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习主席提出“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5项对台政策主张，为新时代推进国家统一提供了根本遵循。香港以“一国两制”香港方案实现统一，“两制”台湾方案必须高度重视“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系统地总结和检视“一国两制”实现香港回归的进程以及在香港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汲取“两制”香港方案的教训，作为制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借鉴和参考。

 要有统一后的具体治理设计

  首先，“两制”台湾方案要有对统一后如何具体治理的设计。

  习主席明确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这不仅启动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具体设计，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平统一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台湾方案不应仅是两岸如何统一的方案，还应是统一后如何具体治理的方案。香港方案的教训是过度强调统一进程（国家统一），对回归后的治理又过度强调“高度自治”，忽视了统一后的治理及中央对高度自治的监督（国家治理），导致回归以来香港社会以“高度自治”为名排斥中央权力，中央权力在特区落地遇到挑战。虽香港自回归之日起就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但实际上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对香港的治理才真正提上日程。

  台湾与香港情况不同，“两制”台湾方案必然与香港方案不同。台湾方案要有对两岸统一后的具体治理设计。中央对统一后的台湾的治理设计与“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并不矛盾，对统一台湾后治理的设计，是要对台湾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法律等制度，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特点、特征的前提下，确立其与国家整体发展的一致方向；是确立中央对台湾“高度自治”的监督权；是避免台湾“高度自治”重犯香港“高度自治”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的矛盾。

   其次，“两制”台湾方案要有对统一台湾前后体现中央管治权的安排。

   习主席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中，强调同台湾各党派、团体、界别、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及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对话沟通、民主协商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以及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一个中国原则基础在政治权力上的表现之一，就是要体现中央管治权。港英政府时期，英政府为加强对港府施政的监督，专门成立了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常务委员会，负责监察港府推行发展计划的进度；外交及联邦事务国务大臣通常就常务委员会关注的事情，致函总督查询。这一委员会的设立，加强了英国“中央政府”与港府的沟通，起到实施监督和提供咨询与建议的双重效果。近年来中央加强对港的全面管治权的政治逻辑，实际上正是中央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纠偏，重新确立中央在“一国两制”中的权力、职能、角色和地位的过程。

   “两制”台湾方案应汲取香港教训，除了主权，两岸民主协商对中央对台湾的管治权的体现，也要有全面沟通和协商。可先在两岸关系研究学界酝酿民主协商框架和机制，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安排，推进两岸政治谈判提供具体化的思想、思路。可考虑成立“海峡两岸推进国家统一咨询委员会”，吸纳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参与，设计各种弹性方案，既为“两制”台湾方案提供智力支持，又体现中央对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第三，“两制”台湾方案要有对台湾社会矛盾长时段演变的预估。

  习主席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中向台湾社会传递中共中央的承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台湾社会复杂、民意多变，各种政治力量都有可能影响民意。从香港的教训来看，“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缺少对香港社会矛盾长时段演变的预估。“一国两制”香港方案没有充分预计到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导致即便香港回归已20余年，但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仍面临众多挑战。“一国两制”在港实践20多年来，香港既面临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如贫富分化、房屋土地问题等，也出现“港独”和“自决”等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激进思潮和行为等问题。

  需有对台湾民意的回应机制

   对台湾社会矛盾的长时段预估，还应包括对民意变化的掌握。在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期间以及过渡期，英国方面及港英政府都利用民意施压作为谈判策略，造成中央与香港民意之间的矛盾，让港人对内地、对中央产生牴触，以争取谈判筹码。因此，要有对台湾民意的回应机制，要理性分析台湾社会涉及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的各种公投、民调，预估、前瞻台湾社会的演变，对台湾社会存在的问题、矛盾，统一前后可能挑战中央权力的问题进行沙盘推演，提供多元预案，做到备预不虞。

  第四，“两制”台湾方案要有对两岸融合发展遇到的制度冲突的应对。

  香港回归以来，两地融合历程经历了从“香港提出，中央（内地）支持”到“中央（内地）推动，香港配合”的转变、转向。从未来两地融合趋势、范畴来看，中央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香港社会仍存在不少抗拒、抵制融合的力量。 “两制”中的制度差异成为融合发展的政策障碍，因此，融合中的法律、文化、政治冲突不可避免，融合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近年来在两岸融合发展方面，中央“以我为主”，以经济吸纳政治；台方对此“以控为主”，以政治冲撞经济。两相比较，中央占据着主导权与主动权。

  因此，中央对台政策不仅要做好统一前两岸的融合发展，进一步丰富融合发展的政策路径，打破政策瓶颈，以具体、可落实的项目为支撑，让两岸民众都对融合发展有感，增强两岸民众对中央涉台政策的认识，提升台湾民众对大陆涉台善意的认可；而且要对统一后两岸融合发展可能出现的制度冲突、挑战，进行长时段的沙盘推演，提供备选解决方案，降低两岸融合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冲击“两制”台湾方案的落地、实施。

文献来源：《明报》观点版，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