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是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内外背景下召开的。当时的重点是以引进为主。本次研讨会是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我们理论建构的重点是国际关系理论内生和共生建设，旨在建设指导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规律和趋势。

一、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转入建设阶段
       （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理论方面的工作重点是引进和消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今天，我们的任务主要已经转入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设阶段，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是有其可以学习借鉴之处。例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观（产生了众多的学派和流派，现实主义、理想/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不断推陈出新，还在美国之外涌现出英国学派和北欧和平学等。西方国际关系的时空观也有其独到之外，它纵横于历史之间，延伸到新边疆和新领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具有较强烈的应用观，如E·H·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旨在研究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当然，也如有的同志们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国际关系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如不能把握唯一论和综合论、极端论和平衡论、偏见论和全面论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是世界性的，但立足点是西方的。
        （二）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元素问题。
        1、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争论已久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本人认为，我们需要从多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理论有了太多的各国特色，就很难有它的普遍意义，因为理论毕竟需要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辞海》1349页）。这样，世界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似乎不应该分为“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德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印度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新加坡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等，但可以有“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等。
        2、在特定语境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又是说得通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以英国和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在代表性和普遍性上是有先天缺陷的，特别是存在道义缺失和目标追求。今天，我们说要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历史纠正和历史补偿。要实现这些纠正和补偿，需要中国学界和政界的共同努力，当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3、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是全球国际关系理论总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重要子体系。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子体系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当前及未来全球国际关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发展规律，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建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等。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将会经过突出特色和淡化特色的历史过程。经过几个30年后，即中国成为全球强国的时候，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更多的普遍意义，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和接受后，成为全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到那个时候也就没有必要突出“中国特色”了。
        4、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中国传统理论的简单再版，也不是中国特殊问题的再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需要继承中国5000年的文明，需要吸取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如大家所提到的春秋战国和诸子百家等。但更重要的是，要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再创造，对中国当前丰富的外交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对全球环境下的中国对外关系进行指导。换言之，是要增加中国元素更加科学和完整地理解和分析世界，而不是用世界的现实来证明中国古人的论断。
二、20世纪大国国际关系理论准备借鉴
        中国正在崛起，日益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和全球强国，不仅需要物质性的硬件准备，也需要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软件准备。在此仅就美国在一战结束到二战结束30年不到的时间里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准备做一简明的勾勒，或许对中国也有启示作用。
        第一，在思想前瞻和战略运筹方面，从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到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完成的“世界主义”，使美国主流思想基本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国际主义的转变，为美国在战后登上世界权力顶峰做出了贡献。
        第二，在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方面，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现实主义在美国基本确立了其主流地位，它关注主权国家间的权力平衡甚于理想和道德，并在后派生出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种种流派，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影响。
        第三，在智库建设方面，美国在一战后出现了国际问题智库的建设高潮，著名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于1921年成立后，此后有布鲁金斯学会（1927）、海军分析中心（1942）和兰德公司（1948）等，它们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在战略和政策研究的大牌专家学者方面，美国出现了以乔治·凯南（1904-2005）和汉斯·摩根索（1904-1980）为代表的权威性专家。乔治·凯南1946年8000字外交电文和1947年以“X”的署名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所提出的“遏制”苏联的主张，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对苏战略的思想基础。从此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对苏战略，乃至整个大战略都被称为“遏制战略”。 汉斯·摩根索1930年开始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到他传世之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于1958年第一版的问世，奠定了他作为政治现实主义权威的地位。
三、走向世界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
        未来30年，除了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准备，如物质、战略、理论和思想等方面的准备外，作为国际体系中日益重要的国家行为体，中国还需要同国际社会进行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双向和多向交流，并尽可能地提供有关的公共产品。
        （一）外部环境变化趋势。未来30年的内外环境将对中国外交和全球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就国内挑战而言，中国将面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积聚效应，物质生产丰富和思想文化及核心价值观相对缺失，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整体社会进步等的瓶颈困难等。此外，中国外交体制也存在从“大国小外交”向“大国强外交”的过渡问题。在此主要讨论未来30年中国外交面临的外部环境问题。
在未来30年的历史进程中，多极多体的国际体系将最终形成，但是国际体系在其行为体、机制、议题、价值观等方面将经历艰难的调整和转变，有时甚至可能通过非和平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本人很同意伍贻康教授在小组讨论会上的讲法：中国“实力要增强，理论要跟上，方向要把正，定位要恰当”。
        （二）大国强国外交的理论建设重点。中国在成为全球大国和强国的进程中需要进行理论准备，主要应加强以下方面的理论建设。
        1、根据未来3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内外形势的发展，以中国外交的任务来确定理论建设的任务。本人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主要由“总体思想、战略思想、政策思想”三部分组成。
        在总体思想方面，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要从理论上总结、提炼和证明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的必由之路，即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上升的新兴大国和守成的传统大国能够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这就是说，中国要超越权力和权势的传统分析。
        在战略思想方面，未来30年的主要任务是超越现有的传统战略思维和形成新型战略思维。前者主要指对抗思维，如冷战思维、集团政治、地缘政治/战略思想等。后者主要指中国要在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的调整和设计方面取得创造性的思维飞跃，争取筹划和落实“多极多体”的国际和地区体系的途径和方式。
        在政策思想方面，中国外交政策需要增加其对解决具体问题的应用性指导，如在解决世界热点和难点问题上能够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在处理中国和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问题时能够实现双赢和共赢的目标。
        2、继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上创新发展。首先，我们要认真总结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江泽民外交思想、胡锦涛外交思想等，真正吃透精神，全面领会，并且要积极推广。现在少数同志言必称希腊，对中国的东西妄自菲薄。其次，我们能否可以把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亚洲从马克思主义扩展为马克思主义和进步理论，要总结从孙中山到李光耀、从甘地到曼德拉的各种思想中的积极成分。最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是否还可将其扩展为发展中国家化和西方化呢？这些命题都值得我们学术界认真思考和积极探索的。
        3、如何吸取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首先要搞清楚：在中国文化传统方面，我们有什么？缺什么？要什么？我们有天下观、辩证观、中庸观。但是，我们缺乏制度和法制意识，“人治”至今还是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我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缺乏现代专业意识，很多论文定性分析远远超过量化分析，有点像中国画的肖像画和石雕，大而化之。此外，还缺乏中国和世界的共性意识，“中国特殊论”和“美国例外论”在这点上是相似的。
        4、在未来30年中，努力争取把和谐世界理念上升到和谐世界理论的高度，并以此指导中国的对外关系。（1）和谐世界的自身理论建设。和谐世界2005年中国首倡的“和谐世界”理念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但在新形势下需要不断深化其时代内涵，如增加价值观、国际责任、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内容，并积极从理念向理论发展，扩大其普遍意义。
        （2）和谐世界理论建设的过程首先是统一中国国内思想的过程。中国历来有和平思想的传统，但也存在崇尚和敬畏武力的意识。当前中国日益抬头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正从反面说明中国需要对和谐世界的再学习和再认识。
        （3）增加和谐世界的国际元素。例如，中国和印度、缅甸在1954年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效果就大于中国单独提出。又如，印度总理辛格的“世界足够大，可以让印度和中国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共同发展和繁荣。”[1] 这一乐观的判断在中印和其它国家得到了积极的反响。
        （4）对“不和谐”与“反和谐”要有思想反制和措施反制。美国政府的话是不可全信的。一方面，它可以信誓旦旦地说“三个公报”，另一方面，它又毫无顾忌地对台军售。现在它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承诺，但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在这点上，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5、确立与国际兼容的核心指导思想。理论自觉是个永久性命题，但在未来30年里，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举国上下提升对外交重要性的认识和加强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争取在30年内应取得两大平行进步。一是形成与国家核心价值观相匹配的国家外交主导思想，并以此主导外交的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二是增加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国际主流外交理论的交汇面，交汇面的重点应当是对世界现状共同理解和对世界前途的共同追求。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国际主流外交理论在未来30年的互动应当是多向和建设性的，并尽可能地为继续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新理论而努力。
        6、加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和传播。这些年，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对于一个尚在建设中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边学习边推介，即在继续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推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其次，要善于利用中国的教育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要从根本做起，也就是在教科书上起步，在论文和专著上下功夫，不仅要有中文的，还要用英文等联合国工作语言。要做到这点很难，如本次会议提交的一篇论文“大而求王”，中国人听得懂，但如何译成外国人听得懂的话还是个难题。作者自译的英文是“Rising power not equal to hegemony”，相差甚远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非西方学者“转弯超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总之，现在人们常说“要讲好故事”，但它的前提是“有好故事可讲”。这就是我到处讲“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的主要原因之一。
        7、上海学界的特点和任务。上海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重镇，上海学者要有使命感和危机感。上海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涌现出顾维钧、王正廷、陈毅、吴学谦和钱其琛等一大批外交家，中央领导和领导部门经常垂询上海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国外也重视和上海专家学者的互动。但是，近些年来，上海的某些优势正在失去，上海学界要既要增加理论自觉，也要增加实践自觉，争取为国家的外交实践和理论创新做出应有的贡献。没有思想的人，是不能引领世界思想潮流的；没有理想的人，是不能创建理论的；没有上佳素养的人，是不能成为世界级和国家级精英的；没有品行的人，立了门派，最多只是旁门左道。为此，用48字，来表示本人的一些感想。
入世应对挑战，出世建构理论；
个人各务本业，群体同建体系；
克服浮躁情绪，提倡钻研精神；
超越项目束缚，增强课题意识。

文献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