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在政治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下总是附属于近乎先验的“无政府状态”假设和“权力”等范畴。以往个人对于安全的认知因为属于微观的层面而被忽视，但是在导入社会心理学和决策分析之后，心理学在安全领域可以获得恰当的表达空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9.11”后发生了显著的转型，用经典的地缘政治理论和霸权理论并不能给这一转型勾勒出完整的解释框架。相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社会心理重大转折的影响。对于安全认知的转折既给安全战略的转型提供了民意基础，又限定了决策者的决策空间。而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除了民意之外，决策者又受到了或者是有意利用了一系列错误知觉的作用。

         国际政治学关于“安全”的定义按现实主义理论始终与“权力”和“无政府状态”等概念相关。“安全”作为“权力”和“无政府状态”等国际政治核心概念的推论，需要依赖后者获得表达。关于安全概念的经典描述是：缺乏最高政治权威的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处于霍布斯所称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以权力为路向的“自助原则”造就了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描述的绝对的“安全困境”。这一定义很久以来都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无论是“权力”还是“国家利益”的概念，都具有明显的物质主义的性质，往往强调“安全”概念的物质基础。然而在强势话语面前，“安全”概念的另一个维度，即“安全”的心理内涵则被遮蔽起来。
         一、“安全”概念的心理涵义、心理学的适用范围及层次分析
         按照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心理学的动机/需要层次理论，人类的行为动机或者需要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
          动机/需要层次理论
         5．自我实现的需要
         4．尊重的需要
         3．社交/归属与爱的需要
         2．安全的需要
         1. 生理的需要[①]
         人都潜藏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处于次底层，在人的生理需要得到适当的满足之后，安全的需要便会充分出现。从心理层面而言，安全的需要包括了希望稳定、依赖性、免受恐吓、焦虑和混乱的折磨，及对于秩序的需求等。[②]
         安全(security)一词按照《大韦氏三版》（Webster’s Third）的解释，首先就是安全的性质与状态的定义，其中第一条指“免于危险的自由”，第二条是指“免于忧虑”，第三条指“免于恐惧、焦虑或忧虑的自由”，第四条则是指“免于不确定性与困惑的自由”。[③]而根据《蓝登社大辞典》（Random House）的解释，安全除了指“免于危险、风险、焦虑和疑惑”之外，还指“免于匮乏/渴望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④]这些关于安全定义的表述带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它们显示了安全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几乎所有“安全”的定义都是以反义的抽象概念加否定词的形式规定，“安，危之对也，”[⑤]安全是“免于危险”、“免于恐惧与焦虑”，“免于匮乏的自由”等等。这样的解释不免陷入语义循环论证的陷阱——对于安全的定义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危险、恐惧和焦虑”，如此循环往复，而且不能令人满意。但至少可以看出，对于危险、恐惧、焦虑、困惑和匮乏等概念而言，安全是相对的，而且定义模糊。它甚至不是一个独立自洽的概念，作为对危险、恐惧和匮乏等的否定，必须依赖这些概念而存在。
         其二，“安全”定义所依赖的上述概念，诸如危险、恐惧、焦虑、困惑、匮乏等，很大程度都是人的主观心理感受。不同的主体由于各自对外部世界的知觉（perception）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动力（psychological dynamics）不同，因此“安全”有着迥然不同的涵义，对于安全的心理需要及其物质基础的需要也各不相同。需要指出的是，前述危险、恐惧、焦虑等概念的实质是一种心理危机状态，因此安全概念的所指（signified）往往并非损害或者剥夺的事实，而是它们发生的可能性，意即对于安全的威胁。事实一旦已经发生，无论结果如何，由于结果的明朗导致不确定性消失，恐惧、焦虑、困惑等心理危机状态也会随之消失。但只要威胁存在，或者威胁变成损害、剥夺的事实之后还会再现——比如类似“9.11”性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心理压力便始终存在，这亦是作为安全概念核心定义的恐惧、焦虑和困惑的根源。
         从前面的概念分析可以看出，除了可以用“权力”和“利益”加以解释，从认知的角度，“安全”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人的心理体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总是指涉“国家安全”或者由此延伸的“国际体系的安全”，它超越了个体层次的主观心理体验，那么安全概念中有关个人心理的定义是否适用于宏观的“国家安全”或“国际体系安全”范畴呢？
         哈罗德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Harold & Margaret Sprout）反对使用诸如“国家动机”这样的术语，反对赋予国家或者国际体系以人的属性。[⑥]换言之，斯普劳特夫妇反对将国家或者国际体系人格化，并由此把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有关人的知觉、人格和动机等研究成果方便地移植到与国家或国际体系相关的范畴。心理学能否对国际关系中的安全问题具有解释力，前提是首先要对该学科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适用范围加以框定，对此一般可以有两种研究路径。
         一是导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这本身又涉及国际关系研究的层次分析（Level of Analysis）。如果把一个民族国家内的人群作为施动者，而把国家作为结构（structure），人们发现群体心理及其变化对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极重要的影响。这一直觉促使许多学者把社会心理分析运用到国际政治的现实研究之中，尤其是关于人类冲突的微观理论分析。
         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微观分析层面，社会心理学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人类攻击行为（aggression）的社会化问题。今天许多心理学家都把个人的攻击行为归因于某种挫折（frustration），其表述是：攻击行为总是挫折的结果，任何攻击行为则都是攻击能量的释放和攻击冲动的缓解。[⑦]然而在将挫折——攻击理论运用到社会分析时，就会面临前述用安全的心理涵义来定义“国家安全”或者“国际体系安全”同样的问题。虽然在观察个人行为的实验中较易发现挫折——攻击理论的有效性，但它在社会群体的集体行为中的验证则非常困难，而且个人与社会群体对挫折做出反应所需要的时间和方式也不相同。
         对此，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化（socialization）、转移（displacement）和投射（projection） 等理论来解决将个体研究的挫折——攻击理论上升到社会层面的问题。社会化理论认为，社会习惯的学习过程总是引起挫折感。因为从童年到成年，对个人的每一项自发行为的强迫调整总是会干扰人的目标反应（goal responses），[⑧]使人感觉受挫，并且产生攻击的冲动。挫折——攻击模式与文化密切相关，每一个社会都会对个人的自发行为施加社会控制，因此每一个社会系统同时也在成员中制造着可能导致恐惧、仇恨和暴力攻击的挫折。
         为此，每一种文化都必须对其成员的攻击冲动进行社会化管控。通过将攻击冲动指向其它群体(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或者外部的“邪恶”)的方法来减少群体内成员之间的敌意行为，这种攻击的社会化——转移现象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⑨]在意识的层次上抑制敌意冲动还通过个人忘记对挫折本源的认同，来帮助转移过程的实现。抑制另一方面又会引起投射。投射是指人们将自身具有又耻于承认的不良品质和恶意归咎于他人并加以夸大，这样通过把难以容忍的想法和感受投射到他人身上来寻求减轻罪恶感。[⑩]
         这样，挫折——攻击模式的社会化理论在逻辑上能够解释人类群体的攻击冲动的发生、转移和投射机制，也在逻辑上使安全的心理涵义如何适用于人类群体安全的概念——比如国家安全等得以自洽。既然个人的挫折——攻击体验能够通过社会化过程上升为集体经验，并通过转移和投射机制得到宣泄，那么个人对于安全的心理感受也能够通过社会化过程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并且影响决策。
         詹姆斯·多尔蒂（James E. 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L. Pfaltzgraff, Jr.）认为，“我们不应过于贬低心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领导人和普通平民对于世界、外国人、以及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态度——友好、敌视、或者漠视都是通过一个复杂的、贯穿一生的心理发展过程而形成的。尤其在民主国家里，精神和社会领袖在做出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时，无法忽视公众的情感，比如孤立主义、和平主义、好战的仇视、人道主义同情、愤怒，或者为维护国家荣誉、安全或经济利益而提出的民族沙文主义。”[11]揭示安全问题与人类群体心理的相关性无疑使社会心理分析为国际安全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二是找出心理学最能解释的国际关系现象的层次，这第二种研究路径同样涉及到层次分析法。既然国际安全问题不能将国家等同于人格化的个体，再套用个体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加以解释，那么将国际关系的范畴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找出心理学最具有解释力的层次进行分析，这同样有助于接近问题的本质。温特（Alexander Wendt）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还原（reductionist）理论，[12]而国内学者尹继武和李江宁则曾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心理学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正当性。[13]
         关于国际关系范畴的分层问题，学术界对分析的对象究竟应分成几个层次并没有一致的意见。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分为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属性和人的本性三个层次，[14]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则从心理学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即决策层次、政府机构层次、国家性质和国内政治运作层次和国际环境层次。[15]
        从研究层次的取向而言，没有哪一个层次能够包含可以解释所有问题的最重要变量，这些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issue area）中的重要程度也有所不同。决策层次的分析具有独立意义，而决策者的认知（cognitive）因素则可以构成国家行为的近因，其他层次的分析无法直接说明这些认知因素是什么。即使我们发现人在相同的环境中——无论是在国际环境、国内政治，还是政府机构层次，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只要在决策者的知觉（perception）和现实之间存在差异，就有必要对决策过程进行分析。[16]
         因此，通过对国际关系范畴的层次分析，人们可以找出心理学最具解释力的部分——决策层次；以对决策者的心理分析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又可以发现影响决策者的关键因素——知觉。更进一步，因为在知觉和现实之间必然存在差异，或者说决策者头脑中的知觉往往是扭曲的现实，因此对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的研究最终可以使心理学在国际安全领域找到用武之地。
         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心理学思潮和研究领域。从广义而言，认知心理学是以人的一切认知（cognition）或认知过程为对象的心理学，包括感觉、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言语等的研究，而国际关系学与认知心理学的交叉则主要在于对人的错误知觉的研究。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体在本意不希望发生冲突、现实条件也允许合作的情景下却拒绝合作、走向了战争。从人的角度出发，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由决策者制定，也由人来执行。而人处于特定的历史和空间，总有认知的局限，对于世界的认知就必然有偏差和错误。
         因此综上所述，在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中，心理学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分析和认知心理学在决策层次的成果使这一研究长期缺失又极为重要的精神向度凸显出来，使安全问题的研究趋于丰富、完整。以下将就上述理论前提，以美国在“9.11”后国家安全观的变化进行一项实证分析。
         二、社会心理变化与美国安全理念的转变：“9.11”事件的影响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9.11”之后进行了重大调整，它表现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上：2002年1月29日的《总统国情咨文》、6月1日布什的西点军校演讲、9月20日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2月11日的《抗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2003年2月14日发表的《抗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这种调整一直延续到了2006年2月和3月最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17]
         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分析文章为数众多，特别是有关“先发制人”的战略，然而作者感兴趣的却是对这一转型背后的动力分析。国内学者在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时，一般多以政治现实主义及地缘政治学为理论工具，从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安全理念的转变。[18]然而很少有文章专门就美国国内社会心理的变化来解释它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所造成的压力。
        从社会心理认知的角度而言，人们一旦形成对于外部世界的系统认识，一般很难改变。如果出现了与原有认知和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则需要克服阻力，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发生态度转变。而且在转变的过程中，人们总倾向于尽可能少地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19]如果社会心理发生突然的重大转折，那也只有对国家和社会能产生冲击和重大影响的事件才能起到如此效果。
         重大事件不仅影响到许多人的知觉倾向，而且对这些人本身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人们认为重大事件必然有重大的根本原因，他们的行为也表现出一种意识：较之不太重要的事件，产生重要后果的重大事件必然包含更多的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信息。[20]“9.11”就是可归入这一范畴的事件，它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安全观，并且反映到了随后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上。下面就这一改变的证据做一个粗略的分析。
CNN/今日美国和盖洛普调查机构2001年10月19-21日就恐怖主义对美国公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了长期跟踪后的最新社会调查。这一调查的问题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担心你或你的家人将成为一次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以100%为受访者感到担心的总比率）

        这一数据从1995年到2000年呈总体下降的态势，2000年4月7—9日的调查创下了24%的低点，然而2001年9月11日所做的抽样调查却呈“V”字型反弹，不安全感骤然上升到58%，比前一统计数据要高出一倍多，随后始终停留在高位，直到2001年10月7日对阿富汗战争开始，随着战事的顺利推进才逐步下降。
         这种由大规模伤亡事件引起的社会心理重大转折的效果是惊人的。美国本土自1812年英美战争以来第一次遭遇袭击，它重创了普通民众对于安全的认知。在盖洛普2001年10月19-21日所做的加强国内安全措施的调查中，受访民众几乎愿意不惜代价以获得安全：
一旦个人对于安全的心理感受上升成为社会的集体意志，就会限制决策者政策选择的空间。在2001年9月14-15日以及9月21-22日所做的两次调查中，受访者压倒性地支持对“9.11”袭击制造者发起报复行动：
         你认为美国应该(或不应该)对星期二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采取军事报复行动？
         认为应该采取军事报复的将近九成，而反对者只有不到一成。关于美国反恐战争中使用手段的有效性的调查（以非常有效/尚属有效/不太有效/完全无效作为问卷的答题分类，以100%为非常有效的总比率），军事手段也被公众置于最优先的地位：
         军事和秘密情报手段被认为最有效，分别占问卷的63%和60%，而认为金融/经济手段和外交努力非常有效的只有42%和40%。在强大的民意面前，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无视公众心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安全的需求。2001年9月14日乔治·W·布什在视察世界贸易中心废墟时遇到的救援工人的反应可以作为挫折——攻击模式的典型案例：
         这里的破坏比他从电视上看到和从顾问那里听到的都远远要严重得多。他还遇到了一群如饥似渴地想要报仇的救援工人。总统回忆道，他们“万分激动”，要求讨还公道。
         当他穿过现场时，总统面前是一派疯狂的景象。“我没法向你们描述这些工人是如何激动。”他们高声喊着：“不管以什么为代价！”有个工人从总统身边走过，对总统高声喊道：“不要让我失望。”看到此种情形，布什被惊得目瞪口呆。[22]
         由“9.11”事件所造成的美国社会的巨大挫折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攻击冲动至少是促使美国政府走向战争的重要动因之一。有分析认为布什政府有意识地利用了公众的恐慌作为发动战争的基础，[23]但是美国社会对于安全认知的急剧转折确实为战争的发动提供了心理支撑。公众渴望军事报复的集体性冲动本身形成了强大的政策压力，决策者不可能无视这种冲动背后对于安全的心理需求。作为国家安全战略转型标志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抗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和《抗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可以视作这种安全心理需求的理论固化。
         美国在走向阿富汗战争后，随着战事的顺利进展，公众的焦虑情绪逐渐缓解，社会心态在渐渐平复。[24]这样，就在2001年打击“基地”组织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间出现了一条认知的鸿沟，社会秩序和民众心态的恢复使得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大为降低。这里单用社会心理转变便不足以在心理层面上解释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和战后重建的决策动力，错误知觉或者经过诱发（evoked）的错误知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错误知觉与美国安全观的实践：伊拉克战争
         审视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决策，人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白宫要在开战理由上把自己陷于尴尬的境地。对于认为美国总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家而言，这种现象是难以解释的。美国把对伊战争的最重要理由宣布为伊拉克拥有联合国决议所禁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5]在所有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都把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作为首要威胁时，它构成了一个似乎充分的开战理由，结果却在战后始终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直到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还有人认为美国会在战后蓄意在伊境内“制造”出伊拉克发展相关武器的证据，结果也落空了[26]。如果说白宫不能故意要使自己难堪，而布什总统已经在2005年12月14日的演讲中承认了战前对伊拉克的情报错误，[27]那么美国的判断错误可能只能用决策者对于伊拉克的错误知觉来解释。
         当然这里所指的错误知觉不能被过分地引伸。只是从战争的道德而言，美国把自己陷于不利的境地，而这是一个强调反恐战争正义性的政府应该竭力避免的。这其中的矛盾很难用其它因素解释。至于美国政府是否利用了伊拉克拥有违禁武器的错误知觉来达到战争的其它目的，则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杰维斯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就决策者产生错误知觉的发生机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一般思维规律而言，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构总是不自知地趋于与既有的认知相吻合或者平衡，这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指导原则。当认知结构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惬意，我们会很快地知觉和记忆事物，我们对新信息的解读也是以维持和加强这种平衡的方式进行的。这一理论被称为认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理论。
         伊拉克国家的意象（Image）对于美国的决策者而言长期以来是连贯和一致的。美国对伊拉克的中心性认识可以归结为三条：一、伊拉克是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独裁政权，是美国的“敌人”；二、萨达姆政权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镇压本国平民的历史，典型的例证是1988年3月在库尔德地区的哈拉贾村使用化学弹导致5000名当地人死亡；[28]三、萨达姆在历史上两次入侵邻国：1980年9月入侵伊朗和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这一政权具有侵略性。
         这样一个具有敌人意象（Enemy Image）的政权，其本性不可能主动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相反，会尽可能藏匿和秘密发展违禁武器。这一认知既符合美国决策者长期形成的伊拉克国家的“意象”，同时也在逻辑上与对伊政权的中心性认识相洽，因此它属于理性相符（Rational Consistency）的范畴。如果行为体确信他所知觉的环境存在相符的现实，并且这样的信念可以解释其他行为体表现出来的认知相符现象，那么平衡的态度结构（Balanced Attitude Structure）就是理性的。
         正是从理性相符的认知结构出发，美国的决策者才会对关于伊拉克在整个90年代已经销毁了境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许多证据视而不见，反而对伊拉克秘密发展违禁武器的相反证据极感兴趣，即便事后看来这些关于伊拉克从事秘密活动的证据及其来源是多么的不可靠。
联合国常驻伊拉克武器核查项目组的美国成员斯科特·里特曾多次表示“我在七年间作为联合国驻伊拉克的主要武器核查人员，亲眼见证了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范围以及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彻底销毁它们方面的成效。”[29]但是里特本人却被怀疑为被伊拉克收买的叛徒而不予采信。[30]联合国检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UNMOVIC）主席汉斯·布利克斯在提交安理会的核查报告中也指出，到提交报告为止，联合国监核会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它相关的被禁止的设施和项目，“所发现的仅仅是一些空的化学武器弹头”。[31]然而联合国监核会的工作却被美国认为不称职。
         相反，美国大量引用的、关于伊拉克从非洲国家尼日尔购买铀黄饼的情报，事后被披露是意大利军事情报安全局局长尼科洛•波拉里在总理贝卢斯科尼授意下，以一份2001年初根据从尼日尔驻意使馆盗窃材料编制的文件，通过中间人向美国提供的，以帮助美国搜集萨达姆政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32]英国首相布莱尔在2002年9月《英国政府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评估报告》前言中宣称“萨达姆的军事计划可使某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使用它们的命令下达后的45分钟之内准备就绪”，却在英国军事情报局六处（MI6）处长公开认错和《贺顿调查报告》出台后不得不承认误判。[33]而美国总统布什却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在不同场合引用了英国的报告。
         按照认知心理学理论，在决策层次有几种可能经常出现的错误知觉，而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关于伊拉克战争以及战后安排的决策或者政策宣示的过程中，几乎每一种错觉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一、统一性知觉（Unitive Perception）
         所谓统一性知觉是指将其他行为体的行为视为统一、协调和蓄意谋划的，而实际上对方并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甚至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行为。它其实表现了这样一种认知取向：人们总是试图将复杂和互不相关的事件压缩进一个连贯一致的模式中去，因为“人们似乎不能接受随意无序的状态。所以，他们便将秩序加入随机数据之中。”[34]
         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邪恶轴心”（Axis of Evil）的概念，把朝鲜、伊朗和伊拉克列为构成“邪恶”的轴心国家。国情咨文认为，“通过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政权（朝鲜、伊朗和伊拉克）构成了一个严重和不断增长的危险。它 们可以向恐怖分子提供这些武器，赋予他们与其仇恨相称的手段。他们可以攻击我们的盟邦或者试图讹诈美国。”[35]
        如果仔细推敲这一概念，便会觉得它在事实和逻辑上都难以成立。伊朗和伊拉克在政权性质上根本不同，前者是什叶派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后者则是逊尼派掌权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世俗政权，两国间进行过8年的血腥战争。朝鲜则没有与其它国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分享合作的记录。三国很难在意识形态或者技术层面上构成一个“邪恶”的轴心。
         如果有人质疑“邪恶轴心”的概念是否真正代表白宫决策者的认知，至少在宣示的层面上它可以向美国公众提供诱导，从而产生这三国正密谋合作危害美国利益的错误知觉，特别是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不仅如此，国情咨文的表述还提供了进一步的心理动力（psychological dynamics），把尚未发生的事情作为推论，即这三个国家将向恐怖分子提供这些武器用于攻击或者讹诈。在“9.11”事件刚刚结束不久，美国社会心理遭受重大冲击的背景下，统一性知觉的传递和认同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因此这一说法并未受到挑战。相反，美国的官方和智库还多次引用。
         此外还有其它证据表明这种统一性知觉的存在。“9.11”事件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要求立即向伊拉克发动攻击。在次日的白宫内阁会议上，拉姆斯菲尔德再次坚持认为伊拉克应该成为“反恐战争第一回合的首要目标。”[36]美国政府坚持认为，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而这种联系和伊拉克政府在“9.11”事件中作用的证据却始终告缺。
         二、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与高估自身的影响
         愿望思维按照一般理解是指人们往往只能认知到他们希望认知的事物。由于愿望这一强烈的情感作用，会使与愿望相背离的知觉被遮蔽，从而产生错误的认知。比如，在两所学校之间的球类比赛中有许多犯规现象，出于对母校的情感，其中一校学生根据统计看到对方的犯规次数是对方学生看到本校犯规数的两倍。[37]虽然愿望对知觉的影响很难精确地量化，但在国际关系中，愿望思维和高估自身影响的情况确实存在。
在伊拉克战争和战后重建问题上，愿望思维的证据也十分明显。主要是：
         1. 伊拉克将成为中东民主政治的模范国家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早于伊拉克战争前6个月就表示，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美国将“全力投身重建伊拉克成为一个统一和民主国家”。不仅如此，“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并不止步于伊斯兰世界的边缘”，美国有志于“穆斯林世界的民主化或者自由的进展”。[38]布什总统则在开战前声明，“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成为整个中东的希望所在，……伊拉克可以成为一个同时需要进步和繁荣的地区的楷模。”[39]
         2. 伊拉克的政权更迭将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这一思想体现在布什总统于伊拉克战争前的几次公开演讲中，其中最明确的是2003年2月26日由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主办的会议上。布什表示“伊拉克的成功将开启一个中东和平的新阶段，并且推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家。……失去了对恐怖主义的外来支持（指伊拉克），寻求改革和民主的巴勒斯坦人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选择新的领导人。”[40]这一思想的脉络是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巴勒斯坦将失去来自伊拉克的对自杀袭击等恐怖活动的资金支持，因此在未来大选中支持改革和民主的新领导人将上台，并寻求与以色列的和解。而事实是，经过民主程序，寻求改革原有权力架构的哈马斯获胜，但带来的却远非是开启中东和平新阶段的结果。
         3. 大中东计划（GMEI）
         这一计划首先是布什在2003年11月6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周年纪念讲话中披露的，这一计划的核心是利用伊拉克战争的契机，通过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的示范作用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政治体制，并称之为“自由的前进战略”（forward strategy of freedom）。[41]
         这一系列思维的逻辑链条是：在伊拉克实现民主——中东和平——大中东地区的民主化。然而对比伊拉克和中东目前的混乱状况，布什政府在战前和战后初期所做的设想和评估显得特别地悖谬。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上述每一条设想都出现了非本意结果。它们所体现的是愿望这一情感因素通过预期所起的作用，而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
         三、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中，认知失调是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它由莱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提出并假定，人总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求高度的合理性，有一种保持认知一致性的趋向。在现实中始终存在相互矛盾的事物，但这种外部的不协调还未必导致内部的失衡。因为人可以把不一致的事物理性化，以达到认知的协调。但是倘若做不到这一点，将无法实现认知的一致性，心理上就会产生痛苦的体验。因此，（一）认知失调的存在从心理角度说是令人不安的，所以人们会试图减弱失调现象，以便达到认知和谐。（二）一旦出现认知失调现象，人们除了要予以减弱以外，还会积极避开可能加强认知失调的情景和信息。[42]
         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预期与目前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这一矛盾显然会引发认知失调。为了克服认知失调，必须要采取减弱和回避失调信息的措施。
         1． 强调目前在伊拉克已经取得的进展。
         布什总统曾多次表示，伊拉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从独裁走向自由、主权，一部宪法和全国选举。与此同时，联军无情地切断恐怖分子的渗透，清除武装分子的据点，并将领土交还伊拉克安全部队。”美国正在进行“走向胜利的战斗”。[43]
         2． 宣布反恐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
        宣布反恐战争是一场长期战争将改变人们对于伊拉克原先的预期，强化对于战争艰巨性和重大意义的认知，从而减轻预期与现实之间的认知失调。2006年版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在前言的第一句话就宣称：美国正处于一场长期的战争之中。[44]布什总统则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国正投身于一项历史性的长期目标——我们寻求全世界暴政的终结”，而美国正处于一场“意识形态的搏斗之中”，美国的敌人“具有一种意识形态，并受这种意识形态的驱使。他们依据其世界观进行决策，而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截然相反。”[45]
         3． 声称不发动伊拉克战争，代价将更巨大。
        布什在2004年7月12日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讲话中表示，虽然美国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库存，但是入侵伊拉克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除去了一个公开的美国的敌人，此人有制造大屠杀武器的能力，并可以将这一能力移交给寻求它们的恐怖分子。在一个后‘9.11’的世界，那是一个我们无法负担的风险。”“我们与他们在海外作战，因而不必在本土上与之战斗。”因此，“帮助伊拉克成功是值得的，使中东获得民主同样值得。”[46]
          四、结论
         “安全”在政治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下总是附属于近乎先验的“无政府状态”假设和“权力”等范畴。以往个人对于安全的认知因为属于微观的层面而被忽视，但是在导入社会心理学和决策分析之后，心理学在安全领域可以获得恰当的表达空间。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9.11”事件后发生了显著的转型，无论是在敌人的定义、威胁来源的确认还是应对的战略上都是如此。用经典的地缘政治理论，比如油气资源的争夺，以及“新帝国论”等霸权理论并不能给这一转型勾勒出完整的解释框架。相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社会心理重大转折的影响。对于安全认知的转折既给安全战略的转型提供了民意基础，又限定了决策者的决策空间。而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除了民意之外，决策者又受到了或是有意利用了一系列错误知觉的影响。
         目前美国中东政策的现状与决策者的预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大量非本意结果的出现本身揭示了决策层知觉错误的可能性。这一结果也提醒我们，在把一个国家看作一个统一、协调的行为体的问题上须持谨慎的态度。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对外政策并不总是精心策划的谋略的结果。有时国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会迫使它做出应激反应，其中就有可能出现错误，甚至是重大战略决策的失误。把美国的每一项对外政策都看成背后有一个宏观的全球战略作为支撑，这种认知本身就有可能步入错误的陷阱。

文献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