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美国总体实力继续在相对衰退的轨迹上继续下滑，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主导权进一步削弱，其全球战略呈总体收缩态势，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对国际体系重组仍拥有其他行为体所没有的影响，在某些领域（如军事安全）和某些地区（如亚太）仍有局部进取。2012年及以后，美国及西方大国和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在进入深度磨合期，中国需要在美国大选期间提高理论和战略自觉，重视政策策略运用，注意舆论动向和导向，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并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美国经济力量变化及其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美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奥巴马政府在面对美国经济实力下降的现实时，3年来被迫同中国等新兴大国更多地分享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规制权和话语权。但在美国渡过经济最困难阶段之后，开始强调美国经济的反弹能力和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一）美国经济自20世纪 90年代起的单极地位依赖于三大能力的支撑。一是全球信用扩张能力和虚拟经济的创造能力。1992-2006年的 15年间，海外投资者对美国债券和股票等金融资产的净购买量从 700多亿美元增长到 11400亿美元，2007年美国虚拟经济规模已是实体经济的 30倍, 金融资产泡沫强力托起了危机前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二是全球科技创新实力和市场创造能力。美国30％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并非出生在美国。在美国的研究实验室里工作的大都是在美国攻读物理学、数学、化学和工程学博士学位的学生，而其中三分之二是外国人。在生命科学（生物学、医学和农学）领域中，外国研究人员所占的比例为四分之一。美国迄今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 200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约 14万亿美元,消费占比 70%, 总额在 9万亿美元左右。三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全球最大1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占比通常保持在 30家左右, 美国企业海外分支机构数、 交易额和增加值额大大领先于欧洲和日本跨国公司。危机前的 2007年, 仅占美国全部企业数 1% 的美国跨国公司创造了美国 GDP的31 % ,私人部门总利润的 25% , 美国进口的 37%, 出口的 41% ,劳动生产率 50% 。[1]上述三大能力奠定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至今仍未被包括欧元在内的其它国际货币所取代，为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铸币税红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得益于其核心货币地位，对外成功转嫁危机成本。从根本上看，上述三大能力是美国维持其世界经济霸权地位的基础，也是美国经济核心竞争力所在。
        （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正在侵蚀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经济基础，并影响到美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首先，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掌控能力明显下降，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是二十国集团成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以美国为核心的七国集团掌舵世界经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二十国际集团的推动下，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和话语权都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经过调整，发达国家的总份额占比从改革前的65.4%下降到57.7%，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从34.6%上升到42.3%；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在份额调整之后将上升到6.394%、2.751%、2.706%、2.316%，均成为基金组织的前十大股东，尤其是中国成为了第三大股东。另外六大股东分别是美国（17.407%）、日本（6.464%）、德国（5.586）、法国（4.227%）、英国（4.227%）、意大利（3.161）。在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达到47.19%。与改革前相比，中国的投票权从2.78%上升到4.42%，成为第三大股东；巴西、印度分别从2.07%、2.78%升至2.24%、2.91%；俄罗斯和南非的投票权则略有减少，分别从2.78%、0.85%降至2.77%、0.76%；美国、日本的投票权将从16.36%、7.85%降至15.85%、6.84%；英法两国将从4.30%降至3.75%；德国将从4.48%降至4.00%。[2]
        其次，伴随高失业率和高政府财政赤字，美国经济复苏迟缓，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削弱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9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原本就在不断减弱）可能会遭受更多打击，这些打击可能来自于财政整顿的政策僵局，疲弱的住房市场，住户储蓄率的迅速增长，或者不断恶化的金融状况。由于政治分歧严重，美国政策走向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一个重大风险是，如果不通过必要的长期改革使债务降低到更可持续的水平，那么仓促的财政削减措施将进一步恶化经济前景。[3] 美国经济改革面临巨大的国内阻力，一面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另一面是没有竞争力的就业人群，这种内部经济的二元性加大了美国经济改革的难度。尽管奥巴马在2012年1月24日的国情咨文讲话中强调了经济公平，但是其实现手段却捉襟见肘。从美国经济的复苏前景来看，刺激出口、增加就业、鼓励创新、推进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改革，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总之，美国经济由于遭遇金融危机、经济长周期、全球化生产及技术升级导致的制造业转移和结构性失业增加、欧洲等外部市场恶化等多重影响，将较长时间陷于低速增长和脆弱复苏的困境。美国经济短中期期内难以破解“创新却难以使制造业回归”、“企业盈利却不扩大就业”的结构性困局。未来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面临越来越大的动力不足风险。
        最后，长期以来，美国引以为傲的经济制度和市场理念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面临前所未有的质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偏离平衡越来越远，以至发生结构性危机，将导致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无序的动荡，当前这套制度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本次金融危机使“华盛顿共识”失去主导地位，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稳定性，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模式已逐渐陷入僵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举债、财政赤字、军事扩张5条“逃生之路”非但未取得成功，反而加剧了矛盾，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了极限，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经终结；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是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崛起，也包括观念和模式的国际竞争。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西方国家的制度和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4]
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及其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
        2011年，美国继续调整其全球战略，在战略目标上更加突出全面综合安全，在战略部署上加强跨大西洋和亚太地区军事同盟，在战略难点上通过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逐步撤军而摆脱困境，从而试图改变其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被动地位和下滑态势。
        （一）美国的战略调整。在综合实力持续下降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外战略出现了一系列调整。首先是战线收缩。美国实现从伊拉克撤军，并制定阿富汗撤军时间表，而且在对外军事干预上采取“背后主导、盟国突前”的“谨慎”姿态，这在此次利比亚事件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仍将尽力避免在非核心区域投入实质性的军事力量。其次，重点转移。一方面，美国战略关注的地区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另一方面，美国战略关注的主题由恐怖主义或“失败国家”所带来的麻烦转向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可能对其霸权形成的挑战。第三，角色转换。实力不济迫使美国更加“灵巧”地使用力量，其办法就是将盟友推到前台，充分发挥盟友的前沿防御和干预作用。其结果可能是，美国将其全球战略分解为多个地区战略，在各个地区内通过同盟体系集聚优势，并由此支撑起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二）美国对外战略的这些变化对国际安全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全球层面上看，全球性机制建设或机制改革可能由于议多行少而呈现疲态。美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明显不足，欧洲国家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后的集体危机感上升，在国际舞台上的主体意识和行动意愿都有所加强。欧洲、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对国际权力地位的诉求虽然体现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但在国际体系重构中与中国竞争规制权和影响力的程度也同步提高。
        从地区层面上看，中东（北非西亚）地区的混乱局面仍将延续一段时间，阿拉伯世界的分化更加明显，中东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有可能下降，美国在中东的投入有可能进一步集中到海湾等几个支点区域。与此相反，美国对亚太的关注已经由战略设计转为机制构建。除了进一步巩固与盟友的关系，密切各盟友之间的联系，美国还将积极介入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美国从欧洲一体化的经验中意识到，单一的安全关系不足以保证美国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因此，美国将十分小心地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之外。对美国来说，跨太平洋关系应采取不同于跨大西洋关系的模式，以便确保美国在未来也能牢牢控制这一地区。奥巴马总统本人也对亚太地区组织表示出比前任更多的关注。2011年11月中旬，他分别出席在夏威夷和巴厘岛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东亚峰会，并不断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我们将留在这里”。[5]
        从国家间关系的层面上看，美国既有凝聚盟友的需要，又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强化共同价值观在此情况下很有可能更加得到美国的青睐，而且2012年的大选气氛也为宣扬意识形态因素增添了吸引力。
三、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及其历史性错误
        美国在进行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进取性。有中国学者指出：奥巴马亚太战略算盘是“一年谋划、二年起步、三年定局”。[6] 作者未必完全同意这样的时间表述，但奥巴马政府确实是将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从设想逐步变成了现实。
        美国从政治和外交上强调和加强其“重返亚洲”的合法性。奥巴马政府高调“重返亚洲”，因为“毋庸置疑，21世纪是亚太时代。我们慎重作出决定把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7] 其实，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而且作为太平洋国家而不是“亚太国家”的美国，其如此言行的目的就是要为维护美在亚太利益寻找合法性。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对亚太国家的外交活动，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帕内塔国防部长密集访问亚太地区，强化与盟国关系，鼓励缅甸的“民主化”，争取越南的合作，不时拿中国说事。在此背景下，美国以“东亚峰会”为推手改造亚太地区主渠道，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平台整合地区政治和经济合作，以“平衡中国”为借口争取东南亚国家的支持。
        在安全和军事方面，奥巴马政府作出了重心向亚太转移的战略决策。经奥巴马总统多次修改的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战略》评估报告坦言：“美军将继续为维护全球安全贡献力量，我们将向亚太地区作出必要倾斜。”[8]而且，为了“师出有名”，美国还搬出“中国威胁”论，大谈“南海航行安全”伪命题，公然提出“制衡中国”的理念。在具体部署和行动上，奥巴马政府加强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和战略伙伴的安全体系，增强东盟防长扩大会、东亚峰会和“香格里拉”对话等地区安全机制的影响，影响和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理念，并在亚太地区调兵遣将和加强军事部署等。
        在经济方面，奥巴马政府借助加强与亚太国家合作振兴美国经济的战略已经明晰。美国在亚太的经济战略可谓“一石双鸟”，不仅可以通过介入亚洲市场分享经济增长红利，而且通过扩张美国的经济存在稀释和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如奥巴马在2012新年之初的国情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像竞争对手一样积极开拓新市场，如果其它国家签署贸易协议而我们却坐在场外，美国将丧失创造就业机会的机遇。但要得到这些好处，我们必须执行这些协议，让我们的贸易伙伴遵守游戏规则。这就是我们继续推动多哈贸易协定的原因，也是美国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原因。”[9] 亚太地区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吸引国际投资最具竞争力的地区，而且区域内的经济互补和分工日益增强，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其经济发展潜力和动力依然强劲。美国在亚太力推TPP的目的正是在于充分利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战略优势和经济比较优势，结合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开展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多边和双边合作，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新的地区经济分工体系。
        但是，奥巴马政府谋而无道，其行不远。首先，奥巴马政府对国际总体态势和历史发展潮流的判断出了问题。它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美国的相对衰退并坚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它也把握不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而且它在数年内从“中美共治”偏向“中美对抗”，更是暴露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事实失据和道义赤字。
        其次，奥巴马政府没有从根本上吸取小布什政府的“新帝国”扩张思维的错误。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在“变化”声中登场，在改变前任政策时认为，小布什政府陷身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而使中国“坐大”亚太，因此需要重新夺回在世界重心地区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其实，小布什政府错在坚持扩张的霸权（新保守主义）理论和战略，而非错在扩张地点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犯了与小布什政府的同样错误，即在“帝国”下滑时不收缩反而扩张的方向性错误。
        第三，奥巴马政府没有从美国亚太战略的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开始把亚太地区纳入战略关注视野。纵观70年来的美国亚太战略，可谓成败参半。成功的有：美国联合亚太国家共同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支持一些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而实现了共赢。特别是中美和解从根本上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对抗格局，促进了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失败的有：美国将战后亚太形势解读为东西对峙，把中国列为阻止多米诺骨牌的重点对象，先后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果使美国一再受到重创，从二战后的巅峰上开始下滑。虽然“殷鉴不远”，但奥巴马政府从本质上还是摆脱不了冷战思维，还是依恋单极独霸，还是迷信武力，固执地认为凭美国的军事实力就能夺回其在亚太战略优势。
        最后，奥巴马政府在判断亚太地区主要任务问题上出错。从长远发展的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大体上会经历政治独立、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文化发展、政治创新等各个阶段（当然其中会有先后和交叉）。在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在二战后获得政治独立后，继续争取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全球的和平、发展、合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成为国际力量相对均衡化的重要之处。在当前和今后几十年，亚太地区的中心任务是争取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和共同发展，需要的是巩固和发展各种经济和安全机制。但美国正在反其道而行之，奥巴马政府要员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到处挑拨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不断制造海洋权益问题，极力推出“跨太平洋战略伙伴”计划并试图以此稀释和取代“10 X”的地区合作模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眼下，奥巴马政府虽然在亚太战略布局和落实上颇为自得，但最终难免事与愿违，自食其果。
四、美国制度力量变化及其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
        2011年，美国在国内外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之际却陷入了制度困境，从实力基础、治理能力、引领思想、自信力和公信力、制度建设能力等方面处于“内虚阶段”，在没有脱胎换骨的全面制度更新之前，美国难以走出当前的制度困境。
        （一）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暴露了美国国内经济治理制度的缺陷。美国现有经济治理制度最大的问题是无法解决西方和全球经济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如增长乏力、就业困难、债务严重、分配不公等。其次，美国的经济治理思想故步自封，囿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能与时俱进，导致理论落后于实践和认识滞后于发展。再次，美国的金融治理和虚拟经济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至今难以转型。最后，西方经济治理制度服务于少数富有阶层在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发展中暴露无遗，“贪婪的1%”统治着“受害的99%”是美国的现实。
        （二）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异化。美国式民主政治制度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一面，但当前存在四大问题。其一，美国基于国内权益平衡的政治制度正面临建国以来颠覆性的挑战，传统的权力制衡和地方政治的结构无法适应全球化的变化，需要在理念、制度、实践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但目前美国既没有改革的愿望，也没有改革的能力。其二，“选举驱动”政治造成美国领导集团注意力内顾，并着眼于短期利益，当心利益集团和选民的关注。特别是在美国已经进入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政府更是“选票第一”，不敢也不愿触及深层次矛盾。其三，美国有责政府与无责党争的矛盾突出。在党派政治和党争日益泛滥的情况下，美国政党政治成为两党相无攻讦和角力的战场，多次发生债务封顶的僵局，在国内外造成严重和破坏性后果。
        （三）美国制度自信力和公信力正在下降。美国发展模式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严重缺陷，美国的自信心和公信力也在不断下降。由于综合竞争力的下降，美国朝野对美国自信力持续下降的外在表现是，失落感日益增加，对外来竞争压力高度敏感，不是寻找病症的根源而是诿过于人和祸水外引等。美国国际公信力的下降更是有目共睹。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顾国际信义和责任而大搞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内经济、政治和民族保护主义情绪上升。有鉴于此，美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正在明显下降，而它们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也在相应下降。
        （四）国际制度创新的缺失。美国在二战结束时主导了战后的国际制度建设。但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制度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或有了重大的变化，而美国很难再独家主导新一轮的国际制度创新。首先，缺少改革现有国际制度的动力。美国是现有国际制度的制订者和得益者，但不是当前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的主导者，因而不愿进行以公正合理为目标的制度改革。其次，美国缺少国际制度创新的号召力。美国缺乏制度创新所需要的战略视野，更加缺乏制度创新的公信力，难以在国际制度改革的主攻方向上凝聚共识和达成一致意见。最后，美国缺少国际制度创新的能力。美国处于相对衰退阶段，既缺少推动制度创新的经济实力，也缺少内外的支持，在主动谋划和运筹国际制度创新问题上明显力不从心。
五、全面认识美国力量的变化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美国当前面临各种现实和长远的困难，但在综合实力、以及在政治、军事、文化、管理和科技领域还具有相当的优势，我们必须全面和客观地评估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一）客观认识美国实力变化和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美国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处于相对而不是绝对下降的阶段。国际力量均衡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美国在相对衰退的过程中还有“中兴”和“复兴”阶段，如在美元国际地位的调整和国际体系的话语权设置等方面仍拥有一定的优势。在政治和安全危机中，美国历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大多能摆脱战争造成的不利影响，维护、甚至推进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体系。即便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也是美国挑头实现了二十国集团的升级版，美国在国内国际制度仍有相当的反弹能力和引领能力。而且，美国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问题上，如果说成事不足，但败事有余，千万不能低估其破坏作用。
        另一方面，非西方力量在体系建设方面仍处于上升期的初级阶段，在规制权和话语权方面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实现平等的目标。在世界近现代史中，非西方力量的成长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亚非拉的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也经历了南北差距的扩大到发展中大国的兴起等过程。我们应该看到，当前非西方力量的提升主要还是在经济方面，而且还是在经济低端方面。非西方的整体意识和凝聚力还处于初始阶段，既缺乏统一的思想和理想，也缺乏必要的组织机制。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直至本纪初中期，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基本上处于提出口号和进行原则斗争的阶段。即使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新兴大国也只是在20国集团升级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投票权方面取得进展，但在整体的规则制定和议程设计等方面仍与美西方等传统大国相去甚远。
        （二）中美在国际体系重组中的理念和利益存在异同，合作竞争不但长期并存，而且面临同步上升的局面。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重组的理念方面具有共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双方承诺致力于加强全球金融体系和改革国际金融框架。”[10] 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1月访美时提出，中美两国应该共同承担负责任、建设性大国作用，开展共同应对挑战的全球伙伴合作。奥巴马总统对此表示完全赞同。[11] 2011年，中美两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面也继续合作。但是，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重组的指导原则和组织机制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最主要的是美国坚持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和领导权，在主权债务、美元责任和地区合作等问题上自私自负，一意孤行。
        此外，由于经济困难和国内政治制约，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倾向于采取“软对抗”的方式，力图限制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空间和地位。这表现在利用人权、政治自由等意识形态话题，给中国制造麻烦；制造“中国威胁论”，歪曲中国国家形象；利用周边国家、特别是南海声索国牵制中国，达到迟缓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2011年中美在地区次体系重组方面的矛盾更加突出。2011年10月，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强调“美国重心一定要向亚太转向”。[12] 事实也正如此，美国正在逐步落实其重心东移和加强亚太的战略，强化以其为首的地区安全体系，稀释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东盟 X地区合作机制，并提出TPP以加强其对亚太地区合作的全面主导权，等等。
        2012年，美国将进入总统选举的激烈争夺期，美国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也更将尖锐复杂，美国向外转嫁危机的动因将更加增加。中国在迎接十八大召开的同时，也将逐步从战略制定期向战略实施期过渡。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重组上的深度碰撞和整合也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两国的分歧点将更加显现，两国国内因素将更加凸现。因此，中国需要加强理论和战略自觉，重视政策举措得宜，推进同国际社会各种群体的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全球视野处置好中美在国际体系重组上的关系，争取在选举年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

文献来源：《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