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上海的中外人士在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支持，使这个东方大都市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战场。中国人民、上海人民积极参与、支持全球范围的反法西斯斗争，而且以实际行动救助来到上海的各方难民。同时，中国人民、上海人民在艰难困苦之中特别是在全民抗日战争中，也得到了在沪、在华外国友人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研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活动及其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不仅在国际关系史和二战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观察当前国际形势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在部分人和国家妄图否定、篡改历史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所具有的正视历史、开辟未来的重要现实意义就更显突出。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有常住外籍人士10多万人，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涌入又使这一数字直线上升。上海的中外人士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支持，使这个东方大都市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要战场。本文通过考察五个方面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对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加以回顾和研究，并从中总结出一些宝贵启示，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一、声援、支持抗日斗争中的中国人民

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的外籍友人立即掀起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不但发表声明谈话，而且纷纷捐钱捐物，更积极救助中国难民。
在救助难民方面，最突出的是震旦大学法籍教授饶家驹（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神父，他建立的难民收容所和安全区救助了数十万中国难民。同时，在沪外国友人捐献大量钱物，还为中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持，如旅沪韩国侨民各团体组织了救护队支援中国抗日部队，其中上海韩人青年同盟组织的救护队，还奔赴前线救护与日寇血战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受伤官兵。韩国侨民团也积极募款，数日之内即募得千余元，购买了医用棉花、纱布、碘酒及其他救护用品数十箱，送往前线。旅沪韩侨爱国妇女会也积极从事反日援华工作，在街头演出革命剧，鼓舞民众的抗日情绪，并在马路上张贴反日标语。[①] 许多上海犹太商人，如阿夫拉莫（A. J. Aframuo）、斯皮尔曼（M. Speelman）、亚伯拉罕夫人（R. D. Abraham）等积极向中国红十字会和国际救济委员会捐款。[②] 中法工商银行经理慨捐法币1 000元，指定500元救济难民，500元救济伤兵。[③]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德国侨民也投入了捐助热潮。1937年8月26日，德国旅沪侨商总会主席就将上海全体德商捐助之法币17 510元捐赠给上海难民救济机构。[④]
在无数积极宣传、支持中国抗日斗争的国际友人中，这里主要介绍三位。波兰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Hans Shippe）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曾任北伐军国际宣传部负责人，此后一直在上海为报刊撰稿。抗战全面爆发后，希伯致电自己的密友、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先生，痛陈反共摩擦必须制止，主张民主团结，共同抗日。[⑤] 他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1938年秋，他到皖南新四军驻地采访，此后撰写了大量宣传新四军的文章并在国外发表。[⑥]
奥地利记者魏璐诗（Ruth F. Weiss）于1933年抵达上海，随即写了几篇谴责日本侵略的报道，遭到日方抗议。此后，她积极协助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行抗日宣传。在“一二·九”运动中，她采访和报道上海学界为抗日救国向南京政府的请愿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魏璐诗帮助友人创办英文报纸，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介绍给中国读者，并协助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做工作。在欧洲，魏璐诗的父母和千百万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惨遭迫害。出于对法西斯的愤恨和对中国的热爱，她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⑦]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国际主义战士，2009年4月，在上海宋庆龄陵园隆重举行了魏璐诗墓碑揭幕仪式。[⑧]
加拿大友人莫里斯·科恩（Morris A. Cohen）曾任孙中山先生的副官，后成为中国军队的将军，以“双枪科恩”著称，长期居住上海。抗战爆发后，他奔走于中国和世界各地，在中国军队拓展对外联络和采购武器装备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1944年6月，他呼吁道：“中国的抗战已进入了第八个年头，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一场举世瞩目的战争。但是，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她还需要加强空军力量和重型武器装备。”[⑨] 他为支持中国抗战作出的重要贡献永载史册。
除了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上海的中外人士也积极支持世界其他地方的反法西斯斗争。在上海，中外人士多次联合发起、组织抗议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支持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声援埃塞俄比亚人民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侵略、支持朝鲜人民抗日独立运动、声援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等集会和示威。上海犹太人和部分外侨还冲击了纳粹分子在上海举行的庆祝“胜利”活动，发起了抵制“德国制造”商品的运动。这些无疑也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极大鼓舞和支持。

二、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令人感动的是，不少在沪外国人还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中国人民并肩奋战，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旅沪朝鲜爱国志士十分愤慨，决心与中国军民一起迎头痛击日本侵略者。4月29日，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亲自指挥下，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将炸弹装进水壶混进了戒备森严的虹口公园。当日本侵沪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日本在沪军政要员登上检阅台时，尹奉吉将装有炸弹的水壶奋力扔向检阅台，随着一声巨响，白川大将等日本30余人当场被炸伤。此事使上海人心振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尹奉吉被捕后壮烈就义。今日，在虹口公园建有纪念尹奉吉烈士的“梅亭”。
1941年10月，前文提到的希伯到山东根据地考察，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中共代表、八路军代表、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代表在欢迎宴会上致辞，对希伯深入抗日第一线的英勇精神及帮助中国抗日的正义行动深致敬意，并号召全省军民以实际工作与反“扫荡”的胜利来回应国际友人的愿望。11月30日，希伯在山东沂南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倒下时手中还紧握钢枪。中国人民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碑文上铭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⑩]
奥地利犹太医生雅各布·罗生特（Jacob Rosenfeld）是社会民主党员，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被投入集中营，后几经周折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经营一家诊所。1941年3月，罗生特经地下交通线来到苏北盐城，加入了新四军，担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称：“在苏北，参加新四军的国际友人，罗生特大夫还是第一个”[11]。在新四军中，他除了医治抢救了许多抗日军民外，还为部队培养了大批医护人员，被誉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1943年4月，为诊治罗荣桓严重的肾病，罗生特转赴山东担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抗战胜利后，他又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成为我军中担任最高医务职务的外国人。1949年，罗生特去奥地利、以色列探亲，于1952年病逝。现在，访问以色列的中国人都要去特拉维夫附近的罗生特墓献花。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中心公园，建立了罗生特纪念碑。在中国山东，建立了罗生特国际和平医院。
另一位奥地利犹太医生理查德·傅莱（Richard Frey），早在儿童时期就加入了维也纳革命少儿组织。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奥地利共产党人和犹太人遭到残酷迫害，成批逃往国外。傅莱也不得不告别父母，于1939年1月15日来到上海。同年3月，傅莱北上，与晋察冀根据地取得了联系。1941年秋，在八路军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他经北平到达晋察冀军区的中心地区。聂荣臻司令员对他表示热烈欢迎，亲切地为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傅莱”，并安排他在白求恩卫生学校担任教员。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傅莱始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战斗。1944年，他与战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生产粗制青霉素的实验室，解决了部分药品短缺问题，为此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12]
在旅沪俄国侨民中，许多人加入中国军队助战。“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白俄将军莫洛契科夫斯基（Moloqikofsky）等人驾驶装甲车上阵参战，后又掩护中国军队撤退，为中国抗战作出重要贡献。还有一些旅沪俄侨直接参加了国民党空军，驾驶飞机与日寇作战，有的为了抗击日寇捐躯沙场。还有原无国籍的白俄300余人后来均加入中国国籍，与苏联侨民一起为中国作战，其中大都也来自上海。[13]
据外刊报道，至1937年年底，外国人士在中国从戎者共有451人，其中美国152人，法国124人，苏联115人，英国55人，其他国籍5人。这451名外侨中，飞行员居9/10，年龄在21岁至39岁不等，大都来自上海。[14]

三、战斗在反法西斯秘密战线上

最值得称颂的是一批长期帮助中国和盟国做反法西斯地下工作的外籍人士，他们在敌伪统治的恶劣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战斗在秘密战线上，为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著名的苏联英雄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领导秘密情报工作，他的情报小组中有德、英、美、日、中、俄等各国人士，如史沫特莱、张文秋、陈翰笙、刘思慕等。周恩来曾亲自会见佐尔格，并调派一批中共党员参加佐尔格的情报工作。[15] 佐尔格情报组为苏联和中共获取了大量日本高层及军方的机密情报，包括日本进攻中国的计划和部署、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等，为打击德日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佐尔格情报组的一个重要成员是苏联侦察员路得·厄休拉（Rude Ursula），代号“索妮娅”。作为情报组的联络员，厄休拉在家中与中外隐蔽战线上的人物进行了无数次的联络、接头和交谈，佐尔格的备用电台就在她家，许多中国左翼人士在此躲过了追捕。由于厄休拉在情报战线屡建奇功，后来两次获得红旗勋章。情报组另一个重要成员是日本共产党员尾崎秀实，曾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特派员，是中国问题专家，进而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他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日军统帅部的许多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作战部署、日本和汪精卫勾结情况以至军用作战地图等情报，尾崎通过在上海的中西功将情报发往延安。中西功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佐尔格小组和潘汉年情报系统工作，最大的贡献是准确预报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毛泽东对这些“国际同志”的贡献作了极高评价，周恩来称他们为“国宝”。
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注的问题。尾崎秀实在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的情报后，通过佐尔格及时告知莫斯科，使斯大林决心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去莫斯科前线，在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正是为了获取这一重要情报，佐尔格的真实身份暴露，与尾崎秀实等人一起被捕，于1944年11月英勇就义。1964年，苏联政府正式授予佐尔格“苏联英雄”称号。厄休拉曾应邓小平邀请，随民主德国老战士代表团在20世纪80年代重访中国，在其去世前不久还荣获普京总统颁发的勋章。尾崎秀实、中西功等人的英雄事迹也逐渐为世人所知。2014年11月，在东京、上海等地都举行了纪念佐尔格、尾崎秀实等烈士就义70周年的活动。
旅沪犹太人的反法西斯地下组织也十分活跃。他们与印度巡捕合作，帮助被捕美国飞行员从提篮桥监狱脱逃到中国军队后方；他们与瑞士驻沪领馆合作，将工部局的康奈尔·S. 富兰克林（Cornell S. Franklin）法官救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旅沪犹太社团女活动家朱迪丝·哈什（Judith Hasser），她在上海沦陷后长期为重庆国民党方面做抗日情报的传递工作，曾多次被汪伪警方和日本宪兵队传讯，但均因日伪当局找不到她“通敌”的证据而获释。[16] 在日本当局建立的虹口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内，犹太人的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也十分活跃，曾出现过反法西斯地下刊物和传播盟军获胜消息的油印传单。弗兰克·塞莱格（Frank Theyleg）是上海犹太难民中的一位工程师，当日本当局要他帮助指导生产手榴弹和其他军火时，他便与中国工人密切配合，设法使生产的手榴弹无法爆炸，以这种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17]
上海犹太难民中的左翼人士还组织了一个地下反纳粹小组，其骨干有瓦尔特·舒列克（Walter Czollek）和岗特·诺贝尔（Gunter Nobel）等。据该小组核心人物岗特·诺贝尔介绍，他们大约有20—30人，具有强烈的反纳粹立场，但并没有与德国的反纳粹地下组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直接联系，只是定期聚会，在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并交流信息。[18] 不过，诺贝尔说，该小组的某些成员自己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关系。如该小组的核心人物汉斯·柯尼希（Hans Koenig）为苏联塔斯社工作，后来曾任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该小组的创建人就是上文提到的汉斯·希伯，上文提到的罗生特也曾是小组成员。1988年，应邓小平邀请，民主德国老同志代表团重访中国，厄休拉、岗特·诺贝尔和夫人都是代表团成员。
1941年12月后，日本与英美开战，但根据《日苏中立条约》继续与苏联保持非战关系，一些持有苏联护照的俄侨便利用其合法地位为苏联和其他盟国做情报工作，为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贡献。前面提到的莫洛契科夫斯基将军1941年后移居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559号D，为中国某重要机关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1941年10月26日晨，日本宪兵队侦查到其在法租界内的秘密电台，随即突袭其寓所，莫洛契科夫斯基将军开枪自杀，年仅45岁。[19]
另外，一些并非共产党员的德国、日本官员也参与了反法西斯斗争。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贡（Shibata Mitsugi）在得知纳粹德国梅辛格上校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屠杀上海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计划后，立即通知了上海犹太领导人，使他们有时间采取应对措施。他被逮捕并遭严刑拷打，后来被押送回日本。[20] 德国驻上海的海军谍报军官路易斯·西夫金（Louis Hifkin）上校暗中进行反希特勒活动，将日德合谋迫害犹太人的计划通报上海犹太社团，还将日本当局在犹太人中收买的奸细名单告诉地下组织。[21] 战后，他因此受到赞扬和表彰。

四、载入《日内瓦公约》的“饶家驹安全区”

著名法籍天主教神父、震旦大学教授饶家驹在抗战初期的上海难民救助工作中作出了载入史册的重要贡献。
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日军对上海持续进行狂轰滥炸，并由海陆各方向对上海大举进攻，随即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日军尚不敢侵犯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据记载，仅8月13日一天，就有“6万难民涌入租界”。[22] 至8月底，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国难民“达到70万人左右”。[23] 面对骤然出现的汹涌难民潮，收容和救助难民工作成为大上海的当务之急，社会各界迅速动员起来，开展了各种救援活动，形成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和上海国际救济会三大难民救济体系。
上海国际救济会（International Refugee Committee）由饶家驹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宋汉章于1937年8月13日共同发起建立，饶家驹亲自负责救济组工作。[24] 该会成立后，即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震旦大学校园内建立三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6 000余人。9月7日，又设立第四难民收容所和第五难民收容所，前者收容杨树浦一带的难民，后者收容大场、江湾、南翔、真如等处难民。后又在钱庄会馆设了第六难民收容所。[25] 然而租界内毕竟地域狭小，容不下太多难民，大批难民在租界外处境困难。
到1937年秋，中国军队即将撤离上海，饶家驹神父预料难民问题将更趋严峻，遂提出在租界外的南市设立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和难民收容所的设想，并为此四处奔走。饶家驹作为处在交战状态的中日双方的调停人，以多重临时身份分别与上海市长俞鸿钧、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商定了一些非正式的“协议”，同意在南市设立一个供非战斗人员居住的区域，在战争时期保持该区域的非军事化。由于各方在该区域性质和主权等问题上争执不下，饶家驹以高超的斡旋技巧提出了一个用自己名字命名的特定区域“饶家驹区”（La Zone Jacquinot，也称“饶家驹安全区”），终于获得各方认可。1937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安全区的建议，日军当局表示同意。[26] 于是，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市政府和日军当局于11月5日达成协议，成立由饶家驹为主席的机构，负责此事，从11月9日中午12时开始实行。这样，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饶家驹区”在上海诞生了。
此后，上海各救济团体在“饶家驹安全区”内各自设立了难民收容所，各同乡会也设立了众多难民收容所。11月8日，就有5 000难民进入南市各难民收容所。南市难民区的设立解决了租界内无法容纳大量难民这一问题，使上海的难民收容工作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至11月中旬，南市“已安置难民十几万人”。[27] 据专家估计，南市安全区即“饶家驹安全区”总共收容约30万难民。[28]
“饶家驹区”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而且要保护战区的平民。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正是根据“饶家驹安全区”的模式，并通过饶家驹神父与日方进行联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此后，在抗战期间的武汉、杭州、广州、福州等地，“饶家驹安全区”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复制，特别是1938年武汉沦陷前，饶家驹神父又创建了汉口难民区，再次救助了4万中国难民。
自1937年11月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卡拉姆（L. P. Calame）多次参观南市难民区。经他提议，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主要动因就是上海“饶家驹安全区”的成功实践。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公约草案》。1949年，63国代表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及附件，第四公约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其中第15条附件的评注写道：“第15条是一定数量的实际经验积累的结果……1937年中日战争期间，一个中立区也在上海建立起来……它被称为饶家驹区，是为了纪念成立这个区的人。”[29] 1977年，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签订，以补充和澄清1949年文件。其中再次提及“饶家驹区”案例。[30] 今日，在乌克兰、伊拉克、也门等国家，所有平民保护行动的国际法依据均源于此。
2014年，在上海召开了纪念饶家驹国际研讨会。据悉，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上海将在原南市地区建立饶家驹纪念牌。

五、救助犹太难民：上海历史上的难忘篇章

从1933年到1941年，特别是从1938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总人数达3万，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 000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31]
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纳粹的反犹暴行，并积极救助避难来沪的犹太难民。早在1933年5月，纳粹德国掀起反犹恶浪之时，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派代表团前往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代表团以宋庆龄为首，团员包括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中外知名人士。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是人类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征象”。[32]
“八一三”事变后，许多上海市民自身也沦为难民，不得不在难民所中栖身。但即使在这种困境下，他们仍然克服种种困难，给予犹太难民无私的接纳和真诚的帮助。在犹太难民聚居的虹口地区，上海市民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帮助犹太难民寻找工作，为犹太难民提供生活上的各种帮助，如临时照顾犹太儿童、借给犹太难民一些生活用具、安排犹太儿童同中国儿童一起学习等。在犹太难民医院建立之前，中国医院还收治了许多犹太难民。中国教会和上海救援或慈善团体，如上海难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等也都捐房捐款帮助犹太难民。1939年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刊文指出：“虽然我们在上海尚有十多万难民的生活不易维持，但我们只要能力能办到，总可以尽力帮助犹太难民……我们应站在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上，一致对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敌人。”[33] 1939年2月17日，鉴于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越来越多，安置越来越困难，时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孙科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更多无家可归的欧洲犹太难民。[34] 由于战火蔓延、经费缺乏等原因，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全面实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德国的反犹政策影响下，上海的日本占领当局开始对欧洲犹太难民进行限制和迫害。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虹口设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迫使犹太难民迁入隔离区。此后，犹太难民们经历了他们居留上海期间最困难的两年半。在此期间，上海人民和犹太难民在虹口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友谊。犹太难民莉莉·芬克尔斯坦（Lilli Finkelstein）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发现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我们的困境牟利。”[35] 战时与犹太难民一起居住在虹口的王发良老人回忆道：“那时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日本人迫害中国人，我们与犹太难民同处患难之中，大家在一起友好相处，互相帮助”。[36] 犹太难民威廉·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认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37] 1945年7月，美国飞机误炸虹口区犹太难民居住区，造成31名犹太难民死亡，250名难民受伤，周围的中国居民虽同样伤亡惨重，但仍奋不顾身地冲入火海，抢救出许多犹太难民。
1994年，上海市政府在虹口区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碑，后又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馆。以色列历任总统和总理、德国总统和总理、奥地利总统、美国第一夫人等各国贵宾均专程到此，以缅怀那段历史，并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谢意。

结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第一，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早在1932年初就开始了抗日斗争，直到1945年9月，历时近14年。在这艰苦和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和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始终与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密切结合，使上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战场。
第二，中国人民、上海人民的全民抗战，得到了在沪、在华外国人士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同时中国人民、上海人民也大力支持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斗争，而且以实际行动救助来到上海的各方难民。这种互相援助充分体现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第三，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而言，上海的中外居民千差万别，如外侨中一些人（特别是欧美国家侨民中的上层人物）是靠不平等的特权起家的，另一些人（如部分白俄代表人物）曾经是坚决反苏反共的。然而，当全人类面临法西斯的威胁时，上海中外居民中的大多数人，即使是上述两类人都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坚决抗击德、日法西斯一边，为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事。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超越意识形态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伟大凝聚力和重要意义。审视今日世界，在应对恐怖主义、气候问题、食品安全等诸多全球性挑战方面，也形成了这样的超越意识形态、包容性强的“统一战线”。
第四，研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上海的活动及其取得的巨大成果，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国际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横行，新纳粹、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再次泛滥，“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有人公然否认法西斯犯下的历史罪行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这使这个问题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愈发突出。同时，这个问题因其特有的内涵又在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我们纪念那段历史，就是要弘扬人类历史上友好互助、抗邪扶正的正义业绩，传承人类文化中的真善美价值观，以构建和谐、包容、美好的世界。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