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冬今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袭向中国和世界，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并猛烈冲击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在疫情的冲击下，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甚至质的变化，公共卫生、经济科技、政治安全、全球地区等诸领域和地域的体制机制建设走进了新阶段，整个人类社会将在经受严峻考验中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安全议题的变化。在横跨一战和二战的半个世纪里，应对军事和战争的传统安全威胁是当时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议题。20 世纪下半叶开始，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步显现和加重，如60 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工业污染、70 年代兴起的国际恐怖活动、80 年代加剧的气候变暖、90 年代暴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在21 世纪的头10 年，“9·11”事件、印度洋大海啸、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甲型H1N1 流感等流行时疫不断发出严重警示，要求国际社会予以重视和应对。后者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进行了国际合作。但是，美国在此后不久就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安全威胁，先后提出了针对中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直至特朗普政府公开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者和主要对手。近些年来，地缘战略、大国博弈、军备竞赛等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的中心议题，非传统安全议题逐步退居后位。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警钟。这一“超级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警示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时，还需要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国际社会在惨重和沉痛的代价中警醒，终于加强了在抗疫中的共同努力。3 月26 日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是国际社会凝聚共识的重要会议。峰会“坚定承诺建立统一战线应对这一共同威胁”，并致力于“抗击新冠肺炎大流行”“维护世界经济”“应对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干扰”“加强全球合作”等。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加大了国际磋商和协调的力度，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百年一遇的巨大挑战。

国际社会在共同抗疫时的主要困难是疫情的全球性和应对的国家性。一是协调行动的困难。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世界各国的应对很不一致，有的各行其是，有的以邻为壑，而“木桶短板”恰恰是国际抗疫的致命弱点。二是协调机制的困难。在全球范围内，国际社会尚不具备公共卫生的高度权威机制，美国的公开挑战又干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工作。在地区范围内，缺少地区公共卫生机制，即使在欧盟内部也因各自为政而难以协调。一些原来开放的边界重又关闭。三是协调思想的困难。在疫情的生死考验面前，一些国家先前的脉脉温情被抛在一边，各种错误思潮相继抬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单边主义形成叠加势能，不断冲击着国际抗击疫情的有效合作。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国家忙于应付疫情的“硬任务”而无暇顾及思想意识的“软任务”。一旦错误思想形成错误社会思潮，世界各国需要花费无数倍的努力才能应对和消除其恶果。

国际主要力量对比正在加快重组的步伐。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继续催化国际力量对比（即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国际格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在特殊条件下会加速变化，此次疫情无疑是一剂猛烈的催化剂。

第一，国际主要力量加快重新组合。冷战结束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度主导了国际力量对比的总体态势。但在国际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下，国际格局逐步朝着有利于世界主要力量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时至今日，美国已经失去了“单超独霸”的地位，西方发达大国也被迫与发展中大国在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平台上共议世界经济大事。在此次生命攸关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的许多盟国友邦不再听从盟主发号施令。例如，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拒绝了美国对中国的 “污名化”和“甩锅”。又如，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重申国际合作和共同抗击疫情。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同盟体系已经无法应对当前世界的许多挑战，凝聚盟国的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动摇。

第二，国际思想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变化。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一直用其思想理论感召和影响世界各国。一战后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二战后成立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新独立的国家，不断动摇着西方在思想理论界的一统天下。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西方的思想理论霸权又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在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受到全面和紧迫的威胁时，传统的种族宗教差别、贫富贵贱区分、经济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对抗等已经退居次位。现在全世界除少数人（如美国当政者），时疫防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团结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中日韩三国的关系明显改善，欧盟和中国都在投桃报李，连挪威首相也公开请求中国不计前嫌给予支持。人类社会的地球村和共同体意识在新冠肺炎的威胁下得到增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突破有形和无形的阻隔，正在超越西方思想理论而进行全球一家的时代思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相对衰落的进程中，试图指望其思想理论帮助维护自身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但是，这一图谋正在落空。一是西方的影响力风光不再。“历史的终结”已被证明为“历史笑话”，“让美国再次伟大”折射了“美国不再伟大”的现实。特朗普政府的“单干”和“退群”，已现强弩之末的颓势。相反，美国以外的大国（以下称“其他大国”）则主张多边主义和改善全球治理，在全球抗疫的特殊困难时期更应如此。此外，中小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疫情中，更加强调国家间的互相帮助。由此，整个国际社会都在疫情灾难中体现了同舟共济的精神。二是美国寻敌导向的军事同盟和地缘政治支撑的全球战略根本无法应对当代的全球性挑战。这在2001 年的国际恐怖主义攻击、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反复得到了证明。其他大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共识逐渐增多，在打击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粮食和食品安全、抗灾防疫等方面的合作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三是美好生活和生命安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主题。对于世界各国和人民而言，追求的不是大国博弈而是世界和平，希望拥有与时代进步相一致的美好生活和生命安全。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紧紧抓住发展和民生等议题，提出创建美好生活和安全健康人生的战略口号，这些在本次疫情中体现出深远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第三，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接近质变的临界拐点。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在基本和平条件下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变化，即两极格局的兴替以及美国短暂独霸和“一超多强”时期。当前的第三次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主要表现在国际力量相对稳定和基本平衡的轨迹上又迈出了重要步伐。国际格局持续的时间长度在和平时期要超过战争时期，其质变往往需要重大事件的冲击和规则机制的相应演变。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平衡的方向持续发展，至今已呈不可逆转之势。经过更长时间的历史沉淀，我们再“回头看”本次抗疫之战时，或许可以将其视为国际力量对比质变拐点的前夜。这是因为国际力量对比的方向虽然已经难以逆转，但真正的质变还需要更多类似国际合作应对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多轮催化。国际社会对此应有足够的战略视野和战略耐心，不断努力促进质变拐点的早日到来和确保拐点之后的持续发展。

大国战略布局的调整和国际机制的创新。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在国际格局发生质变的前夜，正在进行新的战略布局。第一，此次疫情将会明显提升非传统安全在国际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在国际战略布局中，地域布局往往重于领域布局，这是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历史惯性所造成的。第二，提升公共卫生安全在非传统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很可能形成非传统安全的“4 1”重点，即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 其他问题（如难民潮）。第三，大国间国际战略布局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进行协调、磨合和斗争。当前除美国以外的大国在非传统安全上的共识要远大于传统安全，下一步目标是要在相关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和专项应对的共识基础上，调整战略布局，减少战略摩擦和增加战略协调。

国际格局的变化势必会落实到国际机制的变化和创新。本次疫情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深刻感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性和严峻性，要用国际规则、规范和机制动员和协调世界各国的力量加以应对。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努力化危为机，加快国际体制机制的更新和创新，使后者更好地服务于当前和未来的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

诚然，历史发展从来不会直线前行，总是充满着回流和逆流，所以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机制依然任重道远。仅以21 世纪以来的国际机制建设为例，“9·11”事件后开展的国际反恐合作不但没有落实为新的全球机制，而且还出现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国际金融危机后一度被边缘化的西方七国集团还想卷土重来以主导世界经济事务，二十国集团作为世界经济主要平台的目标也经常受到干扰。在本次抗疫中，美国和某些国家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和改变本性，它们会试图夺回在困难中失去的阵地和权益。但是，大多数国家还是会发扬同舟共济精神和坚持团结合作，并且努力用制度和规范巩固本次疫情中来之不易的进步。从发展的眼光看，国际社会在抗疫中形成的共识和努力总会压倒某些国家的一意孤行，并能转化为相应的国际体制和机制。只要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30 年前和今天的基本立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国际机制方面争取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权益，而且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30 年的前景更加光明。

在国际机制中，元首外交和大众参与是处于两个端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20 世纪初、中期，两次大战的需要和交通通讯的便捷化提升了元首外交的机制性作用，这一机制在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达到了历史高峰。本次疫情正在加速国际交流的机制性变化。作为国际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各国领导人正在开启“虚拟峰会”的新时期。疫情形势下的压缩会议在后疫情时期可能常态化，主场外交将被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此举对于全球事务和治理国际关系的创新意义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另一方面，大众参与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的情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二战结束以后，非政府组织逐渐成为大众参与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平台。此次疫情暴发以来，个体参与又成为一种新的形式。这主要因为疫情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危，世界各国民众超越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平台，直接借助先进又廉价的通讯工具形成了大众参与的巨大力量。由此可见，在元首外交和大众参与的两端都发生重大变化的进程中，相应的机制变化也必将随之而来，并将更多和更大地影响到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

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历史担当。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巨变”的前期，同时又面临百年一遇的大疫，中国和国际社会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任务。中国为此进行了可歌可泣的人民战争和总体战争，有效阻隔和控制了国内疫情的蔓延。中国在疫情初期得到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支援，在初战告捷后又合力回报国际社会，即使对有些曾攻击嘲讽中国的国家也不计前嫌予以人道主义的帮助。中国还从国际合作的高度，强调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作用，应邀派出医疗队同有关国家分享医学医疗的成功经验，竭尽所能地提供物资和经济帮助。中国长期坚持的合作理念在此次疫情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中国的正确义利观也因此增添了新的含义，从而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时代内涵，阐明了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抗疫斗争中，中国需要和国际社会确立更高的战略站位，共同总结应对以抗疫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经验教训，努力解答当代和未来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的主要议题，加强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建设，确立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中国和国际社会不仅要制定相关的原则，还要筹划主攻方向和行动纲领。

总之，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样，就建设新型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而言，中国正处于地理大发现以来最为有利的历史时期，国际社会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基础。在全球合作抗疫的新形势下，中国和国际社会需要更加有力地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不懈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文献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