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本质上是中东国家迫切需要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一部分
        当前中东局势动荡的原因多重而复杂，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本地区一个共性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大部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改革步伐和相关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当今时代的发展。许多国家独立后依然保持着部落式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政治体制混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因素。一些国家虽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平稳，但政治上依然被认为是前现代国家。几十年来，“历史、文化和政治结构同基本经济因素一样阻滞了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增长。”这些因素也使“阿拉伯国家缺少迎接现代全球化世界的欲望，” 以至于在国际上，除了若干热点问题成为国际议题中心外，整个地区在国际体系中越来越被边缘化了。而在这些国家内部，政治、宗教和社会矛盾长期积压，社会发展机制缺失，大批年轻人无法在国家发展中找到自身应有的位置。
        一些国家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不错，但是民众感觉不到这种发展带来的变化，对政府的满意度很低。例如，最先爆发动荡的突尼斯和埃及是2000年以来阿拉伯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从下图中可以看出，2005-2010年，两国的人均GDP（以PPP计算）每年都有增长，同时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上埃及也是保持着改善提高的势头，但人民对国家繁荣向上感觉却每年下降。五年间，埃及的相关指数从接近30%下降到接近10%，突尼斯则从24%下降到14%。
         另据盖洛普公司在2010年2月和11月对20个阿拉伯国家的15-29岁年轻人就对政府发挥年轻人潜能的满意度调查表明，埃及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政府的认可度仅为29%。其他满意度在50%以下的国家/地区有：索马里47%、毛里塔尼亚38%、叙利亚38%、摩洛哥37%、苏丹35%、巴勒斯坦34%、科摩罗30%、也门30%、黎巴嫩17%和伊拉克15%。（突尼斯缺乏数据）
        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国家在社会发展和政策变化方面缺乏与时俱进的改革。尽管社会始终有迫切的转型需求，一些国家也曾经有过一些尝试，但总体进程缓慢，与当今时代的发展严重脱节。在连美国这样世界最发达国家都在呼吁创新和变革的今天，时代精神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阿拉伯世界的广大年轻人看到了自己国家与时代发展的差距，这也是年轻人成为这次变革运动主要推动力量的重要原因。俄罗斯前驻利比亚大使阿明•波波夫最近在俄《独立报》上撰文认为，在全球化和新信息技术的环境下，社会变革的速度之快让那些统治者们来不及进行总结并制定相应对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退出政治舞台。”
        阿拉伯世界社会转型进程缓慢既有客观也有主观原因。客观上，必须承认，近二三十年来，当世界上许多转型国家都在及时调整自己内外战略，不断改革进取以适应和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时，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却一直在被迫应对诸如地区冲突、宗教极端主义、美国的反恐战争及大中东计划等带来的巨大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和积压了这些国家本身的社会矛盾和转型需求，也使政府得以转移民众要求改革的压力。同时，阿拉伯世界也错失了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其结果，我们看到原本与阿拉伯世界处于相近起点亚洲，在70年代开始起飞，“而今已将阿拉伯世界远远甩开。” 可以说，民众对国家地位衰落的屈辱感和看不到自身发展希望的愤怒感是引发这些国家局势动荡的重要动因。
        主观上，中东地区传统的威权主义统治文化也使这些国家统治者长期疏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及相关的制度建设。这些政权在社会出现状况时首先考虑的是维护政权的稳定。那些通过非生产性经济活动获得收入的高福利国家往往通过财富分配和取消税款来来降低社会紧张程度和民众的参政意愿。一些国家政权也混合使用镇压和财富重新分配两种手段得以长期生存。威权主义统治传统也使那些已经或即将步入政治晚年领导人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不让权力旁落。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和形势变化，他们正逐渐失去活力和应对能力。如上所述，在过去几十年里，中东客观的政治地缘环境和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影响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些方面的问题。而今，随着奥巴马上台后对美国中东政策大幅度调整，采取了总体收缩的战略，中东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开始逐一凸显出来。
        由此可见，近期中东的动荡本质上是地区国家迫切需要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一部分，是被长期压抑的迫切转型需求以一种急风骤雨般的方式在一个特定的时机爆发出来的由内而外、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运动。民众从要求公平公正、惩治腐败要求政府下台，也反映了他们对政治强人和老人长期统治的厌倦，希望有新的力量给国家带来新的气象。也反映出民众“希望国家独立和享有尊严的强烈心声”。 
        中东政治进程发展难以摆脱本地区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影响
        中东动荡引起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各国尤其是各大国都从自身的利益和视角去判断其影响或试图去引导事态的发展，许多专家学者也纷纷结合自己的专业对事态可能引发的各种影响进行解读。这无疑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事态真相并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是，过度解读一定程度上也会放大动荡的溢出效应，甚至可能造成对形势的误判。如有学者将此次中东动荡与1989年苏联东欧巨变相提并论，认为这一事件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就动荡的跨国蔓延过程看，两者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这样的类比有误导性。东欧的政权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扶持的，有苏联保证为其撑腰。所以当苏联力量开始瓦解，这种保证变成一纸空文时“各国政权就骤然变得不堪一击。”而阿拉伯国家的政权“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靠外部力量框架来维系的。”相反，他们能屹立几十年不倒，如上所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自身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东欧在文化上的属性是西方，巨变发生前，这些国家就已经对西方有了强烈的归属感，但是阿拉伯世界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属性将始终是阿拉伯和伊斯兰的。
        应该对当前中东动荡形势及其影响做客观和其如其分的评估。它对地区国家的政治改革、社会转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推动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后续发展会对地区的政治生态、力量格局产生潜在影响。但它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一场民众自发性的变革运动，民众是在对重大历史行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虽然它因现代技术而更具规模和组织性，但未必一定能带来新的秩序。从这次中东动荡的现实情况看，民众的诉求是进行公平的改革，“但他们更关心的是分配问题，而不是生产。”并且“这场运动缺失明确的建设性目标和具有超凡能力的符号性领导人。” 事实上，我们看到，如今在埃及和突尼斯，掌权的依然是军人；在利比亚和也门，部族正在扩大势力；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很可能主宰巴林的政局。正如伊拉克自2003年以来那样。“所有这些重大事件没有统一的模式可循。”
        由此，笔者以为，迄今为止受动荡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还是中东地区。
        第一，动荡打破了中东地区传统的力量格局，阿拉伯世界再次被分化和削弱，整体实力下降。事实上，这些年来，埃及、沙特等主要国家的实力和地区影响力已经呈现由盛而衰的态势，阿拉伯世界在国际事务中总体上变得越来越消极和无能为力。“除了等着看外部世界将如何动作，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几乎提不出任何战略来解决对它们的政治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这次动荡中，阿拉伯国家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矛盾更趋激化。阿盟作为阿拉伯世界唯一的地区组织影响式微，对其成员国一开始出现的国内乱局反应迟缓，毫无对策。对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问题上，阿盟内部也是意见不一，在许多国家缺席投票的情况下，匆忙做出决定，导致西方直接的军事介入。而阿盟事后对西方显然过度了的军事行动也是态度摇摆，无能为力。反映出其深受西方压力和内部意见分歧影响而日渐衰弱的现状。这无疑将加速本地区已经开始的权势转移，伊朗和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将继续上升。阿拉伯世界作为整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第二，阿拉伯世界传统的意识形态将面临新的时代挑战。过去几十年来，中东泛伊斯兰主义、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都已遭受到挫折和打击，其代表人物都以不同结果退出阿拉伯政治舞台。一些国家曾经为追求民族经济迅速赶上现代化潮流而不惜全盘吸收资本主义经验，引进西方发展模式、也有些国家试图从“伊斯兰替代方案”中寻求出路，但最终都未能取得成功。如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未来如何发展，是对阿拉伯世界新一代领导人的首要考验。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宽容与更多的创造性，也许更需要某种崭新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智慧。但是民众等得起吗？过去累积起来的挫败感有可能重新燃起本地区新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对阿拉伯国家未来的发展选择以及地区政治秩序的构建产生影响。
        第三，中东建立起稳定的地区新秩序需要漫长有时甚至是混乱的过程。中东旧的秩序被打破后，各种外部势力和体制正在试图填补政权和信仰体系崩溃后造成的真空。西方更是加紧在这一进程中施加影响，希望促进这些国家建立西式民主政治体制。但西方不顾实际情况地想要在这一地区按照自己利益建立政治秩序的做法，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事实上，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所谓的普世经验充其量只能起参考作用。突尼斯和埃及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性的社会，利比亚则因其部族体制具有很大的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而巴林、也门和叙利亚因教派之争而分裂。“在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机构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变革隐含着巨大的暴力风险。” 正因为如此，阿拉伯世界不会以同一种方式完成政治变革。从发展趋势看，新生代的阿拉伯政治家不可避免地要学习别国的经验，为了摆脱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僵化体制，“不可或缺的因素将是包容文化，以及超越政治、宗教等分歧的团结精神。” 眼下，许多阿拉伯国家迫切需要参照点和明确轨迹，以顺应时代发展，建立符合新时代精神的现代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中东未来的政治形态或将更趋多元，但是该地区许多国家缺乏多元主义的历史经验，因此，中东建立稳定的新秩序，需要一个漫长的不稳定过程。并且中东各国政治进程的发展难以根本摆脱本地区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影响，更不会改变其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基本属性。
        第四，伊斯兰影响不容低估，但宗教参照系同样面临如何多样化并适应新时代的问题。从现象上看，伊斯兰势力对这次变革运动的影响不大。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次抗议活动本身不是由于宗教因素或由宗教组织势力发起，民众的诉求也基本与宗教无关。另一方面，从更广阔的背景看，上世纪70年末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遭受一系列挫折后，现在已经陷于低谷，伊斯兰力量总体上处于国际弱势地位。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主义者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事件，也使国际社会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保持警惕和防范。此外，近年来这次发生动荡的国家大多数世俗化趋势强劲，伊斯兰势力在各国政府的打压下，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因此，它们在参与反政府抗议过程中有意淡化其宗教色彩。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会放弃参与未来国家政治进程，事实上，它们已从这些年来受到的挫折中吸取教训，并不断调整策略，试图用新的方式来制定诊治行动计划，“一方面考虑到现代阿拉伯意识形态的特点，另一方面将传统伊斯兰价值观转化成社会政治现实的语言。” 其对这些国家政治进程的潜在影响不可低估。
        当然，伊斯兰势力本身也会在参与这一过程中加速其本身的转型，甚至导致其分裂。在这次埃及动荡中我们看到，穆斯林兄弟会中实际上已形成两种倾向：一种是较为宽容的所谓改革派，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尊重妇女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多元化，某种程度上“与西方民主价值观相吻合。”他们在1月25日开始的埃及反政府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种则是保守的反西方元老派，他们迄今占据着穆斯林兄弟会大多数领导位置。长久以来，这个被穆巴拉克取缔的伊斯兰反对组织“一直受新生代和元老派、改革派和强硬派之间分歧的困扰。其内部还存在着大城市善于权利交易的政客和农村不问政治的保守传教人士之间的矛盾。” 在这次埃及动荡中，该组织的务实派与世俗的反对派积极分子结成了“历史性的联盟”，在推翻穆巴拉克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将美国西方的介入置于国际权势加速转移的大背景下加以观察
        对于中东突发的乱局，西方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活跃：媒体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运用它们熟悉的话语系统，试图将事态引入所谓民主化运动的轨道。美国的一些高官和学者也不断地发表评论，并建议采取实际行动推行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一些媒体尽管承认中东动荡归根到底是一国的国内事务，美国不可能对此产生决定性影响，但认为“美国不会因此就摆脱了推进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尽可能地引导这些革命动乱向真正的自由倾斜的责任。” 更有甚者，一些人还试图将其与中国挂钩，称中东发生的乱局是对中国的警告。不仅如此，美国很多人相信推特网、“Facebook”和“You Tube”等新兴媒体在推翻中东所谓“独裁政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总编布莱克•霍恩谢尔就曾撰文称，“Facebook”是穆巴拉克被推翻的重要因素。 是它在页面上最先出现了1月25日举行抗议活动的号召，从而引发了起义。据悉，奥巴马政府为此计划在今年出资2000万美元，并且明年还将追加2500万美元为一系列推广互联网自由的举措提供风险投资。美国国务院最近已在推特网上建立了自己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账户，而希拉里表示，中文账户也将在不久之后建立。
        但另一方面，与小布什时期美国在伊拉克问题的立场相比，奥巴马政府总体上在这次中东动荡中表现低调，采取的是所谓“有选择介入”的现实主义政策。尽管这一政策受到国内许多质疑，但奥巴马依然决定“将按自己的主张，区别应对各国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抗议活动。” 我们看到，埃及爆发动荡后，奥巴马很快从最初的到底是坚持民主价值观原则还是维护现实的国家利益的纠结中明确偏向后者。在军事干预利比亚问题上，美国也是采取了“退居”幕后，避免再次卷入的策略。在这一点上，奥巴马显然吸取了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惨痛教训。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所说，如果说美国过去10年的对外政策有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肯定就是，“军事干预看似简单，其实复杂，可能带来出乎意料的后果。”
        事实上，美国迄今针对中东动荡的所有政策和行动，依然受到奥巴马在上台伊始就做出的，收缩中东战线，将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决策影响。即使是白宫开始考虑对利比亚采取行动时，奥巴马也未放弃将其被称为“奥巴马主义”的外交政策思想付诸实践。与其前任不顾民主党人和众多盟友的反对攻打伊拉克不同，奥巴马“费尽心思通过联合国获得明确的合法授权，取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然后让其他国家——法国和英国——带头发起进攻。” 美国这次对利比亚军事干预的政策明显体现了所谓“奥巴马主义”的某些特点：即，军事行动必须是多边的。如奥巴马所说，让更多国家分担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与代价，而不只是美国。“奥巴马主义”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自伊拉克战争来一直面临的一种外交困境：一方面美国难以忍受那些冒犯美国价值观或威胁美国边缘利益的海外事件，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愿冒风险全力投入加以应对。这部分也是因为美军的资源现在几乎已用到了极限。目前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波斯湾还分别驻扎着5万、10万和3.5万名军人，还有在日本参与救援的约2万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一艘航空母舰。“美国军人不得不以高出应有水平的频率奔忙于前线。” 另外，“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利益仍然使得华盛顿政策机构的重要成员期待稳定超过期待民主。”
        如果将美国对中东的介入置于当前国际体系加速转型，力量对比朝有利于非西方国家转变的大背景下加以观察，就会发现，奥巴马不愿在中东进行更多的投入是因为美国需要集中精力应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对美国而言，这是当前乃至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最大挑战。从近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智库的报告及奥巴马和其他白宫高官在多个场合的相关讲话中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对其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和支配力挑战已经有极大紧迫感和危机感。
        美国政策研究组织经济战略研究所最近撰写的一份报告称，几十年来，“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美国对经济发展的观点在主要国际中几乎没有受到过挑战，但由于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美国解决方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时期现在很可能已经结束了。”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中国正在和美国争夺全球影响力。 曾经因撰写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而一举成名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和华盛顿著名智库，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Nancy Birdsall）合作撰写的新著《金融危机结束后发展方面的新思想》中指出，这些年来，美国和西方不断要求新兴市场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重要的领导角色，言外之意就是承认，它们已经不能单靠自己处理全球经济事务。但是，所谓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并不仅仅牵扯到经济和政治权力，而且还牵扯到各种思想与模式在全球范围的竞争。“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再被看作有关社会政策创新思维的唯一中心。”在国际组织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的声音与思想的主导地位日益下降。“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一直是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提供国——的声音与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
        美国糟糕的经济表现事实上也是限制奥巴马增加对中东投入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持续投入不仅要考虑巨大的资金成本——美国的预算赤字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国会预算局最近发表报告称，美国的预算赤字将连续三年接近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10年积累的赤字已经超过了濒临破产的希腊。除此之外，还要考虑战略机遇成本。美国华盛顿凯托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莱昂•哈达认为，把精力集中于中东，华盛顿就无法将其战略重点转移至环太平洋地区，而在那里，中国和印度等经济巨人的崛起，以及其他重要国家如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所带来的经济和军事挑战，将直接影响美国未来数十年的核心国家利益。尤其是，“中国正成为预料将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和其他地区军事强国地区的关键因素。同时，美国能否保持住全球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进入环太平洋市场。总体来说，这些挑战比中东地区的更大。” 德国《南德意志报》也载文指出，美国正在负债消费，并危险地依赖中国。这种依赖对西方世界的领导力量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再也没有其他事实比中国的外汇储备和美国的债务更清楚地表明了全球的权利转移。” “美国的债务噩梦可能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使它无法在世界上扮演惯常的领导角色。”
        综上所述，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战略重点毫无疑问地指向亚太地区。美国不仅要在军事上保持存在，更要从经济上加入竞争。美国近期高调加入并力推TPP，（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显然带有制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战略意图。由此可见，中东局势持续动荡虽然会在一段时间内会分散美国的精力，但美国将竭力避免再次陷入中东，不会在中东大量投入资源，更不会改变其将亚太作为重点的战略部署。

文献来源：《西亚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