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的文化战略是在逐渐演化中形成的，体现了东盟近年来建设综合性共同体的战略抱负。东盟通过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建立了一整套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形成了具有东盟特色的文化共同体建设道路，在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各领域制定了相当具体的项目规划，并采取了可评估的实践活动，迎合了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新形势下进一步促进地区一体化的现实需要，提升了东盟在世界文化版图和舞台上的地位和声誉。当前，东盟的文化战略落实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和挑战，东盟文化共同体建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还具有相当大的限度。作为东盟的近邻，中国与东盟在建设文化互联互通、促进民心相通，实现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机遇和挑战共存，基础和困境俱在，仍需要创新思维、综合规划、统筹行动，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双方战略伙伴关系中在文化合作中的粘合剂。

一般认为，东盟成立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安全问题，特别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迫使东南亚国家在他们之间选边站队，让他们不得不思考通过建立集体安全的方式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东南亚部分国家之间存在着领土主权争端引发的冲突，甚至因加入东西方阵营而爆发战争等，也迫使他们在如何选择保持国家领土完整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问题上做出理性选择。从东盟成立的实际效果来看，东盟发展的最初成就确实体现在安全领域，如东盟成员国之间至今再没有爆发过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友好地解决了因“冲突”而引发的各种问题，东南亚地区安全角势也得到了较大改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善促进了地区一体化建设，东盟到20世纪90年代通过扩员形成了当前的10个成员，1992年建立了东盟自贸区，并在2015年12月31日宣称建立了东盟共同体。功能主义理论引领下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模式似乎在东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然而，从功能定位来看，东盟在成立之初并没有明确自己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上的属性，其发展进程往往是与地区形势的演进特征是密切相关的。从标志东盟成立的纲领性文件《曼谷宣言》来看，其提出的7项目标和宗旨中促进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如第1条“基础平等与协作精神，共同致力于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第3条“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科学和管理等林谷的相互合作与支持”，第4条“在教育、技术和管理培训、研究设施等方面相互援助”，第6条“促进东南亚问题研究”，以及第7条“与具有类似目标和宗旨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保持密切互利合作，探索更紧密合作的一切途径”等。[1]从某种程度上看，各国在当时对东盟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作用并没有太高的信心。毕竟，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菲律宾和泰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对抗”仍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怨，相互间要建立互信还是非常困难的。这从东盟各国直到9年之后的1976年才举行第一届首脑会议也可见一斑。此后，除了专门讨论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的会议或文件外，东盟关于综合性问题的讨论都会大幅涉及到社会文化方面，可以说，东盟的社会文化合作一直是东盟合作的重要选择以及不丢掉甚至丢不掉的重要主题。

东盟文化战略的规范溯源

        从文化上看，东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多样性统一的地区组织。从历史上看，东盟国家的历史文化版图曾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单独从宗教上看，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以前，佛教几乎成了该地区各王国的主体宗教。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海洋国家取代佛教的历程总体上是相对和平的，佛教遗址甚至一些已经融入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很大一部分依然保存了下来，并成为东南亚各地文化多样性和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佛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占据陆地和海洋的两大板块的格局。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宗教文化也让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格局更加多样，例如，天主教成为菲律宾的主体宗教，伊斯兰教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而其他许多国家也或多或少地至今仍遗留着基督教的信仰者，与其他宗教混杂而相对平和地共存着。尤为值得指出的是，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强制影响到宗教，反而往往向宗教做出更多的让步。例如印度尼西亚虽然在宪法上并没有将自己界定为一个穆斯林国家，但伊斯兰教在部分地区，如伊斯兰教最早传入地之一亚齐，给予了特殊对待。越南和老挝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执政党并没有强制党员对宗教的基本信仰，反而利用宗教教义的道德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动力。缅甸历届政府始终保持着对佛教的尊崇，以及佛教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东盟要想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化战略，实在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从发展动力上看，东盟的文化战略建设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东盟及其成员国具有深刻的历史记忆，对建设东盟的文化基础具有清醒的认识。无论是海洋东盟还是陆地东盟，无论是何种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当复杂的恩怨情仇的关系，因此从文化的视角维护地区各种不同力量的共存与和平相处对维护东盟的稳健发展至关重要。第二，东盟及其成员国越来越关注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将加强相互关系的文化粘合剂作为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无论是阐述地区一体化演进进程与发展前景的“功能主义”还是从分析国际社会发展演进进程和发展前景的“建构主义”来看，文化建设既是一个组织集体发展的基础，也是其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最终发展阶段，其实也贯穿着其发展的整个过程，维护着其发展的方向的稳定性和牢固性。第二，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其成员国之间的互动及其推进产生的相互依赖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立体性的架构，而文化战略正是其较为基础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近年来，东盟提出了建设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将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作为其三大支柱，体现着共同体内容的完整性，而社会文化和其他两个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可以大大弥补前两个支柱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的特点，有助于彰显东盟综合实力与能力的全面性。第四，东盟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同样需要相对统一的规范来引导，促进各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在东盟的层次上具有相对统一的方向。东盟的文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东盟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东盟国家在推进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的行为准则，推动他们在文化互动和互鉴的过程中具有更明确的方向，从而能够更有力地为促进地区一体化服务。总体来看，东盟的文化战略是在包容地区内不同文化的基础上，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发展，以及发挥其各自的建设性功能，在推进和完善东盟共同体进程和质量的过程中而提出得战略规划。

        东盟的文化战略主要体现在一些重要文件中，从时间顺序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1976年2月24日东盟第一届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地区一体化纲领性文件之一《东盟协调一致宣言》[2]，其特别将“社会”与“文化和信息”分别专门作为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并列起来进行阐述，对东盟的发展指出了相当明确的方向。1997年12月15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届东盟非正式首脑会议通过的《东盟2020年远景规划》[3]，开始将社会和文化的内容已经完全放在一起了。1998年12月5日第六届东盟峰会通过得《河内行动计划》，[4]成为首个对《东盟2020远景规划目标》提出具体措施的文件。2003年10月7日第9届东盟峰会通过的《东盟协调一致第二宣言》，也被称为《巴利宣言II》，首次提出并完整阐述了东盟共同体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三大支柱。2004年11月29日第10次东盟峰会通过的《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行动计划》，将共同体的建设分为四大部分：一是建设一个关爱社会共同体，来处理贫困、平等和人类发展问题；二是建设一个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基地和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应对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社会影响；三是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和良好的环境治理；四是加强通向2020年东盟共同体的地区社会凝聚力基础。[5]2007年1月13日第12届东盟峰会主席声明提出的关于东盟宪章蓝图的《宿雾宣言》，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内容放在了首先强调的内容，并在领导人声明中提出到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6]将原先的计划提前了5年，充分显示了东盟各国对建立共同体的信心。2007年11月20日的第13届东盟峰会一致同意制定一个《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以确保采取具体行动，促进建立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其主要目标是推动建立东盟共同体，建立一个以人为本、有社会责任感、以实现东盟各国人民和国家间的团结、稳定和统一，塑造共同的身份，建立一个有共同关怀、福祉共享、包容与和谐的社会，增强和改善本本地区人民的生活和福利等。另外，第13届东盟首脑会议签署了《东盟宪章》，提出加强开发人力资源，鼓励社会各部门参与，增强东盟大家庭意识，并设立了专门负责东盟社会文化事务的理事会。[7]2009年3月1日第14届东盟峰会通过的《东盟共同体蓝图（2009-2015）》指出，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培养共同的认同感，建立一个包容、和谐、同时能强化人民生命安全、财产与福利的关怀与共享社会，以实现一个以人民为中心并具有社会责任的东盟共同体，达成东盟国家与人民的长久团结与一致。2013年10月第23届东盟首脑会议发布的《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2009-2015）中期报告》，以《蓝图》为建设目标，以关联性、有效性、效率、可持续性和影响等5个评估标准，在五个层次上全面和系统地评估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进展，从区域和国家层面考察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成效，并对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未来进行了展望。[8]2016年3月东盟秘书处颁布的《2015年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计分卡》报告，[9]从人的发展、社会福利与保护、社会公正与权力、保障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建立东盟认同等5大领域，31个方面对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进行了评估，总共涉及208个相互认可的指标，标志着建成的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图景。同月，东盟秘书处发表的《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2025》，[10]对后共同体时代的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

        从以上主要文件的内容来看，东盟的文化战略具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形成了难以分割的一个整体。与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结构非常相似，东盟将社会与文化两部分内容放在了一起，既反映了两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反映了两者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孰轻孰重已经难分伯仲。在此情况下，东盟社会文化建设的整合性也必然成为东盟文化战略考虑的前置因素。第二，文化战略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质。从阐述东盟文化战略的各项文件就可以看出，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内容相当广泛，如文化与艺术、灾害管理、教育、环境、公共卫生、劳务、农业发展与消除贫困、科技、社会福利与发展、妇女和青年等，甚至包括了许多作为非传统安全的内容，说明了东盟已经大大延伸了文化战略的内涵，基本上将建设东盟软实力的许多方面都纳入到文化共同体建设之中，体现了东盟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建设共同体任务的艰巨性。第二，文化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和促进共同的身份认同。这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不仅是文化上的，而且是社会性的，从本质上看也是一种社会建构进程的产物。作为一个相对松散的地区组织，东盟促进内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认同形成一种整合性的认同，并推进东盟民众形成共同的东盟身份认识，对促进东盟建设更加深入的一体化进程具有相当强的规范作用。第四，文化建设是可以通过进行量化的。东盟公布的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计分卡，反映出东盟一体化建设在这两个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其与任务目标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东盟对建成和完善共同体的信心。相比之下，东盟至今尚未公布政治安全共同体计分卡，既说明其评估和计量的难度较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盟在这方面尚没有达到在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上的成就。

东盟文化战略的具体实践

        作为全球最具有成功特质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盟在组织机构和行为规范建设上具有自己的特征，体现了东盟的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东盟建设具有国际法人资质的进程也体现了东盟试图为国际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倾向性，但从根本上看，东盟建设的着眼点并不是对外战略的成功与否，而是其内部建设是否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甚至不愿分割的整体，增强东盟内部团结和凝聚力，[11]让东盟能够更有效地集合各成员国的实力和能力，成为对内促进和平与繁荣，对外增强东盟在国际社会上一支重要力量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东盟的文化战略正是增强其内部整合力和外部吸引力的重要政策工具，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东盟共同体的品质和声誉。

        从大的结构层次上看，东盟的文化战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全球层次上，东盟在文化上需要建设一个整体，体现出东盟的整体文化特征，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部分。东盟的文化既与世界文化具有较紧密的联系，也具有较强烈的独特性。从形式上看，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和一些其他宗教教派都能在东南亚生存和发展，并得到了较好的保存、维护和发展、壮大，且在当地产生并在外来宗教进入后依然存在或融入外来宗教，成为影响其总体特征的核心理念的原始宗教，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仍然顽强且坚韧地存在着，让东南亚文化显得更为神秘和独具魅力。另外，东南亚还出现了一些参考和借鉴原始宗教和外交宗教而产生的本土宗教，如高台教与和好教等。这些都形成了东盟文化的特色，促使其在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文化进行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既具有一定程度的疏离感，表现为相互间可能存在着隔阂与不了解，也存在着相当高的亲切感，毕竟世界其他地区文化在东南亚都能够找到与自己相似的对象，从而可以更加容易地建立和增强相互认同。

        第二，从地区层次上，东盟与其他地区之间保持了一定的文化差异和联系，共同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共同进步。当然，在这一层次上还存在东盟与域外国家间在文化上的差异。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文化认知，东盟的文化战略往往强调其为各成员国文化最大程度的交集，而非并集，因此，这种“求同存异”的认知模式决定了其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性，体现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般特征。然而，尽管如此，作为具有一定东方文化特色的东盟与欧盟、非盟、南盟、阿盟、拉共体、海合会、独联体等具有地区组织或机构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东盟内部出现的“亚洲价值观”和其他各种价值观之间的互动与博弈相对比较温和，对各种文化思潮和主张持相对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也正是如此，东盟强调的“新地区主义”发展模式，除了自身的组织结构外，还建立了与本地甚至全球性力量共同参与的多边对话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和东盟 1、东盟 3、东盟 8[12]等，让东南亚成为全球多边机制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角度来看，为促进其能够按时保质完成，东盟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保障机制，如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委员会（ASCCC），东盟主管新闻的部长会议（AMRI），东盟主管文化艺术的部长会议（AMCA），东盟教育部长会议（ASED），东盟灾害管理部长会议（AMMDM），东盟环境部长会议（AMME），东盟跨境烟雾污染协定各方会议，东盟卫生部长会议（AHMM），东盟劳工部长会议（ALMM），东盟农村发展和消除贫困部长会议（AMRDPE），东盟社会福利和发展部长会议（AMMSWD），东盟青年部长会议（AMMY），东盟公共事务会议（ACCSM），东盟妇女部长会议（AMMW），东盟保护和促进妇女和儿童权利委员会（ACWC）和东盟体育部长会议（AMMS）等。当然，这些机制并不是同时成立的，体现了东盟在促进一体化建设中的特色，也反映了东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聚焦自己特别需要关注的议题，如农村发展和消除贫困、灾害管理等，也说明了东盟在促进社会文化领域方面的务实性。

        第三，从国家层次上看，主要体现在东盟成员国之间、东盟国家与东盟间、东盟国家与域外国家间等三个主要方面。任何一个成员国在文化上虽然重视东盟的集体认同，但这只是其自己的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东盟成员国也有各自的文化战略，也在建构着自己的国家和社会身份。相比之下，部分东盟国家的文化战略因为种族、民族和宗教等原因会相对简单一些，如印度尼西亚、文莱、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而有些成员国相对会复杂一下，如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和新加坡等。从比较典型的新加坡来看，正因为其面积小、人口少、种族、民族和宗教多，其社会文化战略更多强调的是培育和形塑民众的国家性，同时保留但不过度强调其他各种文化类型的特征，侧重于引导和强化各种文化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也正是如此，新加坡呈现出更强烈的地区性和国际性特色，混血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比较高。东盟国家的文化虽然具有较强的本土性，但在历史上外来的文化往往更加强势，呈现出后来居上并成为主体文化的情况。无论是陆上东南亚的佛教国家，海上东南亚的穆斯林国家和天主教国家，以及华人居主体的国家新加坡等，都出现了文化在博弈中融合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也让东南亚国家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能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和认同，建立自己的文化联系，从另一个层面促进东盟与域外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四，东盟的文化战略建设同时特别关注其内部许多次地区文化以及弱势群体等。这不仅体现在东盟各国部分地区或跨境次地区的本土文化建设上，而且体现在与这些次地区文化相关的政策行动上，如旅游、环境保护等。这些此地区的文化特色很多是与种族、民族、宗教、历史有关，体现出东盟内部文化的条块性和“色拉”特征，反映了东盟整合内部不同文化的难度和挑战。也正是如此，东盟在高度关注这些此地区文化的过程中，也会适当采取一些倾向性地政策，敦促当地或所属国家政府保护一些弱势文化和人群的脆弱性，既体现出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关爱倾向，也反映了东盟希望借助建设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努力促进东盟内部人的安全，确保东盟人民人权平等、受到尊重和保护。近年来，无论是东盟部分国家的少数民族和教众问题都相继爆发出来，造成了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引发了东盟内部的激烈讨论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相关国家政府部门投入了更多的资源，与当地公民社会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一道，努力维护和改善次地区文化的遗产和传统。当然，在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有些次地区文化也推出了许多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特色旅游项目，但往往会将之与保护自然和人文环境结合起来，体现出东盟文化战略总体性和当地文化战略特殊性的建设性特征。

        总的来说，东盟在推进其文化战略的路径依然遵循着“东盟方式”[13]。尽管对“东盟方式”并没有一个统一且完整的表述，但相对来说，普遍认为，“东盟方式”强调国家主权独立、不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冲突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等原则，重视集体决策过程的协商与共识，以及以非连续性、非正式性、协调一致和非对抗谈判方式为基础的地区合作与互动过程，突出反映了东盟作为一个较为软性的地区对话机制，重视成员国之间在相互交往中地位平等的关系特征，也决定了东盟许多政策文件不是靠集体强制而是个体自愿执行的。因此，东盟的文化战略在推行的过程中，一方面切实考虑到文化融合需要以“润物细无声”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通过狂风暴雨般的压制反而可能会引起反弹，造成各国及其民众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东盟保持了强大的战略耐心，关注推进文化战略中具有可操作性的内容，在将蓝图变成现实的实际工作中，重视文化的特殊性循序渐进，甚至会像落实自由贸易协定一样重视“多速”方式，以受众主体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为基础，针对不同国家推行具有差异性的步骤和措施，真正做到实现关爱和共享相结合战略目标。也正是如此，在落实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的过程中，东盟切实促进了人的发展、社会正义和权利，社会保护与福利、环境可持续性、东盟意识和缩小了发展差距等。[14]

东盟文化战略的发展倾向

        作为一个具有政府间性质的地区组织，东盟对自身的定位决定了其一体化建设的基本特征，也规塑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尽管已经在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东盟在过去并没有，在将来也不会将自己建设成为一个超国家主权的地区组织。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及其结果，让东盟各成员国高度警惕和深度反思地区一体化建设的前进道路，既担心高度一体化可能会削弱成员国的独立自主性，也认识到增强民众参与地区一体化意识的重要性，真正建成“以人为本”共同体的必要性。这一方面体现了东盟国家对地区一体化建设的基本认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东盟成员国对在各层次上相互间的关系的基本认识。也正是如此，东盟推行文化战略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挑战。

        从机遇方面来看，第一，东盟共同体建设迎合了地区一体化时代的需要，而文化融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东盟虽然在建立之初并没有特别强调自己的一体化功能和倾向，但在全球化和地区化形势的引导甚至推动下，逐渐将一体化建设作为自己的战略任务。东盟没有像欧盟那样严格遵循着“功能主义”的传统，从经济层面开始逐渐向政治层面进行整合，而是同时建设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的共同体。主要原因在于，东盟成员国之间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都需要采取一定的整合措施，才能使共同体的三个支柱都得到发展，相互补充，促进共同进步。然而，相较于东盟在经济领域早已开始落实具有一定约束力甚至强制力的自由贸易协议，东盟在建设社会文化共同体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依然有限。尽管如此，东盟国家对在加强社会文化合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态度，也让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前景被普遍看好。

        第二，东盟自贸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提升东盟建设文化共同体的信心。东盟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了自由贸易区建设，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当然，由于东盟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新成员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落实时间、标准、幅度和进度与老成员国并不一致，不仅体现了东盟内部对落实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上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反映了老成员国在许多方面照顾新成员国利益和关切的态度和政策，并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当前，东盟内部正在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生产基地，商品、服务、投资、资本和技术劳动等贸易要素正在逐步实现自由流动。经济建设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密切和相互影响程度往往是最大的，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最容易被民众感受到的内容。尽管两者整合的路径可能并不一致，在具体落实中甚至会存在着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等呈现出矛盾的方面，但经济共同体的建设成就无疑会增强文化共同建设的质量。

        第三，东盟在地区合作中要维持领导和中心地位，也需要有一个有吸引力的文化理念支撑。东盟当前已经建立了多重地区合作架构。从政治安全上看，主要有东亚系列外长会和东亚系列峰会，以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及其他领域、层级的合作机制。从经济上看，主要有5个东盟 1自贸区，东盟 3建立的清迈倡议多边化以及正在进行谈判过程中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这些合作架构的发起者和主办者往往都是东盟国家，也往往在东盟轮值主席国举办这些机制的常规活动，体现出东盟的“枢纽”、“驾驶员”、“领导”和“中心”地位。当然，社会文化也是东盟与其对话伙伴在这些机制架构中进行沟通、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容。随着地区多边合作的深化与强化，东盟也需要增强议程设置和议题规划的能力，而这些往往更与其文化理念息息相关，代表着东盟在许多方面是否具有较高远的战略视野，能否为地区合作提供更多的话语类公共产品，增强其多边合作机制的创新力，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第四，东盟要形成一个强劲且先进的文化主体，才可以成为全球文化和文明交流中的重要参与者，受到其他文化更多的关注，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在东盟已经发展为全球经济中心之一的过程中，东盟正在建设成为一个全球文化或文明中心之一，体现出东盟在文化上的优越性和自信力。从某种程度上看，东盟并不想只是在经济上实现崛起，而是要在文化上也能够与其他地区组织一样，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从而实现全面性的崛起。从目前情况来看，东盟在文化上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交流仍处于不均等的状态，比较单一，也比较保守。例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主要是参与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活动，而佛教国家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渠道和内容更加有限。然而，如果东盟能够超越这些具体文化类型上的局限性，从更加开阔和开放的视角，再更高层次和平台上来开展与其他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不仅可以有助于降低内部不同文化之间因差异而可能产生的隔阂，而且有助于从人类安全的普遍高度体现东盟在文化上的道德和话语高地。

        从挑战方面来看，第一，东盟文化战略强调的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意味着其取得战略目标始终会十分有限，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认同。这既是东盟强调建立文化共同体的起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阶段性，甚至是最终的发展归属。东盟不可能发展成单一的文化模式，更不可能降低各成员国自己的文化特性，以迎合地区文化共同体建设的需要。东盟如果这样做，不仅会引起各国的抵制甚至反对，而且会引起东盟内部在文化认同上的混乱。任何一种文化力量都可能宁愿不参与这种重塑和建构过程，也不想被地区化的“大浪”淘汰掉。第二，东盟各成员国对自己文化表现出的自信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一些成员国甚至显示出强烈的不自信，影响了共同体建设的总体质量。相比之下，东盟大多数成员国仍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初级和中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影响了其文化感召力。另外，东盟的许多文化为外来文化，在对外交流中处于相对的“流”而非“源”的状态，虽然已经在继承中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在追根溯源上仍需要缺乏正统性的信心。第三，东盟各成员国的整体实力和能力有限，在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过程中难以表现出更强的政治意愿，并提供更强劲的政策支持。从目前来看，2015年底建成的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仍只像是个空架子，缺乏很多共同行动的政策规划，难以促进地区内各种文化的真正融合。另外，东盟在建设文化共同体上缺乏核心国家的支持，导致其难以明确一致性的发展方向。第四，东盟仍需要明确所自己建构的文化秩序与世界文化秩序之间需要建构起什么样的关系，才能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和理念号召力。东盟至今仍在经略自己的文化共同体建设，难以甚至无法确定自己在维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进程中，在塑造的国际文化新秩序中应处于何种地位、做出多大贡献，推动其朝着何种方向发展。

        东盟的文化战略是一项宏伟工程，体现出东盟一体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在东盟宣布建成共同体之后，其立刻又发表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2025》，从中可以看出东盟对充实和完善其文化共同体的基本战略目标和具体举措。首先，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是通过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环境友好的合作活动，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其次，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培养利益相关者的意识，加强机制建设，为东盟民众谋福利；第二，减少文化壁垒，人人平等促进和保护人权，培养东盟文化的包容性；第三，保护生物和自然资源的多样性，维护城市、气候、消费和生产的可持续性；第四，增强东盟的适应力，增强应对预见、应对、适应各种自然灾害和其他危害的能力，保护弱势和边缘群体，建设更好、更安全的东盟；第五，促进东盟的开放性、可适应性、创造性、创新性和担当意识，培养东盟的企业文化；再次，建立一些落实和审议的体制机制及战略，加强东盟机制能力和存在。最后，从远景规划上看，东盟致力于建立一个包容的、可持续的、有弹性的和充满活力的东盟共同体，促进各国人民的互动和利益；根据善政原则，通过负责而包容的机制为东盟所有国家的人民谋福利，建设一个有担当的、参与性的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共同体；建立一个包容的共同体，促进所有人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平等获得机会，促进和保护妇女、儿童、青年、老人、残疾人和劳工移民以及弱势和边缘群体的人权；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共同体，通过有效机制，满足人民当前和未来的需求，促进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建立一个有韧性的共同体，增强适应和应对社会和经济脆弱性、灾害、气候变化和新威胁与新挑战的能力；建立一个具有活力的共同体，对自己的身份、文化遗产充满认知和自豪，加强创新能力，积极推动国际社会的发展。[15]

中国加强与东盟文化关系的政策选择

        东盟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双方在历史上就存在着密切的往来，近代以来具有相似的经历，当前已经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标志着双方关系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历史上看，自东盟加强与地区大国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一直是其对话伙伴中加强各方面合作的先驱者，如第一个批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并落实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升级版，提出商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国家，为东盟的其他对话伙伴做出了表率和前驱作用，也促进了东盟在地区对话机制中的中心地位。同时，中国还充分照顾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感受和利益，在协商将东盟 3扩展为东盟 6和 8的过程中，虽然向东盟明确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最终还是尊重东盟的战略选择，增强了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领导地位[16]。当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刚刚经历过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进入更具美好前景的“钻石十年”，在重视双方加强政治安全与经贸合作的同时，更强调促进在社会文化方面建设“命运共同体”。[17]

        中国加强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具有非常强烈的必要性。首先，东盟与中国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文化合作可以增强双方合作的短板。从中国与东盟建立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来看，更多是从政治安全与经济方面来阐述的，实际上缺少了社会文化合作的重要一环。因此，未来中国要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需要双方更加清晰地界定在社会文化上加强合作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让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友邻政策落到实处。第二，中国和东盟许多国家在文化交流的许多方面已经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为增进相互认同做好为较为扎实的铺垫。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产品贸易和文化节目和活动等相互输出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但总体上仍处于一种相对不对称的状态。双方未来需要在促进文化交流的技术层面加强合作，提升东盟国家特色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真正让双方在文化上优势互补的特征更加强烈的彰显出来，成为双方未来合作的新增长点。第三，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还经常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干扰，需要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增进了解，避免误解。中国与东盟许多国家在历史文化上的相同和相通的经历，以及在现实中互动和互通的客观情况，决定了双方不应该再将对方视为对手甚至敌人。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快速崛起让东盟国家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不平衡心理，加上西方媒体的大量负面宣传，让双方关系出现了一些龃龉和起伏，需要双方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做出更大的努力加以应对。第四，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促进民心相通对促进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具有较强的刺激作用。相比之下，“一带一路”中的“五通”中最难操作的当属“民心相通”，但最紧要的也是“民心相通”，是决定“一带一路”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

        当然，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也要避免出现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首先，东盟文化和中国文化存在孰优孰劣、孰强孰弱的问题。东盟文化不是所谓“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双方平等交流互鉴，才能真正有助于合作进程更加顺利，结果也能令双方都感到满意。第二，双方文化上的交流合作只注重文化交流项目和文化产品贸易，相对忽视文化思想和理念之间的交流，让双方在文化上的合作难以达到更高的层次。文化交流不仅要看数量，更要讲质量，在很多时候，既要务实，也要务虚，相互结合且补充，能发挥更好的效果。第三，官方一轨之间的公共外交、文化外交更容易发挥作用，民间外交更难以操作，且难以掌控最终的效果。在东盟国家普遍更加重视社会民意的新形势下，特别针对东盟最基础的社会结构所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其实更容易培养亲和力，建构起相互间的认同感。第四，文化交流的议程、议题和模式可以是相对固定的。任何两种文化的合作都不应脱节于时代主题，而是要迎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发现一些新思潮、思想和问题，并对其进行广泛且深入地交流，才能找到具有共同利益或兴趣的讨论话题，形成都可以接受的共同主张和观点。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确实在文化交流合作上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与东盟达成的各项政策文件和实际行动中。单独从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6-2020）来看，[18]在社会文化合作方面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在公共卫生、教育、文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减贫合作、环境合作、媒体合作、灾害管理合作以及地方政府合作和民间交流等，对未来几年双方的关系将可能发挥相当大的塑造作用。由于双方对社会文化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要加上如“东盟一体化倡议及缩小发展差距”等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的内容，所占的比例会更大。从近两年的项目类型上看，双方在社会文化上的合作主要体现为，确定年度合作主题，如2014年“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2015年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2016年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年”；制定各领域、各层级的行动计划或战略，如《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行动计划》、“科技伙伴计划”、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2016-2020），倡议举办各种博览会和论坛，如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南亚国家海洋科技与环保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设立各种合作基金，如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和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基金等；提供各种培训和留学项目，建立科研院校和智库合作研究机制，如中国—东盟中心、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和中国—东盟海洋学院等。[19]此外，中国还通过东盟 3和东亚峰会以及其他各种场合提出了各种合作倡议，通过更加多边的平台促进双方在更广泛的领域加强合作。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刚刚成立的澜湄合作机制等也特别强调在次地区在社会人文领域加强合作。[20]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来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1]因此要发展更紧密的社会文化关系，双方都需要创新思维，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首先，强调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文化上的共生共进关系，[22]启发双方在文化自觉上的积极性。无论从历史基础还是现实需要上，中国与东盟需要认识双方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可以逐渐将对方从“他者”身份转变为“我们”的身份，增强一种类似东盟成员国间的集体性认同，从而将对方视为“伙伴”或“朋友”成为一种习惯，从而激发在更多领域上进行协作的主动性。其次，强调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加强社会文化合作的机制性特征，建立以平等与共享原则为基础的合作项目和活动等。中国需要加强与东盟在文化合作上的理论和规范建设，强调各种自变和因变因素的综合与整合作用，增强双方高质量合作的品牌意识，从而可以将双方的合作塑造成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典范。再次，从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的战略空间上思考和规划双方在在社会文化合作上的开放性，增强相互间在具体推进各种行动计划、方案、项目和活动的统筹性。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在合作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但也会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一定的难度和限度，只有相互了解各自的切实关切，才能做好更具针对性、有机性地政策衔接，满足各方的真实需要，增强进一步合作的动力。最后，从提升双方文化竞争力的角度出发，重视社会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运作模式与效率。中国与东盟可以培养一种以亲和力和价值观为基础的广泛认同，因此要创新有超越传统外交的思想倾向，减少单向驱动，增加双向甚至多项驱动；减少粗放性操作，增强精细性运作；重视官方一轨渠道，强调多元多轨参与；[23]重视国家间互动，强调地区性与次地区性项目；重视前期规划和执行，强调后续跟踪和评估，并充分结合社会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本质，体现出各种项目与活动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增强人的素质的同时，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协同进步。

结语

        东盟共同体的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支柱从倾向上看正是国际社会上普遍强调的责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成为东盟地区一体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也是东盟促进地区多边合作中保持“中心”和“领导”地位的信心之源。然而，东盟的文化战略更多是在保持东盟各国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做大程度地促进形成东盟自身的文化特征，从而能够在保护各种文化的过程中采取一致性的行动。这样一来，东盟在解构自身多种文化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建构一种统一的文化认同，在增进文化向心力的过程中塑造一种共同的东盟身份。从具体政策规划上看，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更多是从促进东盟国家在相关领域中的共同利益，明显是在为此奠定良好的思想和理念基础。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计分卡》的各项标准和指标来看，东盟各国的社会意识得到了较大提升，体现了东盟促进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未来将会更加充实和完善，满足东盟在后共同体时代进一步完善的现实需要。在东盟正在落实《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2025》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迎合东盟内部发展的前进特征和升级与东盟关系的前景趋向，从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出发，在更具柔性和软性的文化互联互通建设上，促进“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的项目工程上，取得让各方都满意且都能得益的实效，夯实和框定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作架构，为实现双边和地区和平与繁荣做出切实的贡献。

文献来源：《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