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峰会上宣布中国决定建立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维和发展基金，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在未来五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这一决定向外界传递了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国将为世界和平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将在冲突敏感地区尤其是非洲的和平建设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冲突和安全问题一直是困扰非洲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非洲和平安全建设也成为非盟等区域组织肩负的历史重任。“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理念的提出反映了非洲国家自主解决本地区问题的自信，“非洲和平安全框架”（APSA）则是非盟针对地区和平安全问题的机制化举措。在这一框架的建设过程中，作为地区安全理念的推动者、集体安全的领导者、非洲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协调者，非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集体行动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在索马里、中非共和国，非盟已经开始独立领导国际维和行动。然而，相比于非洲依旧严峻的安全问题，非盟的安全能力建设仍显缓慢。2015年，仍有8个非洲国家经历着严重的国内冲突或恐怖主义活动威胁，有将近1500万的民众流离失所，2014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死于冲突的人数3.5万，2015年前两个月冲突死亡人数就达到8300人。
非洲突出的安全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非盟和非洲次地区组织的能力范围，成为一项全球性的安全议题。2000年以来，在非洲的维和行动达到52项，目前联合国16项维和行动中有9项部署在非洲，联合国史上最昂贵的维和行动发生在民主刚果。西方大国如法国也在中非、马里、乍得等10国部署了近1万人规模的军队。然而，为什么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的集体投入所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如刚果金持续近20年的国内动荡和东部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如南苏丹刚一独立就开始经历的内战。
非洲国家冲突的根源归根结底是非洲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以及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不同步的产物。相对而言，这一自然规律很难控制，然而，作为一种主观努力，国际社会包括非盟等地区组织的外部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通过有效协调和控制来发挥最大化作用的。然而，由于大国的利益和战略考虑、外部大国与非洲国家对和平建设的不同理解、非洲国家内部的分歧、非洲国家有限的自主权等因素，这一主观努力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如非洲国家认为和平的实现必须从冲突的根源上解决，包括发展政策、资源治理、社会和民族和解等，而西方国家则更倾向于通过武力实现维和、促和、建和的标准化流程。这显然忽视了非洲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和现实差异。另外，在安全合作上附加人权、良治等政治条件如美国在刚果金东部问题上的做法也很容易导致效率的低下。
相对于传统大国在非洲已经形成的固化的或者官僚化的和平安全实践，中国等新兴国家将能够为非洲的和平安全建设带来新的动力。第一，中国更注重从根源即国家发展来解决问题，这一点与非洲国家的和平哲学是一致的。第二，中国能最大程度地提升非洲国家的自主权。非洲安全问题的解决最终归根于非洲国家，中国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不强加制度设计、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合作方式，有助于非洲国家真正探寻解决和平安全问题的本土方案。第三，中国将能够促进对安全话语更深刻的理解。对非洲国家而言，当前的国家能力建设就是必须能够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治国理政上的经验交流、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将能够为非洲国家的国家建设和能力建设提供重要借鉴。第四，中国在和平安全上更加务实的态度和强烈的政治意愿将能够保证合作的效率。中国已经确定和平安全合作为中非未来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中国已经建立了与非盟的和平安全战略对话机制，在双边军事和安全关系上，中国也已经开始通过军事培训、技术转移、联合演习等方式帮助提升非洲国家的安全治理能力。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新倡议、新承诺和新实践将能够促进和完善当前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治理框架，将能够为非洲的去冲突化以及和平的实现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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