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构建是项长期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发扬中国优秀文化思想、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总结中国外交实践基础上，根据内外形势变化、中国外交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外思想理论的交流、交汇和交锋，确定未来理论构建的方向。为此，我们需要从渊源条件、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原则等方面加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体系建设。中国的政界和学界要在构建的方向和重点上达成共识，在相关研究上形成合力，实现中国外交更快和更多地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提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对自身的指导意义和在国际上的引领作用。

        中国在持续发展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之际，在外交上也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外交上不断提出新思想、新理念和新观点，十分重视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理论构建是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在传承已有的内外理论优秀成果基础上，增加在构建的方向和重点上达成共识，在相关研究上形成合力，从而改变当前理论建设远远落后于实践的状况，实现中国外交更快和更多地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提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对自身的指导意义和在国际上的引领作用。

        一、时势的需要和中国的探索

        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进入了发展新阶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在全面展开。与此同时，面对千变万化的国际形势和丰富多彩的中国外交，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任务更加紧迫和突出。

        （一）时势的需要。纵观300多年以来的近代、现代和当代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时代嬗变和历史转折时期往往会有新的理论问世，时势使然也。17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启了世界近代史时期。西方以“欧洲中心论”、“国际关系丛林法则”、“亚非国家劣等论”等理论为其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寻找理论依据。19和20世纪交替之际，人类社会进入了世界现代史时期，欧美以其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强势”，推出了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创建了国际关系学科和现代智库，形成了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体系。但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当时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实践和理论方面另树一帜。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战争与革命时代论”在亚非拉地区广泛传播，点燃了共产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之火。1945年二战结束标志着当代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开始，世界从“战争与革命”时代逐步走向“和平与发展”时代。两极的雅尔塔体系、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以及由多极化和全球化推动的国际体系改革都在当代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建设上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与此同时，外交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都有重大变化，研究的地域从国家疆域向外空、极地、网络和深海等“新公域”发展，研究的领域也从传统的“高政治”向非传统领域迅速扩散。当前，各种理论纷至沓来，处于交流、交锋和交汇的“百家争鸣”阶段。

        （二）中国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外交理论的建设者，也是中国外交的践行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1、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酝酿期可以追溯到建党之前的风雨如磐年代。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建党后，中国共产党人信奉和追求反帝反殖和争取国家独立的外交理想，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分析和理解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问题。毋庸置疑，在残酷的国内革命和战争时期以及抗战和二战时期，中国外交理论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并且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自身的成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逐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解放战争双重胜利的内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初见端倪。

        2、建设时期。在党史和国史中，1949-1978年被称为“建设时期”，这30年也是中国外交理论的探索期，重点进行和平理论、革命理论和战略理论的“三位一体”的外交理论建设。就和平理论而言，它是中国外交理论的基点。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1954年，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就革命理论而言，它从理论上体现了当时中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一方面，中国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围堵中，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面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威胁。另一方面，战后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因此，在世界战争与和平的过渡期里，中国外交理论带有革命理论的演绎。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先后提出了“一边倒”和“两大阵营”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在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又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2]的战略思想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3]在此“战争引起革命”或“革命制止战争”的双重可能条件下，革命和战争成为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双重核心。就战略理论而言，毛泽东基于国家利益和战略运筹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和“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在此国际战略理论指引下，中国外交逐步摆脱了国际孤立，增加了战略平衡余地，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并为后来的改革时期的外交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改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形成，中国特色外交的理论建设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的外交理论建设围绕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发展，他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发展的时代观、调整大国关系的格局观、强调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观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战略观等。江泽民在主政期间（1989-200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上得到充分体现，形成了全面布局的战略思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战略布局至今仍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在主政期间（2002-2012），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以理念建设为重点，在外交上提出了与科学发展观相呼应的和谐观、秩序观、民本观、发展观等。上述所有这些理论建设都为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条件。

        二、十八大以来的理论探索和创新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的新起点。中国开始以全球大国的身份认真总结丰富的外交实践，并将其上升到理念和理论的层次，使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成为理论探索和创新的重要命题。

        （一）提高外交理论的自觉和自信。当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为重视外交理论建设的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外交的理论建设。仅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为例，它就用 5 个专题收录习近平关于外交工作的 20 多篇重要讲话、谈话，清晰反映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与脉络。例如，习近平2014年11月28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4] 杨洁篪国务委员和王毅外长经常就外交理论建设问题发表文章或演讲。[5]国家社科基金也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加大了投入，涉外领导部门更是经常性委托学界进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研究和举行有关的理论研讨会等。丰富的实践成果和不断展开的理论建设增强了中国外交理论的自信，理论自信又增加了理论自觉，两者相辅相成。当前，中国外交理论的探索和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外交工作的理论指导和检验意识不断深化，因而外交的实践也在向纵深方向发展。

        （二）强化外交战略的实践性和理论性。战略理论和战略实践是中国外交的特长。四年多来，中国制定和有力推进了以稳中求进的大国关系、经政互动的周边关系、义利兼顾的发展中国家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建章立制的全球治理等的外交战略布局，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外交的战略实践。不仅如此，中国还在强化外交战略的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第一，提升外交战略的理论厚度。中国在外交战略上深化了其在文明基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历史超越等方面的建设，不仅重视“战略”的本身，而且还追溯和发展战略的理论。第二，强化外交战略的道义责任。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不仅重视本国利益，而且还强调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南南合作的意义和正确的义利观，从而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理论和思想与“自我中心”和“唯利是图”的美西方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三，全球治理战略的重点建设。中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时，需要加强在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方面的战略运筹及其理论建设。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于2015年10月12日和2016年9月27日举行以全球治理为主题的第27次和第3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第27次集体学习上强调“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6]在第35次集体学习上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7]

        （三）强调外交理念的进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8]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重在与外交实践的能动和理性互动，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演绎或逻辑推理。而且，中国还特别强调外交理念的时代进步性。中国外交理念的时代进步性需要在中外关系互动中接受实践检验，而且只有与时俱进和创新的外交理念才会在国际上被广为认可。同样，只有具备时代进步性的外交理念，才能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才能充分发挥理论的价值。四年多来，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努力新方向。这点在G20杭州峰会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习近平指出：中国运用议程和议题设置权和先进的理念，“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总体目标。”[9]

        （四）探索内外理论的交汇。中国在强调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基础上，努力寻找中外理论的对接点和重合面，通过双多边外交和国际学术交流，同国际社会共同构建和平发展的新理论。第一，外交理论的国际对接。这里主要讨论国际政府间的理论对接。欧盟向以规范外交理论的倡导者自居，习近平2014年访问欧盟总部时双方商定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10]从而增加了中欧在“规范”方面的对接点和重合面。中美两国在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关系的理论上也进行了对接的努力，习近平和奥巴马都否定了近年来甚嚣尘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这个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理论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权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对美国事访问首站的西雅图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11]9月24日，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明确表示：我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尤其是美中之间更要尽量避免冲突。我相信美中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12]第二，外交战略的国际对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者虽然是中国，但其交集面却是地区性和全球性的。中国是“一带一路”、《联合国2030议程》、《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G20杭州峰会《全球新行动纲领》的主要推动者，中国把相关战略理论与有关各方的交汇对接，从而形成新的战略理念和行动。第三，学术研究的国际对接。理论创新需要扎实的学术研究，理论交汇需要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四年多来，中国通过中外智库的合作平台，深化外交理论的交流合作。中国和美欧智库交流本来就相当密切，近年来更是趋向机制化和专题化。例如，习近平主席2016年9月访美成果清单中就提到“双方支持大学智库合作，每年举办中美大学智库论坛”。[13]又如，中国和中东欧合作（“16 1”）框架中建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和“中国-中东欧国家高级别智库研讨会”。此外，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智库合作也在向纵深发展。2013年启动的“中非智库10 10合作伙伴计划”这一机制化平台，进一步提升了双方智库交流与合作水平。2016年11月发表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的“学术和智库交流”条款中专门指出：“积极支持中拉学术研究机构和智库开展课题研究、学术交流、研讨会、著作出版等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鼓励双方高校开展合作研究。”[14]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构的方向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进一步建设，需要以发展为导向，从时间跨度、领域发展、体系建设和内外互动等多个维度着力，在综合和整合上努力加以系统化和体系化。

        （一）历史的传承和发展。继续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创造性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加强国际理论交流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

        1、中华文明的特色理论建设。中国外交作为代表国家利益的国家行为，其理论首先应当具有中华文明的特色。已经持续了5000年的中华文明承载着丰富的外交思想、理论、理念和战略，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需要重新认识和创新发展。在新形势下，需要整体审视和复兴再造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中的“中华文明基本要素”。一方面，需要总结和提炼。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前中国学界在阐述外交理论时“语录”式引用多而全面总结和科学提炼少。中华文明虽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其他学说也应当受到重视。特别是在实实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中，不仅需要儒家的理想思想，还需要法家的现实思想、战略家的谋略思想、纵横家的机变思想等。例如，《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但有些人往往在强调和平时引用前半部分，在强调武备时则用后半部分。一句话的引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博大精深的整体中华文明了。另一方面，需要重点更新和再造外交理论中的中华文明要素。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个不断自我摒弃、更新和再造的历史进程，而这一进程在进入近代和当代世界后则在加速进行。为此，需要更新、创新和整合中华文明外交理论内核，并使之在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外交理论互鉴互补，共同进步，交相辉映。就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而言，当前的重点是要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外交思想和理念“再现代化”，实现从“国家观”向“全球观”、从“近悦远来”向“合作共赢和共同安全”、从“协和万邦”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转变。

        2、马克思主义的特色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外交理论的“红色基因”。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并开始了“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也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1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15]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16] 但对某些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的单位和个人而言，他们的主要精力往往放在学习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上，对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视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断层，因此需要“补课”，首先是“潜心研读原著，把握精神实质，真正学通弄懂。”[17]在此基础上，还要把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之成为中国外交实践的能动和理性总结以及科学和前瞻的指导。

        3、国际交汇的特色理论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不能在封闭中进行自我欣赏式的建设，而是要在同国际外交理论的交流、交锋和交汇中成长和发展。习近平在第27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上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18]今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要同各类大国的外交理论进行交流与交锋，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理论进行交集与交汇，同非国家行为体的外交理论进行互动与互鉴，同国际上主要外交理论学派进行切磋与合作。为此，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同行的思想交流、会议交流、项目交流和人才交流。换言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在发展自身个性时，要逐步增加国际共性、国际影响和国际作用，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更有普遍意义、更有说服力、更有指导作用。

        （二）内涵的深化和拓展。当前和今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地域和领域两轮驱动的特点。地域和国别是中国外交的传统重点，领域和问题则是中国外交的新高地，两者的互动深化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的重要内涵。

        1、地域和国别的特色理论建设。中国在地域和国别外交理论方面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既有共性，也有特色。外交理论共性主要表现在国家的主权观和利益观、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思想、地区主义和国际主义及全球主义等。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讨论中国的地域和国别的特色理论建设。

        第一，多层次国家关系理论。中国的主体是单一制国家而且政治稳定，其在国家间关系的理论研究重点较多地关注政府行为体，较少地涉及地方、社会和其他非国家和非政府行为体。随着中国对外关系和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外交理论建设要加强在“国家内部变化和国家外部关系的动态变化”、“国家结盟和结伴关系比较”、“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复合外交”、“政府间非对称稳定”和“政府与社会多重互动”等方面的建设。

        第二，多层次地区关系理论。在次地区关系方面，中国要在推进中国和东盟国家合作（“10 1”）、中国-中亚地区合作、中国—中东欧合作（“16 1”）、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构建新的“次地区合作理论”。在地区和跨地区方面，中国要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理论、中非合作理论、中阿（拉伯）合作理论、中拉（丁美洲）合作理论，特别要把中国覆盖整个发展中地区的合作理论。中国在地区合作方面，还要加强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在英国脱欧问题、特朗普声称退出“北美自贸区”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问题上要有理论阐述和剖析。

        第三，多层次全球关系理论。中国外交中涵盖了全球关系的许多层次。在全球政府间关系方面有：非西方的涉及到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金砖国家和南南对话等，在东西方的有联合国、G20、南北对话和亚投行等。在全球非政府间关系方面的层次则更多、内容也更加丰富。今后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前进方向上对这些全球关系的外交理论进行创新型研究。

        第四，多层次的大国关系理论。在中国外交词典中，大国包括霸权大国、传统大国、新兴大国和地区大国，其中新兴大国理论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中国而言，新兴大国具有三重含义。一是作为亚洲大国，中国外交理论要充分体现“亲诚惠容”的新理念，指导周边合作和应对周边挑战，发挥大国的理论引领和塑造作用。二是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外交理论要体现其历史的进步性，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服务。习近平2016年11月28日在会见候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强调：[联合国要]“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多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办事。”。[19]三是作为崛起大国，中国外交理论要超越传统的“国强必霸论”和“大国冲突论”，在实践和理论方面走出一条“前无古人但启来者”的大国发展新路。

        2、领域和问题的特色理论建设。四年多来，中国在领域和问题的外交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创新，突出表现在政治和价值观、经济和金融、安全和军事等领域方面。

        第一，政治和价值观领域的特色理论建设。在政治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体制，总结中国政治体制机制的成功之道，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西方之外的中国模式选择。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还要更加理直气壮地宣传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政治信念，阐述伸张正义和秉持公道的政治立场，引领国际政治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在价值观方面，中国要在“正确义利观”上继续发展，把主要应用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上的“义利观”发展到中国和所有国家关系上去。为此，中国要重点建设“外交价值观”，增加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得到更多的认可和认同。

        第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特色理论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硕果累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公认。四年多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贡献更令世界刮目相看。但是，中国在经济外交和金融外交方面，还是实践成功多于理论建树。为了补齐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短板”，有的学者建议，今后中国经济外交理论要重点研究以下四个方向，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大国经济外交、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外交和基于中华文明的经济外交。[20] 此外，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外交理论研究还需要说清楚经济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作用，讲明白中国和西方经济外交的本质区别，分析好合作共赢和同舟共济的时代意义，处理好务实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建设的关系等。

        第三，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特色理论建设。安全外交和军事外交作为中国外交常用词汇和概念是近些年的现象。吴莼思指出：国家安全，是国家外交工作所要服务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安全外交”这一概念直到2009年才浓墨重彩地出现在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中。[21]作者认为，中国在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不仅需要向世界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更需要提供战略性、安全性和思想性的公共产品。[22]

        （三）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辞海》“体系”条的释义是：“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23] 而且，根据一般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方法，理论建构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部分。“本体论”是探究事物产生、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依据（渊源条件），“认识论”研究存在和认识的关系（总体思想），“方法论”则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之法（战略和政策）。有鉴于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主要由渊源条件、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原则的要素组成，相关的体系建设主要也是在这四个方面进行。

        1、认识渊源条件。对于中国外交的历史渊源、现有条件和困难以及今后可能的各种情势，是个不断认识和再认识的深化过程，也是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基础。

        第一，实践的再认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源自波澜壮阔的中国外交实践，而一部中国外交史需要反复审视和不断温故知新。对于中国学界来说，需要重视实践的本体性和首要性，走出书斋和关注正在展开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自觉和主动地总结古今中外的外交实践，并以此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第二，理论的再认识。外交理论建设主要是个渐进的过程，但也有突变的可能。理论是文明的进步，理论体系更是文明的高度结晶。不言而喻，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需要汲取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因此，我们既不应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而要以学习、批判、扬弃和创新的科学态度对待已有的外交理论、特别是中国的理论。

        第三，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就实践而言：一方面要继续夯实中国外交的物质基础和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条件，在基本实现全面小康后继续向世界中等强国迈进；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有声有色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外交成果和总结外交经验，用深厚的实践基础培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就理论而言：一方面，要继续努力探索和推出新的外交思想、外交理念和外交原则，丰富现有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要加大理论体系建设的力度。正如王毅外长所指出的那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正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必将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4]

        2、发展总体思想。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里，总体思想是“中国对自身和世界关系的总体看法。”[25] 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兼具稳定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特点。总的来说，中国对世界形势和国际条件的认识在相当时间里保持基本不变，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战略机遇期两大战略定位即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中国对世界的总体认识和判断也在动态发展，“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已经发展成“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26]“战略机遇期”也发展成为“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27]展望未来，中国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正在把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与秩序建设作为外交的重点和优先任务之一，那就更需要正确和准确判断世界形势和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且，中国还需要把这些判断和定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增加其科学性、系统性和普遍性。

        3、深化战略思维。习近平非常重视和强调战略思维，而今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中的战略思维建设的方向是：

        第一，加强研究外交战略理论。没有理论的战略只是谋略，理论指导下的战略才能真正统揽全局和谋划大局。战略理论是介于总体理论和应用理论之间的“中间理论”，它的建构既要体现中国外交战略思维的整体性和辩证性，也要突出它的应用性和务实性。

        第二，加强建设外交战略学。在中国，有军事战略学和商业战略学，但还没有外交战略学。系统和综合的外交战略学应当而且可以提升战略思维的自觉性，促进外交战略从感性向理性发展，并发挥外交战略学的理论能动作用。

        第三，加强培养外交战略家。古今中外的外交战略家基本上来自国家和外交领导层，但他们在成为外交战略家之前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当前和今后我们在国家和涉外层面培养干部时，要有意识地加强战略学习和战略思维，厚植外交战略家成长的沃土。这点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尤为重要，培养外交战略家本身就需要战略眼光和战略决心。

        4、创新政策原则。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四大构建元素中，政策原则承担着条件、思想和战略的具体落实。面对今后日益加速的内外环境变化，中国需要全面梳理已有的外交政策原则和确定改革创新的重点。中国学界已经有人要求改变多年来的“不干涉内政”、“不对外驻军”、“不结盟”等政策原则，还有学者还提出了对外要“示威示强”和“定规矩”等原则。但是，鉴于外交政策的特殊性，有关讨论和辩论既要提倡广开言路和探索创新，也要注意全面和长期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等。此外，决策论也是今后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它包括决策机制、决策进程和决策后续等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要把决策论上升到中国外交现代化的高度来看待和对待，并对此进行必要的政治和物质的投入。

        四、简短的结语

        当前，我们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和理论方面的话语权同中国外交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作用很不相称。正如习近平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那样:“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8] 而且，要根本改变这一局面不可能指望国外、特别是美西方的专家学者。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是历史赋予中国学界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有历史的责任和担当。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既需要务实的支撑和领域的深化，还需要高度的概括和总体的整合，最终形成视野恢宏和内涵丰富的理论框架。我们当前和今后的理论建构任务，就是要在已有的外交实践基础上，全面和科学地的总结外交理论，重点研究习近平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着力提炼成能够指导当前和今后中国外交的理论体系，并进而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时，不仅需要传承和发展历史、深化和拓展内涵、建设和完善体系，而且还需要具体落实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制定路线图时，需要倾全国之力和集全球之智，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创造条件、确定战略目标、凝聚思想共识、有效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等。在制定时间表时，要根据“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确立相应的阶段性目标，适时进行实践和理论评估，从而真正做到完成任务和不辱使命。

文献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