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中国数代领导集体在外交理论上的发展以及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和艰苦的理论探索，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特色外交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子体系，它在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处于从实践中总结的阶段，现已启动其在第二个30年的发展新阶段。作为全球性大国的中国，在其外交理论创新进入历史新阶段之际，主要面临凝聚中国特色、强化指导作用和增加世界意义的三重历史使命。

一、凝聚中国特色

不言而喻，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不能盲目搬用西方理论，也不能套用西方语境，而主要应由中国人自己承当，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建设。
（一）凝聚外交理论的中国特色既是历史性要求也具有实现的可能。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中，中国理论建设的重点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研究，外交理论建设主要是高层的战略思想升华和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引进工作。中国学者和学术刊物的“兴奋点”一度集中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面，造成了高校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严重不足。在中国涉外工作者中，他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事件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上，很少进行理论总结和探索。例如，以“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为篇名搜索“中国知网”仅得论文25篇，搜索中国国家图书馆仅有著作1部。[①] 国外相关专著也很少，在对NoteExpress和Springerlinker等主要网站以“China Diplomatic Theory”搜索，结果为“零”；以“China Foreign Policy Theory”搜索，结果也仅有3部。[②]
但是，上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外交理论的“中国特色”建设正在逐步展开。首先，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不断取得阶段性发展。中国在各个历史阶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江泽民外交思想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加强在“新思想、新判断、新观点”方面的理论建设，表达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而且，当代的中国外交实践正在不断丰富着中国外交理论。例如，十八大在肯定以“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为核心的“和谐世界”理念的同时，又在中国的国别外交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和“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等新理念；又如，十八大还提出“在国际关系发展中要倡导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等富有前瞻性的外交哲学思想。[③] 此外，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能够加快特色外交理论的建设，以使之能更好地领会中国外交并加以借鉴。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外交，将其列为中国重要的软实力。越来越多的国外机构举办各种形式的中国外交讨论会，希望能从理论和思想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外交的内涵和前景，还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更是希望能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中获得借鉴和启迪。
（二）创造性汲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强调，“一定要以宽广的眼光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④] 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还不断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成果，如中国的和平和谐思想、欧美的全球整体意识、发展中国家的公平正义诉求等。在学科建设方面，国内已有近30所院校开设国际政治或外交学本科专业，[⑤] 约有50所院校开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外交学硕士专业，[⑥] 约有24所院校拥有39个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外交学博士点。[⑦] 此外，“国际问题研究”被列入每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成为有关专家学者重点攻关对象。
（二）准确界定中国特色内涵。首先，要充分认识中国外交的多重性特点。中国既历史悠久但又充满活力；既接轨世界但又充满个性；既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又是发展中国家；既强调国家利益但又伸张国际正义。其次，准确界定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内涵。虽然国内外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尚未形成一致共识，但多数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内涵应包括同外交有关的中国理念、中国原则、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机制等。第三，逐步掌握外交理论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提出了“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富邻安邻”、“和谐世界”、“同舟共济”等具有时代特点的理念；中国学界在外交理论中国化方面也取得明显进步，特别是在时代观、利益观、体系观、安全观等方面不断创新发展，以上的中国化努力正在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和接受。第四，逐步实现从政治定义到学术定义的过渡。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它首先是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在未来数十年里，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仍将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载体，政治和外交原则仍将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部分。但从特色外交理论建设本身而言，今后还需要强化理论和学术总结，集中和统一国内共识，整理和出版有关著作，培养和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外交理论家等。
（三）完善外交理论体系。《辞海》对体系的定义是：“若干事物相互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⑧] 今后应提纲挈领地抓住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原则三大基本框架，逐步拓展深化，争取做到对中国特色外交全面、系统和符合逻辑的理性和整体性的认识。
总体思想未来的重点是放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外交和内政的关系以及中国外交哲学等三个方面。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个动态过程，未来数十年的焦点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定位问题。中国要在客观全面定位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总体目标，如十八大提出的“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是一个值得深化的总体目标。中国内政和外交未来的主从关系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但在两者互动的重点和方式上会有所变化，最需要研究的是外交对内政的反作用，即如何主动运用外交塑造内部环境，这也是个极具挑战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外交哲学建设的任务更是艰巨和重要。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外交哲学实质上是国家政治哲学的延伸,即国家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中的体现。”“外交哲学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定性。”[⑨] 当代中国外交哲学创新性建设要立足中国的主体性，要强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进步思想，还要重视中国和世界的一体性，最终达到新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哲学的再造。
战略思维是实现国家外交总体思想的主要途径，需要高度的全局意识和长远角度。中国外交战略思维主要包括外交战略目标、战略途径和战略布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和平环境，战略途径就是和平发展道路，战略布局则经历了以地域为主向地域和领域并举的发展。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逐步形成了“四点战略布局”，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杨洁篪外长在谈到中共十六大以来的中国总体外交布局时指出：“我国总体外交布局不断丰富完善，形成国别、区域和各领域外交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双多边结合、政经文互动的外交架构，全方位推进了我国的外交工作。”[⑩] 今后，中国还将公开推出全球和各地域/领域的战略，确立战略重点和战略排序，以此凝聚国内共识和争取国际理解。
政策原则用以规定中国外交为完成各项任务所应遵循的行动原则。首先是中国外交一脉相承的基本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等。其次是与时俱进和灵活性原则。即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瞬息万变，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原则必将因时因事因地而异。例如，中国在处理“黄岩岛事件”和“钓鱼岛事件”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又以积极平衡的态度维权维稳，形成了新时期维护国家权益的创新模式。最后是政策的全面规划原则。与一些受选举驱动国家的外交政策相比，中国外交政策具有更深化的思想性、更长远的规划性和更全面的预防性。中国在和平发展问题上两次发表白皮书，将有关政策昭告天下，还在具体外交政策上多方考虑应对举措。例如，针对中国海洋权益屡屡受损的新形势，中国政府郑重宣告：“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分歧、摩擦，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11]

二、强化指导作用

强化理论对中国外交的指导作用在未来数十年具有特殊的意义。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外交需要以与时俱进精神发展和完善理论，从理论高度分析和指导应对各项挑战，唯有如此，中国外交的航船才能继续破浪前行。
（一）加强外交的“理论自觉”。在扁平化、多元化和多样化的今天，只有增强理论自觉才能弥补战略缺失和信息驱动的当今外交面临的共同挑战。当前中国的外交理论研究滞后于外交实践，缺少对外交工作系统和全面的总结。有些地方和部门领导，缺乏外交理论素养，出现了跟着“网络”走的现象，造成了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即使在国际问题学术界，也有少数学者满足于媒体的“出镜率”，而不能从理论的高度和深度来分析和总结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在高教系统和党校系统的课程中缺乏外交专题，有时甚至用国际形势讲座替代外交理论和政策的教育。因此，在重大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对外关系问题上，社会上往往会出现有违中央精神的“不同声音”。同时，在一些亟需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如战争与和平、结盟与伙伴关系、大国权利和义务等，也因缺少理论共识而出现各唱各调、甚至各行其是的现象。因此，我们要在中央的领导和整合下，减少中国外交的反应性，增加主动性，掌握规律性，从而更加有目的和有计划地推进中国的外交。
（二）增强“理论自信”。首先，在外交方面的理论自信，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信念，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指导着中国外交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十八大也指出：“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其次，理论自信就是要以创新精神发展理论，并以此指导中国今后面临的外交挑战。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12]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又如此艰巨繁重，需要中国外交理论与时俱进并不断完善，加强对中国外交的理论分析和指导作用，以应对各种挑战，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外交沿着正确的航向不断前行。第三，外交理论自信还应表现在语言载体上。中国外交理论要通过自觉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善于用中国话语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和质疑。但是，外交涉及整个国际社会，内外的语言载体不尽相同，我们对此也应有足够的认识。
（三）提高外交理论的指导作用。抽象地讲，我们都同意外交理论对外交实践的指导意义。但外交往往具有紧迫性和时效性的特点，人们在处置和解读外交时，时常会陷入“就事论事”的误区，从而使外交理论失去其应有的指导作用。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因此在处理当前纷繁复杂的对外关系时，需要充分发挥已有的理论指导作用，有效地处理大国关系、邻国关系和利害关系等外交难题。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日益复杂多变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更需要能够描述国际走势和指导制订战略的理论，如国际体系和国际力量对比发展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新兴大国崛起的途径和规律、中国外交现代化的理论支撑等。

三、增加世界意义

外交是超越一国的国际性互动，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应当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共性”，必将经历从强调中国“特色”到增加世界意义（国际“共性”）的历史过程。在认清发展大方向的同时，中国需要界定当前的阶段性目标。
（一）未来10年的阶段性目标。首先，需要把成熟有效的中国外交理论逐步推向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论在和谐世界理念、国际形势发展趋势、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体系观和利益观、和平发展道路、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等方面具有创造性贡献。我们需要从增强软实力的角度加强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真正做到胡锦涛在第十一次使节会议上提出的：“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13]
其次，需要深刻洞察全球发展趋势和着力增加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的指导意义。中国外交理论只有在符合历史潮流和有效应对国际议题时，才能真正具有世界意义。为此，中国既要发挥中国宏观思维和把握大势的传统优势，更要善于从世界和他国的角度分析问题，提出全面性与合乎逻辑、规律性的理论，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检验中国外交理论的正确与否。
最后，要在竞争中增加中国外交理论的世界意义。在当今多元化和多样化的世界上，各种理论层出不穷，竞相争取国际社会的主流和主导地位。如果说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世界物质产品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么在未来数十年里还要有计划分步骤地把中国外交理论推向世界。中国外交理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敢于承认自身的不足和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在碰撞磨合和交流交融中发展，最终形成举世公认的新外交理论。
（二）中国外交理论走向世界有利于中国塑造更为有利的和平环境。中国外交理论的“走出去”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变，而且还会对世界产生长远和深刻的影响。首先是有必要。环顾周边和放眼全球，当今的外交理论还是由美国和西方所主导，后者对中国理论上的贬低和抹黑对我和平发展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例如，美国和西方“新兴国家崛起必将破坏国际平衡”和“中国威胁论”升级版等在世界各地还很有市场，实际上对中国和平崛起进行理论和战略上的遏制。又如，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思想就为一些亚太国家所接受，从而对中国的周边环境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其次是有可能。一方面，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已经初成体系并初见成效，可以全面和系统地向外推介。中国外交理论已经在和谐世界理念、和平发展道路、互利共赢合作以及伸张正义等方面向世人展示了它的有效性。在未来的进程中，中国外交理论还要回答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在更大地域和更多领域向世界展示其有效性。另一方面，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和国际影响在客观上已经增加了中国外交理论的世界意义。由于中国日益和世界连成一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方向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借鉴和备选。今后中国外交理论还会以更加多样的形式和多种渠道在世界各地传播，相互交融，共同创新，从而具有更加重要的世界意义。
（三）中国将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打破西方在外交理论方面的垄断和主导。中国外交理论“走出去”的方向应当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重要成员，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理论上具有更多的共同道德基础和目标追求。当年，如果没有中国、印度、缅甸的共同努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就不可能传播如此广泛和持久。当前，如果没有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共同努力，协商取代对抗的“同舟共济”的思想就不可能对当今国际社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今后，如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呈现的螺旋形上升趋势一样，发展中国家在思想理论方面的进步正在打破西方数百年来的垄断，两者同时构成了国际力量重心东移的历史性发展。中国外交理论通过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将对美国和西方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终将使东西方在外交理论上实现真正的平衡和平等。
（四）中国外交理论在价值观方面也要争取有更多的着力点和制高点。第一，价值观是外交理论建设课题中的应有之义。价值观是“关于价值（意义）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观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14] 在国家层面，世界各国都有其广义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它们相互之间既有共同相通之处，也有相互对立和分歧之点。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因对世界事务的评价和看法的异同而表现出相异或相近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目标、价值尺度和价值准则等。因此，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必须重视价值观问题。
第二，历史证明各种主要价值观可以相互宽容与共处共生。人类具有共同价值，但又有不同的解读和追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要求各文明、各国、各社会形态、各群体等放弃其主流或核心价值而完全接受他者的价值观。但是，在历史上各种主要价值观和平共处的例子屡见不鲜，如盛唐时期中外文化共处交融就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高峰。在全球化时代，各种主要价值观的相互宽容与共处共生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例如，中国的“和谐世界”、“以人为本”和“德治法制”思想等和国际上提倡的民主和平思想都有相同、相近和相通之处。
第三，发扬中国先进价值观并努力使其成为国际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绵延5000余年，“平和、包容、仁义、公平”等基本内涵历久弥新。首先，中国价值观逐步为世人所知。长期以来，西方价值观将中国价值观视为异类，并予以封杀，世界各国对中国价值观所知甚少。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中外交往的增加，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推介的力度，中国价值观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了解。其次，中国价值观通过和世界各国价值观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的碰撞和磨合而更具时代的进步意义，诸如“和平发展”和“同舟共济”等某些重要价值观正在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同。最后，从趋势上看，中国价值观正在从世界价值观体系的外围向核心发展，在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历史进程后，可成为国际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存量共处和增量共塑”是建构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共同挑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超越文明、意识形态、国土疆域、民族宗教等各种畛域而以全球性合作予以应对和解决。当人类在全球性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任务之时，也是人类共同价值观形成之际。共同塑造价值观，可以从亚洲做起，如中国把李光耀当年提倡的“亚洲价值观”发展成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开放包容、同舟共济的“亚洲精神”。[15] 在当前阶段，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重要凝聚点是和平、发展、合作、民主以及高品质的生态、生活、生产和文化环境等。

四、结 语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主要应由中国人自己承当。我们不能指望西方外交理论家和实践者，也不能走套用西方外交或国际关系理论的捷径。
简言之，中国外交理论创新三重历史使命的第一阶段任务是：用中国语言总结中国外交理论，用中国实践提炼中国外交理论，用中国思想丰富中国外交理论。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但我们还应看到第二、第三和以后的阶段性任务，努力使中国外交理论更具世界意义。中国外交理论在“走出去”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将不断淡化中国的“特色”和不断增加世界的“共性”，同时中国外交理论的要素还将在各国外交理论中互相借鉴和融合，从而达到“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整体性。在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国际主流外交理论中将会更多地体现多元化、多样性和公正取向，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有力地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潮流。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