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堪称两千年来中日交往史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和平条约。它是两国由战略对抗走向战略互信，开辟和平友好、合作共赢新时代的里程碑。在这项条约诞生35周年之际，人们不能不为两国间战略猜疑增多、互信机制缺失的现状感到担忧。为阻遏中日关系继续恶化的势头，避免出现战略搅局的风险，亟须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项政治文件基础上，努力扩大两国间战略利益的交汇点，选择适当的切入点，实施重构中日战略互信的基础工程。

在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唯一由两国最高权力机构----中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众参两院批准的，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和法律地位。它奠定了两国长期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法律基础，是两国由战略对抗走向战略互信的标志。在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诞生35周年之际，中日关系出现了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摩擦与对立明显增多的严峻局面。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信任缺失、信任赤字，或者是信任危机。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在新形势下有没有可能重新构筑中日两国的战略互信呢？本文将就上述问题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经过长达6年的艰难谈判，终于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继1972年9月问世的《中日联合声明》后两国间又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文献。同年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10月16日和10月18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也分别批准了这项条约。
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世界上很少有哪两个国家象中日两国这样交往了两千多年，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恩怨。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遭受日本的欺凌和侵略长达半世纪之久。二战以后，两国又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如果说《中日联合声明》揭开了两国关系新篇章的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则首次确立了中日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法律框架，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为推动这项条约问世呕心沥血的邓小平如此概括其意义：“这项条约是迄今为止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项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子子孙孙永远友好下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1]代表中方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的外交部长黄华指出，这项条约是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和平友好条约，是基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历史性总结，是真正反映了两国人民意愿、维护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条约。这一条约既是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2]。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也不无自豪地说，《中日联合声明》在中日两国间架起了一座“水泥桥”，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则将它变成了一座“铁桥”。
中日两国同为亚洲重要国家，且隔海相望，近在咫尺，彼此利害交融，休戚与共。两国漫长的交往历史证明，“和则两利，斗则俱损”。能不能实现和平相处、互利双赢始终是攸关两国命运的重大课题。《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和”字[3]。它包括3项互相关联、缺一不可的重要内容：（1）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声明规定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2）强调两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3）双方都承诺不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第三国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围绕要不要将这一“反霸”条款写进条约，两国曾进行了历时六年的艰难谈判。这一条款对当时实行扩张政策的苏联是有力的牵制。
二）中日间的战略互信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两国领导人就已经庄严宣布，中日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已经结束。日本对过去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并深刻反省，理解并尊重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坚持遵守波兹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国则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两国政府确认建立中日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了这一事实。可以说。它是中日两国由战略对抗走向战略互信的标志。条约中有关双边关系准则的规定，既是两国在经历不幸的过去后达成的共识，某种意义上也是向对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1998年和2008年，中日两国又先后签署了《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正是在这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战略互信基础上，中日关系得到了顺畅发展，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典范。
这些年来，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广泛交流，互利合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就政治领域而言，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建立了一系列对话和磋商机制；在经贸领域，中日两国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双边贸易总额突破3000亿美元的一对贸易伙伴；中日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也有着彼此引以为傲的不凡业绩。此外，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有较为密切的合作。如监测大气污染、防治禽流感、打击海盗和毒品走私，等等。中日两国和韩国的中日韩三边合作以及东盟和中日韩合作机制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三）中日战略互信程度与双边关系的跌宕起伏息息相关
大国间构筑战略互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从彼此间的承诺及有关行为规范的默契出发，并由合作共赢的利益链条加以巩固和发展。它是一种双边的正向判断，是双方合作的前提，并由合作的成功得到强化；同时，也会因为一方的单边行动而遭到伤害，出现信任强度下降的逆向变化。
1972年9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即将落幕之际，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曾分别以“言必信，行必果”、“信为万事之本”相互勉励。足见两国老一辈政治家是非常重视彼此间的诚信问题的。这些年来中日关系跌宕起伏、潮起潮落，几乎都与两国是否忠实地履行彼此间的政治承诺和共识有关。互信程度高，双边关系就前进；反之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一个十年，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世不久，各项规定都能得到忠实的遵守。再加上两国有着共同抗衡苏联扩张的战略需求，彼此间的互信程度高，双边关系蓬勃向上；在第二个十年里，两国间围绕历史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开始发生一些对立和摩擦。特别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有悖于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政治承诺。由于两国经历过战争的老一辈政治家健在，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沟通渠道，加上美苏冷战仍在继续，中日间的战略互信虽然有所削弱最终却没有演变为信任危机。这是中日关系的“调整”期；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结束这一国际大环境变化的影响，两国间在彼此重新定位和调整双边关系过程中摩擦逐渐增多，战略猜疑日益抬头。但与此同时，两国在经贸领域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空间也明显扩大，这是中日关系的“竞合”期；到了邦交正常化后的第四个十年，中日间的战略互信先后两次受到严重伤害。先是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持续参拜靖国神社而出现严重动摇，继而又由于日本当权者推翻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共识，致使中日关系严重倒退。如何概括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是“对立”期还是“转型”期？目前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日间曾经有过的战略互信已被战略猜疑所取代。双边关系降到了“冰”点，而两国间的互信程度也跌到了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世以来的最低点。 从2012年年底以来，中日两国的领导层相继进行了更迭，但至今未曾互访，也没有在国际会议场合会晤，甚至连致电问候都没有。是什么原因导致两国间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呢？恐怕不能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这些年来日本频繁换相造成两国间战略沟通的萎缩，也不能归结为日本少数政治家的疏忽、误判或恣意妄行。从深层次来看，中日间出现信任危机有以下三个重要原因：，
首先，它是崛起的新兴大国与相对衰落的传统大国间处于力量转换“拐点”时必然会发生的冲撞
一般而言，在两个国际行为体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时，彼此间最容易产生疑虑和不安。而处于弱势的一方表现的程度总是较强势的一方更为强烈。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GDP远远凌驾于中国之上。一直到1990年，日本的GDP总额仍相当于中国的九倍。日本国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思维定式，认为中国不可能赶上日本，也威胁不了日本。对来自中国的批评，多少还比较宽容。变化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在驶入“快车道”后的20多年里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日本却从“泡沫经济”破灭后先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两国的GDP总额的差距逐步缩小，直至在2010年中国反超日本，2012年更与日本拉开了40%以上的差距。日本媒体夸张地将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称作“世纪大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对华嫉妒、警惕和恐惧的思潮迅速抬头。但是，由于中日力量对比尚未达到足以扭转日本传统对华优越感的“临界点”，日本的对华反应呈现为心理上的反感和行动上的抵抗同时并存的特征。前者表现为或是夸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困难和矛盾，以此求得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或是渲染“国强必霸”，怀疑中国要对日本进行“秋后算账”，甚至将日本贬为中国的附庸。后者则表现为试图扭转历史潮流、阻止中日力量对比继续朝不利日本方向发展。
反观中国，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很清醒地认识到虽然GDP总额赶超了日本，但在人均GDP等指标上中日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中日力量博弈还未决出结果，没有理由自我陶醉。这就与日本朝野的焦虑、担忧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到底，日本的对华优越感从甲午一战大败清朝以来只延续了100年左右，而在2000多年的中日交往史上一直是“中强日弱”的态势。这种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使得日本在中国再次超越它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敏感和更恐惧。于是，日本的政治家中便出现了要同中国搏一搏的冲动。一是由于日本国民中存在着对华焦虑感和恐惧感，对中国说硬话、狠话容易凝聚人气；二是因为中日间的实力对比尚未出现明显差距，是日本与中国博弈的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2013年2月23日，安倍晋三在美国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日本归来”的演讲，其中强调：“日本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沦为‘二流国家’”，“我的任务就是放眼未来，让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新兴市场。”[4]这段话让人们听来颇觉蹊跷。明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额已经是日本的1.4倍，但日本的领导人还是没有放弃要继续成为世界第二大新兴市场的战略诉求。这不是明摆着要同中国进行较劲和争斗，试图将中国拉下“老二”位置吗？！国与国之间的互信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很难想象一方百般猜忌、故意找茬，而另一方却能坦然自若、无动于衷的。
其次，它是两个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在磨合过程中认知差距逐渐累积而导致的结果
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取决于彼此如何判断对方未来的走向以及对自己一方损益的评估。在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和发展态势时，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客观趋势固然是重要的认知依据，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思维方式、决策机制与过程等主观因素。王缉思、李侃如在他们共同撰写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对策》中指出：中美战略互疑的来源之一是“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深层次的因素[5]。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中日两国。日本经济同友会前代表、中日21世纪委员会日方前任主席小林阳太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日中这两个亚洲大国，彼此都不明白对方将来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互相对对方疑虑重重。中国因为日本有“军国主义”的前科而十分警惕，而日本则觉得中国缺乏透明性怎么也摆脱不了对中国在将来会不会推行霸权主义的疑虑[6]。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战略疑虑，归根到底是源于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认知差距逐渐累积的结果。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最初一二十年里，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直接交往的增多，双方在增进相互理解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彼此的思维方式、决策机制和过程其实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这本来并不奇怪。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在邦交正常化时就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来弥合这类分歧。但是，自从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发现日本对中国的批评越来越聚焦到诸如“一党专制”、“自由、民主、人权”等领域，刻意凸显和放大两国间在价值观领域的“异”。其原因有二：（1）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是在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与其前辈相比他们更看重“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适价值；(2)日本当权者除了拿价值观说事外已经没有什么“大牌”可以对中国打了。日本的政治实力本来就不如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的中国，其过去引以为傲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也已经被中国夺走。安倍晋三在其第一任内就着力推进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拼凑旨在包围和遏制中国的“价值观同盟”；再次出任首相后更变本加厉地对中国打“道德牌”。2013年2月21日，安倍在启程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称，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中国根深蒂固的需求，意在巩固自身的政治支持。日本将阻止中国“掠夺他国领土”[7]。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领导人对中国内政最粗暴的攻击。可是，在中国看来，日本实在没有资格打“道德牌”。安倍复出后，一再扬言要否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和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历史表示反省的“村山谈话”。这一方面促使亚洲各国对日本会不会重走侵略战争老路产生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也完全暴露了日本当权者侈谈“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虚伪性。许多迹象表明，日本政要在价值观问题上敲打中国的强度与其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强度呈同步加大趋势。这势必导致中日两国互信程度的减低甚至出现信任危机。
第三，它也是日本政治出现“劣化”趋势，一些“政治明星”热衷于以短期行为凝聚人气而导致的结果
纵观东亚地区，日本与它周边的大国近年来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信任赤字乃至信任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有关。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政坛发生了三个较明显的变化，导致人们对日本政治渐趋“劣化”的担忧：（1）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取代有过战争经历的资深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这些政坛新贵较少历史包袱，血气方刚，但也没有老一辈政治家身上常见的那种对战争的赎罪感；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高，却往往缺少社会阅历，不善于与人沟通。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对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政治家有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说：老一辈政治家注重意见沟通。因为他们都有社会阅历，有同上下左右各方面人士打交道的切身体验。但松下政经塾出来的这些人却恰恰缺少这一课。他们以为学会演讲就万事大吉。光会在车站广场演讲算什么本事？不过是你一个人讲大家听罢了，重要的是能面对面交流，倾听别人的意见，吸收大家的智慧[8]。福田康夫这番话道出了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根本弱点。（2）从1996年日本在众议院选举中正式引入“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区并立制”以后，以往日本国会议员相对稳定的结构不复存在。由于选区划分过小的缘故，在小选举区当选的众议院议员当选门槛明显低于都道府县议会的议员，而由于实行“赢者通吃”的规则，即便是比竞争对手少几十张几百张选票也不得不卷铺盖走人。从2000年至2012年的最近5次众议院选举结果来看，首次当选的议员占议员总数的比例由26.5%、20.8%、21.0%、32.9%攀升到37.7%，呈逐年增多的趋势，且其中多数人往往会在下次大选中落败。正如日本媒体所指出的，日本政治家的“保鲜期”越来越短。各国领导人无不为与其打交道的日本政治家频繁更迭而感到困惑。（3）“剧场政治”的盛行导致日本政治家的眼界越来越狭窄。朝野两大阵营的政治家在有关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上的创新意识日渐低下，其精力集中在如何让选民继续投自己的票以及如何在党派间、派系间的角逐中最大限度地捞取实惠上。正如森岛通夫在《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一书中所指出的，日本的政治家完全忘记了政治家所应当有的姿态，即作为政治家应当为全体国民争取更大的利益提出新的政治方案并加以实施[9]。几乎所有政党都热衷于物色和培养能在国会辩论中问倒对手和制造媒体报道“热点”的“政治明星”。这些政治明星最大的本事就是专拣民意调查中支持率较高的话题加以阐述和发挥，不惜迎合和煽动选民中的某些不健康的情绪，营造对自己和自己所属的政党有利的政治氛围。中日钓鱼岛争端就是日本少数政要用国内政治的需要绑架外交政策的典型。
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不能忠实地履行彼此间的承诺以及由这些承诺派生的共同行为规范。而信任危机多半是由于单方面违背承诺而的。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谈判以及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磋商过程中曾约定将钓鱼岛问题暂时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这一搁置争议的默契确保了两国关系的顺畅发展。然而，在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中，菅直人内阁却无视两国间的这一默契，执意要按日本国内法审讯其非法逮捕的中方船长，导致了一场罕见的外交风波。2年后，野田内阁不顾中方的一再规劝和警告，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的第二天对钓鱼岛实施所谓的“国有化”，导致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安倍晋三上任后，继续在这一问题上挑衅中国。2013年5月12日，他在接受美国《外交》杂志专访时声称日本从未同意搁置钓鱼岛议题，说日方在过去曾同意搁置争议完全是中国的“谎言”[10]。这种罔顾事实的言论令人们极其震惊和愤怒，也导致了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历经艰辛打造出来的战略互信荡然无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最大梦想。其关键自然是深化改革、凝聚人心，把国内的事情做好。而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目前，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最令人揪心的是中日间出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如任其发展，两国关系将循着战略猜疑、战略僵持到战略对抗的轨迹滑坡，对实现“中国梦”形成搅局风险。
一）日本当权者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出现战略误判的几率明显上升
目前，中日关系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时期。有三大特征：一是两国在最敏感的领土问题上发生正面冲突，双方都不愿妥协，在紧张对峙中不确定因素增加；二是中日间并非在单一领域发生冲突，出现了领土纠纷与历史认识对立交织在一起的“并发症”；三是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持续下降，民意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双方渐行渐远，难以转圜。
安倍晋三在2006年--2007年担任过首相，此番算是“梅开二度”。与其前任相比，他有执政经验，有智囊团队，上任伊始就能出台一系列政策，展现“安倍2.0版”的执政优势。虽然安倍上任后一再表示，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自己将致力于“再一次构筑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但其行动却表明，他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比历届首相更强硬也更具有挑衅性。而且，由于以下原因，安倍及其执政团队未来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出现战略误判的几率明显上升：
第一、内阁支持率攀高诱发的政策盲动。在过去6年里，差不多每一届内阁的支持率都是“高开低走”，不到半年就跌至30%的“警戒线”，但唯独安倍第二届内阁的支持率在上任半年里不跌反涨，始终保持在65%--70%左右的高位。内阁支持率攀高主要得力于安倍经济新政所催生的短期市场效应。安倍的经济新政被称作“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由大胆的金融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新的产业战略这三大支柱构成。安倍用修改《日本银行法》威胁日银高层采纳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打压困扰日本多年的通货紧缩，并在日本政府债务接近1000万亿日元高危水准后依然超额发行国债以扩大公共投资。这些措施与其说是对症下药，不如说是注射强心针的一场“豪赌”。但恰恰是这些显示执政团队不惜代价刺激经济的决心，拉高了市场对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导致日本股价在半年里猛涨了50%，日元贬值了25%。这一执政业绩使得安倍一改其上任初期在政治、外交领域谨慎行事的“安全运行”方针，毫不掩饰地推行其“鹰”派主张。
第二、日本政坛和自民党内的制衡装置基本失灵。在2012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在安倍率领下扳倒了民主党前政权、而许多迹象表明，自民党有把握在2013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给“扭曲国会”画上句号。日本政坛在时隔10多年后再次呈现“一强多弱”的格局。与此同时，由于福田康夫、古贺诚、中川秀直等资深政治家陆续引退，加上被视为“鸽”派领袖的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紘一辞别政坛，自民党内元老派和“鸽”派势力已无法对安倍执政团队进行掣肘。日本政坛和自民党内的制衡装置失灵的结果，使得安倍在中日关系上即便有极其出格的言行，也不会遭到有力的制约。
第三、日本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发酵效应日益凸显。近两年来，日本媒体在涉华问题的报道上几乎是“一边倒”地敲打中国。其负面影响日渐凸显。日本主流社会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1）中国之所以要在钓鱼岛问题上叫板日本，是国力上升、野心膨胀的结果；（2）中国不仅在东海发难，在南海也恃强凌弱，欺侮小国；（3）中国国内矛盾成堆，需要对外转移视线，维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4）日本绝对不能向中国让步，否则中国就会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等等。安倍的执政团队自恃有民意的支持，可以对中国表现出更加强硬的立场。
第四、美国加大对日本战略倚重，使安倍内阁有恃无恐。美国在“9·11”后的十年里软硬实力都遭到严重削弱。由于财政减赤、军费下降的缘故，它在亚洲地区实行战略再平衡时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日本的资源和力量，鼓励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进行多边战略对冲，用“自由与繁荣之弧”来围堵和牵制中国。奥巴马政府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问题上与安倍政府进行了利益交换，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拉偏架的立场，通过扩大日美联合军演规模及强调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日本对钓鱼岛施政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安倍执政团队变本加厉地与中国较劲。
人们注意到，近一时期安倍及其追随者在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问题上越走越远。今年4月靖国神社的春季大祭中，共有168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创198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安倍内阁也有包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内的四名阁僚，参拜了供奉着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这座神社。安倍宣称，应保障向英灵表达崇敬之意的自由。他在参议院答辩时更声称，不能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以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这些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言论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中韩等亚洲邻国的强烈愤慨。
二）中日关系恶化有可能对实现“中国梦”形成战略搅局风险
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此，美国都无力阻挡，更遑论日本。但是，如日本当权者铁了心要与中国作对，处处设绊，事事寻衅，势必会迫使中国将有限的战略资源消耗在与日本的对抗上，干扰甚至迟滞实现“中国梦”的进程。这种搅局风险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第一，升高钓鱼岛海域的紧张局势，酿成中日间的局部冲突。安倍晋三坚称东海不存在领土问题，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并多次强调向钓鱼岛派遣常驻人员是日本政府的选项之一。随着这些挑衅性言语的升级，日本政府不仅建立了海上保安厅应对岛争的专属舰队，还一再在其所谓的“防空识别圈”出动战斗机群拦截中方正常巡航的飞机。一旦出现擦枪走火、人员伤亡的局部冲突，势必加深双方的敌意，造成两国民族主义相互刺激、轮番升级的局面。
第二，加大对军事领域的投入，加剧中日间的军事对峙。安倍复出后一再渲染“中国威胁论”。这既是其加快修宪步伐造势，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的需要，也是它增加军事投入，提高对华威慑能力的借口。日本政府在2013年预算中时隔11年首次增加了防卫费支出。据共同社披露，预定年内出台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将载入自卫队可对敌方基地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加强离岛防卫力量等内容[11]。自卫队除原先拥有的反潜作战优势外，近期又与美军进行一系列模拟夺取被占离岛的两栖作战演习，并着手引进美制F-35战机、鱼鹰式旋翼机等先进武器。未来，它将是中国海军突破太平洋第一岛链时不可小觑的对手。
第三，在中国周边精心布局，构筑“对华包围圈”。安倍在上任的半年里先后出访了十0个国家，其中六个是中国的邻国或重要的周边国家，其频度和力度是以往所少见的。而且，他在与出访对象国领导人会晤时一是极力渲染彼此拥有共同价值观，二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离间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拼凑以日本为轴心、包围中国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与此同时，日本对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岛屿之争的国家或是以政府开发援助（ODA）为名赠送用于海上执法的巡逻舰，或者协助培训潜艇乘员，目的是增强这些国家与中国缠斗的实力，与日本一起形成从南北两翼挤压中国的战略态势。
第四，加入美国主导的TPP，防范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坐大坐强。安倍上任后不顾党内外的强烈抵制，作出了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的决断。日本虽然还没有正式放弃中日韩FTA谈判和东盟、中日韩和印澳新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合作进程，但这种“脚踩两头船”的做法客观上延迟了已酝酿多年并在部分领域实质性启动的东亚经济合作进程。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又是亚洲两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两国关系不可能永远僵持、对立下去。如果双方都意识到互相猜疑和对抗会给各自的根本利益带来损失，迟早是会采取实际步骤重构彼此间的战略互信的。
目前，在导致中日紧张对峙的消极因素增多的同时，有利于转寒为暖的积极因素也在逐步累积。主要表现在：（1）日本经济界要求缓和与中国的对立。由于中日对立的负面影响，中日双边贸易在2012年出现3.9%的萎缩，2013年第一季度又下降10.7%，一些重大经贸合作项目陆续叫停。日本经济界十分担心失去中国这一全球最有潜力的市场，这一态度终将影响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2）近一时期安倍被高支持率冲昏头脑，在内政外交政策上表现出来的国家主义色彩和回归战前的倾向已引起日本民众和广大有识之士的警惕，舆论“一边倒”责难中国的现象已有所转变。（3）安倍对中、韩两国采取的挑衅立场，打乱了奥巴马政权处理朝核危机的部署，而安倍否定二战成果、颠覆战后秩序的言行也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普遍质疑。
一般而言，国与国之间消弭分歧、重归于好大致有三条路径：（1）由双方都信赖的第三国或者国际组织居间斡旋，折中调停。由于中日间的矛盾对立呈现领土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及其错综复杂的局面，第三方的调停显然不可行。（2）争端一方甘愿放弃自己的诉求，实行单方面、大幅度的让步来满足对方诉求，消除对方疑虑。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方面的先例。小国、弱国常常是被迫臣服于大国的压力。但是，这对中日这两个大国而言是完全不可能的。（3）两国采取共同行动，从扩大彼此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开始，对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的争端问题予以适当管控，逐步缩小分歧，甚至予以化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求同存异”和“求同化异”。
显然，第三条路径是两国克服暂时困难、重构战略互信的必由之路。应该说，中日间已经拥有包括《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内的四个政治文件。这是中日战略互信的政治基础，是中日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原点，是须臾不能动摇的。在当前中日间尖锐对立的情况下，重构战略互信是一项漫长的基础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重要的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不可能只有一方的诚意而另一方却按兵不动，甚至故意找茬，横生枝节，致使双方的认知差距日趋扩大。双方要把避免局部突作为现阶段的主要目标,从恢复最低限度的信任着手，由低到高，循序渐进，锲而不舍、积以时日。
现阶段两国在增信释疑方面似有如下一些切入点：
第一、加快建立管控危机的制度性框架，防止擦枪走火的冲突。这是短期内的重点。目的是要掐灭可能引发双方直接冲突的导火线，防止中日关系整体脱轨。美苏两国在冷战最激烈的1972年5月，签署了防止两国舰、机在公海发生冲撞的协定[12]。上一世纪60年代，美苏两国在海上达到危险级的军事对峙每年平均都在100起以上，协定签署后下降到每年40起左右。2012年5月，中日两国曾在杭州举行高级别的海上综合磋商。未来似可在不影响各自原则立场基础上，就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规避冲撞、相互救助和紧急联络问题作出若干暂时性的安排。通过进一步的磋商，还可就双方在一定时间内均不上岛的问题达成默契。
第二、保持两国民间交流持续稳定发展的势头。“国之交在民相亲”。目前，中国各省市与日本各都道府县乃至市、町间缔结的“友好城市”共有250对，分别占中国对外结好城市的首位和日本对外结好城市的第二位。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也由1972年的不到1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00万人次。这是两国重构战略互信的社会基础。越是在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候，越要加强“草根层”的交流，这对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理解，遏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特别是反驳日本某些政要煽动的“中国威胁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有序推进中日经贸交流。这是两国战略利益的最大交汇点，也是防止双边关系急剧恶化的刹车装置。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要按照国际惯例和两国间迄今为止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的互利合作；两国在发展绿色经济、减排温室气体和防治大规模传染病等领域也可开展深度合作；在中日韩FTA谈判、地区综合一体化建设（如RCEP）等领域，两国相关部门也应继续加强前瞻性研究。
第四、进行多层次、多渠道、高密度的信息沟通。中日两国应该彼此将自己的战略底线清晰地告诉对方，坦承回答对方的质疑与关切点。除政府首脑外，两国的知识精英、意见领袖也应展开密切的信息交流、思想碰撞和战略对话，就双边关系和各自内外政策及国际形势加强沟通，准确地对对方国家进行战略定位，客观、理性地评价对方国家的发展趋势，消除各自对对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安感、不信感。总之，要尽量摆脱相互猜疑，避免形成“安全困境”。这是避免战略误判，缩小“信任赤字”的关键。

文献来源：《日本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