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路外交源于“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出和推进过程中所产生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不仅有利于延长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而且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丝路外交超越了既有的地缘政治博弈特征，显示出强烈的地缘经济属性，不仅有利于周边地区经济的稳健发展，成为周边地区各国社会进步的稳定器，而且有助于各国通过更加理性的方式应对和管控热点问题，促进地区形势更具确定性和稳定性。中国丝路外交正推动周边秩序的重塑，在政治安全上更具开放性，在经济上更具建设性，在社会文化上更具包容性，迎合了周边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随着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其他相关政策措施渐次性发挥作用，效果日益显现，周边地区各国之间的互动将更加密切，相互依赖与合作程度将得到加强，周边地区秩序将更加稳定，趋向于更加和谐、和睦与和平，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享繁荣。中国在运用丝路外交重塑周边秩序的过程中，也将自己深度嵌入到地区秩序之中，通过提供合作性的公共产品，成为维护地区秩序良性运行的中坚力量。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不仅主导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而且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广泛参与，成立了“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等，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战略转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和地区影响的研究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些甚至认为其不仅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而且是在为中国的对外扩展影响力提供掩护和保障，具有明显的战略意涵。因此，中国努力正本清源，通过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1]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更多是一种战略对接和沟通，不是中国的“独舞”，或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而是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相互支持和补充，与这些国家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外交政策通过频繁的外交宣示，传递出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意愿，让它们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推进和捍卫“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并采取了相当“奋发有为”的外交行动，即本文所谓的中国丝路外交。中国的丝路外交主要目的是激发沿线国家与中国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及其成果的过程，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责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升相互间密切的合作关系。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丝路外交也让许多国家更加看重中国在国际和地区秩序中的新地位和作用，对中国塑造公正合理、互利共赢的国际和地区新秩序充满期待。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丝路外交刚刚起步，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上出现了正负效应具现、褒贬评论兼存的反应，对中国丝路外交的未来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作为影响中国可持续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周边地区环境和秩序的变化对中国能否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尤其关键。因此，中国丝路外交能否影响周边地区秩序的重塑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演进，将成为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能否充分利用机遇和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的重要因素。

中国丝路外交的理念溯源

        从历史上看，中国丝路外交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建立而出现的，但在古代的形式与当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近代以前的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权意识，国家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形成现代以来的国家间交往规范，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礼仪上的接触，体现的更多是具有一定边界意识的王国之间加强往来的意愿和倾向。其次，古代的丝路外交更多体现在民间贸易的交流，官方专门大规模促进丝绸之路繁荣的措施在时间上和持续性上都非常有限，而更多是体现在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上，没有对民间对外贸易的开展设置更多的障碍。再次，古代的丝路外交主要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试探和了解，不仅有商品和技术的输出和输入，更有社会文化思想的交流与互动，对双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意识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对周边地区，特别是东南亚的影响更大一些。中国的科学技术甚至推进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最后，古代的丝路外交没有得到很好的传递和传承。这既与古代各国王朝更替较为频繁有关，更与中国在封建社会后期对外相对比较封闭，近代时期积贫积弱有关。然而，民间层面上的丝路外交在近现代却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殖民者强行打开，而呈现出相当活跃的态势，主要表现为中国沿海地区民众下南洋讨生活，与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中国商品大规模走出去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

        从宽泛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丝路外交一直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但在周边国家的民众心里上对这一理念仍存在着一定的尴尬形态。比较而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近现代以前要远远高于周边许多国家，“丝绸之路”的提法往往会让他们产生一种“中国中心”的感觉，更容易与古代东亚地区以中国为圆心的“朝贡体系”相联系，从而让这些国家感觉自己在地位和作用上屈居于中国之下。这种情况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得到了较大的改变，特别是到本世纪初中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后，已经大大减弱了。然而，近年来，情况又发生了较为复杂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相互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了合作范围和层次，形成了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崛起便车的态势。另一方面，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在产业结构优化和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国家建设经验、物质财富实力和科学技术能力等，与周边国家再次形成了类似古代丝绸之路演进过程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积极通过丝路外交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得以落实并产生效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减弱或消除周边许多国家的疑虑，理解和接受中国推进地区合作的政策主张。

        丝路外交主要是中国在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与沿线国家接触而产生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从主体上看，丝路外交并不是中国单边进行的特定外交，也包括沿线国家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所做出的反应，制定的政策措施和采取的具体行动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渐推进，相关国家的参与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不仅包括了具有外交决策和执行能力的政府部门，而且具有参与外交行动，但更多是参与相互经济贸易活动的企业和其他非政府机构等。从时间上看，中国的丝路外交不是仅仅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的各项政策和行动，还是应包括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所进行的与之相关的外交调研和规划等，甚至可以包括与沿线国家长期以来为之有效开展而进行的外交铺垫等。因此，丝路外交的概念从时空和规模的界定上都比较宽泛，基本上是围绕着“一带一路”倡议而展开的。因此，国际学术界往往更加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及与之相关的机制本身是不完全的，更要看到“一带一路”倡议背后所存在的丝路外交及其产生的巨大作用。另外，丝路外交更加强调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化的建设性意义，以及其削弱甚至扭转质疑和否定“一带一路”倡议声音的宣示性意义。

        然而，作为一种具有历史积淀的外交理念，丝路外交并没有成为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中特别强调的内容。这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一带一路”虽然在内容上相当丰富，但更多的是强调其经济内涵，其他几个方面大多是为其奠定基础或提供支撑作用。一般来说，经济问题更多是一种商业行为，外交上更多是发挥一种潜在或显在的鼓励和推动作用，而不能凌驾于其上、喧宾夺主，被认为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外交战略。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更多是一种需求对接，是各自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能满足其他方的需要，无论是产业优势、技术优势还是市场优势，在运作过程中基本上都是通过遵循商业规律进行的。再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虽然让相关国家都看到了其所蕴藏的巨大机遇和潜力，但也引发了国内外对其在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巨大风险和挑战的深度思考，甚至一些国家对其持严重的怀疑或批评态度。中国需要详细调研其可能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利益平衡问题。尽管中国愿意和其他国家实行互利共赢的全方位合作，但不可能做出甘冒可能遭受巨大风险和损失而不能产生任何回报的战略决策。最后，类似的倡议具有前车之鉴的失败教训，让中国不得不谨慎从事。美国在2011年7月提出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与南亚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并为之投入了较多的战略资源，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现在已经基本上无疾而终了。因此，中国的丝路外交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为其正名和提供合法性基础。

        从政策上看，“一带一路”倡议的贯彻和执行确实需要外交政策和行动的强力支撑：首先，“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有历史经验和形象作为参考，但只能说明历史上的“一带一路”具有较明显的和平性质，但这并不能佐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必然如此，更不能想当然地让其他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性质。因此，丝路外交有助于让其他方了解“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特别是中国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外交思想基因。[2]其次，丝路外交需要为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中国在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之初，并没有得到太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但通过丝路外交在国际社会上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广泛而强有力的宣传，让更多国家了解和清楚其基本内容、运作程序、主要目标和可能效用，逐渐采取了一种积极迎合的政策。即使像美国这样开始持强烈抵触情绪的国家，也逐渐地表示理解和超脱。最后，丝路外交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政策和行动上的支持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更多会具体化为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许多实实在在的项目和工程。因此，丝路外交就需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咨询，并帮助其与当地政府和企业进行接触，建立合作关系，并在适当的情况下提供政策支持，提高双方抓住机遇克服困难的信心和能力。

丝路外交对周边秩序的重塑

        中国的丝路外交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缘起和演进历程而产生和逐渐发展的，必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各国得到越来越高的认同和接受度而显示出中国的影响力。从实际效用上看，“一带一路”倡议只有在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达成具体的合作项目时，才具有实际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丝路外交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超过“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吸引力，两者的相互借重和粘合推动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相当微妙的变化，中国的周边地区秩序也因此处于缓慢但影响深远的重塑之中。

        首先，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将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和平发展的方向演进。无论从何种角度上看，“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极强的地理特征，必然会对周边地区形势造成一定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东北亚来看，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从建立到无限期停止，既显示出朝鲜半岛局势的复杂性，也体现了相关各方都希望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强烈愿望。从东南亚来看，冷战时期横梗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淡化或部分通过双边谈判及诉诸国际法院裁决的方式得到了处理，没有成为影响各国关系继续发展的负面因素。从南亚情况来看，印巴之间尽管仍在安全上存在着问题、矛盾、摩擦甚至冲突，但总体维持着稳定局势。脱离于前苏联的中亚地区诸国在经过颜色革命等的震荡期后，大多实现了政治稳定，国家间的矛盾大多也得到了缓解或解决。相比之下，只有与我相邻的阿富汗始终没有走出局势动荡的泥沼，成为周边地区安全最脆弱的国家。中国丝路外交需要推动一度取得积极成果的朝核六方会谈得以重启，中国与东盟各国完成谈判商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成为南盟的战略伙伴，与巴基斯坦充实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中亚各国及俄罗斯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接纳新成员后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都会提升周边地区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性，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提供政治安全保障。

        其次，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经济将继续朝着有利于各经济体良性竞争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周边地区存在着几个相对独立的经济贸易合作安排或机制，中日韩之间正在谈判建立自贸区，中韩自由贸易协议已经开始实施，东盟自贸区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初见规模，到2015年底已建成自己界定的经济共同体，南盟在经济一体化仍处于相对初级阶段，而中亚部分国家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此外，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已经完成谈判，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预计在2016年结束谈判，达成协议。这些经济贸易安排和机制之间在规范细则、成员范围和自由化水平上或多或少存在着竞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丝路外交需要具有更广泛的视野和更开放的姿态，促进与许多周边国家达成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贸易协议，并通过推动更为实际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这些经济贸易倡议形成互联互通，在某种程度上减弱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和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企业合作建设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项目既存在着密切关系，但双边在合作过程中的许多方面又没有必要和自由贸易协议直接挂钩。

        再次，中国周边地区的整合态势将继续朝着有利于各经济体互利共赢的方向前进。中国在诉诸丝路外交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也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组织和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例如，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最积极力量之一，在未来也存在着通过谈判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资格和潜质。中国和东盟国家与其他五个东盟伙伴国进行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即将结束，与东盟的自贸协议升级版正在谈判进行中，与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的互惠合作也在加强。为了加强与周边地区国家的经济整合，中国通过丝路外交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密切合作，以“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所强调的互利共赢理念弥合自由贸易协议的狭隘性，增强相关方在更多方面加强政策沟通，实现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中巴自由贸易区建设可以相互促进，夯实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合作的务实性。印中孟缅经济走廊建设与中缅自由贸易协议落实也是相适应的，但目前都仍处于逐步探索和尝试阶段。“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东南亚地区更是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及其升级版高度契合的，在中国与马来西亚合作建设的钦州—关丹产业园区项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后，中国周边地区的大国关系将继续朝着有利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转变。中国的丝路外交也体现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处理好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和印度等大国关系的进程中。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美国、印度具有诸多共同利益，相互间可以积极寻求在利益契合点上开展合作，同时妥善处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国之间存在利益重合和竞争的复杂情况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客观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存在着一些规律性。中国的丝路外交需要积极地寻求各方的利益契合点，减弱和管控相互间的利益冲突，扩大合作面，鼓励良性博弈、抑制恶性竞争，将分歧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促进在良性博弈的状态下实现共同获益，会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中国可以发挥中俄能源合作的龙头作用，正确处理双方利益关系，深化与俄罗斯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妥善树立中美间的战略竞争，增加双方合作的积极因素，凝聚双方在许多大项目上合作的契合点，在国际和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接触，加强中美良性沟通与合作；与印度厘清和扩大双方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共同利益，加强双方在能源供给方面的安全合作，减弱相互竞争的可能性，推动双方共同参与全球能源治理。[3]尽管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和维护相当困难，但这对中国周边秩序的重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国丝路外交必须应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当然，中国丝路外交要推动周边地区秩序的重塑仍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和挑战。近年来，在中国快速崛起的大环境下，周边地区的许多国家对中国产生了既羡慕又嫉妒的复杂心理，既希望通过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新机遇和增长点，也担心自己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与中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态势，会演变成其单向对中国产生严重依赖的态势，成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物流链中的一个环节，甚至丧失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以及民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丝路外交的任务就显得格外复杂而艰巨，会不得不因针对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反应而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例如，中国与越南是山水相连的紧邻，两国政治制度共同、发展模式相近，但出于地缘政治和历史恩怨情仇的原因，越南在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始终持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思维，对双方在许多领域开展合作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效应，没有积极迎合和强烈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11月5日至6日，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双重身份访问越南，试图说服越南与中国加强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双方通过发表《中越联合声明》，确认了两国间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构想对接，加强在建材、辅助工业、装备制造、电力、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产能合作，并提出加紧成立工作组，积极商签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共同总体方案，推进中国在越前江省龙江、海防市安阳两个工业园区的建设并积极吸引投资，[4]但效果仍有待观察。另外，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存在岛礁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和印度与不丹也尚未完成划定陆上边界的谈判，限制了相互间的政治信任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丝路外交与周边秩序的愿景

        中国的丝路外交不仅反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都试图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意愿，而且体现了中国努力促进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增长与繁荣的责任担当，更能说明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模式正在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主要共同内容，其中的发展理念正成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时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国的丝路外交不仅在促进周边各国与中国在经济上加强合作的积极性和动力，而且也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的社会进步，并有助于各国之间增强相互信任的程度以及通过更加理性的方式应对和管控热点问题。从中国和马来西亚在对接经济发展规划的情况来看，马来西亚虽然不愿放弃其非法占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部分岛礁，但基本上延续着相对低调的政策倾向，稳定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竭诚与中国合作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性动力。中越双方虽然在南海问题上存在领土主权争议，但对管理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却是高度一致的，成为双方低烈度的紧张态势没有影响两国关系大局的重要原因。从中越关系上看，双方之间的南海问题更多是利益之争，具有一定的零和性质，但双方都承诺根据2002年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2011年的《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导方针》，参加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南海问题的高官会和联合工作组会议，磋商更具约束力“南海行为准则”，同时根据《关于指导解决中国和越南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5]坚持双边谈判领土主权争议，妥善解决中越海上问题。中越之间关于两国陆上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的妥善解决也增强了双方处理和应对南海领土主权争议的信心。

        中国丝路外交在推进周边地区秩序重塑的过程中，努力促进地区形势更具确定性和稳定性。首先，中国丝路外交促进了与其他国家在政治安全合作上的开放性，如中国不仅是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而且积极促进这些机制通过演习、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提升相互合作的信心以及对相互间的安全信任。另外，中国也参与了周边地区相当重要的一轨、一轨半、二轨甚至多轨的安全机制，如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马来西亚的亚太圆桌论坛，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峰会）和泰国的亚太安全理事会，并主导建立了香山论坛（国际安全合作与亚太地区安全），让各国国防部门官员和安全战略研究人员讨论地区安全形势，共同塑造有利于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安全环境。其次，中国的丝路外交促进了周边地区经济的稳健发展，通过与周边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增加贸易往来，扩大经济交流成果，增进地区金融秩序的稳定，不仅经受住了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共同努力将东亚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之一。最后，中国的丝路外交将继续秉承近年来地区整合过程中各种倡议的精神，积极提供公共产品，以东盟为核心与驱动力，以东盟 N为范式，推进东亚共同体和亚太共同体建设，努力形成共享繁荣、共谋福祉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丝路外交将更加“奋发有为”，推动周边地区秩序朝着更具机理性的“一带一路”发展架构，中国成为这一架构中的重要关节点。从东面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的“欧亚倡议”高度契合，双方已经就进行有机对接达成重要共识；从北面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与蒙古的“草原之路”进行有效对接，成为两国夯实政治互信的“压舱室”和“推进器”。[6]从西面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伙伴合作协定谈判已经启动，举行了专家级磋商，预示着“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将实现突破。从南面看，中国与南盟的合作正在从“中巴经济走廊”和“印中孟缅”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3个方向实现连接，正在加强与南盟成员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契机。[7]从东南方向看，“一带一路”与东盟在2010年通过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从内容和目标上都是高度一致的，中国已经与东盟部分成员国在共建泛亚铁路、产业园区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多成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尽管中国不特意强调自己的核心地位，但可以通过自己的枢纽性的作用，形成更具效率的联动效应，为促进周边其他国家与自己合作建设和谐性的地区秩序，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

        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丝路外交是相当稳健和审慎的，强调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与其他国家重塑地区秩序的协同性。如果没有丝路外交，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无法在周边国家得到积极响应和反馈，并能促进中国与周边邻国的“五通”，[8]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只能成为中国的国内事务，各部分、各部门相互间进行合作，促进和整合中国内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市场，不仅无法促进周边地区秩序的稳定，趋向于更加和谐、和睦与和平，而且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和共享繁荣的目标也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是与中国强调可持续安全是一脉相承的。可持续安全观从人类生存和进步的两大主题出发，强调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增进国际持久安全相互作用的重要性。消除安全威胁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民生幸福，保障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只是传统观念下国家对安全的基本诉求，在全球化促进国际问题安全化和日益泛化的过程中，超越传统观念思考安全问题才可能发现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只有各国都能打破疆界的藩篱，从以人为本为起点进行规划，采取行动，才最可能实现长期安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有力的执行者主要是具有资质和实力的跨国企业，以及具有国际视野以及高度灵活性和技术优势的中小微型企业，与中国和所在国的民众具有更直接的联系，更能反映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建设可持续安全的坚定意志。

        中国在运用丝路外交重塑周边秩序的过程中，也将自己深度嵌入到地区秩序之中，通过提供合作性的公共产品，成为维护地区秩序良性运行的中坚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周边地区国家必须与中国相向而行，在享受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时，也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建设公平合理的地区秩序提供正能量。无论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其他合作项目，都离不开其他国家的参与，更不能完全由中国说了算。中国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但其他国家要重塑地区秩序同样也离不开中国采取配合性的政策措施。中国强调的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9]中国与周边国家要根据国际社会高度认同的普遍规则，在地区秩序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发挥自己促进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的建设性作用，就必然会推动地区秩序的持续性变动。当然，地区秩序的任何变动也必然会影响每个国家的现实选择，双方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扩大各自的舒适度，从而尽可能地实现地区秩序朝着更有利于各国健康发展的方向良性运行。

结  语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奋发有为”的丝路外交提供政策支撑和支持，而丝路外交明显并不是中国的“独舞”或“专利”，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共舞”或“合奏曲”。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增强各国共同合作的集合效应。相比之下，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之间的接触更为紧密，相互进行战略对接促进互利共赢，趋向建设具有共同体性质的地区秩序。中国的丝路外交让“一带一路”倡议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知名度和认同度，也让中国在与周边国家共同重塑地区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更具超越地缘政治和经济，具有明显增进地区整合以及协调大国关系的作用。中国的丝路外交虽然没有重塑地区秩序的先验性，但明显改良地区秩序的潜力和可能性，必然会推动地区秩序朝着更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尽管存在着诸多风险和挑战，但中国丝路外交从理念和行动上都具有强烈的建设性，通过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化的实施项目，让相关国家都能够从中获得切切实实的巨大利益，从而满足各国的实际需要，让“一带一路”倡议成为重塑地区秩序的强大动力，推进地区整合形势与愿景满足各方需求的同时，也让相关国家树立起患难与共、共克时艰的精神品质，为促进地区秩序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文献来源：《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