自觉”的提升符合丰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内涵的内 在要求,并有利于实现该理论的创新和分支理论的开拓。

        二 是目标。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首先是深化认知,即深刻理解中国和世界已经、正在和将要经历的各种变化发展,特别是要从理论和学术上进行系统性的总结。由于 中国外交理论滞后于实践,而且缺少理论积累,如建国初期对原有理论的全盘否定和对苏联理论的全盘接受,上世纪60年代后又全盘否定苏联理论。改革开放后,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国家一再号召要创立中国或地方性外交理论学派,也希望建设国家级智库,但中国外交理论建设赤字严重,缺 乏系统性和整合性,至今还没有形成完整学派并产生理论大师。

        三 是途径。首先应加强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取得中国外交理论在新形势下进行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在此基础上,还应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联动建设,要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理论指导外交实践的高度来推进这一理论建设。此外,还应在集中力量进行理论攻关的同时,考虑更高层面上 的思想创新和思想建设。

        (二) 从理论自觉到理论自信。1、在重大内外活动中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过迎接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的理论准备,加快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步伐;通过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0周年、万隆会议5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建国60周年和建党90周年等重大活动,自觉和系 统总结中国外交的理念和理论,加快了外交实践向理论转换的进程,开启了以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为指导的,由政策、战略、理念和思想等要素组成的外交理论的系 统工程建设。

        2、 在发掘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宝库中提高理论自信。丰富多彩和跌宕起伏的外交实践是中国独特的宝贵财富,兼收并蓄的外交理论使中国得以博采众家之长和吸取世界 各国优秀的外交理论和思想。在实践和理论的探索过程中,中国政界和学界更加坚定了中国外交的理论建设需要而且主要依靠中国人的信念。

        3、 在领导重视和社会需要中提高理论自信。在过去的10年里,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外交理论建设的发展,中国外交的理论自信提高主要表现 在以下方面:一是政府更加重视国内学界在中国外交中的咨询作用,领导部门和智库已经形成制度性的互动。二是国内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日益发展,突出传 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三是面对新的形势发展,重新审视一些传统外交理念,调整原有外交战略布局,加强了领域外交和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四是中国开 始意识到向国际社会提供理论方面公共产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基础建设。

四、理论建设的重点问题

        (一)理论体系建设的不足。尽管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但还应当看到,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是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还存在以下的主要不足和挑战。

        第 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相对来说,存在起步晚和基础薄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的系统研究还没有全面展开,研究成果也相对有限。如以“中国 外交 理 论”为检索关键词对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进行检索,所得结果为14,但如果剔除硕博士论文、外文译著及如公共外交和政党外交等论著,所得相当有限。 [10] 国际上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研究也不充分,大多只是从战略观和体系观等着手,并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11]

        第二,缺少系统的梳理和整合。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目前还停留在政府文件和学者平行研究的双轨层面,两者尚未实现有机结合。如果从更高的要求来说,中国有关外交理论和战略的国际交流也不够充分,在国际主流外交理论方面缺少话语权,有时甚至处于失语状态。

        第 三,中国外交理论教育及其普及的缺憾。就精英层面而言,在中国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的干部教育中既没有专门和系统的中国外交课程,也没有权威的中国外交理论 教科书。就草根层面而言,由于缺少对广大群众进行外交理论的介绍和推介,情绪化和民粹主义已经制约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让理 论从经院走向干部民众,用理论引导和塑造理性和全面的国内舆论,从而使国家的外交得到更加广泛的国内支持。

        第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本来应该作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重镇的大专院校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工作的重心在于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后者成为中国外交理论的双刃剑,它既对丰富中国外交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也造就了数代“言必称希腊”的学者。

        令 人欣慰的是,国家最近下决心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上指出: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探求真理、把握规律的必然过程。实践为社科理论创新创造提供着源头活水,也为社科理论研究成效提供着检验标准。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研究回答好时代提出的问题,是社科理论工作的基本任务,也是社科理论工作者展现自身优势、实现自身价值的客观要求。”[12] 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教育部提出要开展问题研究和国别研究,并于2012年3月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了“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第一次工作会议”,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代表教育部党组和袁贵仁部长对相关政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提出希望:一是要深刻领会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切实提高对区域和国 别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服务国家大局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二是要以推进实体化建设为核心,加强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的制度建设和配套保障;三是要以 服务国家需要和促进学科建设为两翼,处理好区域和国别研究工作中的基地建设与人才保障、基础研究与问题研究、特色研究与共建共享、对外开放与风险防范等若 干关系。[13] 如果中央的指示和中央有关部委的规划能够得到落实的话,那么中国特色外交的实践和理论建设将有新的重大发展。

        (二)未来20年的理论建设重点。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取得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性成果,现在正逐步进入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的新阶段。国内转型和对外关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方面,需要在未来20年加强以下三方面的理论建设。[14]

        第 一,确立与国际兼容的核心指导思想。理论自觉是个永久性命题,但在未来20年里,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举国上下提升对外交重要性的认识和加强理论建设的重要 性。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争取在20年内应取得两大平行进步。一是形成与国家核心价值观相匹配的国家外交主导思想,并以此主导外交的总体思 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二是增加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国际主流外交理论的交汇面,交汇面的重点应当是对世界现状共同理解和对世界前途的共同追求。中国特色 外交理论和国际主流外交理论在未来20年的互动应当是多向和建设性的,并尽可能地为继续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新理论而努力。

        第 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2005年中国首倡的“和谐世界”理念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但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一是深化时代内涵。现有的和谐世界理念主要是: 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因此,和谐世界内涵中还可以增加价 值观、国际责任、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内容,并积极从理念向理论发展,扩大其普遍意义。

        二是加强和谐世界的实践性。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将继续向纵深发展,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与传统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同时建立新型睦邻友好关系,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同时推进国际体系的改革等。

        三是增加和谐世界的国际元素。例如,中国和印度、缅甸在1954年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效果就大于中国单独提出。又如,印度总理辛格的“世界足够大,可以让印度和中国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共同发展和繁荣。”[15] 这一乐观的判断在中印和其它国家得到了积极的反响。

        第三,增强具有应用意义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具有理论的一般意义,即它更加注重抽象总结和规律总结。但是,外交理论还具有突出的应用性和务实性。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未来20年需要有效指导应对以下三大问题:

        一是应对中国紧迫挑战的总体思路。在未来20年,中国将在领土领海、主权内政、环境保护等方面面临更加紧迫和严峻的挑战,支招出招的应对显然应当提升为全局考虑的总体思路,即全面平衡各种利益和考虑,争取化挑战为机遇,使中国内政外交更上一层楼。

        二 是发展和完善服务于国家统一的理论。未来20年也是两岸和平发展关系的极其重要的阶段,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中“反独促统”将含有新的内涵与意义,需要在理论 上对台湾同胞具有更大的说服力,也需要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影响力。此外,在涉藏和涉疆等外交问题上也需要有新的理论思考和建设。

        三是中国关于全球和地区体系建设的目标、方向和途径,特别是制度性建设、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建设。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向世界宣示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如何建设这个世界,并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

        总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在未来20年可谓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在确定了突破口和重点工作之后,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一定能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新进展,并使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更加丰富和有效。

文献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注释:

[1]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 载《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第1版。
[2] 中宣部理论局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3] 《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7页。
[4]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5] 王红续:《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载《当代世界》2011年第6期。
[6] 于洪君:《关于国际八大趋势发展演变的辩证思考》,载于2012年1月20日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187710/16930776.html,2012年6月30日上网。
[7]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第1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新华网北京2011年9月6日电。
[9] 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2012年5月3日),《人民日报》2012年月日,第1版。
[10] 主要的代表著作有:杨洁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魏兆鹏:《和而不同与中国外交》,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杨公素:《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饶银华:《新中国外交思想概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谢益显编著:《外交智慧与谋略: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原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
[11] 较为重要的研究有:Pauline Kerr, China’s "New" Diplomacy: Tactical or Fundamental Cha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Marc Lanteign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Alastair I. Johnsto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Zhao Suishe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London and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Samuel S. Kim,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1998); Thomas W. Robins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94);等等。
[12] 《刘云山:社科理论界也要“走转改”》,《光明日报》2012年5月4日。
[13] 浙江师范大学网站: http://www.zjnu.edu.cn/news/common/article_show.aspx?article_id=14522,2012年6月25日访问。
[14] 作者认为,在2030年前后,“多极多体”的国际体系将最终形成,故以此为今后理论建设的时间框架。
[15] 2008年1月15日辛格在中国社科院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