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访谈
记者：上海世博会是展示中国形象的很好平台，无疑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展望“后世博”，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一机会，以此进一步推动上海走向世界？
杨洁勉（以下简称“杨”）：世博会第一次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举行，又正值中国正在飞速崛起，在这种情况下应充分发挥世博的作用，并拓展“后世博”对上海、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从国家层面来讲，世博会由政府间组织——国际展览局主办，由中国具体承办，所以对中国外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一个发展中大国全面开展外交。从政治层面上看，开幕式重要的团组就有50多个，到现在接待的各国重要代表有数万人。几乎每天都有一个国家馆日，由这些国家的总统、总理或者重要部门的部长参加。此外还有国际组织的荣誉日，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别日，等等。上海世博会成为中国开展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世界各国进行外交的一个重要场所。
从经济层面上看，中国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同世界各国之间相互的经济、文化、旅游的发展。比如，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共同接受的目标。世博会所体现出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调结构，转方式”，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世博会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国外交的公共场所。中国通过申办、筹办和组办世博会，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负责任的正面形象，中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融为一体，互利共赢。一个外国朋友跟我讲，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以及在走出危机的过程中起到的引领作用和建设性作用，使西方各国以及其他国家重新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的作用，也更进一步理解了中国在维护世界稳定、保持社会持续不断地进步等方面对世界所作出的贡献。世界上对我们正面报道和认可的人与媒体也增多了。所以，世博会对中国的外交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记者：杨院长，您刚刚提到了公共外交。30年来，中国的外交经历了风风雨雨，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但也越来越多地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疑虑。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公共外交将会秉持什么样的理念，我们应树立什么样的公共外交形象？
杨：公共外交是最近几年中国总体外交的一个增长点，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此特别重视。中国有着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连续三十年，持续高速发展。这无论对世界的力量对比，还是对世界的资源配置和世界各国重新看中国，都有着非常巨大的冲击力。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种种疑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化和深入中国的公共外交，其实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着公共外交，只是当时叫做“民间外交”或者“国民外交”，其实都包含着“公共外交”的内涵。一般来说世界上“公共外交”的定义是，一国政府对外国民间和民众的一种外交形式。但是经过这几年的讨论和实践情况，中国学者和有关部门渐渐地认识到，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影响又必须相互统筹的情况下，亟需对本国的民众进行外交的宣传推广和解释。这是中国在理论上对公共外交的发展。
第二，发动国内各个地方（部门），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全面开展公共外交。在今年三月份的“两会”上，贾庆林主席在政协的报告中强调了公共外交。换句话说，政协系统的很多资源和人力物力都在进行公共外交。我们的宣传系统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外交部成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我们的驻外使领馆都在向外进行宣传推广，还有很多通过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媒体等方式进行的公共外交的宣传。总之，现在已经从机制上形成了一个公共外交高潮。
第三，在方法上不断改善。我国公共外交的对象、受众主要是各国和本国的民众，所以它同政府跟政府间的外交方法、手段、语言、形式都不一样，需要用老百姓听得懂、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我们正在这方面进行努力。以前所谓的“酒香不怕巷子深”，“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已经不符合信息化时代的理念了。中国传统的“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等观念也应该与时俱进，现在我们更看重“先声夺人”、“先发制人”，因为一旦造成错误的信息到处流传、错误的观念到处传播的话，再要把它纠正过来，其效果也好，花费也好，都是“事倍功半”的。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台采用的方法就是国际上通行的，这在世界各国会引起很大的的反响，观众也日益增多。在国内，外交部有公众开放日，把老百姓请到外交部，建立政府各个部门发言人制度，等等，这在过去都是很少见的或者是根本没有的。
最后，我国应该积极抓好公共外交人才的培养。“以人为本、以用为本”，应该说在可“用”的人才方面我们还是比较紧缺的。在前三十年，大家关注的是经济建设，所以在思想文化沟通、公共外交方面人才的培养锻炼和重用不够，现在有关部门正在努力，加强了干部培训，加强了包括奥运会和世博会志愿者的培养，其实从广义上说，这些都属于公共外交范畴。与我们的硬件相比，我们的软件建设差距很大，任务很重。
记者：这次央行表示将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之后，各方反应强烈。该表态做出之后第二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6.8元，人民币价格创2005年以来最高；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对此举表示极大欢迎。这次中国作出推动汇率改革姿态，是出于本国内部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还是意在推动国际经贸的平衡发展，展现中国的诚意，或两者兼而有之？
杨：我比较同意你的两者兼而有之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汇率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而且，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制定汇率政策和决定汇率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经济社会实际情况。中国是个制造大国，实体经济、对外出口、进出口贸易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果我们在汇率问题上不坚持“保值、稳定、流动性”，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和社会稳定，所以只能够循序渐进。我国本来就有“一揽子”计划的，后来因为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我们也开始了所谓的“盯住美元”，但现在形势又有了发展，就应该再次重新调整。因为从美元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霸权地位丧失以后，所谓的“蛇形波动”和“一揽子”就是世界上汇率制定比较通常的做法了。
那么从具体来说，因为最近国际上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评论比较多，而且又值20国集团峰会召开之际，在这个时候，利用这个重要的机会，把人民币的汇率进行调整，让世界主要的关注点放在强劲的、可持续的、平衡的发展上去，避免了横生枝节，这应该说也是我国的考虑之一。
记者：胡锦涛主席6月23-27日出席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您认为此次峰会具有哪些特殊重要的意义？会取得哪些极具深远意义的成果？
杨：我认为这次二十国集团峰会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它是以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作为世界经济主要平台的第一次会议。上次在匹兹堡做了这个决定，但是，随着西方主要经济体基本走出金融危机，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他们的意愿在消退，他们的努力在削弱。所以我们通过这次的多伦多会议以及11月11～12日首尔的峰会作一个过渡，到2011年才作为一个主要的机制正式运转。这次会议是承上启下的，通过这次峰会我们也看得出，八国集团中有的国家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主导地位，像加拿大就很坚持继续召开八国集团峰会，但是他们把八国集团峰会的主题放在发展或者其他和平政治问题上，对经济问题倒是很清楚主要是依靠二十国集团的。
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缓慢恢复、乍暖还寒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稳地发展，峰会是要进行协调的。这种协调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凸显受到了较大的挑战。有些国家主张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就要紧缩的财政政策。欧洲和加拿大是一种意见，而中国和美国是另外一种意见，这些都在峰会上进行了协调和调整。
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对金融监管、金融体系的改革达成的意向性的、方向性的协议，也需要将其建章立制予以固定、常态化。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二十国集团本身如何发展。现在的峰会只是一个“软平台”，它要不要设秘书处，其会议的参加者身份，以及会议的召开地点时间等都要讨论。说实话，世界上的许多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开一次会议就能解决得了的，但是每一次会议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的话，就会积少成多，积小步为大步，这也就是我们对二十国集团峰会给予积极评价和中国积极参与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记者：作为中国十大智库和全球十大智库之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你们是如何做的？
杨：作为一个“智库”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历史使命。就我们本身来说，主要有四点体会。首先，要树立使命意识，就是一切为了国家利益。通过我们的工作为国家的“策略、战略、韬略”三个方面当好参谋，提供新的思维、新的战略框架。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不一样，学术可以对一个问题进行长时间的研究，研究的是问题的本身、学问的本身，我们是要学以致用，要用在实践中。第二，我们的“智库”要处理好或者是发扬“三个五”，一是继承好五千年的中华智慧和文明，中国祖先的智慧和韬略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值得我们不断地学习。先秦时代就出现过很多智囊式的人物，如姜尚、管仲、战国四公子等都有人数众多的“智库”。但在现代社会，这些知识文明要现代化。我们既需要诸葛亮式的智囊人物，但更需要智库式的智囊组织，所谓门客三千，各类学问的人都有。二是学习现代文明社会五百年的精华。西方因为经济的发展、理念的先进和科技的进步，他们在过去五百年中相当长的时间里站在历史的前沿。我们就是要学习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的部分和可用的部分。但是，西方的殖民扩张、帝国欲望、霸权理论又都是我们必须批判和摒弃的。三是五十年，今年是我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建院五十周年，本院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倡导下成立的。五十年来，经过四代领导人的关心，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为国家服务的智库。第三，要发挥团队精神。知识分子的劳动在相当程度上是个体劳动，但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有一个比较前瞻的科学规划，要有献身于事业而不是献身职业的人才，要有能够鼓励专业人才积极向上、努力工作的创新机制，在这三者的集合下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我们为什么能够取得一点点成绩？这跟我们在这三方面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第四，培养各个层次、年龄段、各个专业的人才（包括男女性别的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培养出了大量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硕士，为我们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的基础扎实、理论功底较深，但是他们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书本知识较强而社会实践较弱。所以，要继续发挥资深专家学者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也得到了上级的支持。这也是我院能够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的原因之一吧。我希望对国家的需要而言，我们是“信得过、用得上、记得住”的。

文献来源：《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