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美国欲邀日本参与波斯湾“护航联盟”的消息不绝于耳。7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前往日本洽谈此事，具体细节虽未向外界透露，但博尔顿赴日其行为本身就已表达了态度。

   当前，日本官方对参与“护航联盟”采取模糊策略。一方面发出了否定参与的信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3日表示，“日本的态度没有改变，不会考虑派自卫队参与美国提议组建的海湾地区‘护航联盟’”。

   另一方面也未把话说死，留下了日后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如日本官房副长官野上浩太郎在7月1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围绕伊朗局势，日美间保持着紧密联系”。日本首相安倍在7月22日的自民党总部记者会上表示“具体将如何应对，必须详细询问美方的想法”。

   由是可见，日本竭力想在该问题上保持灵活性，待时局变化，方便应对。目前“态度没有改变”的日本在未来是否会对美国的邀请改变态度呢？

日本内部关于“护航”的分歧

   相较于文官层面的表态“决绝”，日本武官的态度变化更值得关注。

   7月16日，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曾表示“不考虑参加‘护航联盟’”。但在博尔顿访日后，日本自卫队方面的态度已有软化的迹象。7月23日防卫大臣岩屋毅在向记者表示“目前情况并不适合派出自卫队”的同时，也重点提到了“在持续做出外交努力的同时，将视整体局势之变化后，再做出日本的判断。”

   从言之凿凿到暧昧不清，从斩钉截铁地回复不派兵，到暧昧地表示不会马上派出自卫队，究竟是时局的变化，还是美国的压力正在奏效，中间的过程耐人寻味。

   与此同时，在日本民间，在野党与民间舆论早就对是否参与“护航联盟”展开了激烈争论。赞成者大多从美日同盟重要性与护卫商船必要性的角度来推动该案。原日本海上自卫队司令香田洋二的想法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海上自卫队保护日本船只实乃理所应当，自卫队只要专注护卫日本的船只就好了。‘护航联盟’是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及航道安全，并不等于攻击伊朗。”

  而反对者则是从“宪法不允许”；“日伊关系好”；“情况不着急”这三点出发，论述参与“护航联盟”的不合理性。特别是这三个理由还常被反对派拿来充作抨击安倍外交举措失当的武器，更加强了其在日本舆论中的影响力。

   然而，若细究上述三点反对的理由，不免发现明显的时空局限性。

   首先是空间的局限。赞成者赞的是“航道护航”，反对者反的是“打击伊朗”，两者所言地理空间并非一物，双方无合理对话之可能。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时间的局限。反对者的理由都立足于一个前提，即眼下美伊有冲突但稳定，航道有风险但可控。但是，倘若未来地区局势失控，演变至两伊战争时“袭船战”的状态，日本尚能安坐于美国的背后吗？

反对派的三个理由能阻止日本出兵吗？

   为进一步弄清反对派的三点理由是否可以长期存在，笔者先做一个思想性上的“反事实假设”：若未来波斯湾安全局势恶化，美国正式向日本发出派遣自卫队的邀请后，日本政府依旧能用上述三点理由来避免出动自卫队吗？

   第一，关于“宪法不允许”。若是了解日本历次在中东军事行动的历史，则可知“宪法”从来都只是“挡箭牌”，而不是内部的“阻尼板”。很多日本人常引用日本在海湾战争时期，拒绝老布什的要求出兵伊拉克的案例，来彰显“和平宪法”的约束力。然而，当时真正约束日本出兵的原因，是战争结束的太快，而日本内部协调过慢。其次，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因其名字没有出现在科威特报纸的感谢名单之中而深表遗憾，疑惧自身是否被美国及其盟友所抛弃，故紧急向波斯湾派遣自卫队扫雷艇参与战后处理。

   有了海湾战争的教训，日本随即调整体制机制，以应对下一次“紧急事态”的发生。机会很快就来了，2001年、2003年美国向阿富汗与伊拉克动武，日本的反应都极其迅速，深恐重蹈海湾战争的覆辙，故有了《反恐特别措施法》与《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施法》的紧急修订。前者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参与美军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后勤与情报）打开了大门；后者促成了日本陆上自卫队参与美军对伊拉克的战后治安战（当时日本驻地在伊拉克南部城市萨马沃，名义上是参与战后重建工作）。有了上述辅佐美军的经验，日本在2009年又借参与亚丁湾护航的机会，光明正大地向红海派遣海上自卫队，并在吉布提设立了军事基地。

   到了安倍当政时期，2015年又通过了“安保法案”，将10个涉外安保法案合而为一，实质上已经给日本自卫队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松绑了，只是名义上依旧需要“美国要求”的“大义名分”。

   简言之，关于日本官方将“和平宪法”作为自卫队出兵障碍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只要美国正式对日本下达“命令”，日方有得是办法绕开“宪法”，协同美军行事。

   第二，关于“日伊关系好”。这一理由的主要论点都是从日本与伊朗关系的特殊性，以及伊朗对日本的石油安全的意义角度来分析的。但事实上，上述两点皆有落后时代之感。

   首先，从历史上看，日本与伊朗确实有过一段蜜月期。不过，这段特殊的蜜月期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2006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被迫放弃阿扎德甘油田的开发后，日本与伊朗关系的特殊性就开始缺乏内生性动力的保障——大财团的支持（三井财团曾是日本同伊朗合作的主要负责机构，现已撤出）。今年虽是日伊建交90周年，双方皆有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但这场情分已在6月安倍出访伊朗时就用得差不多了，只能等时局再变，此番话术才好再拿出来用。

   其次，从石油供给的角度来看，日本参与“护航联盟”，并不影响日本在中东的石油供应链，日本反而会将之看作是另一层面的利好，其逻辑有四：

（1）伊朗在日本的石油进口的地位，远排在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之后。日本很容易在阿拉伯国家中找到石油进口的替代国。

（2）当前日本与伊朗的贸易总额在美国撕毁《伊核协议》后已下降甚多，伊朗在日本的出口份额中所占比例很少。参与“护航联盟”，对日本在中东的商业利益影响有限，反而日本更加看重同阿拉伯国家的商业关系。

（3）安倍在G20峰会后，已经同沙特、埃及、土耳其的首脑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过看法，对伊朗问题有共识。日本的中东外交的关键在于“平衡”，安倍不会轻易言打，但也不敢得罪阿拉伯国家。

（4）最重要的一点，日本最担心的不是陆上的伊朗，而是海上的波斯湾。然而，伊朗海上力量孱弱，若是美军进驻波斯湾，就等于实质上剥夺了伊朗控制波斯湾的能力。根据日本在两伊战争中的经验，在美军控制下的波斯湾，对于作为美国同盟的日本而言反而更安全。特别是安倍访问伊朗期间，日本油轮还遭受了不明武装袭击，这反而会使日本国内出于安全担忧催生加入美军联合行动的意愿。

   故而，一旦威胁波斯湾航道安全的事态升级，日本并非没有加入“护航联盟”的意愿。

   第三，关于“事情不着急”。从外部局势来看，虽然表面上美伊双方都剑拔弩张，但从特朗普在无人机被击落后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来看，旁观者皆看出特朗普的军事威胁只停留在“口头上”。是故，7月初美欲组建“护航联盟”，在日本方面看来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只要虚以应付即可。

然而，事情却发生了变化。不仅是中东局势愈发严峻，日本内部也因参议院选举而生变。本次日本参议院选举的结果不尽如安倍之意，修宪面临重大阻力，或加强安倍“军事冒险”的冲动。

   众所周知，修宪是本届安倍政府的核心诉求。他的手段依旧是“渐进主义”，不求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而是要将自卫队“明文化”，即将“自卫队”三个字写入宪法。

   当前已经有日本媒体在猜测安倍在修宪面临阻力之时，会不会解散众议院，即已经表明日本社会舆论对安倍内政“冒险”的看法。若结合当前日本国内日益崛起的“军工复合体”的需求，安倍在得到美国正式要求的情况下，或“挟洋自重”，用对外行动来促成既定事实，亦未可知。

   其次，如今自卫队的地位较日本战败后，已有天壤之别。

   这从佐藤正久的经历可见一斑。原自卫队军官佐藤正久是日本自卫队海外“开拓”的“先锋”，1996年和2004年都曾率自卫队执行海外任务，退役后从政，当选参议院，最高职位做到外务副大臣。佐藤之投身政界有违反“文民统制”之嫌（日本在战后为避免重蹈武官主导政治的覆辙，曾规定武官不得从政，奉行以文驭武，故谓“文民统制”）。其经历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代表着自卫队话语权在政界的上升。自卫队内不知有多少军官欲效仿佐藤，故自卫队内部的“冒险主义”倾向，亦在增强。

   最后，是美日贸易问题，通过军事交易来解决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日本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利用军事问题调节经济问题（结构改革）的方法，安倍当时也亲身参与，清楚知之。

美英日三国护航波斯湾并非不可能

   随着伊朗扣押“史丹纳帝国”号油轮事件的持续发酵，中东局势愈发风云诡谲。英军正陆续向波斯湾增派舰艇，或增至两位数。若再加上美国海军在该地区内的1个航母打击群和1个两栖戒备群。美英已形成了打压并控扼波斯湾的态势。若加上日本，则“如虎添翼”。美国要求日本参加“护航联盟”的动力，只会随着时局的恶化程度而不断加大。

   虽然，日本目前还不愿介入美英的军事行动，欲效仿1987年中曾根康弘的应对方案。只是，两伊战争已结束30年，美日同盟，加之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和法律体系，皆已剧变。

   假如今后美伊关系恶化至不可收拾，波斯湾重现两伊战争时期的状态，日本依旧有响应美国号召，突破法理限制而出动自卫队的可能。若真如此发展，美英日三国在波斯湾的“护航联盟”亦会对相关航道的安全形成重压，故日本今后的动向值得持续关注。

文献来源：澎湃新闻，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