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洞朗对峙和中印关系成为世界上最受瞩目的国际热点之一。中印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军队，在中国洞朗地区进行了长达70多天的对峙。洞朗对峙虽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但该事件是印度对中国地区政策不满情绪的一次集中爆发，暴露了印度的战略野心和对中国的真实态度。洞朗对峙可能将改变中方对印度的战略定位，改变中印关系的发展方向。

洞朗对峙是印方精心策划的

        2017年6月16日，中国边防部队工程人员在临近不丹和印度的西藏自治区亚东县洞朗地区开始施工修建巡逻道路。事前，中方曾就此知会印度方面，印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到18日晚间，印方突然派出约200名军人携带推土机和轻武器，越过中印之间已定锡金段边界进入中国境内，安营扎寨，阻挠中国工程人员继续施工，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开始。

        在最初的报道中，印度媒体众口一词声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越界侵犯了印度领土，后来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承认是印度方面越过了边界，但认为中国是在不丹领土上施工，而这一地区位于中不印三国交界处，中方单方面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现状，威胁着印度本土连接其东北部的西里古里走廊的安全，因此印度有安全关切。并且，印度推出不丹，逼迫不丹方面发表声明抗议中国在所谓争议领土上修建道路，表明印度是为不丹伸张正义，反抗“中国侵略”。

        从洞朗对峙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机来看，洞朗对峙是印方精心策划的。中印两国边界由于大部分没有划定，因此出现边界对峙已经是比较正常的一件事情了。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特别是每当中国或者两国关系有比较重大的事件发生时，边界地区就经常发生对峙。但此次不正常的是，对峙发生的洞朗地区属于中印之间为数不多的已定边界地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发生在未定边界地段。中印锡金段边界早就由中英1890年条约规定。虽然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不同于中方代表未正式签字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是由双方政府代表正式签过字的，并且后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复确认过的。即使不丹认为该地区存在争议，与印度也没有任何关系。

        从时间方面来说，洞朗对峙发生的时间非常诡异。首先是在中国-不丹边界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双方将达成协议之时。2016年8月，中不第24轮边界会谈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曾表示，中不边界谈判近年来已取得重要进展。考虑到不丹方面对1890年条约仍有不同看法，中方愿意与不丹通过和平方式“一揽子解决”。其次是事件发生在印度总理莫迪访美第一次拜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并且印方媒体统一口径集中报道洞朗对峙的时机也正好是莫迪访美之时。再次，对峙事件发生在美日印马拉巴尔海军演习之前，马拉巴尔海军演习正好全程发生在洞朗对峙期间。最后，洞朗对峙发生在金砖国家峰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

洞朗对峙透露出的印度战略意图

        洞朗对峙是印方对中国地区政策不满情绪的一次集中爆发，暴露了印度的战略野心和对中国的真实态度。其目的可能不仅仅是印方声称的要保障西里古里走廊的安全，其真正目的可能是企图一举扭转中印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态势，加强其对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小国的控制。

        印度方面之所以敢于采取越界与中国进行军事对峙的方式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首先是由于其根深蒂固的全球大国野心、南亚霸主心态、势力范围观念和零和对抗思维。莫迪上台后，印方高层认为印度进入独立以来、继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之后的第三个强盛期，对自身发展前景非常乐观。印度希望成为多极世界和多极亚洲中的一极，但特别担心当今世界有可能会演变为中美两极，或形成中美共治局面。印度不希望中国成为亚洲主导力量，以地缘竞争思维对待中国的经济合作倡议，认为“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及中国与尼伯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侵犯了其势力范围。尤其对中巴关系耿耿于怀，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将增强巴方国力，瓜达尔港将阻断其西向海洋通道，威胁其国家安全，因此过去两年里不断声称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克什米尔，侵犯了印度的领土主权，同时不断企图给巴方贴上支持恐怖主义的标签，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做掉中巴经济走廊。2017年5月，北京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印度是“一带一路”沿线唯一没有参与的大国。

        其次，印方对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捍卫领土主权的意志和决心存在误判。印度战略界认为中国担心与其他国家发生武装冲突将损害和平发展战略和中国一贯倡导和平解决国际冲突和纠纷的国际形象；担心武装冲突将影响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和中印经济合作；干扰“十九大”和厦门金砖峰会；同时认为我国正在进行军改，军队尚未形成战斗力，因此不敢对印度动武。印方对洞朗对峙时间点的选择体现了印度人的精明。

再次，印方相信与中国进行军事对峙将得到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印度虽然担心出现中美共治的局面，但更相信中美关系会像冷战时的美苏两国，美国将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印度作为中美竞相争取的对象，将在世界和亚洲秩序中占据重要位置。现在，不仅美国，日本及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希望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印度企图利用中国地缘政治压力较大的时机对中国进行战略讹诈和要挟，逼迫中国接受它的要求。

        最后，是莫迪及其所倚重的多瓦尔等人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莫迪对外做派强悍，而多瓦尔等右翼人士认为强硬姿态将迫使中国让步，企图通过制造舆论压力、赢得美国支持、触碰中国敏感领域等制造麻烦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过去两年里，印度不断在台湾、达赖等问题上挑衅中国。而莫迪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更进一步冲昏了印度决策者的头脑。

        在对峙过程中，印方反复强调希望就洞朗对峙与中国和平谈判，双方同时撤军。后来又寄希望于拖到大雪封山，双方同时撤军，或中国被迫单方撤军。其目的就是要中国承认锡金段边界存在争议，印对西里古里走廊的安全关切合理。如果印度的目标达到，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多年来与南亚、印度洋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将面临严峻挑战，将来南亚、印度洋国家与中国合作时将不得不看印度的眼色。

我国和平解决洞朗对峙的考虑及双方得失

        持续70多天的洞朗对峙以印军全部撤出我国洞朗地区为标志而宣告结束。在处理洞朗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方面确实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讲的那样，做到了仁至义尽。虽已布下堂堂之阵，但一直保持克制，没有采取武力清场或小规模军事冲突的方式来结束对峙，而是尽量采取了和平手段，没有让印度人感到灰头土脸，给印方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脸面，体现了大国的胸怀和担当。

        的确，中方之所以选择以和平方式解决洞朗对峙问题，原因之一是厦门金砖峰会，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因为相对于中国，印度更加需要金砖国家组织。实际上，印度人特别担心由于洞朗对峙迟迟不能解决，印度总理莫迪将无法体面地来参加厦门金砖峰会，甚至印度将被排除出金砖国家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讲，印度甚至比中国更急切地希望早日结束对峙。[1]

        中方选择以和平方式解决洞朗对峙的真正原因是中国一向没将印度作为主要战略对手，而是将其作为“发展伙伴”。如果与印度陷入战争，可能会导致两国长期对抗，将严重限制我国在主要战略方向的行动能力，干扰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内问题的解决。

        当然，中方之所以能够以和平方式终止洞朗对峙是因为中方已经为檫枪走火、爆发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过去，中国对印一线部队人员相对较少，武器性能较差。对峙期间，大批部队和先进军事装备进入西藏，中国军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实战演习，不仅针对洞朗地区，而且千里机动挺进西段边界。在印度洋上，中国海军也开展了实弹演习。一系列的备战活动使印方真正感受到了压力，印度高层生怕前线士兵檫枪走火，引起战争。敢战方能言和，但从我国整体国家利益考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洞朗对峙以和平方式解决，让许多主张这次要狠狠教训一下印度的我国部分学者和广大群众倍感失望。有些人认为我国为了召开一届成功的金砖峰会而被迫与印度缔结“城下之盟”，印度实现了其全部战略目标，而中国成为此次对峙的唯一输家；还有人传谣，说中国为了让印度撤军而答应向印度提供200亿美元贴息贷款。同时，中方在外交操作中给印度人留足了面子，也让印度官员、学者和媒体忘乎所以，趁机大肆在国内外宣扬所谓“印度顶住了中国的压力，莫迪总理在金砖峰会前取得重大外交胜利”。印方对峙期间及对峙结束后在舆论宣传上的表现值得我国深思。

        实际上，洞朗对峙除了对中国-不丹两国的边界谈判产生实质性影响外，印度的绝大部分目标都没有达到。中方通过与印度长时间的对峙，通过军队和作战物资向边界地区的调动，通过规模不断扩大的陆地和海上军演，向印度和国际社会表明了中方捍卫领土主权及核心发展利益的决心。而印度以帮助不丹为借口越过既定边界与中国对峙，恰恰在国际社会面前暴露了其对周边小国颐指气使，随意违反国际法，侵犯别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霸权心态，引起包括不丹在内的南亚小国更大的不满。在整个对峙过程中，即使美日等西方国家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印度，让印度人大失所望。当然，长时间的对峙确实使得我方的巡边公路已不可能在今年完工，但对峙期间中方已大大强化了在整个洞朗及整个边界地区的实际军事存在。[2]解放军不仅在洞朗地区站住脚跟，形成常年驻扎能力，而且还将整体防务向西、向高原地区转移，一举扭转了“一线空，二线弱，三线远”的对印格局。

洞朗对峙后的中印关系

        洞朗对峙虽然已经结束，但由于中印边界非常漫长，并且大部分还未划定，因此边界对峙事件仍会发生。这次中方虽然兵不血刃，以和平方式解决了洞朗对峙，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给印度一定的教训。在厦门金砖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对莫迪总理表示，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呼吁推动中印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但印方并不一定听得进去，不一定会与中国相向而行。印度外秘苏杰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着重强调，边境和平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先决条件”。但遗憾的是，这一“先决条件”不是中国一方所能决定的。金砖峰会刚刚结束，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就又大放厥词，称中国开始秀肌肉，正像“切香肠”一样占领印度领土，而巴基斯坦则会趁火打劫，因此印度必须时刻准备好“两线作战”。[3]印度对中国的“小动作”还不止这一个。印度正加速在中印边界实控线附近修筑道路，不仅要提前完成几条重要的公路，而且还要修建通往列城的铁路。列城靠近中印边界西段，该铁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洞朗对峙事件之前，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印度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首先是印度作为周边国家、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三重身份，因此一直是我国力图团结和争取的对象；其次，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是“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地，印度曾被列为“一带一路”沿线四大关键国家之一，我国希望能与印度开展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最后，南亚和印度不是我国的主要战略方向，中国没有将印度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但洞朗对峙之后，中方确实需要重新定义印度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其实洞朗对峙发生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重新定义印度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地位的必要性已经显露无遗。现在，我们必须根据印度战略界精英对中国的看法来决定我国对印政策。

        首先，从印度方面看来，中印矛盾属于地区层面的结构性矛盾。印度认为中国只是口头上希望实现多极世界，而实际上是追求两极世界、单极亚洲，而它是真正追求多极世界、多极亚洲。印方认为在亚洲至少应该是中印日三国鼎立。印度要在全球和亚洲与中国平起平坐，不甘心充当“第二提琴手”。对于“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印度认为是中国追求单极亚洲和全球大国地位的具体化措施。对于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投资和建设，以及边境地区的建设，认为是包围印度、挤压印度战略空间的进攻性行为，因此要坚决反击，不让中国赢得战略优势，洞朗对峙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

        印度的战略优先是印太海洋，而在北部边疆的方针是要坚决顶住。印度希望通过将尼科巴-安得曼群岛军事化，与美日澳越等国进行双边、三边和多边合作，不断提高战略协调层次、密度和军事合作水平，来制衡中国。印度与美日澳越等国的战略协调与联动增强，是近几年逐渐明显的一个现象和事实，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印度和美日澳越制衡中国，对冲“一带一路”采取的是非对称性手段，主要是以军事安全合作对冲中国的经济合作，以所谓的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来限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现在，针对中国的这些制衡行为已从主要集中于军事国防合作向政治经济综合制衡的方向发展。从去年以来，印度和日本在积极谋划建设“亚非增长走廊”。

        其次，在经济上，印度不想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印度政界精英孜孜以求的是如何超越中国，取代中国。当前，中国在亚洲价值链、产业链和生产链条上处于主导地位。虽然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印度并不想成为中国主导的价值链和生产链条的一环，它最希望加强与日本和美欧等国的经济合作，希望吸引日本和美欧等国的资金和技术，以取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生产链条上的位置。虽然印度高层多次公开表示欢迎中国投资，洞朗对峙刚刚结束，印度商务部长普拉布（Suresh Prabhu）就对中国商务部长钟山表示，希望中国公司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并“提供包括经济特区在内的促进性措施”，[4]但他们只是希望利用中国充裕的资金。因此，和印度开展经济合作，中方必须做到“朋友要交，心中有数”。印度有专门针对中巴两国的《敌国财产法案》，中印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将来可能会成为中方对中印关系进行决断的障碍。在此次洞朗对峙中，一些在印度有投资的中国商人极力反对中方对印度采取坚决措施。

        中印两国之间有不少高层对话机制，但过去两年中政治关系不断恶化。政治关系恶化不仅严重影响了双边经济合作，甚至也影响了两国在全球治理和地区层面的合作，如金砖国家合作、RCEP的谈判等。洞朗对峙后，印方还希望继续建立专门的高层对话机制，但即使再建立起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中印关系可能也很难摆脱恶性循环。首先，这和印度的外交风格有关。印度一贯的外交风格是只注重现实收益，并且得寸进尺，根本不懂交易的重要性，认为给予它的一切都是应当的。因此即使中国领导人有全新的对印外交思维，给予印度更多好处，对印度做出再多的外交让步，印度也不一定会投桃报李。另外，这也和印度统治集团有关。中方曾经努力，将来还会继续努力与印度战略界精英沟通交流，但发现很难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尤其是对那些印度人民党的决策精英而言。莫迪身边的高级顾问，如多瓦尔、苏杰生等人既亲美，同时又心胸狭隘。只要这些人继续在台上，很难指望中印关系能够真正好转。

文献来源：《中国评论》，2017年10月号，总第2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