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关键在于发掘“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方式。本地区“文明结合部”的空间特性，各国对于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原则的理解，主要行为体在战略“大棋局”中的协作与竞争是当中面临的主要变量。丝绸之路经济带利益链包含通过政治设计加强战略对接的顶层利益，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互联互通谋求的直接利益，以参照市场运作的国际产能合作实现的协同利益，以及将第三方市场的联合开发作为创新途径的延伸利益四个方面。利益链的构建有助于拓展多边经济和贸易内涵，加强沿线各国的集体认同和共同预期，既可有效地避免各国出现对中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经济上“以大欺小”，以优势市场地位换取政治资本等误判和不利声音，也可实现不同程度的能力“互补”、利益“互嵌”和责任“公摊”，或可成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利益共同体”的备选路径。

        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下称“丝路”）倡议已进入实践阶段。沿线国家对于该构想的理念认同和行动支持逐步增多，相关合作项目成为推进建设深入发展的坚实基础。但与此同时，该倡议也受到国际和地区格局变化，域外力量与各国间的互动博弈的外部压力，以及域内成员对于地区力量平衡的偏好，自身需求与资源供给错位连接等内部问题困扰，处于“被动敏感期”。因此，构建相互衔接嵌入的“丝路”利益链化解各方疑惑、歪曲乃至矛盾，是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1]之关键。

       一、“丝路”利益链的环境因素辨析

       （一）“文明结合部”的历史与现实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更是人文社会的交往平台，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处交汇融合。沿线国家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实现了共同发展的目标，达到了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的相互借鉴，不但促进了国家间的互信，也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丝路”沿线国家主要位于欧亚地区这一特殊地理空间内，由于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的交汇影响，对各自的制度模式、经济形态、文化思潮方面也产生了延伸性影响，构成了较为独特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现象[2]。这种现象既表现在传统欧洲文明与东方文明中心在此交汇的形态上，也带来内部历史多样性和周边环境渗透性等多方面的互动、融合甚至冲突。

       具体来看，欧亚多数国家对“丝路”概念具有历史情怀。其中，中亚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核心走廊，位于大陆的“心脏地带”，其地缘政治、经济意义极为重要。除中亚外的独联体国家是欧亚两种文明间的过渡区域，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西亚国家无论在文化还是经济都较为发达，承担了丝绸之路易物贸易的重要支撑点。在理论上，“丝路”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3]欧亚大陆各国对于“创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谐相处的典范[4]这种丝绸之路“精神”，理应具备更多的代入感和认同性。

       而从现实归属的角度看，文明结合部来自思潮和战略的外部冲击则更为明显。一方面，包括中亚在内的独联体地区无论是政治经济依赖度，还是社会与文化交融度上，都与俄罗斯紧密相连，被视为俄的传统势力范围。在经济层面，俄罗斯与独联体成员国的贸易呈现一边倒趋势。根据俄罗斯海关统计数据，2011年俄对外贸易总额为8212亿美元，其中与独联体成员国的贸易额为1234亿美元，占比为七分之一。[5]2015年上半年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3114亿美元中，与独联体成员国的贸易总额为380亿美元，仅与中俄间36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相当，远不及与欧盟国家的1431亿美元。[6]但是，俄罗斯长期保持独联体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直到近年来才在某些国家被中国超越。[7]在安全层面，各国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核心，与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机制密切合作，在地区反恐、打击毒品和跨国犯罪领域取得显著效果。

       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增强在中亚和后苏联空间的实质性存在，并提出以中亚五国为主要成员，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参与的“大中亚计划”，通过在安全、民主、经济、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将中亚和南亚合并为新的地区组合，以此实现在该地区的利益。[8]上述政策带来的价值观冲击在客观上成为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爆发“颜色革命”的导火索，北约东扩进程也加剧了俄罗斯为维护其传统势力范围，与美、欧在东欧和中亚地区形成战略对峙的局面。随着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重返亚太”战略[9]和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欧亚国家在大国博弈的地缘背景下徘徊于东西方之间，对“欧亚认同”和自我身份定位产生了怀疑，这种隶属于“文明结合部”的特殊心理是构建”丝路”所需要重点关注的因素之一。

       （二）后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经济进入增长乏力期的同时，关于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持续至今。凯恩斯所倡导的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政府干预推动增长，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所坚持的“市场决定论”这两大指导思想在不同阶段被支持亦或唱衰，甚至被视为“双双失效”，何种理论更适用于今天的世界和区域经济发展尚无定论。市场运作是“丝路”建设中所强调的重要原则之一。“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10]被视为该倡议的核心。如何在推动以市场化标准为先导的多边合作，是构建”丝路”利益链所不可忽视的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创了非西方经济制度高速发展的先河。从数据上来看，2014年，中国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约2200亿美元增长到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GDP约7500美元。[1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13年创下10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2.8%，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其中非国有企业占比不断扩大，国有企业流量占比降至四成。[1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3]长期以来，“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4]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保障，而市场化改革责任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和动力来源。可以看到，以市场运作为核心的经济改革是打造“中国模式”的重要依托。

       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市场运作中的“调节器”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特别是在市场失灵条件下发挥引导、稳定作用至关重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均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降低利率、为金融机构提供援助性贷款、通过货币互换给全球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等手段进行主动干预。美联储将联邦基准利率降低至0-0.25%的历史最低水平，欧洲央行将利率降低至1%，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也将利率降低至0，5%以下。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经济刺激方案总额为7870亿美元，由减税和政府支出组成，[15]英国推出5000亿英镑规模的救市方案，[16]俄罗斯为缓解资金的流动性不足，向银行注入总额达9500亿卢布(1美元约合26.18卢布)的资金[17]，中国也提出了四万亿人民币规模的投资计划。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为应对经济下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和资本外逃趋势，俄罗斯政府推出的旨在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反危机计划，分为“促进经济增长”、“支持各经济部门”、“保障社会稳定”和“监测社会和经济状况”四大领域，共包括60条措施，预算超过2.3万亿卢布。[18]在“丝路”建设问题上，中央“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强调“加强组织指导，统筹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地方、部门和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充分发挥沿线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性”[19]，也反映出政府在该倡议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

       可以看到，坚持市场运作是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的重要原则，但在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导致的市场失灵，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引发的多边贸易纠纷中，政府作为拥有绝对资源和行为能力的主体，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在“丝路”建设中处理好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只手”，处理好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辩证关系，协调好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是构建“丝路”利益链必须考虑的环节。

       （三）战略“大棋局”中的协作与竞争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曾提出，这片西起葡萄牙，东至白令海峡，北达拉普兰，南至马来西亚的“大棋盘”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在未来将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发出挑战。[20]历史经验表明，如何协调域内大国的利益取向，培育共同意愿和实现互补性竞争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现实中，这片连接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占世界经济总量近四分之一的广袤地区正逐渐成为中、俄等大国协作发展的重要试验场。

       中国和俄罗斯同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2014年5月，两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提出“中俄关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21]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14年中俄贸易总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8%，总值为952.8亿美元。俄罗斯出口中国的商品增长了4.9%，达到416亿美元，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商品增长了8.2%，达到536.8亿美元。中国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俄罗斯是中国第9大贸易伙伴。[22]中俄间已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经贸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化战略协作关系的背景下，中俄已经就于“丝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达成一致。[23]两国提出通过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等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双方的金融合作，推动区域和全球多边合作。作为“丝路”的倡议方和节点大国，中俄深化双边合作的侧面效应是对地区经济合作倡议的有力支撑。在双边层面，两国互为最大邻国，高水平、强有力的双边关系成为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在地理区位上，“丝路”沿线国家均与中、俄保持良好且紧密的双边关系，而两国也是保障该倡议成功实践的核心因素。

       但与此同时，从构建“丝路”利益链的要素对比来看，产生于问题本身的影响和需求超越了国界。中俄间的互动是否能形成”丝路”框架下的互补性竞争关系，而避免出现将影响力和权力拓展置于实际经济收益考量之后，产生非利竞争的土壤。如何使中俄两国在中亚、高加索、独联体等前苏联地区增进互信，提高各自对另一方的战略舒适度，追求合作原则上的一致性、合作内容上的融合性、合作目标上的趋同性，以及合作方式上的包容性，平衡大国与中小国间的力量对比差异，是沿线国家认同中俄合作的“窗口效应”以及对外辐射效应的前提。

       二、”丝路”利益链的要素构成和实践

        按照一般理解，“利益链”指链条型人群产生上下游的利益关系，也指以链条型方式将不同类型的利益关系进行相互嵌入和捆绑。“丝路”利益链包括顶层利益、直接利益、协同利益和延伸利益四大构成要素，通过主观设计、客观联动、多方协同和外向溢出的方式将沿线各国的需求和利益诉求相互连接，构成多层嵌入、平行衔接的利益链条，其中部分已经在实践中得以显明。

       （一）政治设计：以议程对接为核心的顶层利益

       摩根索指出：“利益确为政治之精髓，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24]从“丝路”的利益构成来看，包括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保证国内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和平发展，也包括维护国家的战略安全。在与欧亚各国的合作发展历程中，政治对话是地区间的主要互动方式，也是实现利益最受认可和接纳的顶层设计。欧亚地区各国正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面临不同的政治或经济转型升级任务，对于”丝路”存在不同的期待，这为政治设计的主观行为留出了操作空间。“丝路”倡议与沿线国家战略和现存地区机制具有契合度，如俄罗斯所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粮食”三大兴国战略、土库曼斯坦的“强盛幸福时代”战略，蒙古的“草原之路”发展战略等，中国也先后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匈牙利、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签署了共建”丝路”合作文件[25]。上述文件是”丝路”政治设计环节的主要成果，也是构建”丝路”顶层利益之实践。

       作为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传统大国，俄是欧亚地区多边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主要倡导者，多年来坚持推动包括独联体自贸区、欧亚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等多项地区倡议在内的一体化进程，域内大国和关键节点国家均不同程度参与俄主导下的经济合作机制和倡议。因此，作为”丝路”利益链构建的重要攸关方，俄罗斯对该倡议的态度尤为关键且为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26]的宏观框架下，两国贸易总值在2014年实现同比增长6.8%，达到952.8亿美元。中国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俄罗斯是中国第9大贸易伙伴。[27]在地区层面，两国签署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28]，以此探索俄中毗邻地区发展战略对接协调。2014年，两国央行签署了规模为1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旨在便利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与此同时，中俄将产业园区建设和大型投资项目作为对接基础，在物流、交通基础设施、多式联运等领域加强互联互通，扩大并优化区域生产网络。推动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提出通过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等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双方的金融合作，推动区域和全球多边合作，形成并推广符合时代要求的有效规则与实践。在政治互信、经济互联、发展互助的现有基础上，中俄于2015年5月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联合声明》，并启动《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伙伴协定》的谈判。至此，两国已实现了以宏观层面的议程对接，是”丝路”利益链构建的重要政治设计实践。

       此外，哈萨克斯坦在“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中强调成为中亚地区商业中转集散地和欧亚间桥梁，提出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统一的集散综合体，规划交通、工业、能源、社会和文化等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达到90亿美元。[29]2014年5月19日，作为“丝路”的首个实体平台，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启用。到2020年，经过哈萨克斯坦的货物运输规模将达到5000万吨，到2050年进一步扩大到10倍。[30]2015年7月9日，中、俄、蒙三国元首在俄罗斯乌法举行第二次会晤，批准了《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并讨论对接“丝路”建设问题。[31]蒙“草原之路”倡议涵盖铁路、高速公路、油气、天然气及电气领域，与“丝路”倡议在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运输通道升级、贸易通关便捷化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契合点。蒙希望以“丝路”倡议为路径，依托俄罗斯西抵欧洲成熟市场，依托中国东进亚太分享发展红利。

       可以看到，在稳固的双边关系基础上，以议程对接为目标的政治设计进程实现了初步发展。中国与东欧、中亚等地区大国均属“丝路”利益链建设攸关方和受益者，须继续推动与各国的政治对话和政策“对表”，深化现有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发掘议程对接的实践工具，作为构建顶层利益的主要依托。

       （二）互联互通：以跨国企业为主体的直接利益

       “丝路”直接利益包括维护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主权，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维护沿线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应地位，保障对外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关系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增加沿线各国间的相互融合与依存，也就是互联互通。按照一般理解，互联互通包含传统理念中的实体互联、机构互联和人员互联“三通”，拓展至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32]为代表的“五通”，是实现区域共同发展，联手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的关键。实现“丝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主要通过以下五方面行动：

       一是细化主体，自下而上推动相互融合。欧洲拥有较为成熟的公私合营（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体系、庞大的私营企业群和对外投融资力量，在资金配置上更具灵活性，不易受制于政治倾向和社会舆论压力，在交通运输、信息与通讯技术和能源合作等具体领域更易产生逐利驱动。相反，俄罗斯、中亚等国的经济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俄罗斯财政透明度报告》，目前俄国有经济比重达71%，国有企业占GDP的29%。[33]在推动互联互通进程中，大型国企具备私企所无法比拟的投融资能力、人才吸纳和项目执行力，须找准合作对象推动相互融合。同时，互联互通的项目合作不应局限于大型跨国公司之间，需要将“红利”更多地向下渗透，搭建中小型企业间的合作平台。

       二是明确目标，以点至面实现需求挂钩。亚洲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亚洲经济增长虽然正在放缓，但该地区的经济表现仍将继续好于全球其他地区，在2015至2016年将实现5，4%的增幅。[34]作为工业文明发源地的欧洲，具有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理念与实践优势，欧亚间贸易合作存在互补性。欧盟暂时没有对于欧亚互联互通的范围、形式和准则进行准确定义，这间接成为双方合作的优势，欧洲各国可以更为独立地将自身需求预先设定，纳入互联互通的整体框架内，其内涵不局限于经贸水平或投资项目数量等实质挂钩，也注重于普通民众、大众传媒等社会基本单元间的相互交流等抽象挂钩，形成不同领域、不同层级和不同维度范围内的多重需求交汇点。

       三是深化水平，从外到内适应贸易结构转型。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丝路”东西端贸易需求不再简单局限于消费方与生产方关系，贸易领域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贸易形式不局限于单方资本注入，进入了互为生产地和消费市场，以精密制造、高科技合作、节能环保合作为重点新兴领域，通过共筹、共建促进贸易升级的转型期。在“丝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建设中，欧洲不应继续扮演转移低端制造业和猎取廉价劳动力的投机者身份，亚洲也不再是以市场换资金、以资源换技术的被动一方。双方的合作不但需要适应当前世界经济的大环境，还需要与区域格局和领域发展的小环境相吻合，与不同国家的能力、目标和侧重点变化相呼应。

       四是发掘重点，由浅至深确保合作优先排序。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欧亚互联互通需要进行区域和领域的双重优先排序。在区域选择中，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可以成为东欧国家经济振兴的契机。由于东欧国家对欧盟的经济依赖性较强，很难与亚洲国家发展独立的双边合作机制。如果按照出口占GDP的比重衡量中东欧国家对欧盟市场的依存度，匈牙利、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以及捷克对欧盟的依存度最高，上述国家2011年的出口占GDP比重平均在60-80%之间。[35]将东欧国家纳入互联互通的优先对象范畴，有助于促进多边形式下全方位合作的有效性，并吸引其他国家的参与。在领域选择中，实现“宽进严出”的议题筛选机制，在保障各国平等“发声”的前提下维持议题设置的有效性。将交通物流、通讯服务等敏感性较低的行业作为优先考虑，建立“由易至难”的项目选择机制，通过“频谈慎行”的方式化解各方的矛盾，确保合作重点建立在多方共识之上。

       五是拓宽外延，探索“丝路”机制化进程。从根本上来看，“丝路”不单是针对跨国贸易的倡议，也是全方位、多层级的跨地区对话合作机制与平台。但在现实合作层面，沿线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支柱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化发展水平，“政热经冷”、“经济上仰仗一方，政治上追随另一方”等论调频发与亚太、中亚和东欧地区。“丝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应不局限于经济含义，而是成为全球治理、法制与良治等关键性理念问题的交流平台，用大陆意识和区域间概念淡化个体利益诉求，以政商结合、公私结合、官研结合为核心，拓展互联互通的外延。“丝路”不应成为现有双边或多边机制的替代者，更不应成为没有具体政策产生能力的“清谈俱乐部”。

总的来看，实现“丝路”直接利益的重点是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互联互通。相近地缘结构的主权国家群体，在利益拓展的过程中寻求共同认知和目标，并以此为框架借助相应的标准和行为准则，加强相互间的实质性联系。在这当中，共同的地理联系和参与主体，以及相互适应的目标取向、贸易结构和优先排序，构成了互联互通的主要推动力，也有助于域内经济贸易等多方位的一体化和机制化，是产生直接利益的主要形态。

       （三）产能合作：以商业运作为框架的协同利益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进入较为脆弱的发展时期。在高失业率和低内需等经济顽疾的背景下，各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战略目标更加注重于短期效应，很难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投入大量资金。“丝路”沿线国家大多数仍处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阶段，不具备资本输出能力，经济发展处于初步工业化水平，需要来自他方的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能力，而部分国家则拥有庞大的外汇和资金储备，以及富余的生产能力、劳动力市场，这为通过市场化的产能合作谋求协同利益创造了机遇。

       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至2020年间，亚洲地区年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达到8000亿美元[36]，这恰好顺应了由中国主导构建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融资平台的目标，通过融资方式接承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达到缓解中国产能过剩，解决他国资金缺口的双赢效果。以中哈产能合作为例，2015年3月27日，双方签署了涵盖广泛领域的33份产能合作文件，涉及钢铁、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炼油、水电、汽车等广泛领域的产能合作，项目总金额达236亿美元。[37]在实践中，两国的产能合作虽由政府推动，但完全依据市场客观条件和相互需求，以寻找利益交汇点的形式所展开。根据哈“光明之路”经济计划，为应对本国经济的持续下行压力，哈将大力开展道路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在于，哈虽具备相应的资金储备，但缺乏相应的技术人才和施工装备。与此同时，中国在近年来实现了交通运输需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步快速增长，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进入黄金发展期，其中公路总里程446.4万公里，居世界第2位，建成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11.2万公里，居世界首位。[38]将高速发展所积累的优质产能优势，与哈方发展需求相互嵌入，并依据市场机制开展合同商谈、融资规划、项目分包和利润分成协商，成为“丝路”产能合作的重要实践。

       “丝路”产能合作不拘泥于承包工程项目，也包括直接投资、人才输送和培训等多种形式。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39]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1至8月，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同比增长48.2%，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同比增长33%，“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对其他国家地区的增长速度”。[40]以中国与亚美尼亚为例，除了直接参与铁路、公路、核电和电力领域工程项目，还计划借助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高质量的装备优势，共建钢铁、水泥、玻璃灯生产线，形成原材料的就地取材和技术工人的就地培养，带动当地就业的同时助推亚工业化进程。

       从自身来看，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大举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中高速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和产能过剩问题。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41]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四是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42]“丝路”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不但有助于释放过剩产能，也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和产品质量自我提升，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经济的新增长点。

       从外部需求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大国对于融资和技术的需求是关键因素。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在制裁下恶化，内部出现资本外流、汇率波动、经济整体下滑。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银行(Gazprombank)及俄外经贸银行(VEB)等大型国企被列入融资黑名单，欧洲投资银行(EIB)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被禁止注资俄罗斯。在经济制裁和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双重打压下，俄罗斯卢布在2014年底急剧“跳水”，年度资金外逃总额达到1250亿美元。根据俄联邦经济发展部公布的《2014年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预测》，2015年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或下滑2.8%，而不是此前预测的增长0.4%，2014年的收入增幅预期下降了一半，降至0.3%。[43]在此背景下，经济严重依赖能源的俄罗斯再度陷入困境，继续拓展外部融资渠道。2015年8月20日，哈萨克斯坦为应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和实施“去美元化”措施，宣布取消汇率波动区间限制，导致该国货币坚戈对美元汇率最高贬值达到30%。一方面，此举带来对宏观经济、食品价格等短期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人民币在中哈双边贸易中的发展空间，以及与我国开展投融资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

       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新一轮发展的机遇期，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群体的“丝路”沿线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步伐加快。在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商业运作的合作机制为指导下，国际投融资和产能合作是发掘利益交汇点，也有助于拓展“丝路”沿线国多双边合作，培育相互依赖、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协同利益的重要渠道。

       （四）联合开发：聚焦第三方市场的延伸利益

       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延伸阶段，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有助于调动潜在产业要素，充分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以回应不同的需求预期，实现“各得其所、互利共赢”[44]，达到“2 1>3”的溢出效果。这种联合开发的“互惠扩散”效应，实际上强调参与各方的的预期收益建立在中长期之上，而非针对某个具体事务。[45]“丝路”沿线国的欧亚认同、发展中国家认同、非西方性认同等现存基础，经济结构间的互补性差异，成为此类联合开发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架构下，个体利益和多边利益具有更大程度的不可分割性，使他们更容易透过共同的行动去追求彼此的利益，实现三方之间的“互补性竞争”。[46]

       2015年6月30日，中国与法国签署《中法两国深化民用核能合作的联合声明》，呼吁双方企业在设计安全、有竞争力的第三代新反应堆、核电站建设方面进行合作，并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建立包括开发大型和中型反应堆在内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47]作为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联合开发案例，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和和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作为中方联合体法国电力集团(EDF)在伦敦签署协议，将共同投资兴建英国欣克利角核电项目，项目总额达到160亿英镑。[48]从各方收益来看，法国作为该领域的“领先者”，核电在能源结构中占比高达70%。法国电力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核电运营商之一，不但在核电建造和运营方面具备优势，也拥有充足的核电项目对外投资、建设与管理经验。“法国核电能源”（EDF Energy）作为该集团的子公司，以在英国运营15台核电机组为基础占据英国核电行业领头羊的地位，在人才、技术和本地建设经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此项目也将为法国带来更多的技术出口。对于中国来说，是首次由我国企业主导开发建设西方发达国家核电项目，成为自主核电技术“走出去”的关键，也为参与他国核电建设和管理提供了经验。对英国这一第三方市场而言，该项目成为核能领域20年来最大的项目，建成后将满足英国7%的电力需求，在60年运行寿期内，每年相当于减排900万吨二氧化碳，约聘用900名员工。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还会提供2.5万个就业岗位[49]，对英国的核电产业链、就业和人才培养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可以看到，这种以各方优势对应各方需求，各取所需、取长补短的合作模式，为实现以双赢促进多赢的最终目标提供了保障。

       在推进“丝路”沿线国家的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进程中，既包括域内任意两国对第三国的开发，也包括跨区域和倡议的“对外开发”，达到以互补性竞争实现互惠扩散的可能。互补性竞争的概念最早应用于国际多边贸易领域，特别是区域经济合作作用的解释，我国学者对这一关系也有详细的论述。[50]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以WTO等机制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规则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间存在的非替代性竞争，建立一定程度的区域经济集团也并不意味着贸易“藩篱”，而是形成了一种多边环境下的相得益彰、兼容协同的关系，是各方利益得到扩大甚至延伸至第三方。依照这一基本定位，“丝路”沿线国在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上的天然差异，在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上的体制差异，在语言、历史、文化上的人文差异，在国际产业链和贸易分工中的结构差异等区域一体化中的“消极”因素，成为开发第三方市场和实现互补的间接优势，也是实现更高级别的产能合作，发掘延伸利益的重要路径。

       三、小结与展望

       “丝路”倡议的核心问题看似是围绕的直接利益展开，但实际上无法脱离稳固的内外政治环境，以及密切的人文交流，涉及的并非单一领域利益，而是多重利益综合体。总体来看，“丝路”倡议虽符合沿线国各方对于扩大对外投融资规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多双边贸易渠道、促进东西方市场融合、最大发挥各方比较性优势的期待，也具备较为稳固的政治、安全和人文环境，但仍属迄今为止在欧亚大陆涉及主体最广，覆盖面积最大的地区性倡议。古丝绸之路的理念和经验虽是“丝路”建设的有益借鉴，但仍不可忽视欧洲与东方文明在此交汇，带来内部历史多样性和周边环境渗透性等多方面的互动、融合甚至冲突的“文明结合部”这一空间特性；各方对于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原则的理解；以及全球和地区性大国、重要节点国家和小国在此互动过程中的地缘政治、经济博弈这三大不确定性。

       “丝路”利益链构建的核心首先聚焦于主动的政治设计加强战略对接这一顶层利益，避免因大国和节点国家的战略舒适度下降而影响互信。通过互联互通这一重要抓手，以企业为主体加强内在联系，联手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以参照市场运作的国际产能合作和延伸至第三方市场的联合开发为创新途径，将传统的多边经济和贸易进程内涵进行拓展，实现协同发展和利益延伸。这种多层利益的内聚性有助于加强沿线各国的集体认同和共同预期，既有效地避免了各国出现对中国谋求地区主导权，经济上“以大欺小”，以优势市场地位换取政治资本等误判和不利声音，也可实现不同程度的利益绑定和责任分担，作为对“共商、共享、共建”原则的回应。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仍需关注沿线国家内部和区域间的利益联系，加强现有客观共性与主动构建行为准则和市场技术标准等主观建构的协同。另一方面，须强调“丝路”合作中互惠的扩散性，使利益链成为主导国家行为和互动方式的参考，以及对相关制度、准则或规范的态度依据，从而促进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变化和节点国家的内部状态，是利益链构建的主要影响因子。如何减缓由国际权力转移和全球力量格局变化带来的压力，节点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利益链构建的主观动力和客观效果。

文献来源：《和平与发展》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