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26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应邀参加“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论坛中俄分会，此次会议主题为“中国与俄罗斯：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陈院长以“如何认识一个‘不稳定、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的时代？“为题做主旨发言。本文为发言要点摘编。

        如何判断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脉络和未来图景？我们是正在走向一个更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还是相反？有学者说世界正进入“新全球化”，是“大合流的时代”（great convergence）；有人说世界已进入“后全球化”，是“大分流” （great divergence）、甚至是“新冷战”时代。

        这两种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当下和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图景，都有一定的道理，虽然不够完整。前一种观点主要描述的是过去30年里全球经济的发展轨迹，换言之，自19世纪初以来西方和非西方世界之间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差距在过去30年里正迅速缩小；而后者更多从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发展角度来分析，认为世界已进入“后西方”的历史时期。

        而我则更倾向认为，世界进入“再全球化”，由此也进入一个“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的历史周期。这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描述。

维度一：地质年代的代际变迁

        第一个维度是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地球——正经历巨大的“地质年代意义上的代际变迁”。2016年8月国际地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用新的地质年代概念“人类世”（Anthropocene）来取代一直沿用至今的“全新世”概念（Holocene），意味着我们已更深入地认识到，人类的整体活动作为一种新的最重要的地质力量，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技术、人口、环境等多方面的活动，给地球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人文环境带来的深刻、复杂和剧烈地影响。

        这一“地质年代的代际变迁”还意味着，地球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耦合性”增加，许多事物不再呈现“线性”发展，而是以“突变”来呈现。“全新世”时代稳定的自然环境将成为过去，“人类世”将面临更剧烈的环境变迁，不仅包括气候等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经济等人文环境。近年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疾病、抗生素滥用及“超级病毒”（super bug）、人工智能突破等等对人类社会和生存环境可能产生的复杂的系统性影响，都是代表“巨变”和“突变”的一些典型现象。

        总之，“地质年代的代际变迁”是观察“再全球化”以及“不稳定、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周期背后的一个长时段的历史维度，一个类似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用的“地理时间”。

维度二：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不确定

        第二个维度是我们国际关系学者更熟悉的国际体系，它的结构、它的主体相互之间关系正呈现“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越发突出”的特征。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指标的变化：全球财富增长动力的转移和分配不均衡在加剧、世界范围内政治认同的变迁在加剧、以及国际主要力量的战略竞争在加剧。其结果是，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国内和地区内部秩序，传统的相对稳定的金字塔结构不同程度地受到剧烈冲击，甚至面临坍塌的危险。

        从国际层面看，冷战后形成的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正在瓦解，新兴国家和力量的群体崛起和成长加速，世界多极化正改变着原来的国际关系权力结构和互动关系，并引发国际秩序的变动，如果我们拉长视野，这是近200年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次大变局。但是如果我们拉宽视野，会发现更复杂的变化。如今次国家的力量，特别是超级城市和新型超级公司力量的迅速成长正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着传统国际关系的格局。比如纽约和东京的经济总量可以同加拿大、西班牙和意大利的GDP比肩；上海、北京的经济总量也超过了菲律宾或哥伦比亚的GDP。世界超级城市或城市群大都具有内在的活力、多元和开放的特征，在全球治理版图中扮演日益独特的作用。还有那些巨型的新型公司，如苹果、谷歌、亚马逊、脸谱，以及阿里巴巴、腾讯，它们有的市值分别和印度尼西亚或瑞士的GDP相当，如苹果、谷歌和亚马逊，有的用户超过20亿，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如脸谱。这些巨型的新型公司正成为影响、塑造着当代人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影响甚至重塑着人们的交往方式、认知和思维习惯、乃至人类未来的演化轨迹。此外，还有更多看的见和看不见的无数的非国家行为体，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复杂联动、又往往貌似非常混乱的全球网络。按照美国学者安妮•斯劳特的描述，“它们绕过及穿过世界各国所构成的棋局，在国家政府之上或之下进行活动，形成另一种新秩序的叙事。”随着新旧力量格局和新旧秩序交替，国际社会管控新旧安全威胁和挑战将面临更多滞后和失灵的风险，传统的地区冲突紧张依然，当然也包括朝半岛局势近期出现的积极变化，但其未来的曲折和不确定性也在意料之中。非传统领域，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的风险和威胁更加突出。

        因此，就变动中的国际秩序及其建设而言，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的是如何推进国际力量，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如何建设包容而有效的管控安全挑战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如何推动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

        而从国内层面看，资本效应、技术效应和经济全球化的叠加，使得近40年来，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抑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固有的社会结构都出现了剧烈变化。《2018年全球不平等》报告的数据表明，过去数十年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地区几乎都呈扩大趋势。更为严峻的是，正如一些中外学者所观察到那样，当前许多国家内部社会结构正从传统金字塔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比赛”。在金字塔结构里，人们的地位高低不同，但大体还处于同一个社会结构里，在塔底的人还在努力往上层攀爬。如今的“马拉松比赛”，每一段都有人掉队，这些人不仅可能堕入底层，而且将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无法回归，被迫“退赛”。这种颠覆性的结构变迁突出的表现在近年来，在世界上主张开放、竞争的“精英主义”和主张平等、保护的“民粹主义”的对立，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所谓“少数全球化获利巨大的阶层与多数全球化获利较少甚至失利阶层的对立”。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强势抬头，传统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的美国成为这些势力的中心之一，成为对当前国际体系冲击最大的“不稳定不确定力量”。

        因此就变动中的国内秩序而言，同样紧迫的问题是进入“再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间、“增长和环境”之间、“资本权益和劳动权益”之间、“技术和就业”之间、“开放和保护”之间、以及“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维度三：思想观念的激荡和竞争

        第三个维度，即我们的主观世界，当下国际社会，围绕治理问题和发展模式问题，不同的模式、道路、规制之争加剧，是一个各种思想大激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比较混乱、或者比较“混沌”的时代。未来的世界究竟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包容互鉴为主轴”，从而走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如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宣称的“以战略竞争乃至对抗”为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一个人类美好愿望的乌托邦？还是面对巨变时代的人类社会的不二选择？我们又如何才能进一步激发起人类合作、共同进步的文化基因，如何共同努力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我们如何能够克服观念、认知上的鸿沟？中俄美等大国之间能否建立一种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和信任措施基础上的战略稳定关系？今天我提出了很多问题，我还没有很确切的答案。我期待两天的会议能让我对这些问题得出更明确的答案。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