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国家战略，同时也是欧亚非三大洲各国的共同发展战略，它不仅植根于古代先民基于勇气与智慧共同创造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而且也适应了当代各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共同需要，更是包容性塑造外交的伟大实践。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矛盾、分歧，但是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以聚焦共同发展的方式为各国认识这些矛盾、分歧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通过倡导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的包容性塑造理念，为管控、弥合、化解这些矛盾、分歧提供了新的途径。立足新的时代背景，中国与欧亚非三大洲的相关国家有能力在古代先民创造的古代丝绸之路基础上，以平等、均衡化的原则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践，同时促进沿线地区的一体化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也需要我们具有包容性塑造的目标自信、理念自信。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同年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些倡议正式列入决议，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国家战略。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并非只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欧亚非三大洲越来越多国家对此倡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纷纷提出相关建议和方案，这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已超越中国的国家战略，成为更多沿带、沿路国家的国家战略，甚至成为欧亚非三大洲的共同发展战略也是可能的。这种可能的实现将成为当代世界和平发展新的切入点和增长点，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这样的趋向为我们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需要研究这种趋向的动力是什么？促使这种趋向形成合力的理念是什么？中国的作用是什么？研究这些问题与研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具有相辅相成的意义，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一、凝结欧亚非的历史记忆，承载欧亚非的和平发展梦想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统称为古代丝绸之路，这不仅是中国先民走出来的，而且是欧亚非三大洲先民共同走出来的。古代丝绸之路建设的壮举与风采不仅在当代中国人中，而且在欧亚非的民众中都凝结着历史记忆。“丝绸之路”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①] 然而欧亚非的先民将通往中国之路与“丝”、“丝织品”联系在一起却是早已有之。据称在公元前10世纪，中国的丝织品就已到达古埃及。古希腊人对欧亚大陆的东方生产丝与丝织品的国家也早有耳闻，并以“赛里斯”（seres）称呼中国，用“赛里斯人”称呼中国人似乎与“丝”的译音相契合。[②] 对丝织品、瓷器及其他产品的好感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试图开拓通往中国之路，犹如唐朝高僧玄奘因对佛教的敬仰造就了赴印度取经的壮举。欧亚非三大洲先民各自对对方的向往、好感以及互利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在数千年前，人们不得不利用双脚或借助畜力去跨越崇山峻岭、草原大漠的阻隔，也不得不依靠风帆搏击浩瀚海洋上的惊涛骇浪，实现互联互通的艰难可想而知，然而古代丝绸之路仍然在艰难中联通数千年。
欧亚非三大洲先民走出数千年传承的古代丝绸之路，学者黄仁伟认为是以相互发现对方为主要特征的人类历史第一次地理大发现为标志。[③] 正是地理大发现增进了相互了解、互赏互鉴，使相互联系、交往不断增多，贸易、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漫漫的古代丝绸之路互联互通为欧亚非古代先民建构了广袤无垠的生活圈，既有商人的往来，又有民族的迁徙；既有改善生活品质的追求，又有躲避灾难的需要；既有物质的互通有无，又有文明、文化的沟通交融；为各自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多样的机会。
近代发生的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导致欧洲少数列强对非洲、亚洲的殖民与掠夺。而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尽管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但是在陆上与海上仍然不断拓展与延续，总体上对欧亚非三大洲的先民是有益的。古代犹太人在摩西带领下走出埃及、越过红海来到西亚，在“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古犹太国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后，其中一个支族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在开封定居，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形成了“七姓八大家”的社会群体，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成为犹太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奇迹。公元610年，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来到麦加传教，他曾说“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既肯定中国的文化价值，又鼓励双方相互交流。穆圣的后裔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既成就事业，又繁衍生息，成为世界最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祖先。[④]
中国汉朝使者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唐朝高僧玄奘到“西天”取经，郑和奉明朝皇帝之命在28年内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多次远航至非洲东岸……诸如此类的往来至今都给所到达的国家留下美好的回忆，值得当代人珍惜。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惠及欧亚非三大洲先民，而且至今依然是相关国家民心相通的桥梁，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楷模，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明灯。
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古代丝绸之路源远流长，延续数千年，传承的是坚韧不拔的毅力、互赏互鉴的态度，并在优势互补的交往联系中提升各国人民的福祉的精神。这种亲和力和精神在相关国家民众的历史记忆中历久弥新，是当代共建“一带一路”的民心基础、动力源泉，这也成为相关国家追求共同梦想的历史依据。这种亲和力和精神表明“一带一路”是沿带、沿路各国共同的发展战略，而且随着经济发展项目逐渐完工，经济开发区逐步建成，新兴城市集群快速兴起，新兴经济走廊不断形成，……由此带来的互联互通、经济一体化发展，不仅为发达国家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将带动新兴经济体实现群体性崛起。
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的亲和力与精神，共建当代“一带一路”是欧亚非各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向、维护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需要。
首先，共建“一带一路”反映了当代欧亚非各国推动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强烈愿望。我们正处在要和平而不要战争、要合作而不要互斗、要稳定而不要动乱、要富强而不要贫弱的和平发展时代。不仅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和平发展，同样发达国家也要提振经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福祉、提升内部的稳定性等。古代丝绸之路给了欧亚非三大洲相遇的机会，共建“一带一路”又使三大洲获得了合作的契机。因此这不仅是复兴与重振古代丝绸之路的伟大工程，而且将为世界提供和平与稳定之锚，为增进人民福祉提供机会之窗，也为各国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准备了条件。
其次，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创造了相互发现并再发现自己的机会。这可以用黄仁伟所说的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地理大发现来表述。[⑤] 古希腊人在见到中国人之前，地理学家克泰西亚斯（Ctesias）在公元前397年所著的《旅行者》的著作中这样描述中国人：“男高十二骨尺（中指之端至肘为一骨尺），寿逾二百岁”，[⑥] 犹如今人对外空人的想象。尽管今人对地球上同胞的描述已不需要这类想象，但是对对方的发现乃至自我发现依然存在着极大的空间。
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是一种共生关系，人是在共生关系的相互发现中发现自己的；如果不善于发现他者与自身的真实关系，很难发现自己的存在。受到传统国际政治、地缘政治观念以及历史与现实矛盾和分歧的束缚，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以及对自我的认知往往是不完整、有偏差的，由此导致合作的潜能往往被忽视。而这些潜能或潜力的挖掘可能为相关国家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为应对上述问题提供新的视角。认识的转变需要从新的视角来思考，共建“一带一路”对欧亚非各国都具有内生性，植根于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从古代丝绸之路到共建“一带一路”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古代丝绸之路因给相关国家相互发现并发现自己带来了繁荣，那么共建“一带一路”同样将带来新的辉煌。路是走出来的，新的辉煌就在脚下，因此需要我们高瞻远瞩、迈开脚步。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为欧亚非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建构战略主动地位提供了新的契机。从“大航海时代”开启的经济全球化以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兴衰相依”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共同发展、共担风险的要求也愈加强烈。这不仅需要研究如何实现共生、共同发展，而且需要思考如何建构相互合作抵御风险的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既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建立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重要战略依托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超级大国或许是经济全球化风险的策源地，但是由于其资源与实力的体量较大，因此客观上自身可以建立应对风险的战略依托。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并波及欧洲，而美国却岿然不动。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目前来看美国比其他国家更早走上复苏道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使欧洲获得了类似的体量，但是抗御风险的能力却与美国相差甚远，表明其体量还不够大、不够强。
因此对众多欧亚非国家而言，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要善于共同建构足够大、足够强的战略依托。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众多人在一起可以走得远。当然这里的战略依托不是传统国际政治概念，也不针对谁、攻击谁，而主要是促进相关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需要有战略依托，发达国家也同样需要，日本经济发展经历的波折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日本曾为建构自己与东亚国家经济关系的“雁行模式”而骄傲，但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依然失之于未能使东亚国家成为其经济稳定发展的战略依托。尽管日本曾经提出建立“心心相印”关系的说法，但这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事实上一直秉承使东亚国家落后自己十年的理念，因此无法建立抵御风险的战略依托。上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使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表明“脱亚入欧”不能使日本获得战略依托，跟随美国也不能使日本获得真正的战略依托。经济问题必须依靠经济办法来解决，没有经济领域的战略依托，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再复兴是没有希望的。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都是当代世界的客观事实，各国相互依赖、利益交融同样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如何合作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是各国的共同需求，就此而言，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了确立战略主动地位的新契机。

二、将是21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再复兴工程

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问题，主要是指“官路”，即使在当代讨论也涉及各种因素。太仓浏河港与上海港在历史上都在现江苏省内，明朝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都是从该地起航。上海宝山也因当年曾建造烽火台“宝山”、为郑和船队导航而得名。这说明当今的上海港在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至于“民路”的起点与终点更为多样，古代丝绸之路途径欧亚非各地，许多城市或地区都是连接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是因为各地都有加强经济交往联系的内在动力，也有展示自身魅力与优势的内生需求。在这种内生动力与需求的驱使下，使得古代丝绸之路在欧亚非三大洲纵横交错、相互联结，而且延续数千年。
当代的“‘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走廊，包括亚太、欧洲、非洲等多个经济圈”，[⑦] 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动力之一，同样也将是沿线国家共同努力、循序渐进实现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何处为起点、何地为终点、何处联何地接，将由沿线国家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需要作出选择。将沿线所有经济圈互联互通起来，实现经济一体化。当然，“一带一路”建设即使用100年时间来完成也不为过，与用数千年时间走出的古代丝绸之路相比，100年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当代“一带一路”建设，各国有自己的原则构想，即使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对此有自己的抱负，这是很正常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客观上可以视为欧亚非三大洲人民实现共同梦想的过程。互联互通的价值最终都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体现。因此这项历史性工程的进展如何，将在根本上取决于沿线国家在此过程中相互认知的深化与合作。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根本特征是：一方面是各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是各国利益、权力的相互交融发展，这两者相辅相成。各国独立自主发展为利益、权力的相互交融提供新的基础；而各国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共生关系中，才能促进利益、权力的相互交融，而且共同发展过程的共生关系也方能更稳、更好、更快地得以建立。一个国家的战略地位、价值、作用是在与他者的共生关系中体现的，也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实现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国家之间在共生关系中实现对立统一，这就使各国都面临如何摆脱传统国际政治、地缘政治观念束缚的问题，从而再发现、再认识自己的挑战。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是对上述问题的现实回应，为人类以发展的视角来认识并应对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矛盾，而且一些矛盾与冲突由来已久，尽管人们一直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始终不得其解。类似情况在欧洲也发生过。在欧洲历史上，国家之间存在许多“百年世仇”，由此使无数财富毁于战火、无数人死于战争，可谓山河破碎、尸骨成堆。但是“煤钢联营”却为欧洲人提供了超越“百年世仇”，思考欧洲共生关系的新空间。在此基础上，“百年世仇”似乎成了“一览众山小”，由此欧洲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同样，“一带一路”战略也为人们提供了类似欧洲联盟发展的新空间，推动沿线国家共生关系的发展。但是，国家之间共生关系的建立仍然依靠充分开发各方潜能，并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根据沿线国家的不同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逐步推动，这与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具有相似性。
实践中，共建“一带一路”显然离不开资金与技术，也离不开对共生关系的科学认识。而目前的国际环境对于“一带一路”共生关系的建设并不完全有利，尤其在西方舆论环境中，一是不断炒作沿线国家间的矛盾、分歧；二是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夸大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矛盾与分歧。显然，这不利于“一带一路”的建设。这种舆论氛围明显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初欧洲“煤钢联营”计划提出时的状况。1950年初，当“舒曼计划”提出“把整个法德煤钢生产置于一个联合总部的领导之下”时，面对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分歧也非常突出，诸如传统对抗和冲突的恩怨、现实利益的对立、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立场差异、大小国家的不同权益等，这些矛盾和分歧使“舒曼计划”的实践面临严峻的挑战。此外，由于美国对欧洲联合的支持并非出于单纯的经济目的，而是有着很强的政治目的，因此欧洲国家对美国不得不保持警惕，同时，英国对“与美国不平等感到苦恼”[⑧] 拒绝参与该计划。
但是，总体而言，欧洲国家对“舒曼计划”的争论不集中在矛盾，而是探讨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促使欧洲六国率先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显然，如果囿于相互间的矛盾与分歧，欧盟不可能取得现在的发展成果。目前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同样需要营造良好的氛围，探讨战略实施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不应囿于矛盾与分歧，否则将会阻碍战略的有效实施。
共建“一带一路”，首先要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这是推进战略实施的重要前提条件。对于中国而言尤其是学术界，需要自觉为战略的实施提供新的发展理念，明确战略的必要性、重要性，同时提供合理的“包容性塑造思维”，聚焦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倡导“一带一路”的公平正义理念，以消除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疑虑，并切实推进战略与沿线国家的有效对接，为建设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战略奠定基础。

三、包容性塑造外交理念有助于增进发展的安全性，具有现实合理性

随着“大航海时代”而开启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国家利益的溢出效应不断扩大，主权国家的利益日益超越国界而在全球范围内延伸，由此带来的各种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结构性，不得不改变相互孤立的状态，而要考虑如何处理单个国家的发展与全球整体发展的关系。因此在实践中要逐渐规划、设计较为合理的秩序、原则、规则，包括如何保障国家之间的有序竞争，以便为相关各方设定共生关系的底线，从而推动国际法、国际制度、国际机制的发展。
如果说欧洲历史上的“三十年战争”迫使欧洲相关国家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接受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共生关系的底线，以便寻求和平共处且为相互利益交融提供空间，那么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迫使人们为共生关系设定越来越多的底线，以适应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需要。这既促进了国家之间利益的相互渗透、融合，也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发展进程，又为广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空间，也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⑨] 的建设。
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欧亚非三大洲各国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而且也为各国共同利用新的战略机遇期创造了机会。积极倡导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的包容性塑造理念。上述三位一体的理念不是中国独创的，而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全球化是包容性塑造外交的时代背景。包容性塑造外交理念既尊重所有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权，又强调各国的独立自主发展是在利益、权力相互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的过程中实现的，即在共生关系中得到实现的。
在此过程中，利益共同体是相关国家利益、权力共生关系的结构体系。利益共同体概念同时要求合作的开放性，各类区域性组织、机制之间也应相互包容、互联互通，努力扩大共同利益，从而在提升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过程中，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毫无疑问，在利益共同体中，各自的利益、权力都需要得到保障，因而需要相关各方权责共担，同时遵循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机制来规范，包括警务、军事合作规范，从而推动责任共同体的建设。
事实上，责任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的伴生体，是相关国家保障利益、权力共生关系结构体系的制度、机制规范体系，而且它是建立在一系列底线原则的基础上，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协商民主原则、公平正义原则、“搁置争议”原则等。因此责任共同体是以责任合理性原则、责任底线原则、责任规范性原则为基础，以便维护利益共同体的安全性。总体而言，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理念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征的现实反映、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指南。
尽管“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之间确实存在大量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与分歧，但是这些矛盾和分歧并非不可调和，需要通过建设责任共同体来加以应对，包括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处理相关问题，维护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如果说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具有客观性，那么建构责任共同体就显得十分必要且重要。尽管各国家之间的利益有所差别，相互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但共同利益或互补利益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个体利益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任何个体利益均具有双重属性，即与他者个体利益的矛盾性与同一性、自主性与共生性。如果说其中的自主性、矛盾性带来与他者的矛盾与分歧，那么其中的同一性、共生性则要求发现与他者个体利益之间的共同利益或互补利益，承认与他者合作、协作的必要性，也因此需要建立在某种底线上的责任共同体来管控、弥合、化解相关矛盾和分歧，为各自拓展个体利益开辟空间、带来实惠。
按照上述理论，各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认识、发现自己，归根到底要求在认识、发现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分歧的基础上，寻求有效的应对途径，建构具有规范性的相互责任制度和机制。就此而言，共建“一带一路”首要的问题是避免使沿线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影响合作的前景，要用塑造性思维寻求构建责任共同体，以此来管控、弥合、化解矛盾与分歧。在该问题上，尽管面临经济优先抑或政治优先的选择，但是发展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硬道理，所以以责任共同体为指导来建构经济与政治的统一性是最佳的选择。如果说欧亚非三大洲先民共同创造的古代丝绸之路是勇气与智慧的体现，主要是对高山峻岭、荒漠草原乃至惊涛骇浪等自然条件和物理障碍的克服，那么当代人共建“一带一路”同样需要以高度的勇气与智慧来塑造责任共同体，以便管控与化解相互间的矛盾与分歧，提高利益共同体的安全性，塑造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环境，为建立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的条件。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的理念源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国家之间在安全、发展方面的合作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伙伴关系的内容。具体而言，国家之间在诸如经济、贸易、金融、投资、公共服务、环境卫生、社会领域的相互联系也是对伙伴关系内涵的丰富与拓展。伙伴关系也强调兴衰相伴、命运与共。根据《辞海》的解释，“伙伴”是由“火伴”延伸而来，是指同吃一锅饭。伙伴关系既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同时也是外在形式。
此外，伙伴关系也强调国家之间关系的平等与均衡化。第一，平等就是要相互尊重对方的发展利益与权利，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更不能损害对方的利益和权利为代价而谋求自身利益。另外，在伙伴关系的建设中，也面临利益优先还是道义优先的困惑，这需要建立责任共同体来维持两者之间的统一性，既不能为了道义而舍弃合理的利益，也不能为了利益而舍弃道义，要实现二者的平衡，需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第二，发展的均衡性，是指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要使相关各方都能从自身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财富增长机会，因此需要我们为落后国家、不发达国家提供适度的帮助，包括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经验方面的支持等。只有其他国家发展了，才能为我们自身的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只有在共同发展、共同增长的过程中，才能赋予伙伴关系实际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政治经济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因而加剧了全球性危机爆发的风险，因此需要以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建设来实现同舟共济、权责共担，从而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该战略将为欧亚非三大洲的有关国家实现多侧面、多层次的广泛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共同增长提供机会，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当代需要，因而具有很强的战略前瞻性。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的国家战略，适应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融入欧亚非三大洲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选择。但是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建设又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事业和战略，也是欧亚非三大洲各国的共同事业、共同的发展战略，因此不仅需要共商、共建，而且需要各国共同出力，形成合力，因为这符合各国的现实发展与长远利益。此外，在共商、共建的过程中，也要共同分享由此带来的利益，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战略价值以及实现对国际体系的战略再塑造。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包容性塑造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近睦远交的战略思想，更有中国对国家利益与长远发展的考虑，同时也符合欧亚非三大洲各国的国家利益与战略发展需要。中国包容性塑造外交倡导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的理念，该理念将中国与欧亚非各国的国家利益与长远发展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辩证地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从而使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光明的前景。古代先民有勇气和智慧走出丝绸之路，那么当代欧亚非三大洲各国同样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为共建“一带一路”开辟光明的发展前景，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具备的目标自信与理念自信。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