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与2016年1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相继正式开业，为全球多边开发银行（MDBs）体系增添了两名新的成员。应该说这两个新机构酝酿到成立并行开展，前者由印度于2012年倡议，后者由中国于2013年倡议，相互间或有启发，但并无直接协调。二者均在于克服现有体系的不足，更有效地动员新兴国家储蓄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且均注重灵活高效的治理方式，因而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但实际上二者亦有诸多内在差异，值得我们观察。

       二者最大的不同是成员结构、发起和主导国以及动因的不同。AIIB由中国倡议和主导，创始成员达57个，如今已扩员至77个，但域外成员中发达经济体仍占相当的比重，因而既有南南合作，亦有南北合作，实际上是三方合作，在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框架影响下，其创立自始便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相比较而言，NDB最初由印度倡议，后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金砖国家支持，重在带动南南合作，促进全球发展。从谈判进程看，中国对AIIB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更能体现其对新机构的主张，而对NDB，中国虽获得了总部所在地，但其谈判主要由其他国家塑造，或更体现其他金砖国家的主张。

       该不同带来二者如下结构性不同：一是资金规模和能力差异。AIIB不仅有中国的资金支持，还聚焦了欧洲、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认缴资金总额为1000亿美元，实缴200亿美元，均是NDB的两倍。正是由于该原因，AIIB比NDB更有可能先获得国际评级公司较高的资信评级，能以较低的融资成本到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从该意义上说，NDB更有动力寻求“次佳方案”，在中国发债融资。2016年，NDB借中国推行绿色融资的潮流，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绿色债券的国际组织，已初步奠定其投资“绿色基础设施”的品牌。

       二是在内在规则和治理架构上的明显不同。AIIB自始寻求南北合作，与世行和几个传统的RDBs的结构更为接近，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而NDB旨在突出南南合作，强调确保“金砖性”的维持，更是体系的“另类”。虽然NDB的正式名称未包含“金砖国家”，由此为今后扩员留下了空间。但是，NDB的协定实际上为其“金砖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根据协定规定，创始成员国（即金砖五国）投票权比重不低于55%，任一非创始成员国投票权比例不得超过7%。同时，NDB采传统MDBs的模式，按成员国的发展水平区分借款成员与非借款成员，后者为潜在的发达国家新成员，规定后者总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这三个指标意味着，NDB未来即便扩员，亦将保持金砖性和南南性。管理与运营政策方面，AIIB的员工招聘和采购政策均具有开放性，不限于成员国（除行长之外），而NDB迄今原则上只对成员国人员和企业开放；在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方面，亚投行迄今批准的12个项目中有9个为与世行等现有多边机构的联合融资项目，而NDB的首批项目主要是与其成员国合作，虽然亦与多家MDBs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但是卡马特行长表示，NDB虽然亦会寻求联合融资，但该部分业务不会占太大比重，因为NDB的首要任务是做自己的项目，以学习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从融资来看，NDB亦显然更积极探索本土资本市场和本币融资，2016年在中国发行了30亿元人民币的绿色债券，而今年计划发行50亿印度卢比债券。

       金砖国家谈判中坚持的NDB南南性或许亦能解释其治理结构的不同。AIIB沿袭了世行加权投票制为核心的权责框架，在域内成员和域外成员各自内部按照经济体量分配股权与投票权。而NDB的创新性更为突出，实行了五国平等出资、平等决策的新模式，正如其“新开发银行”的名称所揭示。NDB平等决策机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出资贡献，而NDB亦开始积极寻求扩员，某种程度上是另辟蹊径，寻求资金能力的扩展。NDB未来吸收的新成员将无法获得与金砖国家平等的权力，股权结构如何重新分配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三是，二者业务方式亦可能逐步差异化。由于金砖国家均为中等收入国家，这方面NDB或许更具有优势，可以采用更为接近商业性银行的经营模式。目前NDB和AIIB融资工具均以提供接近市场利率的硬贷款为主，但相比较而言，AIIB的57个创始成员国中本来就有大量的落后国家，如今新一轮扩员又将吸收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国家，给其单纯依赖硬贷款的经营模式带来压力。相比较而言，NDB或许更有潜力成为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等客户国发展水平相对更高、更为商业化运作的开发性银行，而此类MDBs政治上实际更为低调。

       即便有以上区别，应该认识到，金砖五国均是AIIB的创始成员，意味着两个新银行之间完全可以考虑相互借力、共同发展，中国作为二者的总部所在地，应在其中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