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美国政治和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遍布华盛顿的智库与美国政府和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在决策中的影响力巨大，历来被誉为是“第五权力部门”。由于“旋转门”机制的存在，华盛顿智库大多属于建制派，与政府关系密切，同时也是精英汇聚的地方。在这次大选刚开始的时候，各大智库所支持的对象不尽相同。但是到了后期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希拉里上台，反对圈外人入主白宫。但是特朗普的逆袭成功了，并且打破了智库与政府之间长期建立的生态。目前，除了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等少数保守派智库因为在大选中对特朗普的支持而获得了特朗普政府格外青睐之外，其他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大多数被切断了，这让智库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开始变的微妙起来。

        这一切还要从大选讲起。在智库精英眼中，美国大选因为成熟的体制、完善的程序被认为是民主的样板，谁也想不到一个非主流、反传统，不讲政治的商人能够逆袭白宫的宝座。美国的智库在大选中旗帜鲜明的反对特朗普，各种“联名信”、“讨伐书”和连篇累牍的反特朗普评论让大选成了智库的“嘉年华”。没有人把特朗普太当回事，认为特朗普无非是来“打酱油”的，给本已经非常娱乐化的美国大选再加一把火而已。

        智库的集体性误判给美国的政治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一是在大选进程中没有认真的拷问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导致到特朗普上台后对很多问题缺乏系统性思考。二是几乎所有的“政策方案”都是为希拉里量身定做，没有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政策作相应的准备，特朗普上台后这些政策准备几乎都被束之高阁，增加了新政府进入执政状态的时间。

        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了“旋转门”的空转。按照以往的惯例，新政府上台后大量的智库专家会进入政府担任高级官员。特朗普上台后只从华尔街和军队中选人，甚至宁愿位子空着也不愿意从智库进人。智库与特朗普政府交恶使得原本6个月可以完成的新政府筹备期，现在看来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例如国务院有8个副国务卿，目前只到位了1个正式的和一个代理副卿，余下的位子全部空缺，其他部委也好不到哪里去，大量的高级官员位置存在空缺。

        根据法律规定，美国行政部门的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和助理部长帮办这四个层级的官员是会随着政府换届而更换，并且助理部长以上的职务还需要国会的批准。通常是上一级官员对下一级官员的任命有很大发言权。现在问题是特朗普任命的很多部长本身就不是圈内人，没法快速地给自己寻找到合适的副手，而副部长级别的官员都没有到位，下面两级官员也无法到位。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上台后才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的原因。大量的高级官员缺位使得一些重大的决策没有人能够承担，除了在国防和经济等几个少数领域外，特朗普政府目前只有一些低层级的事务官在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特朗普政府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智库所面临的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智库就一直在为如何筹款而发愁。从性质上来说，美国智库大多数是独立的、无党派的非营利性机构，主要的资金来源是社会公众、大企业和基金会的捐赠以及一些课题收入。美国税务体制决定智库作为非赢利机构，捐赠方所捐赠的钱是可以免税的。但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金融企业和基金会赚钱更难了，因此在向智库捐款上没有之前那么积极了。但是由于智库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近十年来，智库的收入多少还可以持平。

        特朗普上台后，“旋转门”的空转某种意义上大大降低了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也减少了智库对企业和基金会等捐赠方的吸引力。难怪在特朗普上台后，华盛顿的智库圈气氛和今年反常的天气一样骤冷，传言很多人要失业。不仅如此，特朗普强调“收缩战略”、“美国优先”的战略会降低政府和社会对智库的需求。特朗普政府在大力削减国务院的预算和编制让美国智库雪上加霜。因为美国智库大多数把战略和国际事务的研究作为重点，如果美国仅仅关注国内问题，那么今后将会置英雄于无用武之地。

        “旋转门”的空转使得从智库进入政府的人大大减少，同时从政府退出来的那些人也就没法转到智库里面来。很多政府高官要么去企业任职，要么就直接在家待业。前不久笔者参加的一场研讨会上，一位前助理国防部长就自我调侃现在还处于失业状态。缺钱、少人，很多研究项目就开展不起来，进一步加大了对美国智库生存环境的影响。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美国智库作为一个特殊和重要的行业并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就衰退，也要看到智库也在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寻求新的发展。首先，智库作为政策研究的地位不可或缺。政府做决策离不开智库的智力支撑。特朗普的内阁总是要组建完成，相关的政策也要慢慢开展，到时候对智库的需求就会慢慢恢复。特别是具体的决策人员并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反精英。其次，铁打智库，流水的总统。下一届的总统竞选也就是3年以后的事情，很多智库现在就已经开始布局2020，很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已经开始浮出水面，跟智库密切互动。经过特朗普这么一折腾，美国的政治生态应该会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智库的重要性也会慢慢恢复。最后，智库也在不断调整和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求，突出自己的特色。通过不同的定位，差异化竞争获得自己的地位。

        在传统的优势以外，美国智库正在将专业性、独立性和研究特色作为发展的方向。这点上对于正在进行高端智库建设的中国而言，也有很大的启发。首先，专业性是智库不可取代的根本。美国智库根据政府和社会的需求，向各个专业领域扩张，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战略研究和外交政策研究。从安全领域来看，智库的研究领域包括了从核安全到非洲的传染病，从太空安全、海洋安全到网络安全；经济领域则更全面，从全球化到反全球化，从世界经济到中国经济，从数字经济到发展鸿沟；还有社会领域、技术领域、政治领域等等大的类别之下的无数的细分议题。美国智库几乎在每一个专业领域都可以做到全球领先，任何一个新议题出来，智库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反应，给出专业的政策意见。

        其次，从独立性上来说，美国智库一方面注重资金上的独立，另一方面注重研究上的独立。资金上的独立是指在筹款的时候注重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避免因资金来源的单一而受到捐助方的影响。以布鲁金斯为例，2016财年公布的接受捐款数据上，50万美元以上捐助对象约有40个，避免了单个对象独大的现象。此外，智库还在不断的拓展个人捐款人。新美国基金会2015年总收入2500万美元中有500多万近四分之一来自于个人的捐款。公众的捐款的增加，有利于智库的独立性和服务于公共利益。

        当然，在研究上的独立对智库而言也很重要，作为独立性的研究智库在提供政策报告时保持客观公正尤为重要。在这一点上，美国智库采取了很多制度性的设计尽量做到不受政府和捐款人的影响。笔者作为客座研究员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工作时，曾经收到过一哈莫雷总裁发给全体员工的邮件，邮件是关于智库人员在帮助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时的一些规定。详细到不能使用智库的笔、纸、邮件、电话、传真等一切设施参与任何与竞选有关的活动，不能出现任何智库的logo和文字等等。

        最后，智库特色。美国智库大多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如闻名世界的兰德公司就聚焦在安全领域，承接了很多与军事相关的研究项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主要研究世界经济问题，在经济领域有很大发言权。不仅如此，美国智库在特色的探索上还有很多创新举措。例如2009年成立的新美国智库，在现任主席安•玛丽•斯劳特带领下开创了“性别平等”的特色智库。表面上看新美国和其他智库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在新美国更注重女性视角。这点不仅体现在研究人员的性别比例和研究议题的选择上，即使是在网络安全这一被认为是男性主导的领域，在新美国的活动中，从嘉宾到主持，女性的数量远远多于男性。可想而知，社会对新美国这样智库的需求一定会大大多于传统意义上的智库，特别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女性高级官员和企业总裁的大力支持。

        智库并不是美国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是只有在美国智库发展成了一个较为独立的行业，这不仅与美国的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也与公众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不可分割。美国智库的专业性、独立性和特色对于中国智库建设的启发是：在探索服务政府决策的同时，应加强与公众和社会的互动，更好地服务于决策、服务于公众利益。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