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自恢复关系正常化以来，在经历一些曲折之后逐渐更加成熟，双方对对方的战略认知和利益取向已经更加稳定，并在寻求战略支撑和妥善应对争议的过程中增强了信心。中越关系要实现可持续和平发展，需要双方采取务实理性的战略选择，在应对地区整合和建设地区共同体的过程中加强相互协商合作，以更包容与开放的战略导向巩固和增进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最终以睦邻友好合作建设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越是山水相连的邻邦，经过几千年的互动，已经结成了密切的经济和深厚的文化联系。然而，历史是真实的，也是现实的，地缘相近让中越关系既曾经历过密不可分的友好时期，也经历过相互视对方为对手的竞争年代，既有共同抵御外侮的峥嵘岁月，也有被域外力量离间心生嫌隙的时候。中越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25年来，中越两国关系的发展始终具有一种非常微妙的主线，推进着双方在许多具体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两国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也都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为当前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从某方面来看，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动力正在不断明确，且显示出强烈的独特特征。中越两国外交政策的不断调整适时迎合了这种态势趋势，在促进自己国家利益的过程中不断界定明确针对对方的正确的战略倾向，并采取比较稳健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避免了两国关系因一些矛盾和冲突可能造成的伤害。在中越外交关系正常化25周年之际，中越两国更需要认真且严肃的回顾和谨慎且细致地展望双边关系，从战略高度观察和激发中越友好关系的内生动力，为进一步改善当前中越关系提供一定的战略借鉴，也为塑造对双方有利的地区安全环境提供建设性的战略思维趋向。

中越关系的现状与特征

        国际关系总是充满了变数与常数，两者的交错与交织以及此消彼长，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演进进程与方向。历史的波动起伏始终存在，但波动的振幅大小与起伏的期限往往影响着结果的性质。中越关系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曲折起伏后，最终还是决定搁置前嫌逐步推动和实现了双边外交关系的稳定和正常化。对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来说，这都是应有之举，但实际情况并不简单。两国在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仍以留下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陆地边界问题、海上岛礁主权归属问题、历史恩怨情仇的现实影响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塑造着中越关系的发展路径与方向。中国在冷战后很快就缓和了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并逐渐接触、参与到整合进地区经济合作的总体框架之中。与此同时，越南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关系逐渐恢复，并在20世纪末加入了东盟，成为新成员国中到目前为止最具动力和抱负心的国家。从目前来看，中国和越南关系已经在不断磨练中产生了很大变化。

        中越外交关系自恢复正常化以来，在两国领导集体的积极引导下，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推动下，在不断探索甚至摸索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棘手问题，以及现实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健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在两国关系的互动和协调下，形成了相当典型且独特的特征。

        首先，政治上保持稳健和稳定，形塑着党际和国际关系的双重架构。从某种程度上看，中越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实际上是从两国执政党关系正常化开始的。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如何正确处理中越两国的关系是中越两国共产党长期思考的重要问题。在国际形势朝着更加多元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中越两党只有建立起牢固的合作关系，在一些治国理政的问题上加强沟通与磋商，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关系能够得到继续发展，并将成为国际关系多样中的重要表现。中国和越南存在着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两条发展主线。相比之下，党际关系要比国际关系更加稳健，对国际关系的稳定也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阮春福担任越南总理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相当顺利，对提升党际关系也会非常有利。2015年应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对华进行了正式访问。2015年11月5至6日，应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国家主席张晋创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对越南进行了国事访问，体现了中越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其次，外交上已经形成了体系性的制度安排，能妥善处理问题，甚至是突发和紧急问题。中国和越南通过双边互访、热线电话、多边场合会晤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保持高层接触，加强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1]从中国与东盟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整体情况来看，越南和中国都应该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双方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较早，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与东盟整体关系的范畴，应该更进一步朝着实现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促进更大范围的东亚共同体和亚太共同体。如果周边国家不对中国采取仇视和敌对的政策和行动，中国基本上没有必要以强制性行动进行应对。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两国双方都从战略高度和两国友好大局出发，本着“友好协商、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精神成功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双方仅存在着在南海地区的岛礁归属争议，双方在2011年10月11日达成《关于指导解决中国和越南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提出双方应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和解决海上问题。[2]虽然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仍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甚至冲突可能，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总体上维持着稳定的态势。当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中国已经具有了扭转安全形势的实力与能力，拥有应对与部分周边国家争议的主动权。无论是越南抑或菲律宾，无论是在中菲黄岩岛事件还是中越中建南事件上，都不能在南海问题上以行动迫使中国在现有立场上后退，但双方最终还是通过外交途径缓解了紧张局势。

        再次，安全上交流合作，建立信心措施务实有效，在建立信任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双方通过在综合安全议题上实现互补性的合作，努力超越领土主权问题的安全竞争，在共同安全基础上促进两国关系的相对稳定。当前的中越在安全上的关系相当复杂。中越已经不再仅仅是在意识形态上共同受到一些国家的敌视甚至敌对，更多的是面临着共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就是说，中国和越南在安全上具有双方都不会跨越的红线，即都不会以颠覆或推翻对方的政治制度为战略目标，这也是双方关系会趋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从当前来看，中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正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出现了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态势。也就是说，中越之间不仅仅在具有“高级政治”特征的军事安全、地缘政治方面加强接触、互动与合作，而且延伸到具有“低级政治”特征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人口安全、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民族宗教冲突和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从仿照欧安组织的各国外长参加的东盟地区论坛来看，已经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了较多成就，各方正努力为预防性外交和冲突解决机制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在这方面，中越在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合作是的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已经具有了很多具体的倡议与行动计划，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开始落实，相比较其他国家在落实东盟地区论坛各项声明或宣言上处于比较优先的地位，中越可以将双方的合作经验与教训在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进行普及与推广，在促进更多成员参与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中产生具体的效果。与冷战时期中国宁愿通过使用武装力量也要捍卫与周边国家有争议的领海岛礁的情况相比，中国在冷战后几乎从未采取过具有实际意义的军事行动。中国不仅对越南是这样，对周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作了较为有力的注脚。即使包括越南在内的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怀有一种较为担忧甚至恐惧的情绪，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所谓“中国威胁论”有正当性与合理性。从整个中越关系演进历程来看，双方都需要在行动上更加克制，在讨论中更加开放，在理念上更加包容。

        最后，中越关系已经跨越了单一领域的安全合作，逐步实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蕴含的全部意义。当前国际关系已经超越了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因此，国家内外政策诉求也更为广泛和实际。从中越关系来看，经贸关系已经成为发展双方关系的重要纽带，其他方面的关系也在呈现出强化过程之中。特别值得说明的是，1999年2月25日，中越两国领导人“一致商定要共同努力，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的中越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3]2008年6月1日，中越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始终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4]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指导下，双方政府领导人在2013年10月15日同意继续用好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机制，统筹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实施好《落实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使用好两国外交、国防、经贸、公安、安全、新闻和两党中央对外部门和宣传部门交流合作机制，开好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会议、合作打击犯罪会议、经贸合委会会议、两党理论研讨会，做好年度外交磋商、防务安全磋商、党政干部扩大培训等工作，有效使用国防部直通电话，加强对舆论和媒体的正确引导，为增进双方互信，维护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5]

中越关系进入新时期——从阮春福总理访华为出发点

        2016年9月10日至15日，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邀请，越南总理阮春福出席了第1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CAEXPO2016）暨第1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CABIS），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原为副总理的阮春福在2016年4月当选总理，7月获得连任，首次作为总理身份访华，也是越南新一届领导集体中首次来华访问的主要领导人。阮春福总理非常了解中国，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过多次会见。在这次访华之前，他就曾在2010年10月来华出席过上海世博会闭幕式，在2011年和2015年两次出席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担任总理后，他也已经与李克强总理进行了两次接触，一次是2016年7月在蒙古举行的第11届亚欧峰会期间，双方并进行了会见，一次是2016年9月初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双方因日程问题，特别是软春福总理即将访华而未安排会见。然而，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伙伴25周年纪念峰会以及其他各种多边峰会的总体友好气氛和积极成果来看，阮春福总理对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应该是非常满意的。

        越南是201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也是越南首次以主题国资格出席中国—东盟博览会，阮春福总理作为政府首脑出席说明越南对促进中越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高度重视。需要指出的是，从越南的角度来看，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其加强与中国和东盟其他国家经贸和投资合作及交流的重要平台。也就是说，中国—东盟博览会也是为东盟国家之间的企业提供互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正是如此，阮春福总理带领了包括许多越南企业家在内的高级代表团，希望以此找到更多经贸和投资机会，拓展在中国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市场，为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提供新动力。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主持201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张高丽会见时，阮春福总理表示，越南坚持和平、独立、自主、多边化、多样化的对外路线，十分重视巩固和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其视为越南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6]阮春福总理对华进行正式访问，反映出当前中越两国关系发展相当良好且顺畅，以及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25年来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和越南在2008年就已经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逐渐发展确立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精神。正是如此，中国多位国家领导人北京与其进行了会谈，在战略层面为解决问题做出顶层设计[7]和指引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会见阮春福总理时从多方面阐述了他们对两国关系的政策立场，也绘制了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蓝图。首先，两国领导人对当前两国关系的现状非常满意，并希望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从和平与繁荣的大局出发，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的良性基础。其次，两国领导人都希望两国在各领域加强合作，真正体现两国传统友谊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此，习近平主席强调，加紧推进“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产能合作新平台，加紧推进基础设施重点合作项目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双方经贸、产能、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多份合作文件的签署。再次，两国领导人不避分歧，都作出了积极姿态，并提出了利用好双边磋商机制，维护海上问题和加强海上合作，把海上问题带来的挑战转变为合作机遇。最后，两国领导人对发展两国关系都充满了信心，强调继续以高层战略沟通引领双边关系发展方向。[8]

        阮春福总理来华访问反映了中越正在超越海上之争发展友好关系，是提振两国安全信心和信任的重要行动。对中国来说，菲律宾单边提请的南海仲裁案已经“翻页”，南海问题正在降温。这其实符合中越两国的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和越南在2011年就签署的《关于指导解决中国和越南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秉承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宗旨，强调“双方将通过谈判和友好协商解决中越海上争议”。[9]2016年7月初，阮春福总理在与李克强总理会见时也表示“越方尊重中方关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立场，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争端”。[10]7月底，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外长与中国外长共同签署了《关于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声明》[11]以及9月初阮春福总理和李克强总理共同签署的关于南海问题的《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12]，《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13]对维护南海局势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仅意味着越南会谨慎处理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经历了2014年的两国海上碰撞事件后，双方都认识到谨慎处理南海问题的重要性。对越南而言，双方在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成功划界都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但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政策主张上依然相当强硬。越南仍在密切关注中国对菲律宾单边提请的南海仲裁结果的态度，奢望中国在与越南进行谈判时有所让步。对中国而言，越南要在南海问题上谨慎引入域外力量，与美国和日本等加强防务合作不要以中国为对手和假想敌，同时也要管控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避免因此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对中越关系的未来展望

        当前的中越关系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机遇和挑战都存在，且都相当明显，因此，双方都需要站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努力在维护总体平稳的情况下，维持着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当今时代，中国和越南都难以脱离国际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更不能置身事外逃避现实。中国和越南需要维持双方关系既有的内在动力，努力维持、夯实和巩固，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升，甚至寻求保障双边关系稳定增长的新动力，并促进新旧动力的可持续性，将两国的合作与发展不断作实做强，取得双方都会感到满意的成果。因此，中国和越南都必须发现维系两国关系不断向前看，稳健地实现更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成绩，让双边关系建立在更为扎实的基础之上。

        第一，中国和越南都需要增强双方在具有互补性的领域开展合作，让相互依赖的态势与趋势缓解双方因争议而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从目前来看，中越在对外贸易出口和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性，这主要体现双方都是贸易出口型的国家，出口的主要都是初级产品，在一些具体类别上都存在较多的重叠性，双方将对方作为竞争对手的情况可能还需要延续较长一段时间。从全球整个市场来看，中越双方不仅存在竞争，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竞争。在这方面，双方在对第三方出口方面存在竞争是无可非议的，但要谨慎相互间进行竞争性出口。也就是说，如果双方相互出口同类产品，只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本国同类产业造成更大压力，特别是处于相对低端、技术管理相对落后的越南来说，无异于会极大地损害自己民族产业的发展与增长。因此，中越需要共同开展切实措施，在落实自由贸易协议逐步实现贸易平衡[14]的过程中仍始终强调在更具互补性的产业上进行合作，甚至以转移生产或市场为途径实现两国在产业结构上的错位发展，特别是在与本地资源具有密切关系的产业领域，让两国都更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与特长，更好地为实现两国的互惠服务。

        第二，中国和越南都需要进一步增进双方基于共赢的共同发展，让双方都能从互利合作得到切实的利益。无论是双赢还是共赢都存在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从中国与东盟整体上看，在20世纪90年代，双方经济总量相似，可以说是并驾齐驱，但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超过了东盟。尽管东盟在这段时间也获得了较快发展，并从中国和平发展中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但在心理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落甚至不满情绪。作为与越南经贸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来说，确实要考虑如何进一步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在双方经贸关系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实现平稳平衡有序有利的局面。也就说是，中国需要考虑从越南多进口一些自己需要的产品，同时增加对越南的投资。另一方面，越南也要坚持更加开放的心态，不能因担心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而丧失自己的经济发展自主性，而是要利用好中越在地理上、文化上、资源上、产品上的一些互补性与天然联系，为自己拓展在中国的产品市场服务，增强对中国市场出口的能力，同时加大力度吸引中国的投资。对中国投资者来说，越南国内管理规范还不是很健全、很到位、很有效，在国内和其他投资环境更为成熟的国家有更有利的投资环境的情况下，越南作为其中最近的选择项已经并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因此，双方都要从自身找原因，为促进双边关系的稳健向前发展提供经济基础。

        第三，中国和越南都需要采取措施，缓和民族主义情绪，增强相互认同的身份意识，减弱或消除在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对峙心理。从目前来看，双方国内社会围绕南海问题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决策者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提供舆论支持，但如果民族主义太过强烈，反而会迫使或挟持政府采取比较偏激的政策行为，约束了相关国家政府的政策选择空间，不利于敏感问题通过平等友好协商的和平方式进行解决。越南国内民众认为国家的南海政策太过软弱，没有能够抵御中国的强势政策，更没有让中国在既有的立场上有所退步。中国国内民众也持有非常相似的政策主张，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姑息越南的南海政策，要促使越南在南沙问题上做出具有实质性的让步。近年来南海问题引发的民族情绪在两个国家都存在，但相较而言越南显得更为激烈一些，更多是一种愤懑的受害者心理，从内心里有一种被中国欺负的感觉，因此在社会上有一种疏离中国的倾向，对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从有利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双方都需要首先排除领土主权争议的“零和性”博弈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应以“以邻为壑”的思维来应对南海问题，而是将缓解争议和冲突为优先选择，同时或随后寻求通过协商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相关问题。中国主张通过双方方式解决南海领土主权和管辖权争议，越南尽管试图将南海问题地区化、国际化、复杂化，但很在很多方面也是比较认同中国政策的。无论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是未来可能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都不是以解决领土主权问题为宗旨的，而是中国和东盟10国作为相关方寻求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增进信任，为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奠定基础。

        第四，中国和越南都需要减弱甚至避免域外力量对中越关系的离间作用，更加充满自信地建构和维护好有利于两国和平与繁荣的制度安排。在2009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后，越南国内试图利用美国平衡亚洲的倾向急剧增强。对于中等国家越南来说，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政策是一种战略惯性，无所厚非，这也是东盟整体所寻求的战略中立的具体表现。然而，越南如果试图利用南海问题拉拢美国来刺激中国，反而容易为美国以此离间中越关系提供了机会。美国领导人或高官表达了一些理解甚至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迎合了部分越南民众试图压制中国的心态。越南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后，也加入到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中，并签署了协议。对越南而言，美国的市场具有无限的吸引力，也想因此形成倒逼机制，促进国内经济产业结构改革。然而，越南尚没有能够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获得实际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反而让中国产生了越南准备与自己进行战略对抗的感觉，因此与越南方面加大了沟通和协商力度，并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包括越南在内的一些东盟国家近年来确实出现了对东盟及其共同体建设进程不太满意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东盟的作用，让其政府间性质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这对于因为一些成员为非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东盟来说，以及对尚在斟酌是否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中国来说，越南等国的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着分化地区内整合趋势的危险，可能需要越南在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才能有所补偿。因此，越南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东盟和中国的政策，也需要做出进一步微调与回归，中越双方不仅在妥善处理南海问题上建立了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大安全合作的力度。

        因此，可以说，中越关系的内生动力仍然存在，并不断发展和强劲，但总体而言，要达到双方都比较满意的程度，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既说明双方都存在着一定的工作空间，也意味着双方还具有一定的工作压力，不断巩固与发展中越传统友好关系，不仅是越中两党、两国各代领导人的责任，而且也是促进两国建设与发展事业的重要因素。[15]随着近年来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与意向，并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很多共识，双边关系出现了新机遇，并出现了稳中有升的可喜局面。从维持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中越需要建设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无论是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都要走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前列甚至前头，而不是相反，毕竟双边关系存在着相当深厚的政治基础、经济纽带和社会文化联系。近年来，中国与越南之间的互联互通建设在稳步推进，但仍难以满足两国快速增长的经贸关系，成为双方关系的物质短板。从非物质方面来说，中越都要加大在对方的公共外交与文化交流，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亲近感，为双方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提供动力支持。从2014年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以及中国在越南设立孔子学院等情况来看，双方都已经认识到了民意在促进两国关系中的隐形动力作用。

结语

        中越之间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绝不是仅仅表现为安全关系，更不能仅仅是安全关系。中越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体现了两国战略的高度契合性和国家利益及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从中越关系发展历程来看，安全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伴随着两国相互认同和利益倾向的变化又出现了变化。因此，即使在当前双边关系向好的情况下，中越不仅需要增强经济关系和社会文化往来，而且需要增强在安全方面的合作。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两党两国传统友谊，管控好海上分歧，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行动，[16]促进睦邻友好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得更实、更稳、更远。在中国和越南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情况下，双方都是对方迫切需要争取的对象。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基础，更在于作为山水相连但容易被山水相隔的兄弟国家，中越增强安全合作不仅能增强安全互信，而且能增强双方抵御、应对和管理面临的日益增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可以更为主动地向越南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越南方面相信中国的善意。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看，复杂的中越关系更是全球化环境下国际关系日趋复杂的缩影。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首要组成单位，近年来许多国家的保守性反而在增强，违背了国际关系社会化进程的基本逻辑。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与越南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认识到迎合全球化发展的必要性与好处，都在不断地努力巩固既有的内在动力，并在积极地寻求和发展新的内在动力，满足双边关系的实际需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这也必然会得到两国人民的高度认同和鼎力支持。

文献来源：《东南亚纵横》，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