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当美国及其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在遭受攻击时，日本自卫队可以将其视为对本国的攻击而予以反击。安倍意图通过这一方式，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并进一步实现“重振日本”的政治大国化目标。但行使集体自卫权超出了宪法第九条允许的“自卫所需最低限度”范围，因此除非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否则此举即被视为违宪。而鉴于修宪的门槛较高，使得他认识到无法一蹴而就，只得采取切香肠的方式，改以不断变通妥协争取部分进取的中期渐进和长期稳打的路线。现阶段，其目标是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有条件地行使“限定性集体自卫权”。与此同时，为降低国内外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疑虑，以增强支持，安倍一方面打出了“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以漂白自己，另一方面又刻意抹黑中国，将之渲染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假想敌。可以想见，此举势将进一步导致本已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2014年5月15日，安倍内阁的咨询机构“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恳谈会”（简称“安保法制恳”）在首相安倍晋三的授意下递交了一份关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几种形式和使用范围的报告书，称“集体自卫权通过政府以适当形式阐明新宪法解释后能够行使”，并列举了行使“限定性集体自卫权”的六个条件，即“为确保海上要道安全而进行扫雷”、“在近邻出现突发情况时进行船舶检查、排除对美国舰队的攻击”、“美国受武力攻击时进行支援”、“在发生给国际秩序带来重大影响的武力攻击时加入多国部队”、“针对不理会撤离要求的外国潜水艇加以应对”、“限制武装集团在离岛或海域的非法行为”。[1]以此为基础，安倍推动自公执政联盟通过了一份向国会提交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内阁决议。与此同时，为降低国内外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疑虑，以增强支持，安倍一方面打出了“积极和平主义”（more 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的旗号，以漂白自己，另一方面又刻意抹黑中国，将之渲染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假想敌。可以想见，此举势将进一步导致本已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一、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战略意图
集体自卫权源自《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相关规定，意指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在安理会决定实行“联盟安全保障”（如经安理会授权派遣联合国军）情况下，其他会员国可援引集体自卫权，对发起武力攻击的第三国实施反击的权利。对日本而言，集体自卫权指当美国及其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在遭受攻击时，日本可以将其视为对本国的攻击而予以反击的权利。自安倍再度执政以来，解禁集体自卫权一直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那么安倍为何如此急切地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呢？按他的表述逻辑是，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内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而惟有进一步发挥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提升日本所处的地位才能有效充实日美同盟的内涵，夯实日美同盟的基础，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动建立以美日为主导的亚太国际安全保障同盟体系。唯有如此，才能满足美欧及周边国家希望日本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符的国际影响力的期盼，以进一步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积极贡献力量。[2]
然而，安倍真实的战略意图与表述逻辑恰恰相反，其所谓的让日本进一步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贡献力量不过是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一种降低国内外疑虑、增强支持的话语外宣方式。他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摆脱战后体制”，谋求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其次是为了“重振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化目标。
 “摆脱战后体制”是安倍首度组阁时提出的施政目标，更是自民党结党的理念之一，或者说是自民党的战略目标之一，意在使日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3]所谓“战后体制”通常指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所确立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保障等相关制度约束，核心就是“日美同盟 和平宪法”。由于日美同盟中“美主日从”的结构非对称性，非但使得日本在同盟框架中地位不平等，更导致其在安保、外交等领域因追随美国而缺乏自主性。[4]因此从逻辑上看，日本要摆脱“半独立”地位首当其冲的牵制力量是美国。但实际上，受国力所限日本根本无力向美国“叫板”，中国崛起更使其无意如此。于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发展，就成了日本的基本思路之一。[5]这要求日本应尽量在同盟框架体系内大幅增强自身的“战略自主性”，以强化日美同盟。然而，日本国内一直有声音批判日本外交追随美国，而缺乏自主性。如果这一点不改善的话，日美同盟关系越强化，其国内的反美声音将越强。换言之，日本谋求实现“正常国家化”的目标面临理论上要摆脱日美同盟，现实中要强化日美同盟的逻辑悖论。对此，日本的化解之道是通过两重置换实现的。
首先，通过对日美同盟的结构意涵进行重构的方式，将日美地位的非对称性置换成角色的主次性。在日本的要求下，两国对“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了多次修订，力求将原本是双边层面的安保框架建构成美国领导的战后国际安保秩序的重要一环。此举从结构上将原来双边层面中的“美主日从”关系置换为世界范围内的“盟主”与“盟友”的“美主日辅”关系。虽然日美间主次角色依旧，但从“美主日从”到“美主日辅”的转化突显的却是日美关系从“依附型”到“合谋型”的转换。这样，日本用角色的主次性模糊了地位的非对称性，从而大大淡化了其在日美同盟框架中的不平等性。
其次，将“摆脱战后体制”的对象从摆脱日美同盟置换成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通过对日美同盟的结构意涵重构，使得其在日美同盟框架中的不平等性被大大淡化的同时，还刻意凸显了日美责任的非均衡性问题，即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中仍旧主要扮演“搭便车”角色，不能进一步发挥在同盟框架中的战略作用，积极履行作为“盟友”对同盟的应尽义务。
此外，美国的对日政策在一定范围内逐步满足日本提出的日美对等的政治要求同时，也越来越倾向于要求日本在同盟框架内分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出后，美认为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既是该战略的支柱之一，又是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础，而鉴于日本强大的综合国力，格外需要其发挥“次轴心”的战略支点作用，积极承担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由此可见，现阶段日美的基本共识是日本应更加积极地在同盟框架中贡献力量，履行应对共同风险的义务，而这主要指日本需要解禁集体自卫权。
 “摆脱战后体制”从政治理念上而言是谋求日本的“正常国家化”，从国家定位上而言则是意图改变日本长期以来“经济大国 政治小国”的国际形象。那么实现“正常国家化”后，日本应该成为怎样的国家呢？安倍的答案是“恢复‘强大日本’”，力图使日本突破经济大国的单一特征，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干预力，成为具有综合外交能力的全球性政治大国。尤其在亚太地区，安倍表示日本将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努力扮演好“次轴心”的战略支点的角色，并期盼在安全领域与美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
为此，安倍早在再度组阁时旗帜鲜明地喊出了“重振日本”的口号，并保证说日本绝不做二流国家，而要重新强大起来，强大到足以作出更多的贡献来让世界变得更好。具体而言，日本必须在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及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建章立制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如日本就认为TPP不仅有助于协同美国创立新的高标准贸易规则，更利于自身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争夺主导权），继续扮演好国际公共产品（如保障公海航行和飞行自由等）的维护者角色，努力提升在以美国为首韩澳等国参与的同盟框架中的地位。进一步地，他在2014年的新年致辞中又强调说：“恢复‘强大日本’的战斗已经开始，到2020年日本将全面恢复自己的地位。……届时（日本）将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超出以往的巨大贡献，而我确信只有‘积极和平主义’才是我国应该承担的‘21世纪的招牌任务’。”[6]
安倍的发言其实是对美国要求日本在同盟框架内分担更多的责任的正面回应，因此对他而言恢复“强大日本”的前提就是行使集体自卫权。而惟有在这一前提顺利实现的情况下，日本才能提升在日美同盟框架中的地位，并在建构平等的日美关系同时，始能以日美共同主导的方式进一步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最终实现“重振日本”的大国目标。[7]对此，美国也予以积极鼓励。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就首度明确表示美国欢迎日本对解禁集体自卫权进行相关事项的讨论，并强调美日同盟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将共同为营造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发挥主导性作用。[8]
综上所述，对安倍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战略意图不仅仅停留于强化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中的地位，构建日美对等关系。进一步地，他意图借此强调其终极目标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以突出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在提升日本在同盟框架中所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将日美同盟定位为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国际公共产品，且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以日美共同主导的形式出现，借以突显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这样，安倍在“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同时，就能进一步发挥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彰显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
二、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路径依赖
解禁集体自卫权承载着安倍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和“重振日本”这一大国化目标的战略意图。然而诚如“解禁”的字面含义所显示的那样，现阶段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是被禁止的。战后历届内阁都认为，行使集体自卫权超出了宪法第九条允许的“自卫所需最低限度”范围，因此除非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否则此举即被视为违宪。加之《日本国宪法》由美国起草的历史背景也导致很多日本人内心烙上了它是战胜者强迫日本接受的屈辱印记，因而修宪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含着由日本人重新制定日本宪法的“独立”意涵。[9]换言之，惟有通过修宪，日本才能从法律的顶层设计层面突破军事禁区，堂堂正正地“摆脱战后体制”，行使集体自卫权。用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的话说是：“‘摆脱战后体制’到底是什么？极端地讲，就是只要现行宪法还在的话，日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权独立国家。当然现行宪法中属于独立国家性质的东西必须要维护，改变的是对军事方面的某些规定和非常事态条款。”[10]
然而，日本修宪的门槛相当高：第一步需要国会众参两院2/3以上的议员赞同，然后还需在全民公投中获得半数以上选民同意方可通过。对安倍而言，一方面，自公联盟虽然在国会占据优势，但在参议院并未达到2/3议席；另一方面，联盟中的公明党对修宪问题一直立场谨慎，即使安倍可以通过联合倾向修宪的石原慎太郎、桥下彻等在野党势力在国会强推修宪，但却有遭致自公联盟倾覆的政治风险，更遑论现阶段半数以上的日本民众并不赞同修宪。因此，其门槛之高，耗时之久使得安倍认识到无法一蹴而就，只好采取切香肠的方式，改以不断变通妥协争取部分进取的中期渐进和长期稳打的路线。
首先，安倍吸取首次短期执政的教训，大力推销自己的经济政策，以为长期执政奠定基础。他深知通过修宪来解禁集体自卫权困难重重，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只得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而该方针顺利推进的充分条件就是安倍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日本经济在历经了“迷失的二十年”之后，如何有效地推动经济的稳速增长是民众最殷切期盼的。为此，安倍提出了以大胆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及经济增长战略为“三支利箭”的“安倍经济学”，意图借此使日本经济步入新一轮增长轨道，为实现长期执政打下基础。[11]从自公联盟在2013年7月的参议院改选中获得胜利这一结果来看，安倍通过推销“安倍经济学”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取得了成功。但诚如副首相麻生太郎所指出的那样，“安倍首相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经济。……一旦有了充分的权力和威信，他会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其所钟爱的兴趣点，如修宪等。”[12]因此，当参议院改选获胜后，安倍立即将关注点移作他处，即使在2014年第二季度日本GDP同比下降7.1%后，也未能促使他将施政重点重新聚焦于经济议题。
其次，安倍为减小阻力，刻意放低身姿，将目标设定为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有条件地行使“限定性集体自卫权”。与修宪的高门槛相比，修改宪法解释要求内阁提出相关决议后，获得国会众参两院过半数以上议席同意后即可。因此，安倍内阁普遍认为这是现阶段“比较务实、合理”的路径选择。与此同时，为了明确行使“限定性集体自卫权”的具体内容和实施范围，并向民众进行通俗易懂的解释，安倍特意重组了“安保法制恳”，责成其作为内阁的咨询机构，负责就上述问题进行研讨，并提交报告。
2013年10月16日，“安保法制恳”先提交了一份关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等五个现有宪法解释存在障碍的案例的报告，包括海上航线扫雷、应对外国潜艇进入日本领海等。此举意在通过强调现有情况下的利益损失方式，消除民众的不安和误解，让民众了解到即使修改宪法解释，自卫队的实际活动也只是停留于这一层次而已，以求得他们对于修改宪法解释的理解。如报告书就海上航线扫雷的案例指出，对于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而言，一旦海上航线遭到水雷封锁，就会对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造成致命影响。根据目前的宪法解释，战争期间的扫雷属于战斗行为，因此不被允许。显然，如果不修改宪法解释，日本将无法应对这种情况。在此基础上，“安保法制恳”又于2014年5月向安倍递交了列举行使“限定性集体自卫权”六个条件等内容的报告书。之后，在安倍的竭力推动和软硬兼施下，原本对解禁集体自卫权持谨慎态度的公明党立场迅速软化，只是在对“安保法制恳”报告书的部分内容及相应措辞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后，便与自民党达成共识，同意向国会提交一份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内阁决议。9月3日，安倍改组内阁，为解禁集体自卫权制定配套法案，专门新设“安保法制大臣”一职，并任命防卫大臣江渡聪德兼任该职。
最后，安倍为降低国内外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疑虑，以增强支持，一方面打出了“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以漂白自己，另一方面又刻意抹黑中国，将之渲染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假想敌。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战后安全政策的巨大转变，是与《日本国宪法》所倡导的和平主义精神和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尽管美国表态欢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但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者和周边的国家仍对安倍此举满怀疑虑。为此，安倍出于漂白自身的需要，不遗余力地利用国内外各种场合推销“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
 “积极和平主义”的理论源头产生于1990年代初期，其概念最早则出现于2004年，意指日本要从战后一直以来仅是“热爱和平”、“支持和平”的“消极和平主义”国家转变成积极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缔造和平”力量。安倍重新组阁后又将之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理念，并以之为指导方针与行动目标制定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安倍认为从纵向维度看，“积极和平主义”相对传统的和平主义体现了理念传承性，而从横向维度看又展现出与时俱进性的一面。对于前者，他解释说“积极和平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指出：“战后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和平主义发展道路，贯彻专守防卫、不做威胁别国安全的军事大国及无核三原则等基本方针。我国从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同时与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保持合作，积极参与其维护世界和平的各项活动。国际社会对于我国坚持走和平主义发展道路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尊重。”因此，“作为战后我国一直坚持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发生改变”。[13]
至于后者，安倍首先反复强调现阶段随着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技术的革新，新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导致国际安全形势尤其是日本周边的安全形势已今非昔比，更使得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仅凭自身的力量来维护本国的和平与稳定。接着，他批评说，传统的消极和平主义者孤芳自赏的“一国和平主义”早已无法独善其身，而既然“一国和平主义”连日本的和平都无法维持，更遑论对地区及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了。安倍认为日本要确保自身的和平，前提条件是要在地区及世界的安全环境建构中主动发挥作用，且维持和平不能仅停留于口头宣誓，而应付诸实际行动。这就要求，一旦国际社会出现破坏和平的力量时，国际社会应该结成安全保障联盟，共同发挥“锁”（锁住破坏和平）的功能，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及航海自由等等。不言而喻的是，“锁”的中心就是日美同盟，日本决不能成为这一锁链中的薄弱环节[14],而应基于国际协调的立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积极地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积极贡献，“这就是新时代的日本应该高举的旗帜——‘积极和平主义’”。[15]
进一步地，安倍认为要将“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落到实处，强化日美同盟是根本，以此为基础再建立以日美主导的国际安全保障同盟，而为了便于日本在其中发挥进一步的积极作用，必须要行使集体自卫权，但这是现行宪法所不容许的，因此就有必要进行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通过这样的话语建构，“积极和平主义”很轻易地成为了安倍意图用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的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一种降低国内外疑虑、增强支持的漂白工具。
鉴于半数以上的日本民众对解禁集体自卫权持反对或谨慎态度，安倍认为有必要制造一种紧张气氛，让民众认为日本的国家安全正遭受外部威胁。据此，他将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为牵强附会为“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挑衅行为”，以为其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深文周纳，并进一步将中国抹黑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假想敌。[16]
一言以蔽之，安倍在推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过程中，在借“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漂白自己的同时便是对中国的抹黑，且两者自始便构成了互为表里的整体，共同为实现他的战略意图而服务。
三、解禁集体自卫权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众所周知，现阶段中日关系已跌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谷底。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安倍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全面挑战中方底线，使得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集中爆发。实际上，对于改善中日关系，中方早就呼吁说：“日方应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钓鱼岛、历史等敏感问题，寻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17]但安倍非但无视中方的善意，反而罔顾事实地反复强调所谓的“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三段论：“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双方并不存在领土争议，也不存在就搁置和维持现状达成共识的事实。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他又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开历史的倒车，悍然前往参拜。进一步地，他还反过来还振振有词地批判中国说，“不应总是将所有问题泛政治化，更不应为达到政治目的，动辄以经济为要挟手段”。[18]
对此，人们不禁会联想到2006年安倍首度执政时，为改善中日关系，曾适时地对小泉的对华政策加以调整，并与中方共同确认了“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的重要性。然而同样是安倍内阁，又同样面对中日关系的僵局，现阶段安倍的所作所为却与前次大相径庭。其背景固然与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及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等因素息息相关[19]，但最主要的还是由安倍刻意在战略层面将中国视为日本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这一定位所决定。更有甚者，他还点名将日本周边的战略环境恶化归罪于中国对日本的“挑衅”，并进一步将中日两国的竞争关系假想成东亚地区的霸权争夺战。对安倍而言，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刻意挑战中方底线，目的就是要使该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持续敏感化，以激怒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对应措施，进而有利于他抹黑中国，并将之作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正当理由。
然而，面对中日两国在经济、人文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已到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客观事实，安倍也难以承受使双边关系彻底破局的后果。显然，现阶段中日关系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日本在安保领域对华的战略疑虑日益增强，却又亟需推进在经贸等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作为应对，安倍奉行的是“政经分离”政策，即日本不从两国关系整体发展的大局出发去解决双边关系中的一些结构性、敏感性问题，在不正视甚至视其为防范、遏制中国砝码的同时，还一厢情愿地希望中方能顺从日本的意图，只在经贸等领域深化双边合作与相互依存。正如他在《迈向新的国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日中经贸关系紧密，‘剪不断，理还乱’，双方必须有共识，不使这种关系破裂。所谓战略互惠关系，指的正是这一点。”[20]
显然，若任凭日本将单方面认为的最佳选项完全付诸实施的话，势必严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因此中国对于“政经分离”的基本立场向来都是坚持“政经不分离”。因此，安倍为使“政经分离”的政策得到贯彻，早已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对冲手段，意图通过“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迫使中国就范，坐到符合日本战略部署的谈判桌前。
首先，安倍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对冲手段的战略支点，意图借势增强日美军事合作，并拉美入局牵制中国。早在2013年2月22日，安倍与奥巴马会谈时已强调，随着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日益严峻，增加防卫支出、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研究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措施有利于强化日美同盟，而为了提高日美安保体制的行动力，有必要进一步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同年10月，日美在“2 2”会谈中承诺要将双边关系“成为一个比较平衡和有效的同盟中的全面合作伙伴，以使两国可以在同盟框架中共同和巧妙地应对21世纪的区域性挑战和全球性挑战。办法是投资发展尖端能力，提高相互操作性，实现部队结构现代化，改变同盟的角色和任务，以应对当代和未来的安全现实。”到了12月，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公布后，日美两国已决定将解禁集体自卫权一事写入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并拟于2014年底完成合作指针的再次修订事宜。修订的核心是日美为强化应对钓鱼岛问题和朝核问题的对策并制定具体措施，计划建立自卫队与美军的全方位合作机制，如加强在西南诸岛方面的警戒监视行动，推进日美基地和设施的共同使用与共同筹划应对突发事件，尤其是自卫队参与美军的反潜作战或导弹防御支持等行动。而出于监视中朝两国的相关动向，对强化日美合作及职责分担发挥支撑作用和统一自卫队与美军的行动步伐等目的，继接受日本航空自卫队联络官常驻美空军参谋部后，美又决定邀请海上自卫队联络官常驻海军作战部。此外，美军还在日本部署了先进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F-22战斗机和V-22“鱼鹰”飞机，并决定向日出售42架F-35战机和52辆美海军陆战队所使用的AAV-7两栖战车等。[21]
此外，自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以来，日本一直要求美国充当其“后盾”，表态支持日本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安倍不只在访美时强调，日本的基本战略是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基础共同应对中国，在2014年度的《外交蓝皮书》（概要）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国“不顾东海、南海等既存的国际法秩序，显示着有意基于单方面主张、基于力量试图改变现状的措施。……日本的土地、海洋、领空和人民生命都面临种种威胁”。对此，“日本决心巩固同美国的联盟，使之成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基轴，加强必不可少的威慑”。[22]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在访问东南亚时还向各国转达了强化日美同盟，并以此为基础深化各方合作的大政方针，以便将日美同盟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外交连为一体。
其次，安倍以积极拉拢东盟、澳、印等周边国家为对冲手段的战略依托，意图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姿态，强化对华的外交压力。安倍二度执政后，十分重视对中国周边国家推进柔性外交，其范围北起俄罗斯，东至澳大利亚，南到东盟，西南至印度，并提出囊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夏威夷在内的“安全保障钻石包围圈”构想，以在牵制中国方面强化合作。为此，安倍在2014年7月8日访问澳大利亚时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将有利于日美澳三国在“把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洋和天空建设成为开放、自由之地”这一问题上深化合作。对此，澳总理阿博特不但明言支持安倍的解释，还表示“相信日本能够为国际和平作出更大贡献”。[23]无独有偶，9月1日到访东京的印度总理莫迪也在首脑会谈中明确支持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并同意将两国关系升格至“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准同盟”地位，以便于在“海洋秩序的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上强化合作。[24]
此外，他尤为重视东盟在构筑“日本 1”对华包围格局中的作用，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数度访问东南亚，范围涵盖东盟十国，其频率与力度为战后日本与东盟关系中所仅见。2014年5月30日，安倍还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演讲指出，日本是在法治基础上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的新管理者，将支持所有决定与中国对抗的国家，为此将向东盟相关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及军事支持。如日本将通过ODA、武器装备合作、自卫队指导培训等各种“菜单”组合，“无缝支援”东盟相关国家提高“保卫海洋”的能力，包括向菲律宾、印尼、越南的海警提供或准备提供巡逻船，培训东盟国家的海上执法机构官员，并准备向其出口巡逻、监视、救援、运输、扫雷等“防卫装备”。[25]显然，安倍这种将东海、南海问题联动，把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争端统一包装成“中国海洋霸权”，加强与中国周边各国的合作作为外交支柱之一，以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遏华的战略意图已然清晰可见。
最后，安倍以在国际上积极制造舆论为对冲手段的战略外延，意图将两国关系恶化的肇因归咎于中国，并将之诋毁为区域安全的威胁者。安倍为制造舆论支持，特意在内阁官房设立了“领土主权对策企划协调室”，旨在向国内外宣示日本对一系列领土问题主张的正当性，谋求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与理解。实际上，早在他上任伊始便向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呼吁与日本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因中国崛起导致东亚安全保障环境更为严峻的变化。而美参议院于2013年7月29日通过谴责中国在钓鱼岛等海域进行“恐吓行为”的决议，也是安倍向美游说的结果2014年1月，他又利用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机会，不但辩称自己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反战行为，还趁机将中国类比为一战前夕的德国，并指责中国是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的源头，而强调要与美国等国一起抑制“（中国）无休止的军备扩张”。[26]到了3月下旬的海牙G7紧急会议上，安倍点名批评中国说“在东海和南海反复进行挑衅，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并力促在G7布鲁塞尔峰会首脑宣言中以不点名的方式对中国的主权主张和海洋活动表示关切，指出：“与会国对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表示深刻担忧和严重关切，并反对任何人通过威吓、威慑和武力单方面改变领土主权或海洋权益的企图。”[27]他甚至倒果为因，在国际上刻意渲染所谓的“中国军机异常接近事件”。
概言之，安倍为了顺利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刻意抹黑中国，这直接导致其在战略层面上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者，并进一步将中国在东海的维权行动视为对日本的“挑衅”。因此，安倍很难改变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全面挑战中方底线的既定立场。此外，为了推进在经贸等领域的相互依存，他决意对华实施“政经分离”的政策，将综合性的战略互惠关系降格为策略性的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只强调双方应就推进经济合作展开对话。而为实现上述目的，安倍意图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积极拉拢周边国家等对冲手段，迫使中国就范。可以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谷底，且僵局延宕至今的症结正在于此。
四、结 语
    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本质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并进一步实现“重振日本”的政治大国化目标。但行使集体自卫权超出了宪法第九条允许的“自卫所需最低限度”范围，因此除非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否则此举即被视为违宪。而鉴于修宪的门槛较高，使得他认识到无法一蹴而就，只得采取切香肠的方式，改以不断变通妥协争取部分进取的中期渐进和长期稳打的路线。现阶段，其目标是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有条件地行使“限定性集体自卫权”。与此同时，为降低国内外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疑虑，以增强支持，安倍一方面打出了“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以漂白自己，另一方面又刻意抹黑中国，将之渲染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假想敌。可以想见，此举势将进一步导致本已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对此，中国在揭露安倍言行的虚伪性和危险性同时，亟需战略定力和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积极灵活地运用“两手对两手”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此外，中国也应联合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上爱好、支持和平的各界人士，共同致力于对和平主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护。

文献来源：《东北亚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