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中国40年的开放模式，不能脱离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与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不同，价值判断始终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或者说开放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发展形成价值判断的前提下才形成了具体指导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举措。纵观40年中国开放道路，也是一个不断凝聚发展共识和不断深化发展认知的进程。

一、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离不开“价值判断”

   关于发展的价值判断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开放道路的关键因素，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异质性。发展中国家群体的要素禀赋差异很大，呈现明显的多元性特点，受人口数量、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宗教差异、种族特点、历史原因等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很难用一个发展模式或者增长理论来指导其实现发展。20世纪在世界银行的推动下，在非洲大陆的发展试验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结构改革方案。因此，发展的异质性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而对于本国的发展认知就是价值判断形成的起点。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依附性。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核心问题是处于产业链低端或者全球化边缘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更深融入全球化和加入西方主导的产业链来获取发展的更好条件，包括资金和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得不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也正是这样的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得不对西方开出的发展药方作出选择，比如以华盛顿共识为内核的所谓“良治”。而且这种选择并非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西方国家利用援助、投资等各种渠道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行干预并植入西方价值观是一个普遍现实。

   第三，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认知的深化。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探寻经历了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到摆脱经济依赖实现自主发展，这一进程伴随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所以，发展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发展试验，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对发展认识的价值判断影响。

二、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增长驱动型”的发展共识

   中国40年的开放模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与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形成的发展共识密不可分，这一发展共识具有突出的“增长驱动型”特点。所谓“增长驱动型”，就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衡量指标的开放模式，简言之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增长驱动型”的开放模式建立在中央层面的发展共识基础上，落实在中国具体的发展战略中，并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民间活力，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发展的指导原则，开启了40年的增长之路。

   首先，“增长驱动型”的开放模式建立在中央层面形成的发展共识基础之上。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40年的改革开放离不开“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朴素判断，发展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发展问题要在发展的进程中解决。也正是依靠这样的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发展共识，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发展优先，先把发展蛋糕做大的发展思路。

   其次，“增长驱动型”开放模式落实在具体的国家发展战略中。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这一围绕国民生产总值的具体增长目标设定，将“增长驱动型”开放模式置于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核心地位。

   第三，正是“增长驱动型”的开放模式为中国改革的方法论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依据。40年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调整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用来形容这一进程。从实践上讲，先试验、再总结经验、最后推广开来是中国探索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方法。改革之初，通过成立四个经济特区，以“试验田”的方式尝试了一系列新的开放举措和做法，形成了很多成功经验，然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随后，在特区先行先试的基础上，1984年开放政策又进一步扩大到沿海14个城市，后来又不断地向全国纵深推进。以至于今天的自由贸易区也是脱胎于这种“试验田”的先行先试。衡量“试验田”先行先试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驱动经济增长。

   第四，“增长驱动型”模式解决了公平和效率的争论。在发展共识的形成上，中国没有受困于公平和效率的无谓之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在中国国内获得了广泛共识，也正是在这一发展共识推动下，经济建设成为统领所有工作的前提。邓小平在1986年9月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1988年9月，他又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五，“增长驱动型”的发展共识最大限度激发了民间发展活力。这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进程活力来源。小岗村的“大包干”以包产到户的方式最大限度激发农民生产劳动积极性，是“增长驱动型”模式激发基层活力的有力例证。小岗村的成功源自中央层面的发展共识引导以及对小岗村经验的肯定、推广和支持。“包产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的普遍推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增速都得到了快速提升。比如，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农业总产值在1981-1986年平均每年递增6.6%，远远超过1952-1978年的年增2.%。 根据测算，各项农村改革对1978-1984年的农村产出增长贡献总和为48.64%，其中，承包经营制的贡献为46.89%。

三、“增长驱动型”发展共识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关系到未来中国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基于发展共识的“增长驱动型”模式，只不过当前的经济增长已经由聚焦数量目标转向更关注质量目标。

   如果说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聚焦于数量导向的增长驱动，那么未来中国改革发展则更加注重质量导向的增长驱动，即高质量的增长。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因此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201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在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后，12月18日至20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不但重申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工作全局的重要意义，还指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

   值得关注的是，高质量的发展并非不注重经济增长。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问题是要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与以往的经济增长动能相比，当前的新动能来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自创新驱动的发展。如果说过去是依赖出口拉动，当前则是更多激发国内需求的活力。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正在从出口、投资和消费，转向中国智造、中国市场和中国资本走出去所组成的新增长驱动模式。

文献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